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世家,克继玄成——父子宰相张氏家族的教育(下)_风闻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20-07-27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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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中,不断将修身、齐家的方法传递给子孙。正是这样的教育,让张氏家族不仅在清朝荣显百年,还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平安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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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举目张立规矩
《文子·符言》中有言:“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多藏之家,其后必殃。”张家到底是怎样实现了对这一现象的逆转,在清朝历史上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人们将目光锁定在了张英和张廷玉父子身上。早在张英时,便已经为张家子孙制定了明确的教育方案。若以纲目来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纲十二目,所谓“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下面对这四纲进行简要归纳总结于下:
第一纲是立品。品,即品行。人人都希望获得幸福,可幸福是有福之人才能承受得起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之人?张英说得很明确: “人生必厚重沉静,而后为载福之器。”换言之,要想成为有福之人,必须首先让自己成为敦厚持重的人。怎样才是敦厚持重的人?张英开列了三目:戒嬉戏、慎威仪、谨言语。
张英以自己祖父张四维的故事为例,来说明敦厚持重的好处。张四维,字立甫,号恂所,与张居正之后成为明朝首辅的张四维同名,但籍贯不同。张英的祖父,在乡里因为品行高尚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在张英看来,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是人中的贵人,比位至三公更值得人们的尊敬。

清鄂尔泰等人撰,张廷玉等人整理的《日讲礼记解义》
清乾隆十四年(1749)武英殿刊本
张英和张廷玉在品行上,进行了不断的努力。而与努力相应的,当道德达到一定的层次后,人们对他们的要求也会更高。张廷玉对此深有体会,他曾写小品文《端正品行》,文中指出:“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则人之伺之益密,而论之亦愈深,防检稍疏则身名俱损。”当一个人选择做品行高尚的人,他就必须对自己有极为严格的言行要求,因为别人会用更高的标准来评判品德高尚之人的各个方面,对其有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张廷玉用了一位得道高僧平时谨慎,就因为如厕出来,到溪边洗手而差点被神人击杀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因为在神人的心目中,一位得道高僧应该做到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溪水是用来供人饮用的,高僧怎么能做出将脏污的手放到干净的溪水中的举动呢?于是,当僧人准备洗手的时候,神人也已经将僧人视为欺世盗名之辈,准备击杀了。所幸的是,高僧在手即将伸进溪水中的时候,想起了溪水是当地人的饮用水这一问题,改为用口吸水,再用口中的水在岸边洗手的方式。在这个故事里,高僧如果没有及时想到问题并改变方案,后果不堪设想。 张廷玉认为这个故事虽然缺乏事实依据,但他借此说明一个事实:品行越高,人们的评判标准越苛刻。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人平时不注意细节,获得高位之后,往往因为一些小细节处理不到位而前功尽弃,甚至赔上身家性命。当然,越是有品望的人,往往越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论语·述而》中,孔子曾经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社会上拥有较高声望的人,因为自己的任何过失都有人能看到,于是其中爱惜羽毛的人会更加谨慎地做到更好,而这些人往往有可能在最后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目标。
品行的提升,需要读书,是为第二纲。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指出:“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阐发此义,不须赘说。”读这些书,自然能够帮助品行的提升。此外,即使寒苦的人,只要能读书为文,都能使人不敢忽视,甚至钦敬。因此,张英很重视子女读书。他曾经说过:
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今见贫贱之士,果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学授徒,为人师表。至举业,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开场大比,专视此为优劣。人若举业高华秀美,则人不敢轻视。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山有猛兽,则藜藿为之不采;家有子弟,则强暴为之改容,岂止掇青紫、荣宗坊而已哉?予尝有言曰:“读书者不贱。”不专为场屋进退而言也。(《聪训斋语》)

清代科举考场,《姑苏繁华图》(局部),徐扬绘
短短数句,将读书的功用说得清晰明白。而在具体读书方面,张英所列三目,更清晰地表达了要求子孙读书的次第:温经书、精举业、学楷字。经书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举业而立,更是为品行而立。举业和楷字,也是端肃一个人而必须具备的。在习举业方面,张英明确指出:
制义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则人不敢轻,自宜专力攻之,余力及诗、字,亦可怡情。
学习举业的目的,不是求取功名,而是掌握立身之本。在谈及书法时,张英明确说道:“故作楷书,以端庄严肃为尚;然须去矜束拘迫之态,而有雍容和愉之象。”
学习楷书,是为了养成端庄严肃、雍容和愉的人生气象。
张英主张读书,但不主张所有的书都读。在他看来,如果所读之书非宜,对人的成长并无好处,“若朝花夕落、浅陋无识、诡僻失体、取悦一时者,安可以珠玉难换之岁月而读此无益之文?”即使唐诗宋词,张英也主张学唐不学宋,理由很简单:
唐诗如缎如锦,质厚而体重,文丽而丝密,温醇尔雅,朝堂之所服也。
宋诗如纱如葛,轻疏纤朗,便绢适体,田野之所服也。
正因为如此,张英主张在年轻的时候,宜多学唐诗,宋诗不妨到中老年之后再去学习。
做任何事情,缺乏好的身体往往难以成事。因此,张英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第三纲列为养身,下列三目: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
张英曾经谆谆告诫子孙,与其拿着钱去请人唱戏,拿着钱去与人一起吃饭喝酒,不如将这些钱拿着去周济有困难的人。因为周济别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好处。至于那些闲下来的时间,则最好拿去读书或赏山水。
张廷玉更亲身感受着养身的重要性,因为他从小就身体羸弱。弱到什么程度?在他年幼的时候,只要走一里多地,就会感觉困倦难撑。因此,张英及其夫人对张廷玉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忧虑,要求他在饮食起居上处处留意。张廷玉从小便按照这种要求严格执行。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张廷玉到二十九岁以后,身体状态逐渐恢复。到三十二岁以后,张廷玉进入南书房工作,每天早晨七点左右进入南书房,每天晚上九点左右离开南书房,也没有觉得特别倦怠。陪皇帝外出时,往往饮食起居不能按照正常的规律,也没有感觉身体扛不住。这一切,张廷玉认为来自平时对身体的调理。等到张廷玉的身体恢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也从来不竭力而为,登山游览往往只到山腰便回,进入寺庙中登塔,也只上一两层。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保存精神,只是不做竭力之事,常存知足之心罢了。
第四纲为择友,分三目:谢酬应、省宴集、寡交游。张英对于损友的影响,是这样来描述的:
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关键切要,则又在于择友。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此时知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从前四事,遂荡然而莫可收拾矣。(《聪训斋语》)
这里所提四者,即积德、读书、养身、俭啬,将俭啬从养身中拿出,单独列一纲,说明在家族殷富之后,勤俭节约已经成为家族成员的重要必修课。即使一个孩子在此前已经将积德、读书、养身和俭啬做得不错,如果交友不慎,被朋友忽悠,很容易前功尽弃,这说明择友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择友之重要,张英引用张茂稷的诗句:“于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妩媚人。”张茂稷因为喜欢音律、吟咏,不乐仕进,将大把大把的金钱花到了一些不值得花的地方,结交了一群献媚讨好他的人。等他穷困潦倒时,那些曾经对他极尽献媚之能事的人,对他极尽挖苦之能事。于是,张茂稷有了“妩媚人”变“揶揄鬼”的感慨。张英以张茂稷为例,充分说明了损友对人的影响之大。
张英对子女的教育,无论是将其视为四纲十二目,还是五纲十二目,他所列的纲目清晰明确地表达了对子孙后代的爱。诚如张英所说:“父母之爱子,第一望其康宁,第二冀其成名,第三愿其保家。”正是基于对子孙后代的爱,张英为子孙后代立下了清晰明确的纲目,一点一点教育子女成长。
或许有人会问,张廷玉不是也写了《澄怀园语》吗?他难道没有纲举目张的家教理念留存至今?是的,他没有。张廷玉终其一生所做的,是将张英的主张落到实处,并为子孙后代从各个角度提供合适的效仿对象。这里蕴含的,是中国独有的孝。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张廷玉的做法,显然是大孝子才能为。
言传身教信频传
在安徽桐城西南,有一条长100米、宽2米的巷子,建成于康熙年间。这条巷子叫“六尺巷”,命名源自张英的一个故事。当时,张英在京城为官,邻居吴家在盖房立地基时,占用了张家的土地。于是,张家家人写信给张英,希望张英参与,解决此事。张英看了之后,在信上写了几句话,重新寄了回去。这几句话,后来被命名为“让墙诗”,内容是这样的:
千里家书只为墙,(异文: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存,(异文: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桐城六尺巷
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将张英的胸襟气度展现无余。然而,很少有人看到,这是张英在用书信的方式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
张英在京为官时,一些孩子随他在京城学习。《携子春游》中记载,他曾经带着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瓘三人出西直门,到法华寺和万寿寺去游玩,赏古松。

万寿寺
当然,张英不可能将全家人都搬到京城居住,除了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瓘这几位之外,多数家人还是在安徽桐城生活。张廷瓒、张廷玉等人,得到张英的言传身教相对较多,而其他人接受的教育,往往是通过书信交流的方式来达成。
张英喜欢山水,心里日夜所系的是安徽桐城龙眠山。张英很喜欢那里的山水,曾经指示自己的家人在那里建亭,修整溪涧,种莲花、养池鱼,并建舟船于上。但因为张英不在桐城,张家对这一带的管理有所懈怠。张英通过信件,了解其中的问题,于是写信给家人,“仆人纸上之树日增,园中之树日减”,因此,督促家人前往稽查,并告知家人稽查的方法。
在家庭管理上,张英认为,大家族应有大家族的规矩。他说:“倘日高客至,僮则垢面,婢且蓬头,庭除未扫,灶突犹寒,大非雅事。”就是说,如果等到太阳晒屁股了,客人都到了,主人一家老小还没有收拾利索,还没有将饭做好,屋子里仍是一团糟,那就不好了。
为了向子孙后代说明这一点,张英讲了何如宠的故事。何如宠在成为进士后不久,有了一次很重要的改变。这一改变,与何如宠的一位同年(与自己同榜或同一年考中的人)到访有关。当同年到何家,看到何如宠一家子还在睡觉,就劝告道:“日高如此,内外家长皆未起,一家奴仆,其为奸盗诈伪,何所不至耶?”何如宠觉得很有道理,从此和夫人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直到老。何如宠最终也在仕途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除了教家人经营田亩、治理家务之外,张英教得最多的,是教子孙后代读书。为了让远在家乡的子孙能够好好地读书学习,张英要求他们“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这样日积月累, “汝每月寄所作九首来京,我看一会两会,则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务外不务外,了然矣”。通过书信往来,张英基本上每个月能收到子女在家乡学习的情况,而他的反馈意见,也常常迅速通过批改作业的方式回馈给子孙。
与很多家庭在孩子长大了之后就放飞不同的是,张英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是从始至终的。在张英告老还乡之后,张廷玉等人仍留在京城为官。张英要求张廷玉每天写日记,将自己的情况记下来,每几天邮寄一次回去。已经是成年人的张廷玉,仍旧谨遵教诲,每天写日记向张英汇报行踪和认识。
康熙壬午春,先公予告归里,谕廷玉曰:“嗣后可写日记寄归,俾知汝起居近况,以慰老怀。”玉遵命,每日书之。甲申四月,奉命入直南书房。仰蒙圣祖仁皇帝恩谊稠渥,锡赉便蕃,不啻家人父子。且每岁扈从避暑塞外,凡口外山川形胜,风土人物,以及道里之远近,气候之凉燠,草木之华实,饮食日用之微,游览登眺,寓目适情之趣,悉载日记中。越数日,邮寄数纸,以博堂上之一笑。(《澄怀园语》)
可惜,这些日记毁于大火,否则我们能有更多资料来了解清朝康乾盛世。而在了解张氏家族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难以忽略这样的事实:忙碌程度远超我们的张廷玉,还会每天遵老父亲的要求,写信并隔三岔五邮寄信件给家人。这种信件的频传,让张家子孙无论身在何处,家人之间都保持着相互的理解与交流。

乾隆时期富足的江南地区
《乾隆南巡图卷》第六卷“驻跸姑苏”,清代徐扬绘
张廷玉年近八旬之际,经过反复权衡,他做了平生难以见到的一个决定:在乾隆刚刚经历丧子之痛时,毅然决然离开了朝廷。他的离开,一度让乾隆皇帝非常恼火。没有人知道,张廷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但在他离开朝廷之后,他为张氏子孙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保家规则。
这些规则,张廷玉或者用名人名言略做点评,如:
陆放翁作《司马温公布被铭》曰:“公孙丞相布被,人曰诈。司马丞相亦布被,人曰俭。布被,能也,使人曰俭不曰诈,不能也。”此语殊耐人思。
同样是宰相,同样是睡觉时盖用普通的布做成的被子,司马光被人赞誉,公孙弘则被人批评,于是引发了陆游的一番感慨。对此,张廷玉只是将陆游的感慨进行摘录,让晚辈自己去思考。
或者将自己或亲友的经验和盘托出,如:
予少时,夜卧难于成寐,既寐之后,一闻声息即醒。先兄宫詹公授以引睡之法:背读上《论语》数页,或十数页,使心有所寄。予试之果然……盖心不可有著,又不可一无所著也,理固如此。
或者直接写下家族训诲,如张廷玉在写赌博的害处时,这样说道:
先公于赌具中最恶马吊,谓其有巧思,聪明之人一入其中,即迷惑而不知返也。曾刻一印章,曰:“马吊淫巧,众恶之门;纸牌入手,非吾子孙。”时先公官京师,玉居里门,命于写家禀时,用此印章于楮尾,触目警心。玉谨受教,终身未尝习此。今年七十有五矣,吾知免,夫愿吾子孙共守之也。
可以说,无论是张英还是张廷玉,他们时刻都在注意着对家庭成员的教育。不仅要求家族成员做到,而且要求自己首先做到。言传身教中,不断将修身、齐家的方法传递给子孙。子孙若不在身边,也会用书信及时传递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正是这样的教育,让张氏家族不仅在清朝荣显百年,还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平安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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