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峰 | 宋朝官场酒风及其引发问题管窥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宋朝帝王与官僚士大夫多好饮乐，由此不仅构成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亦成为当时政界风尚的一记标识。不过，官场酒风盛行之下也暴露了诸多乱象，轻则给当事者招来非议乃至祸端，重则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法纪秩序。与此同时，这类聚饮活动还不时会引发大小风波，将权力斗争或人事纠纷牵扯出来。宋代朝野虽皆知官场酒风过盛，但却难以遏制，其根源除了以往历代共性的因素外，其时代根由则主要与统治集团对饮酒问题的态度以及相关的制度规则存在直接的关联。

　　作者简介： 陈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章原刊：《文史哲》2020年第1期，第100-113页。

　　在中国历史上，饮酒素来为众人所好。陶渊明的名句“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即道出了饮酒有生情忘忧之效；《诗经》中有“以御宾客，且以酌醴”之句，则指迎接宾客应以美酒款待。就连遁入空门的某些僧人也被酒所吸引，称之为“般若汤”。故世人待客聚会时，酒水往往是必备之物，饮乐也就通常特指饮酒之乐。在宋朝优容官僚士大夫的时代背景下，当时无论是公务聚会，还是私人宴请，都免不了要以酒助兴，官场酒风甚为盛行。学界对宋朝官场饮酒的考察多置于饮宴问题之中，包括饮宴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其中士人的交游、酬唱等方面，而对与其相关的政治议题则较少关注。其实，官场酒席往往不止于饮乐，杯觥交错之间常引发诸多问题，由此还能酿成大小政治风波。这些都构成了宋代官僚生活的一项侧面内容，也为观察宋朝时政提供了一扇窗口，故值得加以探究。

　　一、政界的饮乐之风

　　宋代时期，一方面因为传统生活习惯习俗、礼仪活动以及人际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酿酒技艺、产量的提高与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都使得酒的消费量大增。而帝王与官僚阶层，也藉此获得了更佳的饮酒条件。因此，宋代政界的饮乐之风甚为突出，并成为其时代的一个鲜明印记。

　　宋朝帝王大都有好酒的习惯，这不仅在各种正式宴会上有所体现，并且也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带动了宫廷层面的饮乐之风。对此官私记载皆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开国皇帝赵匡胤嗜酒，即位后仍长期保持这一嗜好，以至于时常饮酒过量。他曾在某次酒后坦承：“沈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宋太祖在宴席上还往往亲自劝酒，典型例证如：功臣大将王审琦“素不能饮”，某次侍宴中，“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与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顾谓审简曰：‘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杯无苦”。曹彬奉命统军出征南唐前夜，被召进宫，“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宋太祖还惯用设酒宴的方式解决问题，如吴越王钱俶赴开封朝觐之日，宋太祖多次举办宴会款待钱俶父子，“又尝令俶与晋王光义、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礼”。至于“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之类收兵权与削藩之举，也都是在君臣“酒酣”之际达成。宋太宗早在登基前，已好杯中之物，如他以后所承认：“昔尹京日，无事常痛饮池上。”他在位期间，与近臣饮乐的记载颇多，代表性的例证如：太平兴国九年(984)三月中、雍熙二年(985)四月初及翌年十二月初，宋太宗分别在宫内设宴，或赏花、钓鱼、观雪，或赋诗、酬唱，还特别表示要与群臣“同醉”。淳化三年(992)九月，宋太宗出游京师旧居，与随行官员畅饮，“群臣尽醉”。宋太宗晚年曾为立储之事征求寇准意见，议决后“延准饮，醉而罢”。

　　宋真宗不仅酒兴浓，或许也是守成君主中最善饮者，因此传闻甚多。如宋人描写：“真庙饮量，近臣无拟者。”朝臣李仲容也以豪饮闻名，号称“李万回”。宋真宗遂特地召他比试酒量，“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随之君臣继续畅饮欢谈，“上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类似情形还有不少，如：景德议和后，王钦若罢参知政事，但依旧得到宋真宗宠信，以资政殿大学士出入宫廷。某夜，他入宿宫中与陈彭年“寒夜闲饮”时，忽然受到召见，“真宗与公对饮，饮罢持禁烛送归”。王钦若感慨道：“某江南一寒生，遭际真主，适主上以巨觥敌饮，仅至无算，抵掌语笑，如僚友之无间。”另有记载：宋真宗在太清楼与群臣宴饮，突然问：街市酒家有佳酿吗？有宦官答称：惟有“南仁和”家酒最好。他当即派人去买了许多，赐给众臣。此亦反映宋真宗对饮酒的嗜好。有时为了尽兴，宋真宗甚至在宴饮之日停止全天政务，如天禧元年(1017)十一月间，他下诏在曲宴之日，“辍后殿视事”。事实上，宋真宗的贪杯行为直接带动了庙堂的饮乐之风，如宋人所说：“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而宋仁宗也喜饮酒，并在聚饮时带头劝酒，如他曾在宴席中对臣僚表示：“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复辞。”即便到晚年多病之时，宋仁宗依然无法节制。据欧阳修亲眼所见：嘉祐八年(1063)上元节晨，宋仁宗率臣僚出游京城寺观过程中，设宴畅饮，至黄昏才罢。随之登楼观灯，又继续饮酒，直至酒过五巡才散席。宋仁宗虽因此身体不适，但次日晚仍出游两寺，再与近臣对饮，就此加重病情。不久，宋仁宗便病死宫中。由此可见，其死因与过量饮酒有关。即使是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亦常出席各种宴饮场合，其晚年最终病倒也与秋宴上饮酒有关。据记载，元丰七年(1084)八月，“大燕集英殿，酒五行罢，以上服药也”。对于这次宋神宗带病服药参加的酒宴，李焘引新旧国史纪反映：“上以疾，不果终燕。”陆游的记载则更为具体：“神庙举御觞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于是在宋神宗死后，有挽联叹息称：“辂从元朔朝时破，花是高秋宴后萎。”

　　至于宋代其他的皇帝，贪杯者也不乏其人，由此染病者亦不少见。宋徽宗在位期间，其穷奢极欲的享乐即包含了醉生梦死的内容，已不必赘述。宋光宗即位之初，朝臣谢谔在所献“十箴”书中，首先提到的便是节制宫廷宴饮活动。宋理宗嘉定七年(1214)，朝官陈宓同样上奏批评“宫中宴饮或至无节”。更荒唐的是，傀儡君王宋度宗在位十年间，最突出的嗜好就是酒色，史称“自为皇太子时，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从他35岁早死的结果来看，应该与过度纵欲与饮酒有关。而身心俱弱的宋宁宗大概困于饮酒，于是在宫中走动时由宦官背负两“小屏”为先导，上面写着“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凡后宫有人劝酒或冷食，他便手指小屏打发。即使如此，宋宁宗还是没有戒酒，“故每饮不过三爵”。

　　在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流行生活情趣中，饮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这在各种记载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诸如：宋初归降的吴越王钱俶子孙，多以宴饮为乐，其中钱昱“饮酒至斗余不乱。善谐谑，生平交旧终日谈宴”；钱俨“善饮酒，百巵不醉，居外郡尝患无敌”。宋真宗朝大臣石中立“喜宾客，客至必与饮酒，醉乃得去”。宋仁宗早年的师傅鲁宗道喜酒，其家在开封城著名的“仁和”酒楼之侧，“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晏殊“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欧阳修以醉翁自居，其号“六一居士”之中就包含一壶酒。到了晚年，他仍“每以闲适饮酒为乐”。苏轼的大量作品皆为酒后所成，难怪他自称：每当此时都会感觉酒气“拂拂”从十指流出。梅尧臣虽家贫，但“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吴瑛引退后，“宾客至必饮，饮必醉，或困卧花间，客去亦不问”。主管国子监的杨安国“每会集学官饮酒，必诵诗”。状元出身的吕溱在杭州任内被指“乐饮西湖之上，夜夜忘归”。朝官方偕“喜饮酒，至酣宴无节”。官僚陈侗“宫邸有妻族之亲，每休沐相从，宴饮无度”。北宋末年的重臣蔡京“每饮之酒，无不大醉”。南宋初宰相吕颐浩“喜酒色”，每夜都在府中由侍妾陪着纵饮。一些官僚甚至不顾忌讳，在守丧期内仍不断绝宴饮行为，如蔡京之子所说：“宣和后起复者，虽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宾客、燕亲旧，盖与常人无异，礼义于是扫地。”故仕宦交游，往往以酒相会，以至于连风流的僧人也会受邀参与。文献记载中不胜枚举的上述现象，都说明官员好饮习性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就此构成了鼓吹饮乐的广众群体。

　　在宋代官场饮乐风尚下，一些大臣遂以嗜酒、豪饮名闻朝野。如一代名相寇准，就属其中的突出代表。据可信的史料反映，寇准在各地任职期间，“虽有重名，所至终日游宴”。即使在异常紧张的澶渊之役期间，寇准仍每晚必饮，“每夕与知制诰杨亿痛饮，讴歌谐谑，喧哗达旦，上使人觇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乎！’时人比之谢安”。这也许是一种安稳人心的韬略之举，但却借助饮酒的方式发挥，不能不说是寇准嗜酒习惯使然。于是有关他豪饮的各种逸事传闻流播甚广，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有记载称寇准经常设宴待客，又往往以柘枝舞助兴，世人遂称他为“柘枝颠”。每逢聚饮场合，寇准不仅自己畅饮，还要求他人多喝。据说，他罢相到永兴军做长官后，在酒宴上不论官品高低，只问酒量大小。有个下属经常陪酒，即使生病也不能幸免，最后其妻当庭喊冤，才得摆脱。曾为寇准下属的赵贺“喜饮酒，至终日不乱”，“有干力，知州寇准且知贺”。若仔细解读这条记载，不难发现赵贺得到寇准的赏识，除了有干才外，大概能饮也是一个原因。再如宋初的两朝宰相薛居正，以酒量超众出名，“饮酒至数斗不乱”。神宗朝宰相韩缜，平生亦以畅饮著称，其酒量可敌数人。宋人《避暑录话》还记载了韩缜之兄韩维好酒的逸事：韩维年老时退为许州长官，每年春季都天天在当地西湖设宴，凡遇见士人，不问是否相识都受到邀请。有人询问其故，他答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饮，则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此话固然意在感叹暮年时光短促，不过却也说明其对饮乐的眷恋不舍。

　　宋代官僚退休后，大都仍保持饮乐的习惯，有好事者还举办各种聚会。如宋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卸任后，仿照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与宋琪等九位老臣聚会饮乐。宋仁宗朝，宰相杜衍赋闲后，与四位退休的耆旧官僚有“五老会”，“吟醉相欢”。宋神宗元丰年间，耆老聚会更为盛行。如元丰五年(1082)，重臣文彦博出任西京留守，又效仿“九老会”而发起“耆英会”，邀集定居洛阳的“公卿大夫年德高者”赴会。参加者除文彦博外，还包括故相富弼以及赋闲洛阳的司马光等13位老官僚。史称“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成为一时的盛事佳话。文彦博还提议发起了“同甲会”，司马光则与几位老友举办了“真率会”。诸如此类的聚会，反映宴饮在官僚晚年生活中仍占有醒目的位置。

　　宋代有些官宦对聚饮活动的喜好程度，还到了非通宵达旦不足以表达的地步。典型的例证如：北宋名士宋祁，素好饮乐，其家中宴席几乎无日不有。据传他曾在某日晚间宴请时，为了延长时间，竟在厅堂内悬挂重重帷幕，然后点灯开席。宾客只顾畅饮取乐，不觉夜晚漫长。等到撤去幕帘，已是次日白昼，于是宋府宴席被称为“不晓天”。无独有偶，武臣张耆发达后，也曾在府邸宴请朝中近臣。其帷幔遮蔽的手法与宋祁相类，“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撤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

　　至于宋朝许多失意的官员，往往或陶醉杯盏，或借酒浇愁，正应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诗句。如苏轼所自述：被贬谪黄州后，曾一面独饮排遣烦恼，一面赋诗追忆与友人“对月酣歌”的情景。有关这方面的突出例证则是：北宋中叶，御史中丞范讽遭贬后回到故乡济南，虽在守丧期仍常与亲朋故旧聚饮，“日饮酒自纵，为时所讥”。范讽与同乡石延年、刘潜之流，“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竟产生不小的示范效应，“后生多慕之”。颜回的后裔颜太初对此不满，写《东州逸党诗》讽刺。于是，范讽及其交游的一批士人，被称为“东州逸党”。仕途失落的文臣石延年，以酒量过人闻名一时，宋人笔记称他与宾客聚饮时，常披发裸足，甚至有“囚饮”“巢饮”及“鳖饮”等等古怪行为。据说，宋仁宗欣赏其才，曾让大臣劝其戒酒，他不得不终止这一嗜好，不料这位高阳酒徒因此染疾而亡。事实上，一些嗜酒如命的官员的确死于杯盏之中。如宋太宗朝的状元苏易简，官至参知政事，但“性嗜酒”。他初任翰林学士，答谢之日便已喝醉，“余日多沉湎”。宋太宗曾特地劝他节制，并“草书《劝酒》二章以赐”，还令其母为之诵读。然而苏易简终究难以自拔，仍然死于过量饮酒。宋太宗感叹道：“易简果以酒死，可惜也。”而李询(又作“李绚”)同样嗜酒，在知开封府任内曾夜饮大醉，次日上朝“奏事酒未解”，引起宋仁宗的不满，被调离原职。不过他积习难改，“性嗜酒，终以疾死”。

　　二、官场的饮酒乱象

　　宋代官方的宴饮活动，可谓名目繁多，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各级衙门的宴请，以及官宦士大夫间的聚会。在这些聚饮活动中，宋人有尽显风流的一面，特别是乘兴酬唱之际，创作了无数的名篇佳作。不过，杯盏之间也常引发诸多乱象，由此构成朝野关注的时弊之一。

　　宋朝历史上，官场因饮酒引发的乱象可谓形形色色、层出不穷，轻者给当事者引来非议乃至祸端，大者则败坏法纪秩序。揆诸有关文献记载，大致可将这些现象划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酒后失态，是宋代官场常见的现象，甚至连某些宰辅大臣也不能幸免。如宋太祖朝初期的翰林学士王著，一贯嗜酒，曾“宿直禁中，被酒，发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门求见。帝怒，发其醉宿倡家之过，黜为比部员外郎”。宋初另一位文臣郭忠恕醉酒后上朝，不仅喧闹朝堂，还与御史台官吏发生冲突，结果遭到贬官，“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吏夺其奏，毁之，坐贬为乾州司户参军”。以后，他在地方又因酒后惹事，再被削籍流放。史称“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上怜其才，每优容之”，但终因“益使酒”，被流放至死。郭昱则在随大将潘美出征南唐期间，半夜酗酒狂叫，骚扰到军队宿营，“中夜被酒号叫，军中皆惊”，于是遭到遣返。宋真宗藩邸师傅出身的郭贽升任参知政事后，一次上朝议事，竟醉酒未醒，也因此被贬。最突出的例子当属宰相张齐贤其人其事，咸平三年(1000)冬至之日，张齐贤在上朝前喝多了酒，“日南至，群臣朝会，齐贤被酒，冠弁欹侧，几颠仆殿上”，遂被弹劾下台。在给他下达的罢相制书即明确斥责道：“居三事之崇，享万钟之厚。属当大礼，表率周行。而乃酣醟杯觞，欹倾寇弁，渎兹朝着，悖我盛仪。”从以上诸多事例可见，宋代官员酗酒后暴露的各种失态行为，成为败坏官方形象的突出表现之一。

　　还有宋朝官僚饮酒过程中的不雅行为，主要反映在一如往昔的纵情声色。按照宋代官场流行的传统，宴饮时大都有官妓或家姬陪伴助兴，于是酒后常有放荡行为发生。如北宋中叶，“无检操”的翰林学士杨绘被贬，“居荆南，日事游宴”。某日，出家妓请客夜饮，府学教授胡师文酒后对杨府家妓肆意玩弄，令主人狼狈不堪，“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自屏后窥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于屏后。师文离席排绘，使呼妓出，绘媿于其妻，遽欲彻席。师文狂怒，奋拳驱绘，赖众客救之，几至委顿”。此事外传后，杨绘引来极大非议，所谓“近臣不自重，至为小人凌暴，士论尤鄙之”。宋神宗朝的枢密副使王韶，“在鄂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缋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杯罚之，谈笑如故”。王韶的这一举动，其实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对酒后乱性行为的包容态度。宋代笔记又反映，名儒罗从彦曾为酒场上相识的小妓杨姝赠过《好事近》一词：“一弄醒心弦，情在两山斜叠。弹到古人愁处，有真珠承睫。使君来去本无心，休泪界红颊。自恨老人愤酒，负十分金叶。”这一本属逢场作戏之作，却暗含了对男女情色的露骨描写，流传甚广，说明借酒放纵声色的行为在士大夫之间并不稀见。不过此类行为若过了头，也会惹火烧身。如宋英宗朝，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孙沔虽有才干，但“喜燕游、女色”的声名太大，大概有碍官方形象，故因此一度被贬。南宋绍兴年间，广东提刑韩璜奉命查处贪官王鈇，不曾想却栽倒在酒席上。据记载，王鈇有一妾，乃“故钱塘娼也”，为韩璜昔日相好。于是王鈇派此妾在专设的宴席上百般劝酒，将韩璜灌醉，令其丑态百出，最终狼狈而归，“不敢复有所问”。此事传播出去，深陷风波的韩璜“旋遭弹劾”。

　　其二，酒后失职。仅就史载所见，宋代官员因酒失职废事的现象频发，不仅包含官员的一般职责，并且还牵扯到外交以及宦官职守等方面。如：宋初，向拱在西京留守任内，“好声妓，日纵酒，恣所欲。政府坏废，群盗白日劫人于市，吏不能捕”。这种因酒废职的后果，竟到了无视群盗光天化日打劫的地步，宋太祖当然无法容忍，遂将其贬官。再如南宋宁宗时，知吉阳军梁克和在任期间，“耽于酒色”，凡有诉讼官司，皆交给手下吏人处理。更有甚者，大理寺官员陈榛在绍熙二年(1191)被检举，他每次判案时都要喝下许多酒，然后才写出判词，“在棘寺每断一案，必须饮酒斗余，然后下笔，轻率故也”。不过，也有遭人诬陷的事发生。如在宋太宗朝，董俨为度支使，黄观为判官，“俨知观不饮酒，一日聚食，亲酌以劝观，观为强饮之”。随后，都监赵赞召黄观议事时，询问是否饮酒，黄观如实回答。次日，董俨与赵赞便上密奏称黄观“嗜酒废职”。直到多年后，董俨才因此诬告之事被贬。

　　外交场合出现的酒后失职行为，在宋代也不少见。如在宋真宗朝，孙冕承担接伴契丹使臣的职责，但他因在接待宴会上酗酒，“被酒不谨”，有失国体，被贬责外放。类似的事例还有多起，如皇祐三年(1051)，宦官李希晟奉命迎接辽使时，与雄州判官左振在城内“宴饮无节”，即在接待辽使的宴会上纵酒无度，有失礼仪。两人最终遭到追究，当地的文武长官也因此牵连被贬。而在对方国度的外交场合中，宋朝官员同样有酒后失职行为，如北宋中叶，王拱辰率团出使辽朝期间，在宴席上表现失常，“契丹置宴饯，宋选、王士全、拱辰等遂窄衣与会，自以随行京酒换所设酒，痛饮深夜，席上联句，语同俳优。选及士全因醉，与敌使争，及契丹主自弹琴以劝拱辰酒，拱辰既不能辞，又求私书为己救解。失礼违命，损体生事”。可见他们酒后的各种行为“失礼违命”，有损宋廷尊严。无独有偶，朝臣刘沆衔命出使辽朝，对方接待的馆伴使杜防在酒席上强迫刘沆饮酒，结果刘沆“沾醉拂袖起”，竟出口咒骂杜防。此事不仅有损宋朝形象，并且已多少构成外交风波，因此刘沆返回后被贬出朝。天圣元年(1023)八月，出使辽朝国信使张师德等官员的二十五位随行人员，在酒宴中也发生事端，“因醉酒不谨言语，遂致衅隙”。及至返回，这些随员也受到严惩，其中亲从长行李达已被处斩。

　　宦官属于帝王身边的宫廷人员，其失职行为自然不同一般。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宦官周延峭在奉命携带诏书到宋州视察期间，竟擅离职守，结果在“出城饮酒”过程中将诏书遗失，因此被斩。南宋高宗时期，得宠宦官康谞为内侍省押班，经常请另一位宦官、知阁门事蓝公佐饮酒，并曾于酒后泄露皇帝的谈话内容，“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纵饮大醉，薄莫乃归，尝漏泄禁中语”。这显然属于严重的涉密失职，只是因有宋高宗的庇护，才未受到追究。

　　其三，借酒生事。有关此类的记载也不少见，突出者如：吴越王钱俶因主动纳土归降，获得罕见的隆高待遇与地位。据记载，钱俶举家迁入开封城后，曾一度卧病家居。某日，宦官赵海在醉酒状态下闯入钱府，拿出数枚药丸劝钱俶服用：“此颇疗目疾，愿王即饵之。”钱俶服下药丸后，赵海才离去。钱家人皆惊恐不已，钱俶只得安慰道：“此但醉耳，又何疑哉？”宋太宗数日后闻知，将赵海逮捕下狱，随之决杖流放海岛。从仅有的记载来看，此事应是赵海私自揣摩上意，故意借着醉意测试归顺降王的态度。不过，此举一旦传出去，难免会引起轩然大波，令宋太宗陷于尴尬境地。赵海就此付出沉重代价，也就不难理解。还有更荒唐者，如承担巡查治安的西京右军巡使李之才不顾禁令，伙同他人携酒进入洛阳宫殿中“聚饮”，被举报后“除名为民，永不齿叙”。

　　其四，酒后违法。轻则酒后随意打人，重则甚或醉酒杀人，有关此类现象同样不绝于史。典型例证如：宋太宗朝状元出身的胡旦，在任知海州期间长期沉湎饮酒，又酒后任意以鞭打人，“沉湎于酒，恣行鞭扑”。大中祥符七年(1014)，知长安县王文龟，“醉出，回顾市民有踞坐者，即其所仗之三十，诘朝而卒”，因此被除名流放。宋哲宗时期，据御史吕陶上奏揭露：大臣韩缜品行恶劣，素来宴饮无度，酗酒后曾有杀人之举，所谓“任秦州经略使日，酣饮无度，误谓指使使臣窥其私而棰杀之”。吕陶的说辞虽有党争之嫌，但提到韩缜酒后杀人之事，当属事实。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监潭州南岳庙、宗室赵伯励因“乘酒殴击百姓钱三致死”，遭到除名勒停的惩罚。还是在宋高宗时期，宦官李廙私自参加大将韩世忠家宴会，期间因“手刃伤弓匠关宝”被捕下狱。随后，御史又上奏指斥其违反“禁内侍不得关通主兵官”之法，李廙遂被除名，刺配琼州。

　　除了以上突出乱象外，宋代还存在挪用公帑资助宴饮的行为。如在宋神宗朝，因一桩新旧党争引发的弹劾案暴露出的问题：有位知州竟以公库银器抵押换钱，以供宴饮开支。由上可见，宋代官场上饮酒乱象丛生，不仅助长了官员享乐之风，也对政务运行与法纪秩序带来了直接破坏影响。

　　三、聚饮风波与仕宦之争

　　宋朝一如历代王朝，政坛存在或明或暗的不同派系，在他们结交的过程中，聚会饮酒常常是一种重要的媒介。而官宦之间交往的重要场合，也往往离不开酒席。不过，当酒桌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因素后，有时就难免引发大小风波，或牵扯权力斗争，或波及人事纠纷。

　　宋人笔记《玉壶清话》记载了宋太宗朝的一件逸闻：枢密副使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董俨及知制诰胡旦为同年进士，“俱少年，为一时名俊”，加上赵昌言旧日的下属梁颢，五人过从甚密，气味相投。于是，他们经常晚间在赵昌言任职的枢密院内(似应为赵昌言府邸)聚会，纵情饮酒，“棋觞弧矢，未尝虚日”。每每“乘醉夜分方归”，碰到巡夜的金吾卫吏卒拦马询问，梁颢竟在马上挥鞭责打，并口出狂言：“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京城遂传出“陈三更，董半夜”的民谣。由于此事传的沸沸扬扬，有碍朝廷形象，赵昌言因此遭到贬官处分。以后，他复出为参知政事时，宋太宗见到他笑道：“半夜之会，不复有之。”赵昌言当即叩首谢罪。出自后世的这一记载，原意是在调侃过往的一段士林佳话：五个名士因时常通宵达旦聚会饮酒，以至于放荡不羁，最终引起物议而遭到惩处。

　　从表面上看，“半夜之会”不过是几个文臣酒友聚会，以及过分贪杯引发的风波，但其实背后的隐情则与朋党纠葛有关。这场风波的主角赵昌言，与胡旦、董俨系同年进士，胡旦是本榜状元。赵昌言则为省元，三人遂有同年之谊。由进士入仕的陈象舆，后与董俨为三司同僚，又彼此嗜酒，被称为“陈三更”“董半夜”，自然进入了赵昌言的圈子。梁颢为雍熙二年(985)进士榜的状元，初授大名府观察推官时，知府正是赵昌言，两人遂为上下级关系。再就他们的身份而言，赵昌言身居枢密副使高位，拥有参政大权，胡旦为知制诰，董俨为度支副使，陈象舆为盐铁副使，梁颢为直史馆、判登鼓闻院，皆属进士出身的朝官，都能在朝堂上发表意见。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非同寻常，遂在朝中形成了一个新晋派系集团，赵昌言也就成为他们当然的首领。而以酒相聚的“半夜之会”，自当视之为朋党聚会。端拱元年(988)，布衣翟马周击登闻鼓，呈文抨击宰相李昉身居要位，当契丹入寇之时，不是尽心尽职，而是“赋诗饮酒”，还以女乐助兴。结果李昉罢相。不久，勋臣赵普复相，追究此事的主谋为胡旦，赵昌言则暗中相助，便奏请宋太宗将赵昌言等五人一律贬官。于是有了不同于《玉壶清话》的另一个更真实的版本：

　　枢密副使、工部侍郎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厚善，度支副使董俨、知制诰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颢常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会昌言第，京师语曰：“陈三更，董半夜。”有佣书人翟颖者，奸险诞妄，素与旦亲狎，旦知颖可使，乃为作大言狂怪之辞，使颖上之，仍为颖改名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也。其言多排毁时政，自荐可为天子大臣，及力举十数人皆公辅之器，昌言内为之助，人多识其辞气，知旦所为也。李昉既坐黜，赵普秉政，深疾之。开封尹许王元僖使亲吏仪赞廉得其事，白上，捕马周系狱，开封府判官张去华亲穷治之，马周具伏。上怒，诏决杖流海岛。甲戌，责昌言为崇信节度行军司马，象舆复州团练副使，俨海州、旦坊州、颢虢州司户参军。上待昌言厚，垂欲相之，会普以勋旧复入，恶昌言刚戾难制，因是请加诛殛。上特宽宥昌言，既谪，普又请行后命，上不许，乃止。普始为节度使，贻书台阁，体式皆如申状，得者必封还之，独象舆不却，普谓其慢己，故与颢等皆被重谴。

　　由以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中，不难发现赵昌言因深得宋太宗的器重，便拉帮结伙投入朝中斗争，并通过指使他人投诉宰相失职的方式，为进一步晋升创造条件。而赵普复出后则代表老臣发起反击，不仅将对手一网打尽，甚至企图致赵昌言于死地。由此可见，赵昌言等五人最终被贬，自然与酒后放荡行为关系不大，而是当时新贵和老臣之间权力角逐失利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宋太宗既刚愎自用又猜忌心重，唯恐自己被臣下架空，故不仅经常撤换宰执大臣，也厌恶官僚结党。因此，赵昌言等人为避嫌，便利用聚饮的机会，密商朝政纷争之事，“半夜之会”也就多少具有政治密会的性质。

　　宋真宗朝末年，寇准与政敌的权力斗争虽与“半夜之会”方式不同，起因却也与聚饮风波有关，而影响与后果则更大。如所周知，寇准的主要对手是丁谓和刘皇后，但最早与寇准结怨的曹利用也是一个关键角色。宋代史家李焘记载，寇准以往任枢密使时，对副使曹利用极为轻蔑，“议事有不合者，准辄曰：‘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利用由是衔之”，由此两人不和。此时大致应在大中祥符七年六月至次年四月之间，远早于天禧四年(1020)双方对决之时。不过，还有一处细节被忽略了。据宋人笔记反映，多年后，袁抗在知道州期间，丁谓从流放地朱崖北迁道州，袁氏询问其与寇准结怨的缘由，丁谓告诉他：“寇自粗疎。先朝因节日赐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饮人，时曹利用为枢密副使，不领其意。寇曰：‘某劝太傅酒，何故不饮？’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邪？’曹厉声曰：‘上擢某在枢府，而相公谓之一夫，明日当于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协，厥后发莱公之事者，曹貂也。预谓何事？”丁谓此话固然有推卸责任之嫌，但提到寇准在酒席上羞辱曹利用的举止，却符合其一贯行事风格。故这场酒桌风波引起的冲突，也是曹利用投身反对派的缘由之一。以后，参知政事李迪就曾在宋真宗面前指责丁谓与曹利用结党，“迪斥谓奸邪，因言利用与之为朋党”。

　　天禧四年，当出现“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丁)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的状况后，寇准征得宋真宗的首肯，筹划由太子监国，自己辅政，将枢密使丁谓贬出庙堂，并为此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然而，寇准竟不慎泄露此事，所谓“既而准被酒，漏所谋”。从“被酒”一词可知，寇准是在醉酒后说漏了嘴，有可能发生在某种特殊酒宴场合。丁谓闻知后，当即展开反扑，李焘对此过程虽有较细的辨析，但“丁谓夜乘妇人车，与曹利用谋之”的细节依然可信。最终，寇准遭到罢相，随后再遭到贬官流放，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角逐遂划上休止符。还有记载也称：“于是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勖等协力，处画已定，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且将举事。会莱公因醉漏言，有人驰报晋公，晋公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明日，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对这段几同政变的斗争，后世宋人记述颇多，其中寇准与曹利用在酒宴中的冲突，都被视为一个关节点，如《玉壶清话》反映：寇准当宰相，曹利用为枢相，“寇、曹二人者，一时恃酒，往往凌诟于席”。难怪多年后，欧阳修为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等七位名士经常聚饮，“相得尤乐”。府尹钱惟演对他们告诫道：“诸君知莱公所以取祸否？由晚节奢纵、宴饮过度耳。”钱惟演所说绝非虚言，因为他正是当年丁谓派系的重要成员，深知寇准致祸的内幕与过程。还值得一提的是，寇准一生好酒，因此引火烧身的事不止于此。早在宋太宗时期，寇准曾从枢密副使的高位被贬为知青州，以后宋太宗思念到他，接连询问其情况，“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准，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可见寇准纵酒的积习，为政敌提供了可乘之机。

　　宋代官场的饮酒风波还有不少，如明道二年(1033)十月，在宋廷为已故刘太后举办的礼仪活动期间，首相张士逊利用歇息的机会来到枢密使杨崇勋家，宾主一同对饮。结果两人只顾推杯换盏，竟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日中不至，群臣离立以俟”。于是御史中丞范讽当即弹劾两位大臣有失体统，张士逊和杨崇勋遂遭到外放处分。这两位被贬固然咎由自取，不过实在也与当时权力斗争有一定的关联。张士逊和杨崇勋属昔日刘太后垂帘时期重用的人，而张士逊又与不久前下台的首相吕夷简存在竞争关系，故宋仁宗亲政后倚重吕夷简，复出为次相的张士逊便与杨崇勋结盟，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这次能因喝酒引发如此大的风波，大概张、杨聚饮的日子不在少数，也终于给政敌提供了口实。史称：“先是，天下蝗旱仍见，士逊居首相，不能有所发明，上颇复思吕夷简。”而与吕夷简交好的范讽借机对张士逊发难，自然有其缘由，终于使幕后的吕夷简有机会重登相位。

　　宋仁宗时期发生的“进奏院案”，也是由聚饮风波引发的政治事件。庆历四年(1044)，宰相杜衍的女婿、集贤校理苏舜钦在主管进奏院期间，因用卖废纸的钱请客饮酒，被太子中舍李定举报，再被御史中丞王拱辰指使御史刘元瑜等弹劾监守自盗，结果遭到除名勒停的严惩，参加聚会的王洙等一批朝臣同时被贬。此事值得关注的有三点：其一，苏舜钦所为属于循先例，并非违规；其二，苏舜钦不仅是宰相之婿，而且自恃有才，对朝中保守派权贵持批评态度；其三，苏舜钦与应邀赴宴者都是志趣相投的“名士”，也是有地位的朝官，属于支持改革的一派新晋官员。可见这场风波的起因并不简单，背后实与朝政斗争存在关联。苏舜钦等人与参知政事范仲淹过从甚密，杜衍又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故守旧派以此为口实打击政敌，酿成轰动一时的政治狱案。另据记载，当时的另一位宰臣贾昌朝其实是制造狱案的暗中后台，事后刘元瑜即向贾昌朝报功称：“与相公一网打尽。”最终，宰相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及枢密副使富弼受到牵连，先后被打倒。于是，遭受大批保守派围攻的新政戛然而止。因此，后世宋人对此皆以为冤。有诗讥讽李定此举，“一客不得食，覆羹伤众宾”。还有宋哲宗时期的党争，亦曾经牵扯到酒宴风波。据曾布《日录》记载，元符二年(1099)，知枢密院事曾布向宋哲宗提及一桩旧事：吕嘉问在知荆南期间，曾到某士人家夜饮，“与其妾间坐，和诗及小词”。在重提这一丑闻后，曾布又揭露吕嘉问的其他罪状，并进而反映宰相章惇对其包庇。其实，曾布此举既有报复昔日冤家吕嘉问之意，也企图借机攻击政敌章惇。

　　南宋权臣当道时期，官员聚饮时稍不注意，同样可能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如绍兴十三年(1143)，权中书舍人程敦厚已任职数年，多次希望转正，也得到宰相秦桧的允诺。但当秦桧获悉他屡次出入大将家门，韩世忠之妾周氏、陈氏，张俊之妾章氏、杨氏，受封郡夫人，程敦厚所写诏书词语“极其称美”，遂引起秦桧的不满。某日，程氏参加韩世忠家宴，酒后竟将酒器怀揣回家。秦桧闻听立即指使御史弹劾，揭露其“丑德秽行”，最终将程氏贬降为知县。根据秦桧当权期间肆意迫害异类的情况来看，捏造罪名司空见惯，此事应与猜忌朝臣结交将帅圈子有关，可能亦属冤案，不过因宴饮惹火烧身的结局，大概无误。

　　在宋代官场宴饮中，因派系权力斗争造成的风波通常背景复杂，其后续影响也非同一般。与此同时，原本纯属应酬交际性的场合，因杯盏中的偶然因素亦可造成不快的场面，最终导致关系失和与人际纠纷的后果。宋代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以种放与王嗣宗之间的酒桌冲突最为著名。种放是宋真宗时期蜚声海内的隐士，深得宋真宗的欣赏，官拜工部侍郎，往来于京师朝堂与终南山林之间，与达官贵人交游甚广。不过，以后却因一场饮酒风波导致其盛名败落。

　　据《宋史·王嗣宗传》记载，王嗣宗知永兴军府，种放从开封返回终南山，王嗣宗特地到驿站以礼相迎。不料在随后的设宴洗尘中，种放喝醉失礼，两人遂爆发口角，“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种放借酒揭对方之短，的确有所依据。王嗣宗当年在宋太祖朝参加殿试时，成绩本与赵昌言不相上下，后因皇帝一句戏言，他便“搏赵昌言帽，擢首科”。王嗣宗以手博取状元的往事，属其最为忌讳之处，“故放及之，嗣宗愧恨”。这次酒场反目后，王嗣宗便上奏揭露种放及其家族在本地的种种劣迹：“所部兼幷之家，侵渔众民，凌暴孤寡，凡十余族，而放为之首。放弟侄无赖，据林麓樵采，周回二百余里，夺编甿厚利。”不仅如此，奏疏的言辞还相当激烈，“极于诟辱，至目放为魑魅”。宋真宗正厚遇种放，只得令其徙居嵩阳回避。李焘对此事的记载相类，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酒宴上冲突的真实性，“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吾不犹愈于角力而中第乎？’初，嗣宗就试讲武殿，尝因戏弁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媿憾……”。《宋史·种放传》也承认了种放“尝乘醉慢骂之”的细节。经历这场风波后，种放声名大损，“时议浸薄之”，从而失去了朝野推崇的地位。

　　晏殊与欧阳修之间不和，是宋代士林中的一段有名公案，起因也是在饮酒场所发生。据记载，晏殊在任枢密使期间，曾宴请欧阳修等人，当时对夏战争正当激烈，欧阳修在席间遂赋诗暗讽，由此两人结为冤家。此后，晏殊曾指着人品欠佳的唐代韩愈画像对坐客说：此人相貌颇类欧阳修，哪知欧阳修不是韩愈的后裔？我重欧阳修文章，但不重其为人。欧阳修也经常对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章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章。可谓互相攻讦，难怪宋人对此评说是“文人相轻”，岂不知竟是在酒场上所引起。

　　四、官场酒风过盛的根源

　　两宋时期，官场酒风过盛的问题，已为朝野所共睹，但此风依旧难以遏制。推究其因，除了以往历代共性的因素外，宋朝统治集团对饮酒问题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规则，则是主要的时代根源。

　　首先，宋代帝王往往秉持放纵饮酒的态度，是官场酒风过盛的重要原因。按照规制，官员上朝不得有失仪举动，而饮酒过量后难免如此。宋代皇帝大都自身好酒，大概认为贪杯属人之通病，因此对臣下饮酒多采取放纵的态度，甚至对他们酒后入朝举止失当亦予以包容。如在雍熙元年(984)的春季大宴上，宋太宗畅饮甚欢，“以虚盏示群臣，宰相言饮酒过度，恐有失仪之责”，但宋太宗却主动对御史中丞滕中正表示：“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弹劾也。”接着又告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朕乐在时平民安。”最具代表性的君王则莫过于宋真宗，如枢密副使周起曾与寇准“过同列曹玮家饮酒”，当其他客人散后，周、寇两人仍继续开怀畅饮，至深夜“尽醉”才罢。翌日，周起带着醉意上朝，“引咎伏谢”，但“真宗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还有记载反映，“真宗时数宴大臣，至有沾醉者”。朝官薛奎为此上奏劝谏：“今天下诚无事，而宴乐无度，大臣数被酒无威仪，非所以重朝廷也。”从这段劝谏话语中，不难发现在宋真宗君臣饮乐无度下，大臣纵然屡次醉酒失态，也无人过问。另如宋英宗的态度亦是如此：一次，某官员入朝时“醉饱失容”，结果被御史弹劾。宰相韩琦要求依规处理，宋英宗却不答应，并表态：宁肯以他事问罪，也不愿因此惩处。由此可见，宋朝帝王不仅带头享乐宴饮，还常常宽纵臣僚酒后上朝失态，这便不难理解官场酒风之所以盛行。

　　其次，宋代士大夫热衷饮乐风尚的态度，是官场酒风过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其实，自古世人聚会饮酒，除了获取自我陶醉的感受外，又往往看重其中的融通之效。在推杯换盏之间，不仅有助于释放情绪，加深彼此信任，还能缓和矛盾，甚或化解僵局。故聚饮也是官场交际的重要方式，正如唐诗所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因而，宋代官僚对饮酒大都保持积极的态度，视之为官场风尚，纵然因酒发生冲突、纷扰，但凡不涉及大的风波或矛盾斗争，通常也予以包容。典型的事例如：

　　东封，车驾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争，皆怆惶入白，公(王旦)卧不答。夜入对，上曰：“臣寮奏状，千乘万骑在外，可斩首以令众。”公曰：“此正小人一时醉殴，若斩之，是禁人饮酒，令饮酒者皆惧。车驾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归京府系治。”后府申覆，公曰：“若初轻断，亦恐纵人，今霈大赦，可赦之矣。” 

　　这段文献提供的信息是：在君臣东封泰山途中，堂吏们夜晚酗酒斗殴，惊扰到皇帝和众臣。宋真宗询问是否采纳杀一儆百的提议，宰相王旦却认为不过是一时醉酒过失，不足以问斩，更重要的是此举意味着禁止饮酒，“令饮酒者皆惧”。最终，当事人暂时遭到关押，以后再被赦免。由此可见，“禁人饮酒”不符合人之常情，当然不为宋代官场所接受。如此一来，宋朝官员都看重宴饮聚会形式，有人便因此经历了前后变化。如名相杜衍曾两次出任永兴军长官，其第一次任内宴饮“简薄”，无官妓陪侍。再次莅职时，浸淫宦海渐久的杜衍态度发生转变，不仅“筵会或至夜分”，还乘着酒兴亲自歌舞。“长安父老见公通变，皆曰：‘杜侍郎入两地去’”。不久，他果然升至枢府高位。杜衍先后在酒席上态度的变化，正反映了饮乐在官场中的特殊含义，而长安父老的预言，其实不过是对人情世故的暴露。而那些不善饮酒者，自知不能抵触这一风尚，往往也只能主动配合。如宋初宰相沈义伦之子、朝官沈继宗，“不饮酒，不嗜音律，而喜接宾客，终日宴集无倦”。士人刘韐“性不饮酒”，但在任丰城县尉时，为了接待一位好酒的推官，只得勉强陪酒应付，期间彼此赋诗嘲讽对方，就此留下一段佳话。南宋名臣范成大还自称：“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予若也，而能知酒者亦莫予若也。”

　　最后，宋朝官方的各种宴饮活动以及相关规则，是进一步助推酒风盛行的重要制度因素。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宋代礼制下的“宴享”活动更为频繁，像皇帝出席的春秋大宴、各种名称的曲宴、赐酺宴以及赐予新科进士的闻喜宴等等，皆为例行的官方活动。甚至在南宋初因战事紧张一度中断的某些曲宴，在形势稍缓后也很快恢复，如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宋高宗下旨恢复了赏雪宴。有关这些宴享制度，论者已多，不再赘述。与此同时，宋朝帝王为臣僚赐宴的名目也很多。如按照规定，宰相除了生日可获赏赐，在中书设宴庆贺外，往往还能在家享受皇帝的赐宴。典型的例证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下旨“赐羊酒米面”，令官方为王旦在家举办隆重寿宴。南宋高宗朝，遇到宰相秦桧生日，同样赐宴于其府邸。宋代皇帝又常常临时起意，设宴款待某些官员，如天圣九年(1031)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外任，宋仁宗特意在太清楼设宴饯行。以后，翰林学士吕臻以侍读学士头衔外任，宋仁宗也赐宴相送，并规定以后定为惯例。绍兴二十三年(1145)，因经筵讲读告一段落，宋高宗在秘书省宴请宰执和讲读官。还有如秦桧家新楼落成后，宋高宗为其赐宴的情形存在。在司马光的笔下，还记录过近臣获得赐宴的具体食物：冬至之日，皇帝赐两府、两制宴席，有果品近百种，以及酒水等物。

　　除了以上与帝王相关的各种活动外，宋朝各级、各地官署也存在大量的官方宴饮活动，包括接待往来官员和各种定期聚会等。而这方面的开支同样有专门的公帑保障，即“公用钱”(又称“公使钱”)，如宋祁所说：“公用之设，所以劳众而饷宾也。”韩琦、范仲淹也坦承：国家设置公使钱，“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因此，各地公务宴饮应酬繁多，有时甚至令人应接不暇。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疲于应付各方酒席，以至“不胜杯酌”，时人便称杭州通判为“酒食地狱”。更有甚者，在紧张的边防前线也是如此，如景德元年(1004)九月，在辽军大举南攻前夕，宋真宗下诏给河北前线主帅王超及以下官员增加公用钱，“诏给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公用钱满万缗，余并增给有差”。据随后王超反映：“日与知州、通判、军职等会食，饮酒或至日旰，虑妨公务。请隔日一会食。”显然，就连军事统帅都觉得每天与地方官、将校聚饮不妥，尤其是从中午拖至黄昏妨害公事，故建议将聚饮改为两日一次。不料，宋真宗竟批复道：“军中旧制，骤令改易，恐群议非允。”责成王超遵循惯例。由此极端例证可见，宋朝官场的宴饮活动已成为公务的必要环节，不便随意停废。南宋人遂指出：近人有认为州郡设宴不妥，是不懂祖宗优待官员本意。惟有发生贪污不法，才有必要痛加惩治。宋宁宗时期，驻有“六司”等重要军政机构的建康府，各种酒席花费巨大，商飞卿到此就任总领军马钱粮一职，提倡节俭，靡费支出才有所减少。但此事属于特例，一方面因战时财政异常紧张，另一方面碰上少见的节俭官员，故不具有普遍性。

　　事实上，在宋代许多中高级官僚的收入中，就包含了酒这项食物。据《宋史》记载可知，“学士、权三司使以上兼秘书监，日给酒自五升至一升，有四等；法、糯酒自一升至二升，有二等”。马端临也提到：诸大学士、学士等，“内外任并给酒、添支、马草料”。这种按日计算直接发放酒的制度，既说明酒水在官员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进而助长了官场的酒风。在此附带补充的是，宋朝官方还直接开办酒楼，以满足官僚的需求。如南宋临安城有许多大型的官营酒楼，其中“太和楼”拥有包席数百间，时人有“席分珠履三千客，后列金钗十二行”的诗句描述。这些官营酒楼大都豪华气派，金银酒器动辄千两以上，并有陪客的官妓数十人，而对象主要是仕宦之流，被讽刺为“聊以粉饰太平耳”。

　　结   语

　　历史上，统治阶层喜好饮乐本属常态，但过度沉湎于酒则会带来诸多危害，因酒荒政甚至足以祸国。故清醒的当政者通常会关注官场酒风，必要时还推行禁酒令。如周公作《酒诰》，即在于告诫殷商酗酒亡国的教训。宋朝对官场的饮酒活动也有不少限制，这不仅体现于官员在履行政务时禁止饮酒，对上朝因酒失态的朝官加以弹劾惩处，还反映在对科举考生及军人的相应禁令上。如在宋神宗朝，国子司业朱服上奏要求：凡到京考试的举人，如有包括酗酒行为在内的品行恶劣者，“委本监检察闻奏，比附学规殿举”，得到批准。宋代军法则规定：“以强凌弱、忿争酗酒、喧悖恶骂，或搧惑恐吓军伍，及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然而，奉行实用主义的宋朝统治者，一贯倾向以怀柔手段笼络上层，故在不危及自身统治与可控的前提下，视放纵饮乐为收买官僚集团的手段之一。正如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中对功臣将帅所说：“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因而，宋朝官场酒风盛行及其引发的问题始终存在，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