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世家，克继玄成——父子宰相张氏家族的教育（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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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中，不断将修身、齐家的方法传递给子孙。正是这样的教育，让张氏家族不仅在清朝荣显百年，还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平安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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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举目张立规矩                      

《文子·符言》中有言：“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多藏之家，其后必殃。”张家到底是怎样实现了对这一现象的逆转，在清朝历史上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人们将目光锁定在了张英和张廷玉父子身上。早在张英时，便已经为张家子孙制定了明确的教育方案。若以纲目来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纲十二目，所谓“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下面对这四纲进行简要归纳总结于下：

第一纲是立品。品，即品行。人人都希望获得幸福，可幸福是有福之人才能承受得起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之人？张英说得很明确：  “人生必厚重沉静，而后为载福之器。”换言之，要想成为有福之人，必须首先让自己成为敦厚持重的人。怎样才是敦厚持重的人？张英开列了三目：戒嬉戏、慎威仪、谨言语。

张英以自己祖父张四维的故事为例，来说明敦厚持重的好处。张四维，字立甫，号恂所，与张居正之后成为明朝首辅的张四维同名，但籍贯不同。张英的祖父，在乡里因为品行高尚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在张英看来，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是人中的贵人，比位至三公更值得人们的尊敬。

清鄂尔泰等人撰，张廷玉等人整理的《日讲礼记解义》  

清乾隆十四年(1749)武英殿刊本  

张英和张廷玉在品行上，进行了不断的努力。而与努力相应的，当道德达到一定的层次后，人们对他们的要求也会更高。张廷玉对此深有体会，他曾写小品文《端正品行》，文中指出：“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则人之伺之益密，而论之亦愈深，防检稍疏则身名俱损。”当一个人选择做品行高尚的人，他就必须对自己有极为严格的言行要求，因为别人会用更高的标准来评判品德高尚之人的各个方面，对其有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张廷玉用了一位得道高僧平时谨慎，就因为如厕出来，到溪边洗手而差点被神人击杀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因为在神人的心目中，一位得道高僧应该做到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溪水是用来供人饮用的，高僧怎么能做出将脏污的手放到干净的溪水中的举动呢？于是，当僧人准备洗手的时候，神人也已经将僧人视为欺世盗名之辈，准备击杀了。所幸的是，高僧在手即将伸进溪水中的时候，想起了溪水是当地人的饮用水这一问题，改为用口吸水，再用口中的水在岸边洗手的方式。在这个故事里，高僧如果没有及时想到问题并改变方案，后果不堪设想。  张廷玉认为这个故事虽然缺乏事实依据，但他借此说明一个事实：品行越高，人们的评判标准越苛刻。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人平时不注意细节，获得高位之后，往往因为一些小细节处理不到位而前功尽弃，甚至赔上身家性命。当然，越是有品望的人，往往越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论语·述而》中，孔子曾经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社会上拥有较高声望的人，因为自己的任何过失都有人能看到，于是其中爱惜羽毛的人会更加谨慎地做到更好，而这些人往往有可能在最后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目标。

品行的提升，需要读书，是为第二纲。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指出：“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阐发此义，不须赘说。”读这些书，自然能够帮助品行的提升。此外，即使寒苦的人，只要能读书为文，都能使人不敢忽视，甚至钦敬。因此，张英很重视子女读书。他曾经说过：

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今见贫贱之士，果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学授徒，为人师表。至举业，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开场大比，专视此为优劣。人若举业高华秀美，则人不敢轻视。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山有猛兽，则藜藿为之不采；家有子弟，则强暴为之改容，岂止掇青紫、荣宗坊而已哉？予尝有言曰：“读书者不贱。”不专为场屋进退而言也。(《聪训斋语》)

清代科举考场，《姑苏繁华图》(局部)，徐扬绘  

短短数句，将读书的功用说得清晰明白。而在具体读书方面，张英所列三目，更清晰地表达了要求子孙读书的次第：温经书、精举业、学楷字。经书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举业而立，更是为品行而立。举业和楷字，也是端肃一个人而必须具备的。在习举业方面，张英明确指出：

制义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则人不敢轻，自宜专力攻之，余力及诗、字，亦可怡情。

学习举业的目的，不是求取功名，而是掌握立身之本。在谈及书法时，张英明确说道：“故作楷书，以端庄严肃为尚；然须去矜束拘迫之态，而有雍容和愉之象。”

学习楷书，是为了养成端庄严肃、雍容和愉的人生气象。

张英主张读书，但不主张所有的书都读。在他看来，如果所读之书非宜，对人的成长并无好处，“若朝花夕落、浅陋无识、诡僻失体、取悦一时者，安可以珠玉难换之岁月而读此无益之文？”即使唐诗宋词，张英也主张学唐不学宋，理由很简单：

唐诗如缎如锦，质厚而体重，文丽而丝密，温醇尔雅，朝堂之所服也。

宋诗如纱如葛，轻疏纤朗，便绢适体，田野之所服也。

正因为如此，张英主张在年轻的时候，宜多学唐诗，宋诗不妨到中老年之后再去学习。

做任何事情，缺乏好的身体往往难以成事。因此，张英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第三纲列为养身，下列三目：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

张英曾经谆谆告诫子孙，与其拿着钱去请人唱戏，拿着钱去与人一起吃饭喝酒，不如将这些钱拿着去周济有困难的人。因为周济别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好处。至于那些闲下来的时间，则最好拿去读书或赏山水。

张廷玉更亲身感受着养身的重要性，因为他从小就身体羸弱。弱到什么程度？在他年幼的时候，只要走一里多地，就会感觉困倦难撑。因此，张英及其夫人对张廷玉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忧虑，要求他在饮食起居上处处留意。张廷玉从小便按照这种要求严格执行。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张廷玉到二十九岁以后，身体状态逐渐恢复。到三十二岁以后，张廷玉进入南书房工作，每天早晨七点左右进入南书房，每天晚上九点左右离开南书房，也没有觉得特别倦怠。陪皇帝外出时，往往饮食起居不能按照正常的规律，也没有感觉身体扛不住。这一切，张廷玉认为来自平时对身体的调理。等到张廷玉的身体恢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也从来不竭力而为，登山游览往往只到山腰便回，进入寺庙中登塔，也只上一两层。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保存精神，只是不做竭力之事，常存知足之心罢了。

第四纲为择友，分三目：谢酬应、省宴集、寡交游。张英对于损友的影响，是这样来描述的：

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关键切要，则又在于择友。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此时知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从前四事，遂荡然而莫可收拾矣。(《聪训斋语》)

这里所提四者，即积德、读书、养身、俭啬，将俭啬从养身中拿出，单独列一纲，说明在家族殷富之后，勤俭节约已经成为家族成员的重要必修课。即使一个孩子在此前已经将积德、读书、养身和俭啬做得不错，如果交友不慎，被朋友忽悠，很容易前功尽弃，这说明择友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择友之重要，张英引用张茂稷的诗句：“于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妩媚人。”张茂稷因为喜欢音律、吟咏，不乐仕进，将大把大把的金钱花到了一些不值得花的地方，结交了一群献媚讨好他的人。等他穷困潦倒时，那些曾经对他极尽献媚之能事的人，对他极尽挖苦之能事。于是，张茂稷有了“妩媚人”变“揶揄鬼”的感慨。张英以张茂稷为例，充分说明了损友对人的影响之大。

张英对子女的教育，无论是将其视为四纲十二目，还是五纲十二目，他所列的纲目清晰明确地表达了对子孙后代的爱。诚如张英所说：“父母之爱子，第一望其康宁，第二冀其成名，第三愿其保家。”正是基于对子孙后代的爱，张英为子孙后代立下了清晰明确的纲目，一点一点教育子女成长。

或许有人会问，张廷玉不是也写了《澄怀园语》吗？他难道没有纲举目张的家教理念留存至今？是的，他没有。张廷玉终其一生所做的，是将张英的主张落到实处，并为子孙后代从各个角度提供合适的效仿对象。这里蕴含的，是中国独有的孝。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张廷玉的做法，显然是大孝子才能为。

言传身教信频传                      

在安徽桐城西南，有一条长100米、宽2米的巷子，建成于康熙年间。这条巷子叫“六尺巷”，命名源自张英的一个故事。当时，张英在京城为官，邻居吴家在盖房立地基时，占用了张家的土地。于是，张家家人写信给张英，希望张英参与，解决此事。张英看了之后，在信上写了几句话，重新寄了回去。这几句话，后来被命名为“让墙诗”，内容是这样的：

千里家书只为墙，(异文: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存，(异文: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桐城六尺巷  

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将张英的胸襟气度展现无余。然而，很少有人看到，这是张英在用书信的方式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

张英在京为官时，一些孩子随他在京城学习。《携子春游》中记载，他曾经带着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瓘三人出西直门，到法华寺和万寿寺去游玩，赏古松。

万寿寺  

当然，张英不可能将全家人都搬到京城居住，除了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瓘这几位之外，多数家人还是在安徽桐城生活。张廷瓒、张廷玉等人，得到张英的言传身教相对较多，而其他人接受的教育，往往是通过书信交流的方式来达成。

张英喜欢山水，心里日夜所系的是安徽桐城龙眠山。张英很喜欢那里的山水，曾经指示自己的家人在那里建亭，修整溪涧，种莲花、养池鱼，并建舟船于上。但因为张英不在桐城，张家对这一带的管理有所懈怠。张英通过信件，了解其中的问题，于是写信给家人，“仆人纸上之树日增，园中之树日减”，因此，督促家人前往稽查，并告知家人稽查的方法。

在家庭管理上，张英认为，大家族应有大家族的规矩。他说：“倘日高客至，僮则垢面，婢且蓬头，庭除未扫，灶突犹寒，大非雅事。”就是说，如果等到太阳晒屁股了，客人都到了，主人一家老小还没有收拾利索，还没有将饭做好，屋子里仍是一团糟，那就不好了。

为了向子孙后代说明这一点，张英讲了何如宠的故事。何如宠在成为进士后不久，有了一次很重要的改变。这一改变，与何如宠的一位同年(与自己同榜或同一年考中的人)到访有关。当同年到何家，看到何如宠一家子还在睡觉，就劝告道：“日高如此，内外家长皆未起，一家奴仆，其为奸盗诈伪，何所不至耶？”何如宠觉得很有道理，从此和夫人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直到老。何如宠最终也在仕途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除了教家人经营田亩、治理家务之外，张英教得最多的，是教子孙后代读书。为了让远在家乡的子孙能够好好地读书学习，张英要求他们“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这样日积月累，  “汝每月寄所作九首来京，我看一会两会，则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务外不务外，了然矣”。通过书信往来，张英基本上每个月能收到子女在家乡学习的情况，而他的反馈意见，也常常迅速通过批改作业的方式回馈给子孙。

与很多家庭在孩子长大了之后就放飞不同的是，张英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是从始至终的。在张英告老还乡之后，张廷玉等人仍留在京城为官。张英要求张廷玉每天写日记，将自己的情况记下来，每几天邮寄一次回去。已经是成年人的张廷玉，仍旧谨遵教诲，每天写日记向张英汇报行踪和认识。

康熙壬午春，先公予告归里，谕廷玉曰：“嗣后可写日记寄归，俾知汝起居近况，以慰老怀。”玉遵命，每日书之。甲申四月，奉命入直南书房。仰蒙圣祖仁皇帝恩谊稠渥，锡赉便蕃，不啻家人父子。且每岁扈从避暑塞外，凡口外山川形胜，风土人物，以及道里之远近，气候之凉燠，草木之华实，饮食日用之微，游览登眺，寓目适情之趣，悉载日记中。越数日，邮寄数纸，以博堂上之一笑。(《澄怀园语》)

可惜，这些日记毁于大火，否则我们能有更多资料来了解清朝康乾盛世。而在了解张氏家族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难以忽略这样的事实：忙碌程度远超我们的张廷玉，还会每天遵老父亲的要求，写信并隔三岔五邮寄信件给家人。这种信件的频传，让张家子孙无论身在何处，家人之间都保持着相互的理解与交流。

乾隆时期富足的江南地区  

《乾隆南巡图卷》第六卷“驻跸姑苏”，清代徐扬绘  

张廷玉年近八旬之际，经过反复权衡，他做了平生难以见到的一个决定：在乾隆刚刚经历丧子之痛时，毅然决然离开了朝廷。他的离开，一度让乾隆皇帝非常恼火。没有人知道，张廷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但在他离开朝廷之后，他为张氏子孙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保家规则。

这些规则，张廷玉或者用名人名言略做点评，如：

陆放翁作《司马温公布被铭》曰：“公孙丞相布被，人曰诈。司马丞相亦布被，人曰俭。布被，能也，使人曰俭不曰诈，不能也。”此语殊耐人思。

同样是宰相，同样是睡觉时盖用普通的布做成的被子，司马光被人赞誉，公孙弘则被人批评，于是引发了陆游的一番感慨。对此，张廷玉只是将陆游的感慨进行摘录，让晚辈自己去思考。

或者将自己或亲友的经验和盘托出，如：

予少时，夜卧难于成寐，既寐之后，一闻声息即醒。先兄宫詹公授以引睡之法：背读上《论语》数页，或十数页，使心有所寄。予试之果然……盖心不可有著，又不可一无所著也，理固如此。

或者直接写下家族训诲，如张廷玉在写赌博的害处时，这样说道：

先公于赌具中最恶马吊，谓其有巧思，聪明之人一入其中，即迷惑而不知返也。曾刻一印章，曰：“马吊淫巧，众恶之门；纸牌入手，非吾子孙。”时先公官京师，玉居里门，命于写家禀时，用此印章于楮尾，触目警心。玉谨受教，终身未尝习此。今年七十有五矣，吾知免，夫愿吾子孙共守之也。

可以说，无论是张英还是张廷玉，他们时刻都在注意着对家庭成员的教育。不仅要求家族成员做到，而且要求自己首先做到。言传身教中，不断将修身、齐家的方法传递给子孙。子孙若不在身边，也会用书信及时传递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正是这样的教育，让张氏家族不仅在清朝荣显百年，还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平安和顺。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