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必有一战吗？_风闻

自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开打开始，中美关系就在不断走滑坡过程中开始了自由落体样的下坠；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后，美国对于中国的持续不断的肆意抹黑与攻击更令双方关系雪上加霜；2020年7月21日，美国突然要求关闭中国在美开设的第一个大使馆——休斯敦总领馆，并要求中国在72小时之内撤离；当地时间2020年2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讲话，妄图成为又一个拉下“铁幕”的历史人物；2020年7月24日中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求美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且在72小时之内撤离。当地时间24日下午距离中方撤离最晚期限不到一个小时，美国联邦特工和当地执法人员“接管”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短短的2年甚至几天时间内，中美之间的冲突就已经显著加剧，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发起或者试图发起一场对中国的“新冷战”而中国也被迫加入这场她不希望参加的对抗或者说所谓的“新冷战”之中。似乎中美之间已经步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直到有一方倒下为止，那么，中美之间是否像修昔底德陷阱预言的一样，因为双方的战略互信丧失而陷入热战？

“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比如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对自己的利益给予更大的尊重诸如此类），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历史上，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对过去500年间16个崛起国对守成国的地位发起挑战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有12个以修昔底德陷阱所预言的战争而结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腊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沙战争、17世纪的英荷战争、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日俄战争等等。

中美之间的矛盾既像修昔底德陷阱所提及的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又和以往案例有巨大区别。区别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是笔者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三个发面：

第一：修昔底德陷阱中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就是“强者必霸”，崛起国的最终目标必然是取代守成国，推翻以往国际体系，成为新的“霸者”，然而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称霸，无意取代美国，更不会主动挑起与美国的战争，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中国的目标是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用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话来说就是：“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第二：中美之间经济联系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是以往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联系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依赖或者某一方有明显优势，而是双方水乳交融，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都对对方有强烈的依存性。

第三：现代的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后果过于严重，双方都不能接受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武器的不断更新换代，核武器、洲际导弹等武器的出现，战争的破坏性已经被极大放大，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那么后果必然是以往无法想象的甚至是人类的末日，这将会让双方决策者做出战争决定时必然慎之又慎。

然而，尽管中美双方存在着不少可以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因素，但是，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或者换句话说，让双方进入战争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第一：美国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带来的敌意，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必将会大大减少双方的战略互信，增加冲突发生的概率。目前，美国对外大打“意识形态”牌，一方面是为了忽悠一众追随者加入其准备发起的对中国的“新冷战”；另一方面，也是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其实，美国对中国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敌意一直存在，以前因为觊觎中国市场，所以幻想着进行“接触式外交”，既能薅羊毛，又能推行“和平演变”，一举两得。然而，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认识到，中国没有按照它所希望的那样“演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反而在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最要命的是，美国还发现，“敌人”的发展势不可挡，自己无能为力，其内心的恐慌也必然是与日俱增，受害妄想也随之不断加深，对于中国的敌意也水涨船高，从遮遮掩掩到直言不讳。尽管中国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强调，中国无意与美国争霸，更没有推行自己意识形态的意向，但是美国依然固执地认为中方只是在进行忽悠，中国必然会走前苏联的老路，美其与中国之间的斗争，是所谓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正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让美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很容易产生战略误判，酿成冲突，同时，这也会伤害中美双方原本就已经脆弱的战略互信，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二：中美双方的文化差异巨大，双方考虑问题的模式不同，双方对对方行动的真实意图很容易产生误判。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其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中就指出，中美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求同存异，尊重不同文化，倾向于以几百年几千年为单位考虑问题，并且优先考虑如何将长期收益最大化；而美国所在的西方文化则是认为自己的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忘记过去，忽略未来，集中关注当下利益最大化。 这样的文化差异反映在战略考量上就会出现巨大差异，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对应措施也因此大相径庭，最痛因为误判的不断积累，星星之火，亦会在双方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演变为燎原之火，一发不可收拾。（在此我说个题外话，关于中美思维方式的不同如何让小摩擦升级为全面战争，《注定一战》书中就举模拟了几个例子，本人看完之后还是不得不说作者对中国文化确实有独到见解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文化不同考虑问题的模式差异竟然那么大···）

第三：美国正在积极推进中美经济脱钩，双方正在上演贸易战未来甚至会发展为金融战，经济关系这颗双方关系的“压舱石”正成为双方关系的“绊脚石”甚至战争诱因。美国时间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公开发表演讲，其中除了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和签证待遇，并制裁相关香港与大陆官员；退出WHO之外，还包含着他未来两个重要的执政方向：1.整顿金融市场，清理中概股，保护美国投资者；2.全面重建美国产业供应链条，不能再在任何方面依赖中国。美国嘴上是这么说的，行动上也是这么做的。早在前几年，美国政府就在不断的“敦促”美国制造业回流，并且多次对向中国“低头”的美国企业“点名批评”并且发出各种威胁。援引环球网的消息，美国《国会山报》7月25日在一篇名为《中美关系恶化令美国企业不安》的报导中披露，美国政府官员已在向一些知名美企施加压力，将中美两国间的竞争描述为一场“为自由世界的未来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与此同时，这些官员还尖锐地抨击了与中国做生意的美企。比如，蓬佩奥周四在加州发表猛烈抨击中国的演讲时，就点名批评“离这里不远的好莱坞”。在蓬佩奥演讲一周前，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16日在密歇根州发表讲话时则特别提到迪士尼，指责它如果不对中国所谓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审查行为”发出警告，就将摧毁自由市场。美国凭借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垄断地位，一方面在美联储量化宽松让美元资产价值缩水，另一方面美国控制着国际支付清算的主要通道，使中国和俄罗斯、伊朗等交易变得十分困难。与此相对应的，自贸易战以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制裁，特别是多次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罔顾客观事实与市场规律，妄图扼杀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不少人也指出美国正准备甚至已经开始与中国打金融战（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人知识有限，不好评价，不作展开）。这些流氓行为不但让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大大失去了其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矛盾，成为了战争潜在的导火索。

第四：美国现在内部矛盾重重，急需转移国内矛盾，战争意愿空前高涨。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发动战争的国家，美国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参与战争和对外军事行动多达240多次，在被联合国承认的192个国家中，美国与其中的84个国家打过仗。而目前，因为疫情的爆发，美国的社会各领域事实上陷入了普遍的局部停摆状态；为了抗击疫情，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公共卫生领域投入大量资源，这进一步加剧了其高达26万亿美元的债务的严峻性。与此同时，因黑人弗洛伊德被暴力执法致死而暴露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纵观历史，帝国主义国家在遇到国内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时候往往选择对外发动战争，转移矛盾，加之美国极端好战，发动战争的意愿空前高涨。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最近频频在中国南海、中国台湾问题上频频挑衅，不断展示自己的军事存在，在目前双方战略互信大减，民间对立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擦枪走火，导致事态不断升级，最后发展为局部战争乃至全面战争。

第五：中美之间现在的关系比美苏冷战时期还要糟糕，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冷战期间的理性。现阶段美国政府受国内极端民粹主义所裹挟，政策制定愈来愈无章可循，表现得越来越像勒庞所言的受群体心理所控制的乌合之众，丧失了其大部分的判断力。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这就意味着战争后果对于美国的制约越来越小，处理与中国的问题时，美国更容易选择极端做法，也即是发动一场战争。

经过以上分析，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中美之间，是否发生热战，最主要还是取决于美国对于态势的判断。中国固然是不希望战争，但战争从来就不是双钥匙机制，而是只要一方发动战争的动力足够大，那么其就一定会爆发。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双方已经处在战争边缘，中国不希望战争，但是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迷信“和平与发展”，要做好斗争全面升级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