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试着分析儒家与法家的基本特征_风闻

   记得很多年前的暑假看过一部电视剧，名曰东周列国。当时还在读高中，没有工作阅历，也没读过儒家跟法家经典，正儿八经的史书更没读过，可怜的历史知识仅限于教科书所得，所以看不太懂。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先秦时期的人物面貌与气质跟所处的时代大相径庭。当时人们的行事风格都透着一股与其他历史剧不同的怪异。

    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忠心保护范家姐弟的豫让，与鲁侯论战的曹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秦穆公，临危受命的烛之武，“大奸臣”屠岸贾，鲜活的人物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个遥远的时代，当读完一些经典跟史书之后再来回望，真是感慨万千。

    切入正题，还是先从武王灭商开始吧。

    当周朝建立没多久之后武王驾崩，由周公旦与召公奭共同摄政，辅佐周成王。据史记记载，周公旦乃武王同母弟，天下平定之后，周承商制，裂土分封。周公将王室旁支，功臣，灭商时的同盟部族分封到天下各地，独自建国，进行武装垦殖。

    以周礼的规定来看，金字塔顶端是周天子，往下是诸侯，卿大夫，士，国人，野人。这里说第一个重点，根据现存的史料来分析，野人为原本在商朝地位就比较低下的土著组成，而非殷商国人。

    诸侯的封地曰国，无论是否与王室有血缘关系，都必须自立宗庙，诸侯之子嗣曰公室，卿大夫的封地曰家，宗庙也是自立的（卿大夫多出自公室，后期的晋国除外）。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概就是基于此。他们口中的家与国跟我们现在家与国的概念完全是两回事。

    随着人口的繁衍，基于周礼的嫡长子继承制，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与庶子们逐渐沦落为士，这些没有封地的落魄贵族逐渐成为推翻周礼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同盟则是国人。

    在西周早期，宗法制深入人心（周人），无论是天子直辖的千里王畿之地还是各国诸侯治理的封地，同为周人氏族的国人皆享有各种权力（可以视为惯例法），比如议政权（非古希腊城邦那种选举权），有专门用来议事的固定场所，他们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同时为上级封君尽军事义务。（天子或诸侯或卿大夫）

    野人作为被征服氏族的成员，没有议政权，只能居住在城外。除了为各级封建领主耕作，还要服沉重的徭役，战时则充当运输大队（不是辅兵），野人没资格当兵，用农奴来形容比较合适。它们有自己的财产，还有自己的村社，但没有人身自由，世代被束缚在领主的封地内。（战国才开始打破乡野之别）。

    在这种严密的宗法分封制社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基于周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血缘决定），决不允许越界分毫。正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历代周天子率领王室直属军队与诸侯联军征伐四方不服王化的蛮夷，其中就有为了帮助楚国立足南方，南征荆楚蛮（这一事件导致周天子落水丧生）。

    关于这件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很多人都以为周天子是攻打楚国，错误的史料被自媒体到处传扬。我在这里澄清一下，根据新出土的楚国史料，楚国刚立足时部族很弱小，没有王室的支持，根本干不过荆楚蛮的土著方国。跟史料可以互为验证，齐桓公曾经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派遣使者质问楚人，一为周天子落水一事（几百年前的事还拿出来说），二为苞茅之贡。

    如果周天子攻打楚国而死于楚人之手，还质问个啥？很显然，周天子是意外死于荆楚蛮之手，而非楚人。不过根据出土的铭文来分析，他千里迢迢带着王室军队也不是去做慈善，而是为了夺取铜矿。

   周礼第一次受到挑战发生于周夷王时期。

   他听信谗言，不顾朝廷（周天子所在的中枢机构称为朝廷）的反对，杀掉了前来朝贡的齐哀公，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当然，还有深层次因素。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经过数百年发展，实力大增，有些诸侯还互相攻伐。年轻的周夷王急于巩固天子的权威，被人看破利用，造成齐哀公被烹杀的悲剧。

   从后面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烹杀齐哀公是败笔。非但没有巩固天子的权威，反而造成各地诸侯离心离德。

   到了厉王时期，周礼再次被动摇，这得从分封制的弊端说起。

   按照周礼的设计，无论新征服的土地有多广袤，天子必须将它分封给各级贵族，而不是纳入自己的名下管辖，那时还没有君主选拔官僚来治理的郡县制。（法家还没诞生）

   除此之外，周礼还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只要有功之人就得分封。随着时间的流逝，天子直属的王畿之地虽然有千里之广，但历代天子不断把土地分封给王室的旁支，天子能直接掌握的赋税收入却越来越少，能直接动用的兵力也越来越少。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恶名昭著的周厉王并不是暴君。在我看来，他只是被形势所迫，想有一番作为而已。当时外敌入侵形势逐渐严峻，而他作为天子，兵力与财力都很薄弱。关中的千里王畿之地，名义上来说是他的，实则掌握在卿大夫手中，独立性与各地诸侯无异。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打破周，召公两个家族轮流担任卿士（朝廷的首席大臣）的惯例，任命荣夷公为卿士，将贵族封地上的山川泽林收归国有（天子直属）。这样一来，天子所能动用的财力大大增加了，但这一变革举措严重违反了周礼以及周人的风俗。

   首先，剥夺卿大夫们的世袭封地，严重违反了宗法制，其次，卿大夫的封地不仅是它们的封地，名下还有依附于它们的家臣，即士与国人。

   如此一来，就犯了众怒，包括贵族在内的国人对此非常不满，议论纷纷。周厉王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派人监视议论的国人，谁反对他的政策直接杀掉。宗室贵族的劝谏也听不进去，独断专行。有个成语，道路以目就是这么来的。（我把这件事视为法家思想治国的第一次尝试）

   打破世袭制度任命执政大臣，将土地，人口，财富集于君主之手，以挽救逐渐衰落的王室。如此种种，都符合法家学说的特征。   

   不管是出于捍卫周人的礼法还是自身利益，总之，宗室贵族们最终选择了抛弃他。他们组织国人攻进王宫，将天子赶跑，这就是著名的国人暴动。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创了没有天子的治理模式，由周，召公两个家族共同执政，号曰共和（非君主制的国家叫共和国也许就是这么来的），直到周厉王在流放地死后，其子才继位，也就是周宣王。

   周厉王死后，贵族们给他的谥号是厉。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愎狠无礼曰厉，扶邪违正曰厉，长舌阶祸曰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所有贵族都很痛恨他，死了也不让他安生。这里说下秦始皇，他认为子议父，臣议君违反法家的君臣之道，因此废除了谥号，直到汉朝建立后才恢复。

   短暂的宣王之治过后，继任天子回天乏术，最终导致王室东迁。说起平王，他得位不正，其本人能够继位本身就是以破坏周礼为代价而达成的。王室东迁之后，直辖封地只剩六百里的洛邑，实力大减。因此，天子的权威到了这个时期，已呈风雨飘摇之势。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春秋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主张恢复礼乐制度的儒家就在这个时期成形，而它的千年对手，法家也在这个时期成形。其他诸子百家也在这个时期登场，史称百家争鸣。

   这里只分析儒家与法家。前者捍卫周礼，搞分封制，后者主张君主集权，搞郡县制。

   当郑国国君担任卿士之后，还利用职权想方设法占有王室的属地，天子因此征讨郑国，居然被打败了，还被射了一箭，王室颜面扫地。

   这是周礼第四次被动摇，也是性质最为恶劣的一次。

   从其他的诸侯来看，齐桓公任管仲为相。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与儒家一贯主张的养民富民之道相合。因此，他的施政理念底色应该还算儒家。但具体的施政措施却跟周礼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编户齐民。对外政策，在他的建议下，齐桓公始终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成为春秋首霸。

   如果非要找个例子来对比，我认为可以把齐桓公视为日本天皇制度下的征夷大将军，当然，只是性质方面类似，制度层面无从比较。

   春秋无义战，这句结论世人皆知。其实不然，无义战指的是诸侯们争霸只是出于私心，战争过程并非不讲道义。春秋时期总体来说，周礼还未彻底动摇。无论王室如何衰落，诸侯普遍认可天子的权威。彼此之间的争霸战争烈度较低，点到为止。无论治国，会盟，宣战仍然要遵守周礼的相关规定。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比如诸侯们依照惯例用卿大夫（第三层级的世袭贵族）治理国政，比如野人不能当兵，比如晋师路过天子所居住的洛邑，上军使（晋军统帅）按照周礼的规定而脱去头盔下车步行。比如城濮之战，楚国战士帮逃跑的晋国战士修缮陷入泥沼的战车。比如士兵不能向敌国的国君或统兵的贵族射箭，否则要被判刑。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卿大夫们治理自己的家（封地），同时还要协助国君管理政务，对外打仗时，国君要么亲征，要么由卿大夫作为将军出征。因此这个时期没有职业武将（没有秦以后的文武之分），你可以把将军这两个字拆开来读，原始含义就是指挥军队的人，临时受命，并非职业。

   与周天子遭遇的困境一样，作为一国之君，君主只能管理自己直属的封地，卿大夫的封地是完全自治的。国君无权干涉卿大夫的内政。维系君臣关系的是仍然是基于周礼的宗法制，但随着宗法制观念逐步解体（以下克上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君主与卿大夫互相猜忌之风愈盛，维持脆弱的权力平衡越来越难，偶然性的事件足以颠覆旧礼法。

   比如昏聩的齐庄公与大夫崔杼之妻通奸，后被崔杼（公室贵族）所杀，引发齐国一系列的后续动荡。这种烂事实在太多，总之是君无君道，臣无臣道。

   这就是儒家所批评的世风日下，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也就是这个人心浮动的时代，法家应运而生。

   先说下晋国吧。作为春秋时期的头号诸侯，晋国成也分封，败也分封。晋国由于曲沃代翼（小宗吞并大宗）的恶劣影响，晋献公继位后大肆屠戮公室贵族，导致晋国公室实力大减。晋文公继位后继续沿用他的政策，排斥公室贵族，重用外姓贵族。

   后来几经内斗，晋国权柄逐渐落入六家卿大夫之手，这些贵族轮流执政，直到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标志着周礼彻底崩溃。

   其实关于这件事我不太认同司马光的观点。我的看法是周礼崩溃才导致晋国解体。晋国在解体之前的两百余年都是卿大夫执政，当旧观念的束缚力度越来越小，他们才决定分家，自立门户。

   田氏代齐与三家分晋的性质相同，但起因不同。齐国与晋国一样，卿大夫的实力远远强于国君，但并没有解体的倾向。田氏之所以能篡位，而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艾陵之战。

   吴国为了称霸，北上攻齐。齐国的国书，公孙夏（看姓氏就知道是世袭贵族）等卿大夫领兵出征，结果十万齐军被吴鲁联军彻底围歼，领兵的国书等人被俘。由于田氏家族没有参战，保存了实力。为洗清通敌的嫌疑，平息国人的愤怒，田氏家族的一个长辈在艾陵之战后主动出征送死，才堵住了国人的嘴。

   此战导致齐国田氏（外姓贵族）一家独大，吕氏被取代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标志着旧时代落幕，开启了腥风血雨的战国时代。意识到周礼的弊端，新跻身诸侯之列的卿大夫们（田氏齐国，魏国，赵国，韩国）纷纷开始变法，他们受到的旧礼法约束较小，不再分封土地给家臣，而是采用郡县制。虽然制度草创，还不成熟，但君主的权力相对来说已经较为稳固。

   由君主任命的新官僚多出自于士（最低级的贵族），这些新式官僚没有自己的实力根基，也没有封地。他们所有的财富与权力皆出自君主的授予。与春秋时独立的卿大夫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春秋时的卿大夫如果受到君主的猜忌或迫害，可以回到封地召集自己的家臣起兵对抗君主，这类例子很多，这里不再论述了。

   如果实在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不妨参考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国家。

   这些新官僚其实都可以视为法家的先驱，一方面他们为了打破阶层固化跻身贵族之列，迎合了君主的需求（加强君主集权，削弱卿大夫的实力）一方面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因为没有实力根基，只能无条件依附于君主。

   所谓的富国强兵，不能用现代的国家观念去分析。那时候的国特指君主，因此，法家所主张的富国，其原始涵义并不是发展经济，而是通过一系列新制度与措施，让土地财富集中于君主之手，以加强战争潜力。

   比如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就是重中之重。

   秦国变法最彻底，也许是它走到最后的原因。法家一系列的治国之术我们可以参考商君书来分析。

   第一：弱民之术。变法之初，民特指旧贵族。具体表现为逐步废除分封制，废除卿大夫的私兵，推行郡县制，组建新军。因此他才说国强则民弱，民弱则国强。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分析，商鞅所说的国特指君主，民特指卿大夫。

   第二：愚民之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愚民是儒家的专利。非也，法家才是始作俑者。这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重视德治的儒家一向强调教化之功，礼法合治。而法家侧重刑名之术，商鞅不允许任何人讨论君主颁布的法令，秦人不仅不能批评法令，连赞美也不允许，违者皆要处以重刑。

   第三：壹民之术。也就是统一思想。最初针对目标也是贵族，将他们动员到君主的旗帜下，无条件服从君主变法的指令。当然也包括平民百姓，通过编户齐民，不允许保留宗族，君主的权力延伸到每个人身上。比如秦人结婚后必须分家，不能再跟父母一起生活，财产要分开。社会由此逐渐变成原子化的一盘散沙。

       这在古代社会是破天荒地变革，主要是为了瓦解周礼的宗族观念，杜绝分封制在制度层面死灰复燃的社会基础。

   第四：辱民之术。连坐之法，邻里互相监督举报。我推测此术本意应该是为了找出反对变法之人，但变法成功之后没取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疏远，民风不再质朴。

    变法多年以后的民风，有秦简这么记载，有个女人被歹徒强暴，她的邻居看见之后居然无动于衷，这与曾经的老秦人简直是判若两人。

    总而言之，在商鞅的变法蓝图中，君主掌握一切权力，各级非世袭的官僚只是执行君主法令的工具（君臣关系失衡的开始），而平民百姓就更惨了，只能充当战争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无条件服从君主发出的指令，不能有丝毫质疑。（这与国人暴动的反差太大）

    这方面的秦律很多，看了头皮发麻。

    第一，不敬皇帝罪

    第二，诽谤与妖言罪

    第三，妄言罪

    第四，以古非今罪

    第五，非所宜言罪

    第六，投书罪

    第七，挟书罪

    具体条款不列出来了，很熟悉的文字狱配方，比满清都不遑多让啊。我强烈怀疑后世那种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奴才言论就是从这里开始长出了萌芽。

    韩非子号称集法家之大成者，下面列举一下他关于君臣之道的论述。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嘿嘿，眼熟吧？董仲舒的三纲就源于此）

    接下来列几个先秦（注意看年代）儒家对君臣之道的论述。

    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道特指周礼，孔夫子是温和的保守派。他对君子一词的独家定义让我抱有极大的好感，曾经专门论述过）

    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等的关系，非单方面的无条件服从）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仅当时急于富国强兵的诸侯们听了直翻白眼，后世的朱元璋差点为此把他赶出文庙）

    他还有句在后人看来更大逆不道的话，评论纣王自焚一事。

    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大意就是听说一个独夫民贼被杀了，没听说有君主被弑。

    还有，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个就不需要翻译了吧。孟子比孔子更直接，原则也更尖锐。如果放在近代社会，我个人猜测他多半会成为君主立宪制度的拥护者。

     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先秦儒家与法家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基于宗法制的儒家还是强调忠诚的，但不是单方面的。儒家强调一种对等的人际关系，无论君臣，还是父子，兄弟，夫妻。

     每个人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得到别人对等的回报。正如太史公所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继续讲秦国，秦国通过彻底的变法对其他六国建立起了全方位的优势，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人口实力，最终得以将它们逐个击破。

    以秦灭楚之战来举例吧。

    李信曾率20万秦军攻楚，被楚军击败。尔后，秦倾国而出，又集结了60万大军。这个战争机器的效率可见一斑。

    而楚国则不然，楚国虽然也尝试过变法，却遭到旧贵族的强烈抵制，法令大多流于形式，抵制的贵族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屈原。（屈原是楚国顶尖的世袭贵族，不是什么普通官员）

    楚人以凤次之典（相当于宪法，秦灭楚后被逃亡的楚国贵族带往云梦大泽，从此下落不明）治国，楚人部族有自己的习惯风俗，这从楚人别具一格的民风别就可以看出来。

    但这种散漫的体制导致了大而不强，至少无法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秦人打消耗战。

    因为楚国没有经历深刻的变法，仍采用春秋军制，国家军队由大夫掌握的私兵组成。比如下相大夫项燕统帅楚军与秦军对峙，长期坚守不出，但由于体制问题，后勤压力巨大导致粮草不济。

    加上贵族们的猜忌（这点是我个人的推论），项燕只能被迫撤军。致命的体制缺陷导致战术性的撤退演变成了逃跑，领兵断后的项燕最终自杀身亡，楚国随之灭亡。

    楚国如此，赵国也是如此。

    带兵40万的赵括被人嘲讽千年，从这个角度分析，仓促决战的赵括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至少他知道赵国的国力不能打持久战，当然，我不是否认他纸上谈兵，只是基于当时的背景来做推论。

   秦一扫六合之后，仍旧延续着战时的高压政策，没有及时做出调整，最终让老百姓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从而反噬自身，二世而亡。为此，西汉的贾谊还专门写了一篇过秦论。

    这种君主专制的集权制度在战争期间有巨大的优势，遇上明君，可以发挥出极高的效率，但若是遇上昏君，比如胡亥这种玩意，它有多大的优势就能瞬间转化为多大的劣势。

    古人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后世的现代人反倒有很多争议。到处可见什么天下大乱时，南征大军没有回来，北方驻军没有南下之类的言论。对此，我只建议多看史书，少看自媒体编出来的东西。

    大厦将倾之时，王离的长城驻军南下参战被全歼。南征的赵佗直接宣布脱离了中枢的管辖，自立称王。

    当刘邦带汉军进入关中时，关中的秦人几乎没有抵抗，战力并不强的汉军如入无人之境。（项羽世代贵族，千算万算没想到关中的秦人居然不堪一击，才放心让刘邦去攻打秦人的关中老巢）

    所以说成也变法，败也变法。

    当秦国以军功爵为利诱，以重刑为惩罚的治国之术持续数代人，秦国的社会风气已经大变，曾经的氏族组织也不见踪影。

    质朴豪迈的老秦人早已变作功利的现实主义者与利己主义者，所以刘邦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赵佗敢自立称王也是同理。

    这在春秋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赵佗生活在春秋时期，根据春秋的史料记载可以轻松得出一个结论。即他有自立之心也无法得逞，因为他无法压制麾下的贵族与战士。但已经习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秦人显然会保持沉默。

    齐曾经被燕国攻打，只剩两座城市能复国，楚人在灭国后能复国，征服整个天下的秦国在灭亡后却一点复国的浪花都没折腾出来。人心向背，人心的冷漠，可见一斑。

    由于秦政的恶名与整个天下的反对，新建的汉朝汲取了教训，部分恢复了周制，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直到七国之乱之后才逐步放弃封建制度。

    捍卫周礼的先秦儒家其实就是周制，经过数百年的剧烈变化，宗法制全面崩溃，再用周制的封建制度显然不太合适。从汉初立国没多久就发生了七国之乱便看得出来。（起因是君臣互相猜疑，天子削除诸侯的封地），与周定鼎天下的安稳对比相去甚远。

    我个人的猜测是周天子分封的贵族们繁衍子嗣太快，导致很多贵族沦为平民最终引发社会变革，导致宗法制在权力的层面解体。（都是贵族出身，凭什么你呼风唤雨，我只能做低级的士？）与此相比，庶子没有继承权的欧洲封建制度比较稳固。

    这世上本就不可能存在至善至美的治国之道，但我们也不能把不该儒家背负的恶名强加于它。至于独尊儒术，后世君主基本都采用以儒为表，以法为里的治国之道，也就是说两千年皆秦制。

    总体来说虽有先秦儒家的理念制约，但皇权在实践中仍然越来越膨胀，以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这种毫无风骨的话都有谄媚之徒堂而皇之说出口。先秦儒家的诸子们泉下有知，估计能气得满血复活。

    昨天心血来潮，一下子写了这么多，懒得修改了。简而言之，先秦儒家就是周制的拥护者（王政复古），秦制为法家独创。回到开始，先秦时期的华夏人与秦以后的华夏人，两者的差异或许就源于此。至于儒法的主张，怎么说呢，看时代需要，各有利弊吧，欢迎观友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