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啪啪啪！三记耳光让我看到了国人的暴民劣根_风闻

　　民国二十一年，我在东吴念书，住在苏州。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该地很容易受到波及，所以我就暂时离开苏州到湖州去，在湖州待了两个多月，上海平定之后我就回到苏州。

　　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带了一个小铺盖，就是把一条被子叠好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这个兵要我伸手进铺盖摸一摸有没有东西，我心里想：是你检查还是我检查？既然是你要检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即使有东西，我还会告诉你吗？我问那个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个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所以我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一摸，摸完后，他把手一挥说：“走了。”我也就走了。

　　之后，我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开的，弄得乱七八糟。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当兵这个职业也不好玩，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耀武扬威。另一方面这一次我所看到的军队，与我在广东所看到国民革命军完全不一样，使我对军队的认识又增加了一层，同时对社会的认识也增加了一层。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

　　”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

　　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

　　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

　　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

　　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

　　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

　　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

　　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

　　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

　　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

　　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

　　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

　　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1955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

　　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回营房。

　　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

　　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

　　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

　　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1956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

　　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

　　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