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死病因发现看西方人探索未知能力_风闻

       应该承认，中国人自由散漫精神气质并不适合成为大自然复杂现象“冷静的分析者”，他们天生便是内心温暖诗人和有灵性艺术家。世界美轮美奂，自然已至善尽美，欣赏就好，何必刻薄刁钻穷究其中道理？如果单调乏味的日月轮替、舒卷随性草长莺飞都能被博大精深悠久文明赋予更加丰厚文化内涵，平凡生活也会有 “飞一般感觉”，我们一样可以在适度精神愉悦中消磨斑斓的时光。　　

      毫无疑问，在执意探索未知奥秘的荒唐事业上，西方人的确干了些鸡零狗碎事情。这些看起来面目阴沉野蛮人，有先天迟钝感情线和简单愚蠢思维模式，也确实比较合适作为自然奥秘持之以恒观察家，那些可怕精神特质令猩猩人类即便遭遇最恶劣状况，也能按既定程序将莽撞行为毫不犹豫坚持下去，直至达成吉凶未卜最终目的，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结论。可点点滴滴认知进步一旦涉及西方宗教核心价值观，白种人劣根性便暴露无余，以至群体爆发类似神经麻痹中毒症状，再无融会贯通联想能力。　　

       几分狡黠泯然魔教指掌，所谓科学蛰伏方寸世俗之地，上帝管控世界体制是野蛮人坚定不移精神信仰，随之而后花哨无比学术攻关“奇巧格致有章法”，实则心里那一方润土早已容不下他物。来自黑暗世界精神压迫力，决定了西方人攻坚克难全靠装备硬打，一旦卡在稍稍滞后硬件设备上，千军万马便止步不前，集体摆个苦战的销魂姿势，拿不尽时间去耗不明真相围观群众耐性，根本无心留意近在咫尺通衢大道，于是某一瞬间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中国人反倒显示出他们是更为成熟思想者。　

                                                             　一、如何传播？　　

      上帝纪元1348至1350年，2500万欧洲人集中死于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流行瘟疫，世界失去三分之一基督教人口。这件事情最为显著后果倒并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在持续不断死亡威胁下，欧洲的哺乳类和啮齿类物种集体遭受一次灾难级别心理创伤，基督信徒开始怀疑圣经中扶危济困的耶稣，是否改变了它“爱”的初心，由此引发大刀阔斧宗教改革，某些思想更为冒进极端分子，甚至开始为好奇心寻找上帝之外自然影响力，从此走上颇为曲折科学道路。　　

       不管看起来很美科学，还是割裂族群宗教改革都不能解决眼前生化危机，制止黑死病蔓延唯一方法是了解病毒传播一切途径，然后才好对症下药，拿出具体有效防治措施。危在旦夕之际，生死存亡之秋，诸事皆无头绪，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念头在基督徒心中慢慢浩大，野蛮人把祸因从黑猫指向女巫，从老鼠怪到吉普赛人，对地表之上所有“鬼祟”事物清除行动日复一日，群情激奋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宗教名义下，那些非“正常”消失垃圾人口很快淹没在三分之一死亡大数据里，从此积冤沉沧海，没见案情昭雪之日。　　

       对追究“黑死病如何传播”彻底死了心的西方人，回归圣经光明大道，在宗教的天空里搜寻自然奥秘蛛丝马迹，提出一个颇为别致观点：既然大家不信和蔼可亲邻居大叔染病之后，会瞬间转性荼毒无辜，那也只有被恶魔操控的污染源，才会毫无心理负担祸害人群。接下去文艺青年脑洞大开，判断黑死病人倒地之前其实已经离开人世，恶灵附身此人已非本人，而“死后”人体继续无意识踉跄街头，四处散布致命病毒。“黑死病”肮脏变态文化堆积上，终于怒放出一朵“行尸”奇葩，成为永恒主题不断映射在欧美文艺中（参见美剧《行尸走肉》……等丧尸类型片）。　　

       农夫的叙述渐趋流畅，教徒之心归于平静，流传民间恐怖指数8颗星的怪诞小夜曲，一定程度纾解了野蛮人茫然情绪，显示黑死病影响力至今不衰。　　

                                                                  二、飞沫传播　　

       1910年12月，黑死病在中国东北再度猛烈爆发，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人数达到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1.7%，哈尔滨一带尤甚……。历经数十载洋务洗礼，我大清江山夕照适逢康梁中兴，古老国家各方面努力追赶世界潮流，政府决策相当给力，经外务部长施肇基推荐，清政府委派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组织防疫工作。1911年1月，年仅31岁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其后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伍连德很快依据流行病田野考查，确认野生啮齿类动物如蒙古旱獭为疫菌宿主，更大胆推测鼠疫病毒通过呼吸产生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依此判断制定了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措施。　　

       时任大清国医务督办法国人梅尼，觉得自己从资历到人种更有资格担当大任，强势介入。梅尼完全否定伍连德防治方案，决定按照科学方法自己来。在哈尔滨医院里，梅尼教授全副武装，唯独没有遮挡口鼻连续检查四个病人，几天之后他就死了，显然教授感染了病毒。梅尼之死反倒让事态急剧向好，在疫情日益严重局势下，伍连德措施被迅速推广，之后不到4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鼠疫大流行。　　

       黑死病扩散得到扼制，在于伍连德一个重要判断，即：鼠疫病毒可以通过人的呼吸，附着于口腔“飞沫”上在空气中传播，这种不为人裸眼所见，通过呼吸相互感染的病毒传播方式，正是欧洲黑死病无法防治酿成惨痛后果的原因。　　

                                                              三、终结者启示　

       500年悬疑一朝得解，野蛮人终于摆脱心魔。无论在扩散方式、防疫效果还是思想流毒清理上，伍连德都是那场肆虐欧洲黑死病的最后终结者。其人所著《肺鼠疫论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经得住时间检验。伍连德非凡成就也被西方社会高度肯定，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五十年历史，发出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伍连德甚至因此荣膺193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提名。为什么让西方人焦头烂额几百年难题，最终被“中国人”攻破？这其中有偶然，更多的却是必然：　

     　1、不实证，无观点　　

       科学强调实证，一度让我们误以为西方人都有个行事审慎好品性，其实是想多了，并非“自由世界的野蛮人”生来严谨，而是在一个知识完全固化基督教地区，任何新的想法都是对原有思想秩序猖狂挑衅。说违背主流民意的话当然不得人心，所以出新者的想法稍稍有悖“常理”，必须拿无可辩驳事实自证求谅解，否则“恶意”散布异端邪说行为，会遭到民主社会自由舆论暴击，甚至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　　

       盘点那些曾经对教会影响力造成重大伤害人类，结局比较黑暗有感情充沛，理性不足布鲁诺；有宗教裁判所训诫后华丽转身，最终却狠狠阴了教会大哥一道的白眼狼哥白尼、达尔文；唯一成功入驻威斯敏特教堂配享冷猪肉，是智商高脾气犟，还能“讲点政治”的艾萨克.牛顿……，如今血色渐远，痛点犹在。　　

       事实上也只有摆在桌面上“可重复验证实验结果”才会压迫教会让步立场。科学是不分种族的，但科学家是可以有信仰的，“不实证，无观点”这是基督教地区科学工作者与梵蒂冈组织达成的神圣默契，虽没有黑纸白字，却是百转千折总绕不开的一份情结。　　

       有现代知识，没信仰约束，这倒成了中国人独天独厚竞争优势。事不可待，尽管伍连德看不见黑死病毒如何移动，更没有办法证明，但不妨先假定事实如我所想（飞沫传播），果断付诸行动（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配发加厚口罩、控制交通），一旦接下来事态能如预期变化（不到4个月时间扑灭了流行鼠疫），就可以通过这个间接证据（扑灭了鼠疫大流行），肯定一开始判断正确（飞沫传播成立）。　　

        伍连德在上帝和科学教条之外，选了 “智慧最大”。公然结论在先，全程盲打，敢以假定事实调派千军万马，下了一盘很大的棋，事实证明唯如此才破得了通天局。而梅尼受“不实证，无观点”掣肘，智慧不能发散，思维基本停止，几乎成了智障，以至进无可进，铤而走险。科研一般是不死人的，只是这回参与博弈的对象虽然还是未知，赌码却是生死，慢一拍，错一点，拿命来。　　

       2、西方人缺乏推动认知进步的思想动力。　　

       欧美地区人类几千年一直被基督教牵引，没有人性，满脑子都是哈利路亚。它们倔强地认为人类既没有智慧，也不该过问上帝如何运转世界事务，更不该用个人想法曲解上帝初心，引来造物主雷霆之怒，黑死病便是化外大神的响亮回答。　

       所以2003年，英国一度出现史上最高温——38.5摄氏度，至少2000人因高温丧生，舆论反思英国人宁愿热死也不装家用空调的宗教原因，是不想离开上帝营造大气候躲进人造小气候，违逆天意。也是2003年一项民意测验中，有92%美国人声称自己“信仰上帝”；85%以上美国人为正式受洗的基督徒；57%-65%的美国人承认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85%的美国人相信圣经记录了上帝的原话，这其中近46%的人认为对圣经中的话应句句遵从（可怕）；70%左右美国成年人属于某个教会，并热衷于参加教会活动；100%的美钞上印有“我们信仰耶稣”……　　

       在这样糜烂宗教文化背景下，黑死病一旦被定性为“上帝的惩罚”，基本也就容不得其它解释。显然这是上帝干的，何来未知？没有未知，何来探索？黑死病传播方式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根本是野蛮人把事因都归咎上帝，缺乏推动认知进步的思想动力。　　

       3、显微镜工艺不达标　　

       当然，西方人也不是没有机会，黑死病研究一项关键设备是显微镜，显微镜是16世纪末期荷兰眼镜商 亚斯.詹森发明，初期制作工艺粗糙，随着工艺提升，显微镜放大倍率不断被突破。18世纪列文虎克发现植物细胞，但一直到19世纪，1895年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才用那个时代最先进显微镜发现了鼠疫病原体。但接下来，他们又卡在另一个问题上，切断老鼠、跳蚤生物传染源，疫情仍然快速扩散，防治无效果，野蛮人又犯起迷糊，没有物质媒介居中传递，到底是什么搭建起传播疫病桥梁？　　

       如果不是1911年黑天鹅事件，以西方人破解疑难杂症单靠装备硬打的硬汉作风，黑死病之谜何时揭晓，还真的未便可知。也许我们要多花点时间，等到电子显微镜时代，各国科学家不仅能组团围观鼠疫病原体，还要亲眼目睹它附着在人类口沫上进入另一个受体口腔引发疾病，这事才能算完。黑死病研究迟迟不能突破，显微镜工艺不达标是主要原因。　

    　4、没有探索自然基本原理的愿望和能力　　

       西方人在1911年危机中无所作为，显然并不是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宗教划定基督徒思想范围，野蛮人被圈禁在上帝体制内，有思考障碍。一旦遭遇无法裸眼观察未知现象，坚持“实证在先”便成了教会死磕科学共同体不二法宝，无疑这极大限制了西方人破解问题能力。　　尤其糟糕的是，基督徒是不承认有未知的。驱动自然运转的原动力是造物主，探索自然基本原理，既没必要，也有干涉造物主管控嫌疑。西方社会数千年积养下的雄厚底蕴，打开来里面全是耶和华家务事，科学始终是不成器外来户。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宗教一直都是西方社会高于一切政治前提。野蛮人用强悍武力值，粗暴捍卫基督教价值观，颇有成效，但也因此失去探索真实世界的愿望和能力。　

                                                                       　结 束 语　　

       二十世纪初的东北哈尔滨，生化危机召唤医科专业人士汇聚“远东”共谋防疫大计，各路人马意外交会又迅速擦身而过，进行了一场不动声色的短促较量。谁先发现黑死病毒传播途径，今天已非大众关注点，那只是历史恒河里一朵不起眼微小浪花，但也许这是“上天”有意拿一个突发性事件，快速检验了一把不同文明背景下人类探索未知世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