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弟 | 《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后记_风闻

编者按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历史中，学人的过往与记忆也构成了特殊的界域与内容，形成了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是我们对过往最好的纪念。2018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并推出了“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随笔专栏。在一年的时间里，编辑部邀请了近七十位学界名家回忆往昔，试图沿着精神和文化的脉络，对过去的中国以总结、对当下的中国以启示、对未来的中国以期冀，取得良好反响。现在，专栏文章已编成《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上卷、下卷），呈现在读者面前。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七十年来，共和国学人薪火相继，他们所孜孜以求的文化丰碑和学术人格，深深内嵌于七十年的共和国历史和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这其中不仅有崇高的叙事、恢宏的体系、理性的建构，还有刻骨铭心的瞬间、饱经风霜的皱纹以及一个个五味杂陈的表情。这些瞬间、皱纹和表情连同学人跃动的心，见证了共和国的历史，构成了最为精彩的精神底色和思想光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是我们对过往最好的纪念。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多维度、真实而深入揭示四十年来当代优秀学人求学、治学与传道之心路，弘扬当代学术研究之真精神，并以此为契机，总结和反思中国人文学术和思想发展四十年之得失，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新动力和新思想，为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华文明走进新时代贡献绵薄之力，《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于2018年策划并推出了“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随笔专栏。在一年的时间里，编辑部邀请了近七十位学界名家回忆往昔，希望给时代、给后来者留一份沉甸甸的思想档案，再现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并试图沿着精神和文化的脉络，对过去的中国以总结、对当下的中国以启示、对未来的中国以期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上卷、下卷），正是《探索与争鸣》“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随笔专栏的集结版。这些名家无一不是当今学界执牛耳者，他们的讲述生动、有趣，直抵心灵深处，虽基本以学问人生为主线，或回忆过往，或阐述心迹，或申明主张，但基本可以看出共和国历史上人文社会科学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崎岖小道，从中也可以窥见优秀的学人无一不追求将学问融入家国情怀、天地人生。这一代学人或许生于“草莽”，稍显粗粝，但是生机勃勃，呈现的是生命活力，讲究的是打通内外，追求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反观当下，学术分野越来越严重，学术的学科化、数目字化越来越制约着中国学术的发展，精致的学术、晦涩的文风、书斋里的洋洋自得、自产自销的学术泛滥不绝，学术越来越成为不及物的把玩的赏品。也许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提倡一种面向生活世界、介入的、有情的、具有想象力的、兼具“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学术了。

一

《探索与争鸣》自创刊以来，一直践行“思想温暖学术，学术关怀现实”的办刊理念，主张学术为底、思想为旗，特别强调刊物的成长与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在这样的宗旨下，长期以来，刊物得到了张立文、陆南泉、叶书宗、周尚文、邓伟志、王家范、朱贻庭、赵修义等一批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们或撰文，或呼吁，或奔走，虽已进入仗朝之年，却依然宝刀不老、思路敏捷、心忧天下，正是因先生们的保驾护航和悉心呵护，刊物才得以砥砺前行。

何兆武先生

因为要策划“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专栏，2018年1月15日，我曾有幸拜访了很多德高望重的先生。现在依然记得，我在方朝晖教授的陪同下，去清华大学拜访何兆武先生，在先生简陋的家中，听他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先生已经不能下楼，终日卧床，手边摆放着油印的西南联大通讯，先生不认识我，但是始终乐呵呵看着我。先生耳朵背，记忆力也已经严重衰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翻来覆去讲西南联大时期跑警报的往事。室外残阳西垂，室内晦暗不明，主人认真地讲，天真地笑，客人认真地听，也跟着认真地笑。

何兆武先生为“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写给《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的亲笔信

二

樊锦诗先生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今年8月19日，“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发布了本年度获奖者名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获得“正能量奖”。8月27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名单。樊锦诗先生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公示名单，她是文物行业唯一入选的人员。而在去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樊锦诗先生获得“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荣誉称号。樊锦诗先生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她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科学保护石窟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重大贡献。在樊锦诗先生进京受奖半个月前的2018年12月2日，笔者有幸在上海和樊锦诗先生有过一次长谈。在近六个小时的访谈中，樊锦诗先生介绍了莫高窟文物保护与开发的历史进程，阐释了她心目中的“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文章和访谈视频不久前在《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发布，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我与樊先生的相遇，纯属巧合。此前，经过一年的推送， 我们的“一个人的四十年”的专栏，已经在学界有了不错的口碑，但是还需要一位压轴的先生为我们这次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巧合的是，去年11月底，我从朋友圈获悉樊锦诗先生将到上海大学做报告。在上海大学张勇安院长、陈菊霞教授的帮助下，我们赶到上海大学，邀请樊先生参与 “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樊先生比较谨慎，当时并没有答应，只是让陈教授留下刊物。三天后，陈教授跟我说，樊先生认真看了你们的杂志，愿意接受采访，并约在12月2日见面。

12月2日上海下着雨，连绵一周的阴雨让江南的冬天显得格外湿冷。我们的访谈安排在郊外一处安静的地方。走近先生，我才突然发现先生比媒体上更为瘦小，甚至有些孱弱，以至在她经过一条湿漉小道的时候，总觉得先生可能随时要滑倒。不料，先生却转身笑笑，摆摆手。访谈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9点结束，一口气进行了差不多六个小时。这么长时间，一般人都受不了，先生却没有任何疲态，瘦小的躯体里蕴含了多少能量啊，想想也是，在敦煌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先生早就练就了一副好身体。聆听先生聊天，真是一种享受，眼前总是浮现子夏的那句话，“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坐在面前的樊先生，温婉如玉，质朴无华，不徐不疾，甚至还有些腼腆，然而，慢慢会感受到她慢条斯理的谈话中蕴藏的力量，她讲到激动处，辅之以手势，镜片下透露的犀利的眼光，似乎一下子能看透对方的内心。

樊锦诗先生同采访人员合影

樊先生在上海长大，毕业于北大，亲炙于周一良、宿白等老一辈学人，毕业后到敦煌工作，远离了繁华和嘈杂，选择了艰苦寂寞的生活。从1963年到敦煌，到2015年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与前辈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生命接力，把整整五十二年光阴献给了莫高窟。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就这样扎根大漠，为艺术的传承、为文化的延续而坚守，如同苍茫大地上一盏闪烁着历史光辉的明灯，昭示文明的长存。敦煌文化博大精深，既令人深深沉醉于其魅力，又给人带来沉甸甸的责任感：“如果保护不好，这就是我的失职，因为敦煌太了不起了，太珍贵了。”执掌这样一个文化胜地，她随时要面对各方施加的压力。为了阻止敦煌上市，她更是抛下了书生的颜面，学会了跟官员吵架。在她的带领下，敦煌虽处西北边陲，却成功践行了完整性、真实性的世界最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

樊先生常常以傻自嘲。也许在常人看来，远离上海和北京，来到敦煌，确实是“傻”；但是这种坚持，何尝不是源于先生内心的澄澈和纯粹？事实证明，先生分明是一位智者。她是以毕生精力，在荒凉大漠中开辟出文明的天地，为保护历史遗产、弘扬艺术瑰宝，做出了卓越贡献，也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是樊先生离任前留给敦煌的精神遗产。在樊先生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走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最前沿。她参与了莫高窟“申遗”的全部工作，在与西方学者的接触中，深知向世界最先进经验学习的重要性，只要是先进的技术和理念，都认真学习。她主动学习法律，查阅各种文物保护条例，主持制定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她邀请三国四方通力合作，主持完成了极具前瞻性的敦煌保护规划，建立了科学的保护体系。她推动了榆林窟崖体加固和莫高窟风沙治理，五十岁了还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六十五岁，她决定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通过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远保存。她主持编撰出版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份报告因为其典范意义而在考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樊先生因为这些工作和成就，被誉为“敦煌的女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敦煌莫高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制定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制度，为有效保护莫高窟的价值树立了典范的形象。

樊先生说：“敦煌是至高无上的，跟千年莫高相比，我们太渺小，太渺小。”我想，先生的话不是谦虚之言。先生久居大漠，与文化相伴，与天地相随，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诗意早已化为生命的底色，江南的温婉圆润早已融入西北的粗粝苍茫。先生深知个体之渺小、文明之博大、守护文明之艰巨。先生以及比先生更年长的这一代人，少时大多生长在诗书之家，受过良好的蒙学教育，长大后负笈求学，接受高等教育，到了而立之年，本是人生最黄金的岁月，却横遭黑暗的一页，报国无门，及至改革开放，在不惑之年才真正迎来学术和人生的黄金时期。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隆冬的那个下午，窗外北风凌冽，细雨叩窗，室内温暖如春，其乐融融。我始终凝视着眼前的这位老者，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听她慢声细语，我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气场。不知不觉，夜已很深，我们把樊锦诗先生送回去，再三道别，等我从小区的尽头再折回来，看到先生还站在窗户后面，候着我们的车驶过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向我们挥别。

三

汤一介先生与乐黛云先生

 这一年，我还拜见了濮之珍、乐黛云两位先生。在濮之珍先生家里，我们看到了海光图书馆翻译员蒋孔阳于1949年11月7日从上海番禺路209弄16号写给芜湖儒林街35号的爱人濮之珍的信。信上，蒋孔阳兴奋地告诉爱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做了调整，自己可以有大量的时间用以读书，高尔基的著作已经读了一段时间，换换口味，手头正在读英文本的《悲惨世界》，并准备写一篇书评。蒋孔阳还给濮之珍寄去了《科学的艺术论》，不过他直言译得不怎么样，他认为周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较高明，自己买了一本。最后他对到南京教书，“始终有无边的憧憬”。1949年，正值天玄地黄之际，在这封信里却看不到隆隆的炮声在一个年轻读书人心中投下的巨大冲击波，偌大的上海依然能放得下一张安宁的书桌。不过从他在信中所展现的兴趣爱好和片言只语的褒贬，倒是可以窥见日后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此时正面临着人生职业抉择。这种抉择已经给这位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了困扰，并在另一封信中一览无余。在这封深夜写给爱人的信中，蒋先生坦言自己深陷失眠的烦恼中不能自拔，“急得要哭”，并且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老是失眠，失眠，失眠，有时，当我实在没有办法睡着的时候，真想自杀，免得承受失眠的痛苦”。这封信并没有解释失眠的原因，但是从蒋先生的人生轨迹可以推断，这个时候他正面临着放弃自己所学的经济学专业，转向对文学尤其是文艺理论的研究的抉择。好玩的是，他在信中所“无边憧憬的南京”是去不了了，1951年蒋先生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历经风雨磨炼并最终成为共和国文学史上一位文艺理论大家。这些书信部分汇编成《真诚的追求》公开出版，更多的在“文革”的时候被付之一炬。濮先生与蒋先生举案齐眉，比翼双飞，她曾任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获得上海市第一届语言学终身成就奖，濮先生著有《中国语言学史》，最早给中国历代语言学家立传。

濮之珍先生

尤其值得一记的是，我在濮先生家里，得以第一次近距离欣赏胡小石先生那如老藤缠树、刚健生涩的书法。胡小石先生乃文史大家，书坛奇才，潘伯鹰先生评其“言笑温雅，即之蔼如，顾其书雄古崛强，锋锷森立，不可逼视，殆自写匈中奇气耳”。我没想到竟然在濮先生家里欣赏到胡先生的书法，更让我惊奇的是，主人并没有像通常获到名人书札后或精心装裱炫耀于人或秘不示人，而是随手压在厚厚的茶几玻璃下，旁边堆满书稿，来者均可得观。原来，中央大学毕业的濮先生曾经是胡小石先生的学生，有一段时间，胡先生写字，濮先生在旁边研墨。与乃师不同，我也偶见濮先生的书法，其小楷脱胎于钟王，尤可见少时研习《宣示表》的痕迹，但是因为岁月的流洗，已几无技法，退去了火气，呈波澜不惊之态；而观其早年硕士毕业论文，厚厚一本皆用蝇头小楷恭敬誊写，七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宁静温润，清新如昨。濮先生还给我们讲起魏建功先生给她写毕业鉴定书的故事，聊及与台静农先生的往来通信。濮先生九十多岁，耳聪目明，条分缕析，我们每次去拜访，她都要提前放好茶叶，拿出写好的提纲，滔滔不绝讲上一个小时，结束后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拄着拐杖站在门帘后，一直目送我们消失在楼道的尽头。

胡小石先生书法

而在燕园，虽然“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如今只剩下一只，但是乐黛云先生那标志般的爽朗的笑声依然回荡在燕园的上空，空气中都弥漫着愉快的气息。跟先生们聊天，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润之美。粗鄙如我，终究成不了先生们那样的人，不过有幸近距离接触这些中华文明的燃灯者，我们的心中也就有了明灯。先生们在，我们就感受到了生命的厚度，先生们在，跋涉的道路上也许不会过于孤独和迷茫。

樊先生、濮先生、乐先生这一代学人依然不断学习，不停追赶时代潮流，靠着顽强的毅力，以及始终保持好奇心和对这块土地的痴迷，坚定走下去，及至晚年，真正达至人生的圆融之境。她们特殊的成长经历铸就了身上浓浓的家国情怀，虽为一介书生不敢忘国，世事洞明却无怨无悔，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命抱有敬意，对他人抱有爱心，恪尽职守，知人善任，提携后进，经历了世事沧桑后，依然保有风骨和通达，始终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如今这样的先生一位位离我们远去，以至于空谷足音，渐渐成为绝响。

翻检这六十多篇文章，限于篇幅，多数虽片言只语，意犹未尽，但这是这个时代最睿智的思想者们留给后来者的一份份沉甸甸的思想档案，它们将和那些有形的成就、辉煌的数字一道，构成共和国四十年历史的骨和肉、表和里。而且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思想档案将呈现其意义和价值，后人检视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一代人的贡献将会被人们铭记，而他们的留白和必要的省思，亦留给后来者去索骥。

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的是一直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诸位先生，还有很多先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撰文或者没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此让我们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其次要感谢上海社科联党组领导及同事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经费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还要感谢编辑部团队李梅、杜运泉、张蕾、杨义成、冯奇的协助，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组稿工作，特别是杨义成参与了部分学者的采访整理工作，协助我做了这部书稿的统稿工作，在他带领的微信制作团队的努力下，我们的这些文章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在微信上广为流传，有些文章还成为爆款文，这个系列专题已经成为2018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一道靓丽的风景。我还要感谢上海新闻出版局的李禾禾老师的帮助，感谢阮凯、王磊光、姚涵、李秋祺、张玲、叶豪、张敏琪、袁苇鸣、高美玉、张瑶、韩旭至等朋友和实习生的帮忙，他们做了部分稿件的编辑整理和校对工作，减轻了编稿的压力。此外收录的文章中，有几篇是征得作者同意后的二次转载，在此我也要感谢这些文章的原发刊物和责任编辑付出的努力。还有很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对这个专栏、对这本书关心的朋友，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如果文集有什么质量问题，所有的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最重要的要感谢本书的责编陈丽军先生，他为这本书的顺利付梓付出大量的心血。这一年来，大到体例编排小到字句表达，我们不断微信往返，相互之间有商量，也有分歧，甚至还有激烈的争吵，有很多次，我俩在长风公园附近的星巴克，手持一杯咖啡，就一个细节讨论到深夜……正是他这样认真负责甚至较真的专业编辑，不仅赢得了合作者的尊重和敬佩，也擦亮了三联书店这块历久弥新的金字招牌。看到这本书顺利出版，我想再多的荆棘也是鲜花，再多的曲折尽是坦途，而这其实是最令人欣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