凯南不见胡适之_风闻

来源：公众号“胡适评论”

George F. Kennan，1904-2005

先请大家看看“知中者”乔治·凯南的几段话：

      就算现有的政治敌对态势能得到克服，我还是看不出美国与中国更为密切的关系能有什么益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发展我们与蒋还是共的关系都不大热心。

      这种观点并不反映出对中国人的不尊重。恰恰相反，我以前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他们可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中最聪明的。促使我这样看的原因是我从中国国际关系史的解读中了解到的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政治策略传统。

      在我看来，有三件事情是相当清楚的。其一，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极为排外且傲慢。他们对外国人及其世界的态度，因为基于中国是“中央之国”观念与外国人即野蛮人的看法，本质上就敌视其他民族，这种态度不能为令人满意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基础，除非是最为疏远的那种关系

      其二，很明显，尽管中国人平常的外在行为具有高度文明的性质，但当他们认为自己被人冒犯时，他们就会非常无情。他们的许多品质令人钦佩——他们的勤奋、他们的商业诚实、他们的实际精明和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缺乏西方—基督教心态的两个属性：同情的能力和原罪感。我很愿意承认，这两种品质都是西方人性格中的弱点，而不是力量的来源。中国人，大概是由于缺乏这两种品质而更加可怕。这足以成为一个理由，让我们对他们抱有健康的，甚或戒慎的，尊重。但这不是把他们理想化的理由，也不是寻求与他们有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的理由。

      第三，（这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的问题上）我观察到，或者说我认为我观察到了，虽然中国人经常愿意做出不成文的实际安排，而且往往是一些只要适合他们的目的就可以随意重新修改的安排，但他们从不准备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他们偶尔会在压力下同意让你在实践中做某些事情，但前提是允许他们坚持认为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权利这样做。因此，他们在理论上总是正确的，而你则总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傲慢，这种傲慢对于他们形成与任何外部势力的真正良好关系都极为不利。

      最后，我沮丧地注意到中国人几十年来成功地腐蚀大部分与他们有任何关系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居住了较长时间的美国人——的技巧和成就。我并不是要暗示这种腐败总是，甚至通常是经济上的腐败。它远比这更隐蔽。中国人非常善于把外国游客和居民甚至是外国外交官变成人质，然后以巧妙与无情的绝妙组合，以勒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榨取好处，无论中国人决定这些外国人是走是留。中国人利用了革命前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处境，更不用说在蒋政权在这个国家成功建立一个暴力政治集团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把我们所有人都当作傻瓜耍了一千百次。而我们，因为我们的感情用事，因为我们笨拙的善意，我们对贸易或他们皈依宗教的渴望，因为我们在政治上的天真，因为我们的漫不经心以至于我们可以轻易地被那些在背后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能干仆人所奉承并误导，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读了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前半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史，我发现自己对中国革命表示欢迎，因为它产生了将西方人驱逐出中国的效果。一个多世纪了，我满意地想到，中国人现在第一次没有美国人做人质了。他们现在既不能通过腐败来愚弄我们，也不能通过虐待那些轻率地将自己置于其权力之下的美国人来对我们施压。

这些话都出自凯南的回忆录：

这一册回忆录中另有一段，更能体现凯南的见识：

      这两个政权在我看来都一无足取，其中一个政权 [蒋政权] 在我国玩弄阴谋的卑鄙程度与其在自己国家不遑多让，而另一个政权则致力于针对我们的敌对计划，其野蛮和傲慢程度不逊于我们曾经面对的任何势力。我认为与蒋政权的联系既致命又可耻，我认为应该立即切断，如果需要的话，应该以一场真正的国内政治大摊牌为代价。之后，我们美国人与中国的关系越少越好。我们既不需要贪恋任何一个中国政权的好意，也不需要害怕任何一个中国政权的敌意。中国并非东方强权，我们美国人也有一些主观上的弱点，使我们不具备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能力。我从未发现任何理由首先将福尔摩沙归还中国，等到中国陷入内战，我们也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义务这样做；我在1949年建议我们重申盟军总司令（即麦克阿瑟的总部）对该岛的主权，并在作出更令人满意的安排之前持有该岛。

然后就可以进入正题：凯南不见胡适之。

我在胡适档案中发现，胡适1949年到美国曾主动找老朋友Bruce C. Hopper搭线，想要拜会凯南，但被凯南手下的工作人员以日程太紧为由回绝（胡适纪念馆档案检索号HS-US01-002-029）：

November 29, 1949

Dear Professor Hooper:

     Inasmuch as Mr. Keenan ha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out of the office this week, I am replying to your letter of November 24, 1949, In which you suggest that he see Dr. Hu Shih, who will be in Washington on December 8.

     From a knowledge of Mr. Kennan’s present working schedule and from a study of his calendar, I know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him to see Dr. Hu Shih on December 8, And very difficult for him to see him at any time between now and the end of the year. I am therefore passing your note alone to miss the Walton W. Butterworth,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and suggest that you get in touch with him as the person with whom Dr. Hu Shih could most probably talk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Sincerely yours

Henry H. Schwartz

Executive secretary

Policy planning Staff

     这位工作人员居然还将介绍信转给国务院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番操作恐怕是凯南授意的。

     当时胡适应该早已读到凯南著名的“长电报”，他们对苏修的认识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一开始对凯南用很牵强的理由回绝胡适感到有些奇怪。但现在我猜想这是因为凯南对中国两个政权都抱有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的主张，而胡适早被人打上国民政府在美院外游说团成员的标签，不管是否准确。

     没有约到凯南，胡适12月8日的日记留下的内容是这样的：

     下午到美京，晚上8:30在Washington D.C. 的「东西学会」讲“The Fight for Freedom in China History”，今夜住Hotel 2400。

Washington.

     应该有很多人会庆幸凯南的另一条不逊于“长电报”的国策没有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