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毒，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_风闻

为评估与环境有关的健康危害，一个庞大的专家网络日夜运转。但他们的方法并不可靠，原因有三……

这事完不了。

天门冬氨酸、双酚A、杀虫剂、转基因、核电站辐射……针对它们的危险所进行的争论将来还会围绕其他事物出现。

因为无论企业家或一些环境保护协会站在各自立场上如何言之凿凿，源自环境的健康风险极难估测。事实上，那些负责保卫我们健康的机构难以适应这些研究课题的复杂性，现时完全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尽管如此，保护我们健康的那些大手笔倒是令人印象深刻。例如，2007年起，REACH法规规定，欧洲年产量或年进口量超过1吨的30000种化学品全都得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进行毒性数据分析。

食品等领域的监管更加严格，因为欧洲和法国均设有机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和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及劳动卫生署（ANSES）——专门分析添加剂、甜味剂、杀虫剂、转基因产品和我们盘中其他物质的毒性。

各卫生机构为评估这些产品相关危害而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即在实验室进行动物或体外细胞实验，研究某个环境危害因素（通常为某种化学品）的作用。具体操作是：首先向生物体大剂量注入该化学品，然后逐渐减少剂量，直到再也观察不到所谓的有害后果为止。

在此剂量基础上，各机构的毒理学家还将留出一定的安全量，从而得出该化学品理论上不会对个体产生危险的日暴露量。

1、每种物质均分开检测。在毒性分析中，我们接触到的数十万种人工合成产物大部分是逐一检测的。这样一来，就无法了解它们在环境和生物体内的相互作用可能潜藏的危险。有些物质混合后，毒性会大大增强。

2、高剂量检测。将实验动物暴露于高剂量检测物之中，然后逐步降低剂量，直到观察不到它起效为止。于是，所有更低的剂量都被判定为安全的……但问题是某些物质在剂量更低时可能会再次起效。

3、通过动物模型计算人类的临界值。将对实验动物不起效的剂量除以一个安全系数（通常为100），就得出对人类的无害剂量。但同一物质对人类产生的毒性有时可能比动物高得多，安全系数是否真安全很难说。

的确，如果我们接触的各个环境危害因素均独立作用，作用程度与剂量成正比，并且对每个物种的效果都相同的话，那么这一评估方法应该是很有效的。

可惜现实远远没这么简单，卫生机构由此得出的结论逃不过三大陷阱。首先，我们每日接触的数十种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引发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每次只检测一种物质并不足以保证毫无危险。

问题之二在于，与直觉的逻辑相反，某种物质在小剂量时可能会引发症状，但在大剂量时反而没有动静，极可能蒙蔽以大剂量进行的毒性检测。

扎在毒理学家脚上的第三根刺则是同一种物质在不同物种体内所产生的后果有时相差甚远，而且总是出乎意料，所以，对人类而言，动物实验得到的信息并不总是可靠的。

说白了就是，卫生机构为检测我们所处环境中化学品毒性而普遍采用的方法过于简单化，无法囊括环境与人类健康之间极其复杂的联系。这一毒性检测体系虽然拥有庞大的专家团队、先进的实验室，还有不计其数的数据资料，但却是位泥足巨人。

1、无害分子混合后可能会变得危险

“对化学品分别进行的测试并不能预测混合后的效果。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约翰·彼得森·梅耶斯（John Peterson Myers）警告道。

因为有好几种物质虽然看似近乎对健康毫无影响，然而一旦在空气、食物或化妆品中混合，却会产生不可小觑的作用。

这种现象乍看之下虽然奇怪，背后却没什么魔法，因为生物体内时时刻刻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和生物反应，原先无害的分子可以相互作用，合成为有害的分子。

因此，多种物质混合的后果远远不是它们各自毒性相加那么简单，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鸡尾酒效应”的存在。

例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员2004年发布的研究表明，两种杀虫剂的混合物与每种产品分别对小鼠免疫细胞产生的作用是不成比例的。

2012年4月，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INRA）也指出，在法国人最常接触的7组杀虫剂组合中，一组由5种杀虫剂组成的混合物会产生鸡尾酒效应：  混合物质对培植的人体细胞DNA的毒性比每种产品分别起效的总和要高得多，而其中只有两种物质能独自产生基因毒性，且只在浓度很高的条件下起效。

所以，在毒理学上，1＋1并不总是等于2……  

2、效果和剂量未必成比例

审  查了数百项研究后，约翰·彼得森·梅耶斯很有把握地指出：  “高剂量实验不能预测低剂量时的情形。  ”

1997年，一个意大利-美国研究团队进行的研究表明，将小鼠胚胎暴露在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分子中，高剂量下，胚胎性腺的体积减小，但当剂量较低时，性腺体积反而增大了。

这一效果乍看不合逻辑，但涉及模仿人体性激素的化学物质——内分泌干扰素——却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些物质在低剂量时，符合激素在机体内起效时的浓度，所以机体接受它们是正常的；  相反，高剂量对于机体来说属于不正常现象，机体便会抑制它们的作用。

该问题并不仅限于内分泌干扰素，“对于放射性也有相似的争论”，法国工业环境和风险研究院（INERIS）长期风险研究主任菲利普·于贝尔（Philippe Hubert）强调道。这是因为，低剂量辐射的效果是根据高剂量的效果计算得出的，但身体对不同强度辐射的反应方式可能并不相同。

虽然企业家对低剂量物质的作用提出质疑，但科学家却越来越确信它的存在。1年前，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及劳动卫生署在一份关于双酚A的通告中承认，该分子的剂量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可能比预期的更加复杂。

有一句延续了5个世纪的格言说得好：有毒不在剂量。  

3、效果和剂量未必成比例  

新陈代谢、妊娠、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物种与实验室居民之间，隔了一道a鸿沟。  把动物实验结论延伸到人类身上是有些冒险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8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指出，检测的428种毒性物质中，39种（近10%）在不同物种体内的作用后果不同。

此外，有些危害无法通过啮齿动物评估，特别是涉及认知能力的部分——怎么才能辨别一只老鼠是不是心智发育迟缓呢？

在根据动物的“无害”剂量推导人类的无害剂量时，各个机构会将前者除以一个安全系数。在欧洲，这个系数为1至1000，取决于不同实验室通过不同实验动物所得成果的一致性，以及实验质量。

但“最常用的安全系数‘100’是否足够安全的问题仍须澄清”，由欧盟委员会委托完成的《柯滕坎普（Kortenkamp）报告》承认，这份关于混合物毒性的报告于2009年12月发布。

而美国托马-杰弗逊大学学者罗伯特·布兰特（Robert Brent）2004年的一篇文章则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证：老鼠细胞对一种关节病药物分子毒性的敏感度是人体细胞的328倍！这种无法预料的差异如果反向出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怪罪于机构？

一切并非天注定。对于评估风险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卫生机构自身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确实有能够改善预测成效的解决方法存在，只是被它们忽视了而已。

当然，要测试人类所能接触的全部物质的各种组合，以挖出所有“鸡尾酒效应”，那肯定既费时又费钱，我们可以理解未来的风险评估不会采取这种方案。

如2012年5月欧盟委员会的决定便将其排除在外，将只根据每种物质单独得出的数据来预测混合后的风险。

其实可以对动物实验进行改善：通过测量血液中检测物的浓度，我们能了解该物质在每个物种体内的代谢情况；在动物的胚胎发育阶段就使之暴露在检测物之下，能使我们更接近人体实际暴露时的状态……不过各个机构没有把这些列为必检内容，它们只是选择增大安全系数……

但最令人不快的还是低剂量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只需以人们实际接触的剂量为准测试每种物质即可，所需的额外成本微乎其微。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及劳动卫生署已开始考虑这一可能性，并在2011年的一份关于双酚A的报告中宣布此事。但在欧洲层面，欧洲食品安全局却从未承认低剂量也能发生作用。

官僚机构运转缓慢，科学家或成为企业的关联方，或被快速发展的学科抛在后面……    无论这种惰性出于什么原因，付出代价的是民众的健康。  

撰文 Elsa Abdoun

编译 周佩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