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被拘606天、美国撕破底线、英国封锁华为……中国人，该醒醒了！_风闻

回顾历史，中国在研究设计、生产芯片的路上，已经走过近70年。

70年的时间，经历辉煌、没落、崛起，这颗幼小的中国“芯”，一直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打压下，顽强生长。

这是一段浩荡且心酸的历史，其中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工程师的心血，甚至包括生命。

今天的文章，致敬每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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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振聋发聩的视频，必看！

美国的动作越来越多。

从2018年4月的中兴事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已有两年多。疫情爆发后美方更是变本加厉。

美国不仅在香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针对中国留学生、科研机构、高新科技公司员工，美国也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制裁措施。

2019年，中兴之外，美国又将魔爪伸向华为。

今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全面制裁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

近日，美国政府又决定将于2020年8月13日起，禁止美政府从任何使用华为、中兴等5家中国公司产品的企业购买产品或服务。

紧随美国其后，英国也开始了对华为的封锁。据相关消息，当地时间7月14日，英国首相宣布，今年底开始英国将停止采购华为5G设备，到2027年英国将停止使用所有华为5G设备。

多方制裁，看似将华为逼入绝境。

中兴创始人侯为贵 （左）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右）

2020年7月21日，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7月25日，我国外交人员离开后，美国执法部门破门进入休斯顿总领馆。

美国已经毫无底线。

而截至7月29日，距离华为首席财务官、任正非女儿孟晚舟被非法拘禁，已经足足过去606天。

从2018年寒冬到2020年盛夏，直到今天，她还没有回家。

2020年7月24日上午，加拿大法院公开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阶段庭审的证据材料。

公开证据表明，所谓孟晚舟案，完全是美国炮制的政治案件。

可以肯定地说，孟晚舟是清白的。

孟晚舟

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局：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将越来越严重。

从前，人们爱说科学无国界。如今，科学不仅有国界，商业、技术、资源同样有国籍。

太多中国科学家被国外势力限制，太多中国公司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

华为、中兴芯片被制裁背后，一家叫做“中芯国际”的芯片生产企业，开始走入人们视线。

作为中国最顶级的芯片生产厂，它仅仅用时29天便登陆A股，募集资金高达535亿。

这是资本用真金白银对中国芯片最好的鼓励。  

而回顾中芯国际的历史，它与美国对抗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映衬出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过去这些年走过的路，以及未来要走的路。

1995年12月11日，时任中国电子工业部部长的胡启立正准备前往三峡大坝考察，突然接到从国务院打来的紧急电话。

电话那头通知他，当时的领导人刚刚参观完韩国三星集团集成电路生产线，发出了“触目惊心”的四字感慨。

第二天，总理会议上随即敲定一笔100亿的投资：建设一条8英寸晶圆、从0.5微米工艺技术起步的集成电路生产线。

在当时，这是中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一个国家项目，胡启立在回忆里中写到当时的想法：

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再失败，电子工业部无法向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交代。

胡启立

芯片是半导体元器件的统称。将大规模集成电路浓缩在一块半导体晶圆上，实现数据运算、存储功能，这就是芯片。

它是电子设备最重要的器件，不仅应用在电脑、手机上，同时高铁、飞机等一系列自动化机器，都需要芯片。

没有芯片，字节不会跳动，网络不会链接，雷达、通信都变得“眼瞎耳聋”，机械化装备失控后也将变得“腿脚不灵”。

甚至有专家提出：信息化战争实际上就是芯片战争。

同时，芯片行业发展极其迅速。著名芯片企业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曾提出摩尔定律，其中指出：

约每隔18-24个月，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就将增加一倍，同时性能也提升一倍。

但遗憾的是，从芯片行业诞生起，几乎所有的重大突破皆由西方科学家创造。

1995年，已经落后国际近20年的中国芯片行业，如何赶超西方国家？有人给胡启立打了个比方：

芯片产业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如何在火车飞驰中一跃进入车厢，跃入的时间、角度、速度都至关重要。

最早生产晶体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原貌

回顾历史，中国芯片行业原本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局。

1951年，在英国留学的黄昆，终于回到祖国。走下船的那一刻，32岁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黄昆回到祖国，他的很多同学都无法理解。放弃海外高薪、优渥环境，回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匪夷所思。

1919年，黄昆出生在北平。天资聪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他与诺尔贝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张守廉并称为“物理系三剑客”。

留学英国期间，黄昆受到物理学泰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赏识，二人共同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

这是晶体管向集成电路转变过程中，重要的理论依据。直到今天仍是物理学学生必读书籍。

面对这颗冉冉升起的物理学新星，西方科学界对黄昆寄予厚望，但他却在32岁那年，毅然决然突破重重阻碍，回到中国。

当时在一封写给昔日同窗杨振宁的信中，黄昆这样说：

当我有时告诉别人我一两年后回国，他们常有疑讶的表现，似乎奇怪为什么我不想在这orderIy（秩序井然）、secure（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而要跳入火坑。

虽然我难以想象我们一介儒生能影响多少国运……但我们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

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我们，make a difference（有些区别）。

黄昆

与黄昆一样，当年美国半导体教授、中国人王守武也渴望回国，但美国死死不放。科学无国界？霸权国家对要回到中国的科学家，划出了死死的界限！

经过几年斗争，王守武以回家看望病重母亲为由，抱着尚不满一岁的女儿，登上回家的轮船，漂洋过海，回到祖国。

黄昆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他开辟一门叫做“半导体物理学”的课程，揭开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序幕。

而王守武则在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组建了国内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为中国芯片事业添砖加瓦。

几十年的摸爬滚打，黄昆和王守武不仅为中国半导体研究作出突出贡献，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半导体人才。

在他们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半导体留学生回到祖国。呕心沥血20年，中国对半  导体的研究，一步步逼近国际顶级水平。

他们制造出的芯片供应了“两弹一星”等超大项目，让中国人挺直腰杆。

王守武

但当改革开放之后，打开国门，黄昆和王守武还是看到了差距。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甚至相较于日韩、中国台湾也有较大差距。

这种差距不在研究上，而在产业上。

半导体行业如何商业化，服务于社会发展，促成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生产企业？中国似乎还没有摸到门道。

为解决这种问题，国家部委先后组织“三大战役”：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

大量资金涌入，学术界也涌现出无限热情。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追随钱学森回国的微型计算机奠基人吴锡九、与黄昆同一时间回国的中国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汤定元……

他们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但受限于芯片行业更新速度太快，中国芯片行业始终没有迎来大的发展。

谢希德

时间来到1996年，一纸《瓦森纳协定》几乎将中国高科技发展封死在角落。

当年7月，在美国的操纵下，西方33个国家被禁止向中国运输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计算机、导航与航空电子仪、推进系统、电信与信息安全等9大类产品。

无法从海外得到相关产业经验，给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蒙上重重阴影。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张协议曾让中国多绝望。

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所谓“科学无国界”，实在是荒谬至极！

1996年，中国人决定“砸锅卖铁，把芯片搞上去”之后，一支中国电子工业部的考察团，出现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厂区门口。

德州仪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生产制造商。它拥有半导体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最大规模的生产厂房，以及最大的市场占有率。

其中，1958年发明现代集成电路的美国人杰克·基尔比，就供职于德州仪器。他也凭借这一发明，获得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杰克·基尔比

中国电子工业部考察团一落地，便立即前往德州仪器位于达拉斯的总部。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负责此次接待工作的杰克·基尔比属下、德州仪器芯片负责人张汝京。

他出生在中国，成长于中国台湾，在美国求学、工作。

几天的行程里，中国代表团被纳米级芯片技术震撼，同时听闻张汝京在全球多地筹备芯片制造厂，代表团更是啧啧称奇。

行程匆匆结束，目睹美国高新产业发展盛况的代表团成员心中五味杂陈。临走时，一位领导悄悄走到张汝京面前，问了一句：“你愿不愿意回国？”

听到这句话，张汝京愣了。随后领导微微一笑，说了句：“我们在北京等你。”

正是这句话，在张汝京心里种下种子。几年以后，它将慢慢开花发芽，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张汝京

某种程度，张汝京对祖国的感情，来自于父亲。

他的父亲张锡纶是中国顶级炼钢工程师。1937年南京失守之后，他的炼钢厂被并入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系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从重庆来到南京，创建兵工署第60兵工厂。1948年，他有了自己第二个儿子——张汝京。

后来，张锡纶带着两百多冶金学徒，登上去往台湾的船。并在此后近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中国台湾兵工厂高层。

像无数从大陆前往台湾的前辈一样，张锡纶是一个家国情怀极重的人。

在张汝京很小的时候，他就向儿子讲述大陆的故事，并告诉他：做一个中国人，是一件光荣的事。

动荡的年纪里，张汝京快速成长。他的学习成绩极为优秀，18岁考上台湾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去往美国留学，先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和电子学博士学位。

1977年，29岁的张汝京入职德州仪器，加入杰克·基尔比的团队，一干就是二十年。

华人工程师，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重要人才。天才工程师和卓越企业家层出不穷。

张汝京在德州仪器的顶头上司，是邵子凡博士，他是全球最顶级的芯片制造工厂建设专家。

同在德州仪器的另一个华人工程师张忠谋，是整个德州仪器的三号人物。

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前后操盘超过9个大型芯片工厂建设。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均有布局，是业内公认的“建厂高手”。

公司内外对他的评价颇为统一：好人、能人、敬业的人、重情义的人。

张汝京和他的晶圆片

当张汝京在全球布局芯片工厂时，一天他的父亲张锡纶问了儿子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大陆建厂？”

这一年是1996年，父亲问题和那句“我在北京等你”，让张汝京开始寻找回国机会。

1997年，他从德州仪器辞职，在老朋友的支持下回到台湾创办世大半导体。按照他的规划，前2个工厂建在台湾，后8个工厂全部放在大陆。

3年时间，逐渐崛起的世大半导体，引起当时台湾芯片产业之王台积电的警惕。这个由张忠谋回到台湾创办的芯片制造厂，彼时已经崛起，并大有赶超德州仪器之势。

经过多轮谈判，张忠谋以50亿美金的超高价格，收购张汝京的世大半导体。期间张汝京与张忠谋长谈，希望到大陆建厂，但一直没有得到张忠谋的回应。

失望之际，在被收购的第二天，张汝京辞了职，决定北上大陆创业。

张忠谋几次找到张汝京谈话，希望他能留下来，但他去意已决。张忠谋不希望芯片技术被大陆获取，威胁张汝京说：  “如果离开，你在台积电的大量股票将被收回！”

张汝京淡淡地回答：“那就不要了。”

那一年，张汝京已经52岁了。人生已过半，为了回到大陆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钱、公司、股票，全都不要了。张汝京毅然来到上海。为了表明决心，他还让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及90多岁的母亲全部迁居到上海。

70年前，他的父亲带着200名冶金学徒，创建台湾规模庞大的高雄六零兵工厂；70年后，张汝京带领400名芯片工程师，创建中国大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

历史像一个轮回，曾经走丢的人，终究还是找回了家。

“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多年以后，张汝京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说到。但这个满眼倔强的老人，从未后悔。

20世纪90年代初，一本名为《日本可以说“不”》的书籍，长期占据日本畅销书榜首。

当时，海湾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对伊拉克的现代化打击如摧枯拉朽，被欧美媒体吹捧为“硅对钢的胜利”。（硅是芯片重要原材料。）

此书的作者、日本知名企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在书中公开宣称：“如果没有日本的芯片，美国打不赢这场战争。”

芯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1994年，中国大陆集成电路的产量只占世界份额的0.3%。

技术水平上，大陆还停留在4-5英寸晶圆、2-3微米工艺技术的档次，与日美相差3个发展阶段。

1999年，在研究完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变迁之后，时任上海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江上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半导体生产、管理、营销领域，华人能力居世界第一。在半导体设计领域，华人的才干居世界第二。

他开始游说远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来上海创办芯片公司。不仅提供启动资金，同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

他的想法，与张汝京不谋而合。

江上舟 中间

2000年，张汝京在江上舟的帮助下，来到上海建设中芯国际。江上舟铺路，张汝京唱戏，二人配合默契。

张汝京在建设中芯国际过程中，充分发挥他的资源和能力，让全世界见识了真正的“建厂大师”。

他依靠强大的个人魅力，带来一支400人的华人队伍。他们中有300人来自中国台湾，100人来自美国，皆为半导体制造行业的顶级人才。

在筹措资金方面，他不仅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投资，同时为了突破设备禁运，也吸引到高盛、华登等芯片领域最好的投资公司，总共筹措资金达10亿美元。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

3个月后，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创造当时全球芯片厂建厂最快纪录。

早期的中芯国际

2003年，张汝京继续扩张。他以低价换股的方式，买下整个天津摩托罗拉工厂，进一步提高中国芯片制造水平。

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仅在上海建厂。为了拉动整个中国芯片行业，他将工厂建在武汉、成都、北京等地，全面掀起中国芯片发展浪潮。

当年底，张汝京已经建成4条8英寸晶圆产线和一条12英寸生产线。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史无前例。

而此时，中芯国际的产能也开始进入全球半导体代工行业的前三甲，仅次于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和台联电。

到了2009年，中芯国际实现在上海、北京、深圳拥有多座晶圆代工厂，并托管经营多条产线，芯片加工技术也从最初的0.35微米，推进到了45纳米。

中芯国际的崛起让众人看见张汝京的爱国之心，更让“中国芯”看到了希望。

很多人将他称为“中国半导体教父”。

直到今天，张汝京都认为，中国人在制造上有着先天优势，“这个需要手很细，很专心很努力，也需要很多创新，很适合中国人”。

但他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在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常常忽略如何打国际官司以及如何与国际公司斗争。

曾经有台湾朋友来大陆探望张汝京，他发现张汝京不穿西装了，办公桌也是三夹板拼凑起来的便宜货。整个人成天泡在工厂里，灰头土脸。

张汝京向他诉说自己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他要为这个梦想彻底献身，甚至牺牲性命都可以。

后来，这位朋友在报纸中写到：“这个人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件事，这是最可怕的。”

可怕，是台湾朋友形容张汝京用的词，这种恐惧很快付诸行动。

2003年，台湾相关方面严格限制台湾高科技公司进入大陆，同时向张汝京征收15.5万美金的罚款，并要求他在6个月内从大陆撤资。

张汝京毫不示弱  。

一招不成，随后曾经劝说张汝京的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又出马。他责令企业默默收集中芯国际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证据，并准备给予张汝京致命一击。

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即将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出手了。

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索赔10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中芯国际年营收额的3倍。

“在这个行业，如果认真较劲起来，任何两家有点规模的公司都会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当时一位专业人士如此分析。

但张忠谋紧紧揪着中芯国际不放。

张忠谋

经过两年的官司战斗，2005年，张汝京与张忠谋和解，条件是赔偿对方1.75亿美元，同时答应台积电，对中芯国际所有技术，拥有“自由检查权”。

一纸屈辱的协约，仅仅换来1年半的和平。

2006年，中芯国际准备融资的前一晚，台积电再次出手。对方指责中芯国际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了台积电的技术，违反《和解协议》。要求中芯国际赔偿2亿美元，外加控制中芯国际10%的股份。

这一次，张汝京决定誓死对抗。他在北京反诉台积电，希望案件提前审理，以知晓对方在美国诉讼自己的证据。

但遗憾的是，经过种种波折和意外，3个月后，美国加州法院开庭，台积电胜诉。

接到律师通知的那一刻，张汝京在电话前放声痛哭。

张忠谋（左） 张汝京 （右）

更为震惊的消息是，在发布与台积电和解协议前的几个小时，张汝京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辞职声明。这是官司失败付出的代价。

 “我尽力了。官司让我精疲力竭，对这个结果我也感到失望。”公告当日，张汝京在电话里向媒体坦露感受。

第二天，像往常一样，他平复情绪走到聚集的员工中告别。  他说：

“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不要被打趴下。”

“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我觉得焉知非福。因为那个项目做起来了，中芯国际开创的不错，现在接班也很好。”

经历近10年的挣扎，在草莽中起家、也曾辉煌，但当失败的通知单最终送达，他还是难掩心中的遗憾。

那一年，他61岁，荣辱与共大半生，唯有一句“爱中国的心，我努力在做”振聋发聩。

接任张汝京的，是当时吸引他前来的江上舟。但遗憾的是，仅仅2年之后，身为中芯国际董事长的江上舟因病突然去世。

中芯国际随后陷入股权斗争，一直到2013年，经历人事变迁之后，最终被国家队收编。

与此同时，十几位中科院院士联合上书，希望国家重新制定计划对半导体行业进行扶持。这项提议很快得到积极回复。

原因无他，2012年，中国花费在芯片进口上的钱，达到2000亿美元，数额逼近石油。

2014年，中国半导体投资行业的人再次沸腾起来。  当年9月，一项规模近千亿人民币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成立，立志在未来彻底改变中国甚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生态。

半导体行业是一个极度烧钱的行业。直到今天，行业龙头台积电每年花在研发上的投入，高达两百亿人民币。

在21世纪之初，《股权战争》的作者就提出，一条8英寸圆晶产线，耗资逼近10亿美元。同时因为芯片行业进步速度之快，新投入产线一旦跟不上速度，很快就会被淘汰。

台积电从14nm芯片技术进步到5nm技术，仅仅用了5年。这是三代技术的更迭。

台积电公司门前，以晶圆为标志的公司logo

除了资金的进入，更重要的是人才。

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纳米级集成电路，其中凝结了物理学最尖端的知识。而在这一方面，处于顶级水平的，仍是国外学者，他们已经有近百年的积累。

落后，并不代表着无法前进。

从2014年开始，包括清华、北大、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诸多顶尖大学，开始对半导体行业进行科学攻关。

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在2018年公布了首期“一生一芯”计划成果——由5位2016级本科生主导完成一款64位RISC-V处理器SoC芯片设计并实现流片。

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芯片设计相关课程，越来越多的大学投入到相关科研领域，持续为中国芯片事业输送人才。

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建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发展的背后，更是大国博弈。

在芯片制造领域，有一个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机器——光刻机，它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

用刀雕刻纳米级的电路图，几乎难以想象。2000年，光刻机技术停留在193纳米，原有的紫外线光雕刻技术走到尽头，再难有突破。

沉寂一段时间后，一个叫做林本坚的华人，发现了水刀。他提出，在原有基础上如果能够加一层水，将会改变光的折射率，提高雕刻精度。

林本坚

美国针对此技术成立EUV LLC联盟，几十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贡献无数篇论文，终于在2015年，由荷兰阿斯麦公司生产出第一台量产EUV光刻机，提高了芯片生产精度和效率。

每年，光刻机的产量仅有不足30台，每台售价近2亿美金。

而阿斯麦公司背后的股东，来自欧洲、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这个集整个西方最先进工业体系于一体的光刻机，不允许向中国出售。

此前中芯国际曾经订购过一台，但延迟3年仍未交货。

光刻机

可是重重封锁下，中国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芯片行业分为三个部分：设计、制造、封测。即便强如美国，也只在设计上一马当先，在制造上仍要依靠三星和中芯国际。

而技术相对简单的封测，当下中国企业长电科技，已经走到世界顶级水平。

同时，在芯片的设计上，华为麒麟芯片，也是近10年杀出的一匹黑马。为了攻克这一技术，华为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2004年，任正非开始筹备芯片计划，他对当时的负责人何庭波说：

“给你每年1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给你2万人，一定要站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最初，华为手机搭载自家芯片，因为性能差，市场一片骂声。要不要投入大量资金做芯片，在华为内部掀起大讨论。

最终2014年新年，任正非发表讲话：芯片是华为手机的长远战略投资，一定要集中强攻，直至拿下上甘岭。

从这时起，数万名工程师在华为上海研究所，通宵奋战。有数据显示，在华为芯片研究所，仅有30%的员工可以在零点之前入睡。

而2014年，华为海思42岁的无线芯片开发部部长王劲突发昏迷猝死。

最终经过多年迭代，无数人鞠躬尽瘁，才有了如今的麒麟芯片。

麒麟芯片

在制造上，中芯国际在2013年后又重新振作起来。

2017年，大陆背景的赵海军出任公司新任CEO，他拉来了曾在台积电担任资深研发处处长的华人博士梁孟松入职。

后者在短短3年时间内，带领中芯国际跨越28纳米工艺制程，直奔14纳米工艺。

同时2019年2月，中芯国际宣布12纳米FET工艺即将问世，这是一个逼近7纳米工艺的技术。

赵海军负责制造，梁孟松负责研发，中芯国际开始开足马力狂奔。

很多人都还记得，2018年，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芯片时，已经退休多年的创始人侯为贵，深夜拉着行李箱在机场赶路。

而如今，这样的事件，正在逆转，不远的将来，它一定不会再发生。

2014年，竞业协议到期后，张汝京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他要在上海，建立大陆首个300毫米大硅片项目——这是芯片制造的重要一环。

3年后，公司产能突破12万片/月，在北京，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终身贡献奖”。

而此时，张汝京再次离职。他要去完成自己曾经未完成的梦想。

2018年，张汝京转战青岛，创立国内第一家CIDM模式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同时发力于芯片设计和制造。

这一次，他更加重视知识产权。公司法务代表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对5纳米以下技术，进行了产权布局。

建设中的芯恩

张汝京已经72岁了，每天仍旧忙碌在建厂的路上，6点起床与家人通话、浏览新闻，随即8点前往公司工作，一直忙碌到很晚。

奔忙建设芯片厂的路上，他依旧步履不停。

2019年端午节，他带领公司员工团建爬山。有记者问：“走了这么长的路，你累不累？”他微笑着摆摆手，说：“不累，算是走山不算爬山”。

不知这句话，他说的是爬山，还是他的事业。

登高望远，在山顶，他向记者介绍自己新厂区的建设，像个孩子一样得意。

他说：“我到大陆来，就是要帮我们中国做一些事情，遇到什么困难，没关系，克服。遇到什么挫折，挺过去，然后东山再起，再做。”

说罢，他跟公司员工举杯共饮。

2020那年4月9日，华为麒麟710A芯片面世。这款芯片由华为设计、中芯国际代工，是真真正正的中国芯。

5月15日，在华为面对美国封杀时，中芯国际再次获得大额融资，同时7月16日，中芯国际回归A股，当天股价暴涨。

相信看到曾经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张汝京会露出欣慰的微笑。

多年以来，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的中国心》，即便如今72岁，仍然时常吟唱。他说每每唱起，自己都会想起当年的父母。

那时抗日战争处于胶着状况，张锡纶负责的军工厂，生产了中国90%的重机枪，而他的母亲则是火药厂的一员。

他们回忆过往岁月的时候，常常对张汝京说两句话：

第一，中国人不能输；第二，让后代活得好一点。

往事如烟，70多年的历史随风飘散。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风雨中倔强前行，即便走得踉跄，但步履仍旧坚定。

文章最后，贴出一篇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电子学家，在中国半导体元器件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王守武老先生，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

那是1930年，他11岁，读小学六年级。中国内部混战，外部强敌环伺。他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勉励那时的中国人，无畏风雨，勇敢前行。

文章原载于《民智》杂志，1930年11期号，时隔90年重读，仍旧振聋发聩、催人泪下——

喂，诸位朋友，你可知道我们中国多么危险呀。正像一根没有再细的头发吊着，飘摇在那漫无边际的天空，还要被那风吹雨打。你想危险不危险呢。

要使我们的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除了几个先知先觉的父老以外，便是我们学生应负责任。

换一句话说，隔了几年或是十几年，我们学生便应该负这重大的责任，便应该尽这重大的责任。那么隔了几年，我们就有负担的可能吗？我们就有能力去尽责任吗？那不容说一定是不能不能……

所以现今的我们，应当努力读书，切实地去求学问，去求那真实的学问，去求那高深的学问。实学得到了，才能救我们的中国，救危险的中国。

诸位朋友，你们要救中国。你们要做中国的人。一定要大家尽责，大家负责。愿大家努力读书，努力前进。还愿将来努力救国，努力富国，努力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