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禁毒日特刊：那年民国，那些毒品_风闻

1839　年6　月3　日至25　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　万斤。销烟开始的日期6　月3　日，后被定为戒烟节。林则徐亲自配制的戒烟药丸，则被后人奉为戒烟妙药。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林则徐生前所说关于鸦片流毒足以灭种的话，促使爱国的人们深长思之。很多有识之士继续为禁烟而奔走呼号，抗争不息。

1904　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清末社会，要消弭百年烟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进入民国以后，想不到情况更糟。民众要禁烟，官府要种烟。烟贩托庇于兵、匪，兵、匪加入了贩烟队伍。犹如江河之堤已溃，洪水不可阻挡，烟禁一开放，烟毒便泛滥、肆虐。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这不过是演戏，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还跟所有烟商串通起来，通同作弊。他跟他们讲定：作为探长，他不得不做点样子，装作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烟贩，严惩不贷；作为烟商，要跟探长合演好这台双簧戏。于是，烟商们出钱收买一些流氓、无赖，让其怀藏烟土（假货或次品），故意藏头露尾，供巡捕当场抓获，解公廨（租界法院）审讯定罪，判处徒刑。烟商付给被捕的“烟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　角、6　角不等。刑满释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还发给奖品，有棉衣、单衣等。烟商们破费不了几文钱，便可照做烟土生意。租界当局则由此捞到了不少资本，可以在报纸上大做特做文章，说他们查缉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绩。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帝国主义，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当着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多少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　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帝国主义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1920　年以后，原在上海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因与英租界当局发生矛盾，转到了法租界，在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上海贩毒中心逐渐从英租界转到法租界。法租界当局向潮州烟帮开办的土行土店征收的鸦片税，每月在12　万大洋以上。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帝国主义是后来者。它却想出了一个“高招”，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这就是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帝国主义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府跟英国签定条约，规定禁运印土入华，中国亦自行禁止种烟。以10　年为期递减禁绝，期满由中英两国派员联合调查。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烟苗，则中国须赔偿英国在禁运鸦片期间所受损失。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下令全国禁种鸦片。云南、贵州土质适于种植罂粟，是中国鸦片主要产区。一纸令下，贵州除了交通要道两旁一里左右未种以外，其余地区照种不误。10　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为履行上述条约，于10年期满的前一年，即1916　年，特令云、贵二省妥拟办法，厉行禁烟，加紧检查清铲，以应付英国派员会勘。两省当局规定，两省所属地区，如会勘时发现一株烟苗，种烟者处以枪决，主管之团乡董及县知事亦均处以枪决。正在两省加紧准备时，英国政府派定驻中国汉口领事窦尔慈为云贵两省会勘专使。

　1917　年初，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特调精通英语的三名县知事为禁烟专员，他们是炉山县知事沈仲堪、平舟县知事陈昭令、调潭县知事陈时济。省府调取各县特产珍品；多方寻觅、高价收购白狼皮两张；还待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馈赠即将到来的窦尔慈。不仅如此，省府还通令各县知事，搜罗民间珍藏古物及境内著名特产，待英国专使进入县境，即予奉赠。镇宁县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间所藏的诸葛铜鼓找了出来，以备到时献给英使。

　　英国专使窦尔慈在中国多年，对内地情况较为熟悉。他被委为专使后，立即委托在贵州的英法籍传教士秘密调查贵州禁烟情况。得到传教士的详细报告后，窦尔慈便于2　月启程，经重庆抵贵州松坎。贵州省长刘显世指定的三名专员及招待员王恩锡已恭候多时。窦尔慈一到，王恩锡即献上礼品，专员沈仲堪还凑上去为窦尔慈擦火点烟。

　　刘显世很清楚，烟苗被清铲的，只是大道两旁狭窄地区，全省广大地区，处处都是绿油油的烟苗。为防英使离开大道，闯入烟区，刘显世特命在大道两旁的叉路口驻扎军警。如英使要转到小路，军警即报：“前面有匪（实即烟苗），正在清剿，暂请勿往。”为使窦尔慈相信，小路两旁也没有烟苗，贵州的专员命乡董、壮丁火速找出几条两旁没有种上烟苗，或突击铲去烟苗的小道，陪窦尔慈前往会勘。其实贵州省的种烟情况是瞒不过窦尔慈的，只是因为贵州省府及各县对他侍候得好，他才给予面子，专拣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　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　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据1932　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　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　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　年到1916　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　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　两，共计约100　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　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　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讽刺不，段祺瑞

被公知吹嘘的爱国者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　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　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种植罂粟，尤以云、贵、四川及热河等地最为普遍。种烟有自愿种的，有被迫种的。自愿种是因为种烟比种粮有利可图；被迫种是因为不种烟要罚交“懒捐”。新老军阀及日本侵略者都曾强制农民种烟。

　　徐霞客始料不及鸦片是由烟桃（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干而成。罂粟亦称罂子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秋种春收或春种秋收。花瓣四片，红、紫或白色。

　　在明代以前，我国就有人栽种罂粟，作为观赏植物。1638　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白云山看到罂粟花，曾大为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北京老僧”“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驾粟花（即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也”。

　　贵州人为贩毒、吸毒而种罂粟，是在清朝中期。道光时，两广商人到贵州经商，除带去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还带去了一些烟土（即鸦片，又叫大烟、官膏等等。两广出产的烟土叫广土）。见到两广商人经营烟土，赚钱颇易，牟利甚厚，一些贵州人也开始为着营利目的而扩大种植罂粟。贵州山多，土质、气候适于罂粟生长，所产烟土质量不下于广土，而且价钱比广土便宜，因而受到烟民欢迎。贵州烟土产量剧烈上升。咸丰、同治年间，因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两广烟土运不进贵州，黔土没有了竞争对象，遂全部占领了贵州市场。

民国年间，四川是我国产烟的主要省份之一。四川历年所产鸦片共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只知禁种鸦片的最后一年，即1938　年，四川烟土产量为22　万担，单是存在大竹公库的，就有12　万担。仅涪州、丰都、垫江、宣汉四个县1937　年就生产烟土3.84　万担。其中涪州一县就生产2　万担。这还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六年禁烟计划”的第三年哩。在开禁的年份，在种烟的极盛时期，四川烟土的产量，就更是大得惊人四川军阀刘湘以三字起家，一曰“烟”，二曰“盐”，三曰“统”，即烟土税、盐税、统税。其他军阀无不如此。军阀们刮民有方，生财有道。为增加烟税收入，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两种捐：“窝捐”和“懒捐”。种植罂粟的，要按窝数交“窝捐”；不种罂粟的，则要罚交“懒捐”。在军阀的逼迫之下，农民只得种植罂粟。这就是四川全省遍种罂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就来看看四川众多的县中的一个县：金阳县。该县在1910　年以前无人种烟。尽管队云南流入少量鸦片，但仅作为治疗伤风咳嗽等病症的药物。1910　年，云南永善县大井坝有一汉人名魏四斯，把鸦片种子带到金阳县点仲。次年，因汉族居住地区禁烟，云南昭通、永善一带有些汉族烟贩便只身来到彝族聚居的金阳县，在金沙江畔灯厂、刘坪等地，租地种烟。可播一升包谷种的土地，租给烟贩，租金100　两银子。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不仅外来汉族烟贩种植，而且本地彝族也种植。1930　年以后，汉族居住地区禁烟较前严格，汉族烟商前往金阳采购烟土人数陡增。金阳烟土销路大开，价格猛涨。1930　年前后，1　两鸦片卖0.016　锭白银；1940　年前后卖0.63　锭白银；1943　年前后，鸦片的价格暴涨至1　两1　锭白银。种烟要比种粮食划算得多。那段时间，金阳是无烟不富，种粮必穷。于是彝族农民纷纷将粮田用来种烟。如派来乡有个富裕农民叫阿熟比斯，原有可播50　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娃子（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鸦片200　两。他将所收鸦片向汉族居住区出售，并放高利贷（借1　两还5　两），很快成为暴发户。后来他买了4　个娃子和可播150　斤包谷种的土地。

　　1940　年至1950　年的10　年间，金阳全县40％的耕地都种上了罂粟。安科区、对坪区鸦片种植面积甚至占耕地面积的50％。灯厂区派来乡在1945　年户户种罂粟。该乡仅50　户的孟克补匹营盘，每年竟产烟1000　两以上。灯厂区的芦稿乡，估计每年向汉族居住区运去鸦片7　万两。

　　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地区种植，每年9　至10　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　两，最多能收二三百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二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　至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　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收鸦片20　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

　　种植鸦片使土质变硬，地力大减。收割罂粟后，大春作物无法栽种，或虽然种下但产量很低。安科乡迪窝村，解放前的1950　年，在可播133.55　斤包谷种的土地上种植了鸦片。这一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解放前，金阳好些地方，居民的口粮，年年仰给于外省、外县。

民国版本的劝课农桑

1917　年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的前后，贵州省当局曾通令各县清铲烟苗，并派各县驻防军协助办理。没有驻防军的县份，调动巡防军前往协助铲烟。如省当局曾调巡防军统带和继圣率军开赴炉山、黄平等县。和继圣至黄平旧州，见到粮田中有稀稀落落的烟苗，跟农作物夹杂一起（烟苗锄掉后，隔年还能成活），不经调查，便断定是农民有意扩种和复种罂粟。

　　和继圣手握“尚方剑”，操有杀生权。他在所过之处，大开杀戒，动不动把人拉出毙了，很多人无缘无故送了命。和继圣因此获得了“和屠户”的称号。

　　贵州省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在一些县份也着实砍了几斧头。那知时隔不久，省当局态度陡然改变：从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禁烟变为公然主张开放烟禁。原来刘显世虽是贵州的督军、省长，名义上军权、政权集于一身，但在实际上，军权为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所操持。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就要千方百计筹措军饷。他打主意一下打到了鸦片上来。这本来不足为怪，其他军阀也都是这么干的。鸦片是军阀部队军饷的主要来源。

　　当时贵州虽然禁烟，但吸食鸦片者仍然很多，烟瘾也不见减低。本省鸦片生产受禁烟影响，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境内烟民需要，要从云南运进鸦片。烟价自然飞涨，每两售票银5　至10　两。如抽收鸦片税，可得巨额款项。于是王文华提出将军队偷偷摸摸保护烟商偷运鸦片，改为公开征收鸦片捐税。王文华的这个提议，很快由省长刘显世提交省行政会议及省议会讨论，不费周折，就均获得通过。刘显世火速派人到邻省采购烟种，提供给省议会。省议会收到省府拨下的烟种，立即选定议员多人，交给他们的使命有四：一是将烟种分别运往各县；二是向各县知事传达省府关于鸦片开禁密令；三是亲自向农民兜售烟种，价钱为每元一调羹；四是向农民口头宣传省府关于鸦片弛禁决定。贵州省当局为免国人谴责，及逃避历史罪责，采取了圆滑的做法，想不落把柄。关于鸦片开禁，省府不敢公开行文各县，仅给派往各县的议员每人露封密令一件。一议员负责三四个县。每到一县，便将密令给县知事细阅，看毕即收回带走。省议员传达密令、兜售烟种、宣传种烟，造成了严重恶果。鸦片开禁的消息很快传遍贵州全省，贵州省重又出现了种烟的高潮。

　烟贩子从长期贩烟中，研究出了种种偷运鸦片的方法。真是无扎不入，无奇不有。下面试举几例。

　　（1）书籍运土法。

　　先将书籍买来，最好是有布套的。用刀将书籍封面抠一洞，把烟土填装其中。上面放凡本没有挖洞的完好书籍，将布套套上。然后用纸包起来，露出上下两端，以备查验。大量偷运烟土的人，多私刻有书局的发书印戳。用挂号从邮局发出藏有烟土的书籍，据说万无一失，均能如愿以偿。

　　（2）糖包运土法。

　　购买几十包或几百几千包糖，在一部分糖包中放进烟土。装运时，没有烟土的糖包放在底下和上面，检查人员一般只查上下的糖包。即便抽查中间的糖包，因糖多烟土少，也难以发觉。

　　（3）油篓运土法。

　　购猪油若干篓，将烟土用质量好、不透油的油纸包好，置于油中，复将油篓盖上、封严。即使遇到能手检查，也很难被查出问题。

　　（4）冒充“五倍子”。

　　有一个惯于走私的商人，用铁皮精心作成五倍子的形状，外面涂上颜色，看上去就像真五倍子一样。然后将烟土塞进假“五倍子”中，跟真五倍子混合包装，检查的人即便使用铁钎，也探不出货物有问题。这个走私商人用他“发明”的这个办法，一批批偷运烟土，获利甚巨。

　　（5）藏于汽车部件中。

　　公路一条条开辟以后，烟贩子想出了一个既迅速又安全的偷运烟土的方法，即将烟土藏入汽车部件和油桶中。

　　（6）灵柩运土。

　　有的烟贩盗掘新墓，取出棺材，将烟土藏在尸体的下面。每个烟丸直径3　寸多。棺长6　尺余，宽2　尺，棺底铺一层烟丸，起码有100　多个，数量不可谓不多。通过关口，到达目的地，取出烟土，棺材、尸体则弃之而去。灵柩运土还有一法：备棺木一口，将烟土藏入棺内。在出发地假报某人死亡，运灵柩还乡，请官府发给证明。为迷惑检查人员，特将死狗或死猫一只放入棺内烟土旁，并故意不把棺盖盖严，让恶浊气味外溢。运至目的地，夜间将烟土取出。

　　（7）死婴运土。

　　有的烟贩觅得死婴，将其内脏挖去，把烟土塞入腹内。用线把死婴腹部缝台，然后穿上衣服，用包被包好。如无人告密，通过检查哨所时，是不会被检查出来的。（8）游鱼运土烟贩买通船主，将装满烟土、封好口的洋铁罐，用绳子系在船底上。因绳子很短，检查者无论如何也查不出。

　　（9）月饼运土。

　　买通月饼师傅，将罐头烟土（每罐重几分至一钱多）藏入月饼馅内，外加饼皮，烘制成月饼。装入盒内，即可运走。

　　（10）竹杠运土。

　　私贩烟土者多以烟土藏于抬货物之竹杠中，将两端巧妙伪装，使之不露破绽。即使检查者“如虎如狼，狂事搜索”，私贩者也不着急。垂手站立一旁，待检查毕，不慌不忙拿起竹杠，便抬着货物赶路。用此法，可“稳渡难关”。

　　（11）食品运土。

　　先购糕点若干匣，或食品罐头若干听。将盖子取下，拿出食品一半，把烟土放置匣中或听中，上以食品覆盖，然后将盖封固。此法多用于偷运小宗烟土；而用于运吗啡粉者，不可胜计。检查者一般用手摇匣（听），不会打开盖子。听摇动声音，检查者不致怀疑匣（听）内装有烟土。

　　（12）马桶运土。

　　先特制马桶一只，底做成夹层，以烟土置其中。用油漆将马桶漆过，不使漏水。大小便时照可使用。准备停当，便可带着家眷上路。携家眷出门，随带妇女溺器，这也是情理中事，检查人员不会顿生疑窦。到达目的地后，即可取出马桶夹层里藏着的烟土。

（13）暗仓运土。

　1937年,广东省主席吴铁城跟广州湾（湛江，当时属法国殖民地）的陈学谈勾结，数次贩运私烟出国。利用陈学谈拥有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运载鸦片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以较低价格，向这些国家倾销（据说印度烟膏用薄锡装的每两售当地纸币10　元，广州湾老陈福记烟膏每两售价只4　元）。吴铁城、陈学谈第一次贩烟出国，各分得利润60　万元港币，第二次分得100　万元港币（当时港币一元等同于当今港币一百元），第三次获利跟第二次相差无几。三次贩烟，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大司马和天成二轮都设有暗仓。它位于轮船尾端，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有两个仓门。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无从察觉。船卸完货，暗仓即浮出水面。一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藏烟膏300多万两。第四次偷运烟土时，因大司马船上冲洗厕所的工人对赏金分配不满，愤而向菲律宾海关告密，贩烟船被查获。大司马船被扣两星期之久，后罚港币20　万元，没收船上全部烟膏，才将船只发还。如不是内部人员告发，暗仓运烟的秘密，检查人员是难以发现的。（不简单，民国仅仅二十五年，就实现了鸦片的自产自销，甚至还能出口创汇，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甚至连蚊蝇鼠虫四害都未能幸免。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　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　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　号，每年可收7000　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1917　年至1934　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　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　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　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　年第4　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9　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　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这个县城简直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　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因为省城来人视察的关系，只得强打精神，但他们仍然呵欠连天。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的上课，又去巡视学员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白色的新被单，显然校方对他前来视察，早有准备。走近一张床仔细一看，发现被单上有焦洞。掀起床单一角，原来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有这套家伙。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先生很是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这哪里是学堂，简直成了烟馆。省教育厅视学来视察尚且如此，平日抽鸦片更是要抽得昏天黑地。

　　遁迹上海过烟瘾浙江绍兴有一个姓陈的瘾客，家颇富赡。因家乡严禁吸食鸦片，一经查获，有可能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去了上海，栖身于三马路某客栈45　号。他在客栈畅怀大吸，觉得自由自在。时间一久，客栈中人都知道他是富家子弟，为吸烟而来！

一天，客栈来了一个客人，住44　号，与姓陈的青年为毗邻。此人举止阔绰，而与姓陈的青年有同样嗜好。他从口袋里摸出10　元钞票两张，托茶房代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他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铜烟盒，开始点灯吸烟，发出一阵阵“飕飕”的声响。三四天以后，因嗜好相同，姓陈的青年便跟他熟识。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40　岁，姓蒋。父亲曾任四川观察，饶于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特地来到上海。此行无他，专为过烟瘾而来。姓陈的青年一听，觉得彼此景况相同，于是跟44　号客人更加亲昵。44　号客人烟瘾颇大，每天须烧烟膏1　两左右。有时邀姓陈的青年同榻而吸，姓陈的青年觉得烟味浓厚，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他想，自己每天烧四五钱烟膏，就要花费5　元，44　号客人量这么大，烟这么好，一天起码得开销10　元。他怀着好奇心询问44　号客人，所吸烟膏价格几何，回答说：“每天3　元足够抽了。”姓陈的青年笑了起来。表示不相信。44　号客人说：“像这样的好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20　元以上。我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别有秘密购烟地点。”姓陈的青年向他打听这个秘密购烟地点，他笑而不答。姓陈青年一再询问，他才说：“本来不便泄露，因你我彼此至好，所以破例告诉你。然而老兄万不可再泄露他人，因此烟膏一旦售罄，我等便须吸市面上卖的普通烟。白克路有一个公馆，是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这个官员烟量极大，家中储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他患鼓胀病去世。别墅中现只有一个30　多岁的姨太太，和几名仆人、女佣、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交给女佣掌管，由她成批出售。妇道人家，不知外界烟土昂贵到如此地步，故每两仅售3　元。只是妇人胆小，不敢轻易卖与人。非有稳实可靠如老弟者，决不让其登门问价。而且有一个规矩，每次售出，至少须600　元以上。若零星拆卖，她是不愿意的。别墅大厅后有小室两间，备有全副极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任人尝试、畅吸。”姓陈的青年听了这番话，心里想：这样的便宜货，别说600　元，就是6000　元亦不嫌多。而且在上海居住的绍兴人，吸烟者很多。一转手，可获厚利。因而催促44　号客人带他前往。44　号客人答应一两天以后一定带他去。

　　第三天晚饭后，两人过足烟瘾，雇来一辆马车。临行，44　号客人问姓陈的青年带了多少钱，姓陈的青年告诉他，带的钞票、庄票足够了。44　号客人微微颔首。上了车，过了泥城桥，天已漆黑，下着微雨。姓陈的青年坐在车中，只觉屡屡转弯。过了很长时间，车子在密林旁一幢白洋房前停了下来。两人下、车，走进别墅。屋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一名20　余岁的仆人将他们引至大厅后，那里果然有小屋两间。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电灯光的的，使人目炫。茶几上排着四只小白瓷缸，上面都贴着红纸条，分别写着：“白皮公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谛和合膏”、“公班清膏”。定价每两均3　元，44　号客人说：“这些都可以尽量试吸，不费半文。”姓陈的青年大喜，两人对榻吸了起来。刚吸完一筒，姓陈的青年顿觉天旋地转，渐渐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崇明沙滩上。再看看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破旧肮脏的衣裤。随身钞票、庄票、金表等物均沓无踪迹。他只得恳求路过此地的渔船船主，将他带回上海。找到客栈，方知外出己三天。询问客栈老板，44　号客人何在，答道，那个自称姓蒋的住客，两日前已手提皮箱他去。

吸鸦片祸害。

　　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呼吸困难而死亡。

　　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　年4　月1　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找到这类材料。

　　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很多财主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10　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10　多张病床。除此之外，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病有一定疗效。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

　　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　年时共有10　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10　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了不到4　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8　口人中有6　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　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16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3　人吸鸦片，不但将18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4　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个女孩，年仅10　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25　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

　　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

新鸦片战争。

　　历史书上记载有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跟清政府之间的战争。在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外，历史上还有所谓新鸦片战争。那是什么样的战争呢？

　齐卢之战。

　　1924　年爆发的齐卢之战，是由鸦片烟问题引起的。“齐”即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他是直系主要人物之一。“卢”即卢永祥，皖系主要人物之一，任浙江督军，上海护军使。

　　齐燮元占着江苏这块膏腴之地，还垂涎着卢永祥管辖的上海。上海的税收和鸦片烟土的收入令他眼馋。特别是，外国鸦片经常大批运沪销售，并且运销内地各省，卢永祥从中抽取了巨额税金。据卢永祥手下知道内情的人讲，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其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的军队。卢永样在上海不光对外国烟商和中国买办抽取重税，还派人直接到印度采办烟土，运到上海、浙江等地销售。直接经营鸦片，比向烟商征税牟利更丰。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马鸿烈等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将所得款项大部用于购买军械，一部分在承办人和高级军政人员中瓜分，他们每个人部分得几十万元。齐燮元也想发这个横财。他想从卢永祥手中夺走上海这块肥肉。

1924　年9　月3　日拂晓前，齐军向卢军正式开火。连续40　天，两军始终胶着在上海附近黄渡、浏河一带。战场广及数十里，每天都有成百士兵和居民中流弹或死或伤。双方谁也吃不掉谁。

　　孙传芳的卷入战争，使战局迅速出现变化。孙传芳由福建率军进入浙江，使卢永祥腹背受敌。甫自嘉兴、平湖、湖州，北至黄渡、浏河，战线长达100多公里，仗打得十分激烈。孙传芳猛攻嘉兴、湖州一线。沪宁线上的张允明（吴佩孚派来）、朱熙则绕过浏河，直扑吴淞。卢香亭也从嘉兴以南进逼上海。卢永祥处于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的钳形攻势之下，虽有皖奉两系为其后盾，但毕竟远水不救近火。卢永祥走投无路，岌岌可危，被迫于1924　年10月13　日通电下野。第二天晚上，孙传芳、张允明等进入上海。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经过协商，推出张允明为上海护军使。孙传芳则得到了浙江的地盘，又收编了卢永样的大约五个师的军队。战争是由齐燮元挑起的，他损兵折将，付出巨大代价，但他所垂涎的上海始终没有到手。

　　当然，齐卢战争除了鸦片问题这个原因外，还有其政治上的背景，卢永祥联合奉系，一贯反对直系。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拔掉卢永样这颗钉子。他们计划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浙江、上海，再集中力量对付奉系。便借口卢永祥“招降纳叛”（接纳臧致平、杨化昭等部），兴师问罪，命令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击浙江、上海。齐卢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并且以处于不利地位的卢永祥的倒霉而告终。通过战争，军阀之间重新爪分了鸦片利润。

滇桂战争。

　　1920　年以前，云、贵两省都归唐继尧统治。两省出产的烟土，北路经四川、鄂西、湘西行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并运销海外。在1915　年的护国战争中，滇军一部进入四川，云、贵烟土销路更畅，唐继尧鸦片收入更大。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在1920　年以前能连年扩军用兵，主要就是靠的鸦片烟的收入。

　　1920　年，滇军在四川的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回军云南，驱逐唐继尧。唐被迫于次年2　月通电辞职，逃往香港。反顾拥唐的人去广西另谋发展，同年，唐继尧将在广西柳州的滇军3000　余人，编为四个军，分两路杀回云南。又收买了滇南的大土匪吴学显，从云南里应外合。顾品珍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被击毙。1922　年3　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再主滇政。拥顾反唐的人如杨希闵、朱德、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人撤离云南，开往两广。云南政坛风云变幻，炮火时起时落，滇军进进出出，都跟鸦片问题有关。搞不到鸦片，或搞到鸦片找不到出路，军队都不能主存、所以要在云南争地盘，还要力谋向外发展。

　　唐继尧在云南站住脚以后，就想乘旧桂系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纷乱之机，向两广扩张，建立霸业，为云南烟土向南打开销路。那时川军强大起来，唐不敢也无力向四川发展，唯有把注意力集中于两广，于是借讨伐驻在两广的滇军之名，挑起滇桂战争。

　　1924　年底，唐继尧率6　万余滇、黔军队（号称10　万），分三路东下。

　　第一路由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主攻广西柳州。第二路以龙云为总指挥，以南宁为攻击目标。第三路总指挥为胡若愚，经另一条路线会攻南宁。唐继尧的部队人数虽众，但所经之地多丛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数万大军殊难齐头并进。同时，滇军携带鸦片很多，以烟代饷，还有好些烟商带着烟土随军，沿途售烟，行军速度极慢。据说唐继虞即携有烟土数百万两，在途等待上海、武汉等地烟商来贩运。这使广西方面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率领的桂军可以从容部署，以逸待劳。

　　5　月16　日，李宗仁指挥桂军向占据昆仑关的龙云部队发起进攻，龙云军队弃关逃跑，桂军遂合围南宁。龙云悬重赏，遴选敢死队，出城突击桂军。有个十八九岁的小军官谭浩澄受命为敢死队总指挥，率健卒千余人，每人发烟土20　两，烟足饭饱，一声呐喊，冲出城来。黄绍竑指挥桂军，在城外大河两岸跟谭浩澄捉迷藏，把谭引得团团转，终于将谭击毙。滇军缩入城内，不敢妄动。此时柳州告急，黄绍竑、白崇禧分别率军赶往柳州前线，在柳州附近的沙埔跟滇军展开了激战。此役双方参战都在万人以上。滇军背水为阵。在桂军一再冲杀之下，滇军被逼向河边。浮桥被炸，无法渡河。溺死的、被击毙的共六七百人。血战一日，滇军死伤、被俘4000　余人。沙埔之役，桂军将唐继虞的主力一举歼灭。白崇禧向李宗仁报捷的电文说：“现唐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由柳（州）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余人。。。现时（广西）长安空虚，（滇军）进退维谷，我军日内即向长安方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可逃，夺获甚易。。。”桂军也时时没有忘记烟土。鸦片烟土在这场战争中，始终在起着作用。

　　6　月底，唐继虞经桂、黔边境退回云南。困守南宁孤城的龙云，也于7月7　日弃城而走。滇桂战争至此结束。

　　在滇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桂军几乎全军断炊。而久困南宁的滇军见胜利无望，不能把烟土顺利带到广州卖高价、发大财，便跟南宁的烟商勾结，从桂军包围的薄弱点，偷运出烟土20　多万两。很可能是滇军买通了桂军某些下级军官，并缴纳了保护放行费，但桂军上级翻了脸，把滇军的这批烟土统统没收。黄绍竑得到桂军关于截获滇军20　万两烟土的报告，大叫起来：“天无绝人之路！”这批烟土，决定了滇桂战争的最后结局，奠定了桂军胜利的基础。数十年以后，黄绍竑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鸦片与军阀战争的关系时说：“全国各省数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

蒋公为了收鸦片税，还专门建立了中国农民银行――这个银行至今还在台湾营业！

民国很黑，不要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