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共成功之隐线】神秘的军委二局_风闻

民生文旅-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0-07-28 23:25

2020-07-28

你所不知道的红色密码：

从情报战到金融战（三十一）

中央保卫局固然出色，但是在情报系统内，还有一个过犹不及的军委二局。

时间回到1935年初，中共在最危急的时刻召开遵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实际则由毛泽东负责指挥。毛泽东再次成为红军灵魂，创造出一系列奇迹。红军就如同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一般，作战有如神助。特别是四渡赤水，红军在不到30公里的范围内反复穿插，把敌人甩在身后，非常神奇。有人将其归结为毛泽东的指挥水平高超。毛泽东的指挥确实很神，但并不是全部。中央保卫局的情报侦查也立下汗马功劳。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高度评价情报人员的贡献：二局（专门负责侦听的情报部门）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二局，就是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是曾希圣。周恩来称他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他领导的二局，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曾希圣

曾希圣在1930年调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任秘书长，随后调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任谍报科科长，曾获取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于1931年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当时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

总参谋部下设有情报科，由原在上海中央搞情报工作的曾希圣任科长，原监听台划为情报科，与谍报队成为两大主要侦察手段。1932年，情报科升格为局，曾希圣随之升为局长，又按它在总参谋部的局的排序，简称为二局。

二局侦查手段是无线电侦查，其历史非常有趣。中共无线电情报工作的开展由来已久。1928年10月，周恩来亲自在上海部署创建中央特科第四科，专门负责无线电工作，负责人是传奇人物李强和陈寿昌。

李强

陈寿昌

中央特科侦查科创办之前，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这个非常危险，因为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国民党对共产党搜捕力度惊人。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

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的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说实话这种方式风险虽然降低，但效率也降低了。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一旦出现问题，复核非常困难。比方说黄金大劫案，二十年之后才侦破。

根据当时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

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被国民党严密封锁，难以到达中共手中。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筹建，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

江西根据地的无线电建设也是一波三折。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曾经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不知无线电为何物的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做响的怪物给砸烂了！

毛泽东得知后痛惜不已，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

1930年12月红军反围剿战役的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然而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国民党十八师的台长王铮被俘虏，成为了红军十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彬继任。

无线电队首任政治委员冯文彬

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

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据王铮回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在瑞金叶坪洋溪村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千方百计修理好缴获到的坏电台，自己装配了若干部电台。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红军各军团和几个主力师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基本上都配备有无线电台。”

各地无线电电台的建立，需要一大批专业的无线电人才。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1931年夏的某期无线电训练班中，有一个学员名叫曹祥仁，这个人后来成为中共无线电通信的骨干，并在红军长征中立下汗马功劳。

曹祥仁的战友、与曾希圣、曹祥仁并称为“破译三杰”的邹毕兆说：曹祥仁同志只读过四年私塾，而搞起破译来非常出色，证明学历高低与业务水平只有相对的联系，关键是在实践中钻研、总结、提高的能力。邹毕兆还这样评价曾希圣和曹祥仁：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从构思来讲，曾希圣局长是创始者；就实际工作的重任来讲，曹祥仁是创始者。曾希圣、曹祥仁同志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无疑是正确的。

曹祥仁

天资，加勤奋，加忠诚，加奋不顾身，曾经七天七夜不下电台，完成任务后因高烧倒在床上，这就是曹祥仁成功的秘诀。这也是红军侦听破译战线全体指战员的集体写照。

周恩来曾为二局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彭富九指出，这是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具有“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二局体现为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优良作风”。

1941年7月，曹祥仁将自己破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撰写了专著《密码学总论》。曹祥仁的同事王永浚和李廉士、胡备文也分别写出了破译学专著和无线电侦察专著。这是解放军情报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著作。

1949年，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在全军二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时请教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在中国密码破译史上，第一个把码子变成字的是曹祥仁同志。这是对曹祥仁破译工作贡献的结论式评价。

曹祥仁的破译技术无师自通，却水平极为高超，简直就是中共的天赐福将。周恩来主持无线电通信工作，曾经颇为钻研过无线电通信技术，并亲自编写过密码。此密码被称为“豪密”（周化名伍豪），采用“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一直沿用到1949年，也没有被国民党破译。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曾颇为自得地当面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的密码怎么样？

曹祥仁直言快语：“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

像曹祥仁这样的人，毕竟是特例。而且特例很难代表普遍。实际上国民党国民党情报系统占有更多的资源，破译能力还是相当强大，他们曾在珍珠港事件前截获破译了日军的进攻计划。然而国军面对共军却极为悲剧，他们的无线电通信在共军面前几乎是透明的，而共军的通信对他们来说却如同黑箱。

即便是情报系统，国军面临共军也是扮演运输大队长的角色。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倒戈加入红军，给红军带来了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此后国民党军方面开始加大电报加密力度，使得红军侦破工作遇到巨大困难，谍报科抄收下来但不能破译的密码电报装满了几大筐。

1932年5月，红军总部将曹祥仁调去。从7月开始，曹祥仁与上级领导曾希圣合作。曹电码熟，曾中文好，两人密切配合，到10月完成了密码破解工作。

从此曹祥仁在破译国军密电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国军无线电部门难以逾越的“大魔王”。国民党军的密码基本上成为红军的明码。“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递，实际上等于让红军也得到一个副本。”这种局面几乎贯穿国共战争史的始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时，曹祥仁年仅18岁。

1937年，军委二局部分同志在陕北。

前排右二为曹祥仁，后排站立者为邹毕兆

同为破译三杰的邹毕兆比曹祥仁还年轻，15岁参加红军，任红三军第七师组织干事。17岁时被层层优选参加总部无线电训练班。因为他读过私塾，记忆力强，能够把摩尔斯明码数千组背诵如流，当年就成为红军报务员中的佼佼者。 1932年10月，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福建建宁成立，这是我军第一个无线电侦察单位。 11月16日，由于局长曾希圣和报务员曹祥仁第一次破解了敌军的密电码，使红军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朱德高兴之余，指示进一步加强密电码的破译工作。红三军军团长彭德怀立即打电话给曾希圣，以“送一个好脑袋”名义推荐三军团优秀报务员邹毕兆（17岁）到二局。

1932年年底，曾希圣果断决定，破译人员由过去的侦收兼破译，改为破译工作专业化，由曹祥仁、邹毕兆专搞破译。不久，他又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破译工作上。从此，他们三人成为中央红军破译敌军密码的核心人员，被称为“破译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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