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_风闻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李冰洁

提起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蔡元培，人们并不陌生。但他与中国电影发展的关系，很多人就不那么熟悉了。

1932年7月8日成立于南京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是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朱家骅、蒋梦麟、陈立夫、徐悲鸿、厉麟似、郭有守、罗家伦、田汉等名流均为该协会委员，协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人民政协报》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请他来讲述蔡元培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主席时的故事。

1932年，蔡元培召集党政、教育、科学、艺术、电影等各界热心教育的电影人士，专门倡导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这个协会一共运行了13年，开了9次年会，协会会员近千人。可以说，它的成立拉开了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序幕。

设立电影奖项

1932年7月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大会，蔡元培担任首届主席，并发表《开会词》，其主要内容刊登在7月9日的《中央日报》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为我们展示了该报的登载内容，蔡元培在其中提出三大方针：第一，“电影虽为一种娱乐，但对于教育，实有莫大的影响”（该方针后被量化为衡量电影是否好坏的尺度：“三分娱乐，七分教育”）；第二，“坏的电影，如淫戮荒谬之类，宜禁止映放，电影所以重审查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希望本会今后多编制有益于社会的影片”。蔡元培的这三大方针，为今后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化教育事业发展明确了方向。

作为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根据蔡元培的三大方针确立了“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的宗旨，并提出“教育电影化，电影教育化”，来积极倡导通过电影进行民众教育和学校教育。

“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在教育电影影片的拍摄制作、电影的推广传播、电影的检查、教育电影事业的国际通联合作、教育电影的学术研究等多个层面上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工作。”侯光明讲述道。在协会活动的13年间，有许多影响后来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大事，“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兼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主席的蔡元培先生，为了推动教育电影运动和电影国产化运动，设立了两个国家电影评奖，组织开展国产电影比赛，评选中国电影奖。”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1933年的第二届年会期间，组织了第一次国产电影比赛，中共电影小组组长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得总分第二名；1934年的第二次比赛中，中共电影小组参与工作、郑正秋导演的《姊妹花》获第一名。

事实上，中国国产电影大赛进行得并不顺利，曾因一部电影扰乱了整个比赛的进程。侯光明讲道：“当时适逢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建立行营，他授意专门拍摄了一部记录这一所谓‘壮举’的电影。蒋介石将这部电影送至评委会，并希望能够在1935年的比赛中内定获奖。”当时蔡元培看到这部片子，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话，但态度非常明确：“在日本人夺我领土戮我同胞之际，电影里却是中国军队在自己国土上打中国人，这样的片子我不要看，最好的办法是加以封存永不示人。”这部电影没有入围，也未能公映。正因为如此，蒋介石非常恼怒，不仅强行取消了原定于1935年5月举办的电影比赛，更是规定从1936年起，剥夺了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主办国产电影大赛的职能，改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举办。

后来，负责国产电影大赛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科科长张冲，他深受蔡元培教育电影思想影响。在1936年的国产电影比赛中，张冲完全按照蔡元培提出的标准———一为“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二“在教育上对民族国家应有之影响”来评判高低。结果，共产党员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的《凯歌》得第一名。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电影结束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进入相对沉寂的国防（抗日）电影阶段。

支持左翼电影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以后，蔡元培在其运行期间先后推动了两次运动，一次是教育电影运动，就是要大量地把电影这种形式用于教育，还有一个运动，就是电影国产化运动。

“电影是一个舶来品，一开始我们看到的电影形象都是西方的，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用中国文化来讲现实主义或者历史主义题材的中国故事。”侯光明介绍，在蔡元培的推动下，中国国产电影，还有一些结合我们民族文化的、有一些民族特点的电影应运而生。“我们现在也知道功夫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张名片，是中国人对人类电影的特殊贡献，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就有了很多功夫电影的雏形。”侯光明举了《火烧红莲寺》的例子，这部电影就诞生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并且三年之内一连拍了18集，在当时可谓万人空巷，此后，武侠电影也成为在世界影坛上最富于中国特色的电影种类。

电影国产化运动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侯光明特别强调了左翼电影的兴起。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延伸。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民族矛盾上升，人们已经不安心去看一些鸳鸯蝴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也希望有现实主义的、反映救国救亡的、能够唤醒民众的、有力量的民族之声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32年5月，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地下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1934年，中国早期左翼私营电影企业“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先后拍摄了许多取材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救国救亡题材的电影。

“很多电影现在看来还非常让人感动、让人鼓舞。”侯光明感慨地讲：比如，1934年由蔡楚生编剧和执导的剧情影片《渔光曲》，被民国著名电影人厉麟似等推介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获第九名，被誉为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再比如，1935年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其意义最重大的是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后来成为了我国的国歌，它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其实也是诞生于中国文化和电影文化生死存亡的时候，至今仍激励着14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们努力奋斗。

“这些电影的火爆，应该说和当时蔡元培主导的电影国产化运动，以及推动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侯光明说。

为电影教育立法

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左翼电影何以躲过当时严苛的电影审查而不断结出硕果？可以说这其中有赖于蔡元培的博大胸怀。“当时的电影事业是归中华民国教育部管辖，这也为他推行这些政策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侯光明说。在蔡元培的推动下，与电影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设立，并且在他主持教育部的工作中，把相关的法律法规纳入了《教育法令汇编》。

1930年，蔡元培的学生郭有守起草，中华民国行政院发布了中国第一步电影法令———《电影检查法》。此后，1931年，在蔡元培、郭有守师生二人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内政部联合组建了“电影检查委员会”，郭有守担任唯一的“常务委员”。1933年，蔡元培、郭有守在参与编纂《教育法令汇编》时，把《电影检查法》等相关法律编入了《教育法令汇编》，由教育部来管理电影，也正是秉承了蔡元培的电影教育理念。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是中华民国教育部指定的“罗马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中国分会，这就提高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对全国电影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协会称“敝会系集合中国知识分子指导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机关，有裁制国内一切不良影片的义务”。协会成立之初，蔡元培就领导制定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章程》，侯光明为我们展示了这份文件。

作为当时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机关，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依据蔡元培的基本原则，颁布了由郭有守起草制定的《教育电影取材标准》五条十五款，成为了中国拍摄影片和引入电影的标准，并要求“一切电影都是教育电影，合五条者奖，违五条者禁”。

此外，为规范电影管理，蔡元培还口授《电影事业之出路》，经人整理成文，在1933年10月经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二届第四次常务会议通过后，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纲领性文献出版发行。这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实施，在中国电影产业界形成了一种“谁违背蔡元培确立的教育电影思想、取材标准拍摄电影，谁就有禁演的危险”的氛围。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发轫的时候，蔡元培就在开会词上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中国应该有世界上最好的电影教育’，在第二届大会的发刊词上，他又讲‘中国一定要有世界上最好的电影教育’，这两句话经常被我们拿来用作北京电影学院的新生教育。”侯光明认为，蔡元培不光是作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设立部门、建立协会去为中国电影鼓与呼，还身体力行地做了很多推动教育电影发展的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他的领导下，也成为当时宣传电影教育最好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