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政治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_风闻

来源：《史林》2019年第5期 作者：祝宏俊

　　内容提要：从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雅典和斯巴达双方都在竭力避免直接冲突，但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雅典和科林斯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之一的科林斯利用同盟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准同盟组织，一方面借此与雅典争霸，另一方面要挟斯巴达为其撑腰打气、提供支持。最终，斯巴达为了维护伯罗奔尼撒同盟、保持自己的盟主身份，不得不满足科林斯的要求，从而卷入与雅典之间的中突。最后，这场雅典、科林斯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希腊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表明，称霸是战争的真正根源，国际同盟常常是战争规模扩大的助推器。

　　关 键 词：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同盟政治

　　作者简介：祝宏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系教授。　

　　伯罗奔尼撒战争波及整个古代希腊世界，给当时的希腊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对古代希腊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著名的战争自然也引起了古往今来众多史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对战争原因的探讨。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这场战争是由于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而导致的。①大约与他同时期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认为是雅典拒绝取消麦伽拉法令引起。②他们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人的研究。当今英语世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代表性观点大致有四种：一、将战争的责任主要归咎于斯巴达，认为斯巴达长期奉行军国主义的国策，长期与雅典为敌，时刻准备发动战争，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克鲁瓦；③二、R.西莱、罗德斯坚持认为主要责任在雅典，雅典对科西拉的帮助、对波提狄亚的干预、对麦伽拉的歧视引起斯巴达的反应性军事行动；④三、康福德、狄金斯、伯里、格兰迪认为责任主要在科林斯，是科林斯和雅典的矛盾导致了战争；⑤四、卡根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一系列误判的结果，所有的政治家都“打错了如意算盘”，“三个主要城邦都应该对战争的爆发负责”。⑥国内学者中刘雯芳认为雅典要承担主要责任，⑦晏绍祥则认为斯巴达的责任大于雅典。⑧

　　以上观点全部立足于对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31年所谓“五十年时期”(Pentekontaetia)希腊世界城邦间矛盾的分析，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合理性，但又难免以偏概全。第一第二种观点依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对立双方主要是雅典和斯巴达，和五十年间斯巴达和雅典确实存在一定矛盾这些事实，但它仅仅围绕雅典和斯巴达，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忽视了五十年的时间内希腊世界的复杂矛盾。第三种观点重视五十年时期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矛盾，但却难以解释为什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角是雅典和斯巴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有学者将雅典、科林斯矛盾在公元前460年引起的一场断续绵延了15年的战争也纳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畴中，⑨称之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⑩但这样一来又与修昔底德所说的发生在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的那场战争不是同一次战争。第四种观点反映了雅典和斯巴达在五十年时间内没有大规模、强烈度的战争这一现实，但又给人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彼此没有矛盾的错误认识，将战争责任全部归结于一连串的失误难以令人信服。

　　综合来看，上述四种观点都是以城邦为单位分析问题，其实，众所周知，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是雅典、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而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忽视同盟这个因素就不能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做出全面、准确的回答。现代学者承认雅典与科林斯的矛盾是引起这场战争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但这个矛盾怎么演变成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如果战争由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引起，历史上不乏斯巴达和雅典单打独斗的例子，为什么公元前431年这场战争变成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并进而引发“波及整个希腊”的战争？

　　笔者认为，既然这场战争是一场“波及整个希腊”的“世界大战”，还可以从国际的角度审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

　　斯巴达是传统的霸主，而雅典是新兴的强国，不断追逐霸权，看似必然产生矛盾的两个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剧烈战争，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正确评价“五十年时期”内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这是认识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原因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波斯发动对希腊本土的侵略之后，雅典和斯巴达一改昔日对抗、竞争的政策，开始合作、共存。波斯入侵之前，斯巴达担心雅典强盛之后危及自身霸主地位，处处打压雅典，先是出兵驱逐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雅典随后建立民主政治，快速发展，斯巴达又试图出兵恢复僭主政治。波斯入侵之后，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开始合作，先是斯巴达接受雅典的邀请以投降波斯为罪名，向雅典的宿敌厄基纳开战。(11)接着，斯巴达在雅典的支持下担任了希腊联军陆海军的最高统帅。当然，双方的矛盾仍然存在。如普拉提亚战役之后，斯巴达计划没收投降波斯的希腊人的领土，将受波斯欺凌的伊奥尼亚人迁回希腊半岛，安置在这里，一劳永逸地完成“解放希腊”的任务，但雅典竭力反对。(12)在希腊同盟的规模问题上斯巴达反对增加盟国数量，而雅典则持不同意见，主张允许那些未参加抵抗波斯的国家参加。(13)又如，雅典其实一直觊觎联军统帅的宝座，(14)雅典将领客蒙私下拉拢盟国，削弱斯巴达的权威，并成功促使斯巴达召回波桑尼阿斯，夺取同盟领导权。(15)

　　不过，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一直是斗而不破的局面，双方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状态，尽管偶有战争，但规模都不大，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我们可以将这“五十年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逐段考察。第一阶段从公元前478年到公元前460年。普拉提亚战役之后，雅典迫使斯巴达交出了希腊联军的最高指挥权，成立提洛同盟。此后直到公元前460年，雅典主要在爱琴海地区、小亚沿海地区进行扩张。面对雅典的发展，斯巴达因为主客观原因采取了容忍、默认的政策。公元前475年，部分斯巴达年轻公民提出要武力夺回海军指挥权，但最后这个提议被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否决了。(16)公元前465年，斯巴达曾经答应塔索斯出兵阿提卡，支持其举行反对雅典的暴动，但由于发生大地震也放弃了。(17)同年，黑劳士利用大地震的机会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起义，斯巴达一时无力镇压，向雅典求援。当时雅典国内尽管有人反对支援，但最终还是派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18)这期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存在矛盾，但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公元前460到公元前445年是第二阶段，也是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这一阶段，雅典的扩张进入第一个高峰期，雅典组建起强大的海军，在海上远征塞浦路斯岛；(19)支持埃及的反波斯大起义；(20)插手西西里岛，与岛上的塞吉斯塔结成同盟；征服了厄基纳岛。雅典海军还发动环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烧毁了斯巴达的吉提乌姆港口，占领科林斯湾北岸的科林斯殖民地卡尔息斯，(21)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洛伊曾、阿卡亚。在陆上，雅典也积极扩张，公元前460年，接受昔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国麦伽拉加入提洛同盟，并派军驻扎麦伽拉，次年，在中希腊雅典支持佛基斯进攻多利斯，(22)公元前454年雅典向北远征色萨利，此后又向西攻打科林斯湾东侧南岸的西库昂、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奥尼阿戴。

　　这一时期斯巴达和雅典之间有过几次短暂的兵戎相见，但总体看双方表现比较克制，但雅典相对更具进攻性。公元前458年，佛基斯入侵斯巴达的母邦多利斯，斯巴达不得不出兵。但斯巴达在出兵时刻意回避与雅典的直接冲突，取道科林斯湾，而不是直接从科林斯地峡进到佛基斯。(23)打败佛基斯后斯巴达为了防止在路过麦伽拉或向东入海、渡海回国时与雅典军队遭遇，不得不在波奥提亚地区逗留，寻找恰当的时机和方式。雅典则趁机调集大军围攻斯巴达军队，双方在塔拉格那展开决战，斯巴达获胜，但双方都损失惨重。斯巴达随后回国，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两个月后，雅典军队再次攻入波奥提亚，彻底控制了这一地区。(24)面对这一更为严重的挑衅，斯巴达并没有做出反击。大约在公元前457年，波斯为迫使雅典不再支持埃及，派人带巨款到希腊收买斯巴达，诱使它对雅典宣战，但此举遭到斯巴达的拒绝。(25)同年，雅典火烧斯巴达港口吉提乌姆，这是雅典对斯巴达本土发动的唯一的一次军事进攻，但它没有在此建立长期的据点。(26)公元前454年雅典在埃及遭到失败，派往埃及的有25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几乎全军覆没，(27)斯巴达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在公元前450年与雅典签署了《五年和约》。公元前450/49年，在雅典默许下，佛基斯出兵控制德尔菲神庙。德尔菲神庙是希腊世界的精神圣地，几乎每个霸主都希望控制它，占领德尔斐神庙某种程度上是对斯巴达霸主地位的冲击。但这次雅典和斯巴达则是借助佛基斯隔空交战。先是斯巴达出兵将控制德尔菲神庙的佛基斯人驱逐，随后主动撤军，雅典则在斯巴达撤军之后再次帮助佛基斯控制了德尔菲神庙。(28)公元前446年，雅典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先是波奥提亚宣布独立，接着原来臣属雅典的尤卑亚暴动，麦伽拉举行起义重新回到伯罗奔尼撒同盟。这时，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趁机率军远征雅典，直抵厄琉西斯和特利乌斯。(29)这是斯巴达唯一的一次对雅典本土发动的进攻，但它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没有抓住机会彻底征服雅典，而是在接受雅典的金钱之后撤军回国。(30)公元前445年，斯巴达与雅典签署了《三十年和约》，(31)从条约内容看，雅典以让出侵占的领土为条件换来了斯巴达的安全保障，但斯巴达的让步更大，因为雅典的战前利益没有任何损失，而斯巴达没有任何收获却做出了如此的保证。从整体看，斯巴达对雅典的本土扩张基本上持容忍态度。

　　公元前445到公元前432年是第三阶段。雅典再次将扩张中心放在爱琴海地区。公元前440年，萨摩斯发动起义，(32)请求斯巴达给予援助，斯巴达先答应后放弃。(33)公元前435年，厄庇丹努斯(Epidamnus)事件发生。科林斯和科西拉都卷入这一事件。科西拉向雅典申请结盟。最后，雅典答应请求，但与其结成的是防御性盟约。(34)笔者认为，雅典如此含蓄的主要原因是为防止与科林斯进而与斯巴达发生冲突。雅典起先只派了10艘战舰支持科西拉，后来担心不够才增派了20艘战舰参加协防。在叙博塔战役中，雅典的战船起初一直没有直接投入战斗。公元前433年，波提狄亚(Poteidaea)事件发生，斯巴达被迫卷入，雅典也曾经根据《三十年和约》的规定建议提请仲裁。(35)总体来看，雅典尽管在爱琴海和希腊本土积极扩张，但对斯巴达还是心存忌惮，回避冲突。

　　总体来看，“五十年时期”雅典和斯巴达都在刻意维持相对和平的关系，避免直接的冲突。尽管雅典和斯巴达双方有过三次直接战斗(公元前458年的塔纳格拉战役、次年的吉提乌姆港战斗，公元前446年斯巴达进攻雅典)，但这几次战斗时间都不长，规模也不大，基本上是两个城邦之间的一对一较量，没有动员盟国参战，战争之后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谁也没有从战争中得益。修昔底德尽管提到在塔索斯事件、萨摩斯事件中斯巴达一度显得具有进攻性，但这两次事件中斯巴达事实上没有出兵，试想如果斯巴达确实一意孤行决心时刻寻机打击雅典，至少在公元前440年的萨摩斯事件中斯巴达也会如公元前421年之后那样不顾科林斯的反对坚持出兵。除上述一次主动出兵、两次流产的出兵计划外，斯巴达没有主动与雅典直接发生交战，基本的外交政策是主动避让。就雅典而言，虽然它是新兴国家，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但它在处理与斯巴达的关系问题上比较注意适可而止，尽管它在塔纳格拉战役和火烧吉提乌姆战役中主动出击，但在公元前450年、前445年两次与斯巴达签署和约，主动放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的地区，公元前435年它与科西拉缔结防御性盟约，公元前432年它提议放弃波提狄亚之围、通过仲裁解决与斯巴达的争端。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雅典也基本上采取了避免与斯巴达直接交锋的政策。

　　此时的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如此内敛、宽容，究其原因，从斯巴达一方来说，一来因为斯巴达领土辽阔，发展农业的条件比较优厚，海外商业活动自公元前6世纪末以来由于科林斯和雅典等的竞争日渐萎缩，海上拓展对斯巴达来说意义不大。加之斯巴达传统的海外商业活跃区主要在北非和中地中海，爱琴海对斯巴达的商业价值显得微不足道。二来因为斯巴达海军本身比较薄弱，远落后于雅典、科林斯、叙拉古等希腊城邦。而当波斯退出希腊半岛之后，雅典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在爱琴海上大肆扩张，斯巴达继续与雅典在海上争夺作战并非自己所长。(36)三是斯巴达国内政治、经济矛盾重重，国力受到严重削弱。这些矛盾首先表现为两个王室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公元前491年，阿吉斯家族国王克里奥孟尼斯放逐欧律丰家族的国王戴玛拉托斯，次年，欧律丰家族反扑，将克里奥孟尼斯拘捕入狱，并死于狱中。其子利奥尼达斯即位后备受排挤，十年后以60岁的高龄率军出征，牺牲于温泉关战场。此后，阿吉斯家族连续三位婴幼儿担任国王，两位摄政主被放逐，一直处于弱势状态，(37)这背后的推手只能是欧律丰家族。由此可见斯巴达王室之间的矛盾之深。其次是公元前465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物质和人员损失惨重，据说斯巴达城的住房只剩下5间，伤亡20000余人。(38)黑劳士则利用大地震的机会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起义，这场起义持续十年，斯巴达不得不向雅典求助，最后被迫与起义者签署和约。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斯巴达担忧雅典崛起，即使斯巴达有心攻击雅典，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就雅典而言，一来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兴起，属于新兴国家，无论是人口还是版图、综合国力与斯巴达还存在一定差距。二来雅典的军事力量主要建立在海军的基础上，在陆上难以与斯巴达重装步兵竞争。三来雅典自梭伦改革以来大力发展工商业，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加上雅典谷物生产严重不足，主要依靠海外市场供应，因此，雅典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海外。

　　综上所述，从希波战争结束(公元前479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作为传统霸主的斯巴达对雅典的兴起确实心存担忧，雅典对斯巴达的霸主地位也心怀觊觎，但由于前者国力下降，内部矛盾重重，后者羽翼未丰，扩张重点又在海上，所以斯巴达对雅典扩张重在防范，而雅典对斯巴达势力重在蚕食，双方均无意发起直接冲突。

　　那么为什么两个小心翼翼、无意直接冲突的城邦最后爆发了战争？这里就不能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在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中审视双方的矛盾。我们不得不注意科林斯在其中的作用。雅典崛起的第一步是在爱琴海地区，但在拥有爱琴海的海上利益之后，又转向了希腊本土和其他海域，由此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的海上强国科林斯发生了矛盾。

　　科林斯与雅典的矛盾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后期，但源头可以追溯到希波战争结束。公元前479年之后，雅典国力快速提升。此后，雅典开始执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但此后十多年，雅典发展的地理空间主要在爱琴海地区。希波战争结束之后，科林斯同样开始了对外扩张，但其扩张主要集中在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亚得里亚海、南部意大利地区。所以雅典与科林斯等城邦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矛盾。

　　进入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科林斯和雅典的关系恶化。科林斯继续扩大自己在科林斯湾和亚得里亚海的沿岸势力范围。它利用这时期部分提洛同盟成员暴动反抗雅典控制、雅典集中精力镇压暴动的机会，重点进攻麦伽拉。麦伽拉位于科林斯北面，与科林斯共分科林斯地峡，其领土连接科林斯地峡东西两侧和萨罗尼克湾与科林斯湾两片水域，同样是连接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的重要商路。科林斯地峡又是连接北希腊、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唯一陆上商路。因此，控制麦伽拉不仅可以扩张科林斯的领土，还可以独占连接东西水路和南北陆路的商业利润，更可以从源头上控制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商业资源，恢复自己在传统势力范围的地位。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后期，科林斯不断进攻麦伽拉。麦伽拉本来与科林斯一样同属伯罗奔尼撒同盟，但现在科林斯则试图将其“收入囊中”。(39)麦伽拉不堪科林斯的反复进攻，最后投降宿敌雅典。

　　这一时期，雅典也不再满足于爱琴海地区，将势力扩张的矛盾指向了希腊本土。公元前460年，雅典在科林斯湾出海口埃托利亚境内建立了殖民地瑙帕克杜斯，并在此派驻部分公民。(40)瑙帕克杜斯位于科林斯湾西部北侧，这里海面比较狭窄，对控制科林斯湾东西航行非常重要。雅典的海军本身比较强大，一旦在这里驻扎海军，那么科林斯湾将为雅典所控制。同年，雅典接纳麦伽拉加入提洛同盟，并派军占领麦伽拉城、佩拉城，还援助麦伽拉修建了连接麦伽拉城和尼塞亚的长城，并派军驻防。佩拉和尼塞亚是麦伽拉的两个港口，位于科林斯地峡两侧，前者面向萨罗尼克湾，后者面向科林斯湾。佩盖—麦伽拉城—尼塞亚构成一条连接萨罗尼克湾和科林斯湾的商路，与科林斯控制的商路分庭抗礼，瓜分从萨罗尼克湾经科林斯地峡到科林斯湾的商业利益。

　　双方矛盾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前445)。雅典的目的是要控制科林斯湾南岸，因此战场也主要集中在科林斯的周围。公元前460年，雅典派军进攻哈利埃。哈利埃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北角、厄庇道鲁斯的境内，科林斯地峡的南侧东端，是萨罗尼克湾湾进入科林斯湾的又一个重要门户。科林斯被迫参战，与厄庇道鲁斯联手抵抗雅典。在得到伯罗奔尼撒重装步兵的支持之后，科林斯扭转败势，打败雅典。(41)但此后不久雅典又征服了特洛伊曾地区。特洛伊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角，萨罗尼克湾的西南部，是科林斯东北部的邻居。雅典继续在萨罗尼克湾扩张，先进攻位于厄基纳与厄庇道鲁斯之间的小岛基克鲁菲尼亚，接着派海军围攻厄基纳。(42)厄基纳位于萨罗尼克湾喇叭口上，是一艘不沉的战舰。为了解除厄基纳的危机，科林斯一方面组织军队直接支援厄基纳，另一方面亲自出兵进攻麦伽拉，企图以围魏救赵之计解救厄基纳，同时占领麦伽拉。此计最后未能成功，(43)公元前457年，雅典彻底控制了厄基纳。次年，雅典控制了波奥提亚地区，波奥提亚地区位于科林斯湾的北岸，控制这一地区也就意味着部分地控制了科林斯湾。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率军从佩盖进攻科林斯湾南岸的西库昂，接着出科林斯湾，进攻位于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奥尼阿戴。(44)在这前后，雅典还占领了阿凯亚地区，阿凯亚则位于科林斯湾中西部南岸。科林斯在科林斯湾的商业利益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雅典还在西西里岛、南部意大利蚕食科林斯的利益。雅典对这一地区的野心最早可以追溯到希波战争时期，地米斯托克利曾经说到神谕指示雅典要在南部意大利的西里斯建立殖民地。(45)但真正采取政治行动可能是在60年代初，据研究，约在公元前458年，雅典为了获得谷物与西西里岛西部的塞吉斯塔(Segesta)缔结盟约，(46)公元前451年雅典征服优卑亚岛，尤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加入提洛同盟，它在西西里岛的殖民地纳克索斯、伦提尼、卡塔那、希麦拉等殖民地(47)可能也一起加入了提洛同盟。公元前427年，叙拉古进攻伦提尼，伦提尼要求雅典按照昔日的盟约提供支援。(48)克鲁瓦认为这个盟约签署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49)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关于这个协约签署时间的直接证据。笔者认为，雅典和伦提尼之间可能根本就没有成文条约，而是当初伦提尼和卡尔西斯一起加入提洛同盟而形成的约定俗成。

　　公元前445年，雅典与斯巴达签署《三十年和约》，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尽管雅典在这份和约中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科林斯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期望。雅典放弃了麦伽拉、特洛伊曾、阿凯亚，这部分满足了科林斯的要求，但瑙帕克杜斯、波奥提亚依然控制在雅典手中，科林斯湾并没有完全回到科林斯的手中。雅典在西西里岛的势力依然存在。伦提尼在公元前427年向雅典重提昔日盟约，说明这个(准)盟约关系并没有取消。这表明《三十年和约》没有解决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矛盾，科林斯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收获无几。

　　但是，科林斯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到一个特殊的遗产，即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类似于国际政治同盟的准同盟组织。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两次使用了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类似的称谓，即“科林斯及其盟友”(Corinthians with their allies，(50)Corinthians and their allies(51))。由于史料缺少，我们对科林斯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从现有的资料看，这个所谓的“同盟”与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神圣同盟都不一样，它缺少进行内部协调和管理的组织体系，难称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组织。但科林斯周围确实有一批关系比较密切的友邦，它们往往唯科林斯马首是瞻，与科林斯一起行动。与科林斯关系最密切的友邦可能是它的东部邻居厄庇道鲁斯。厄庇道鲁斯与科林斯的联系由来已久，还在佩里安德时期两国僭主之间曾经缔结婚约，但后来双方又反目成仇。现在，面临雅典的进攻，双方再次联合起来，并在哈利埃一度打败雅典。哈利埃战役中还有很多“伯罗奔尼撒人”参加，这些伯罗奔尼撒人应该都是科林斯的友邦，因为此时的斯巴达并没有参战，不可能派盟军支持科林斯。在后来支援厄基纳的战争中，这些“伯罗奔尼撒人”再次参战，它们与科林斯分工合作，前者直接支持厄基纳，科林斯则率领“友邦”(Corinthians with their allies)进攻麦伽拉，(52)试图分散雅典的注意力。这种军事上的合作显示出彼此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个准同盟组织后来一直存在。

　　到公元前435年，除了厄庇道鲁斯之外，科林斯的友邦见诸史料的还有麦伽拉、基法伦尼亚、赫尔米奥涅、特洛伊曾、留卡斯、安布拉吉亚、底比斯、弗留斯、厄利斯、阿纳克托利昂、厄基纳等10余个。(53)这些城邦主要集中在科林斯湾沿岸、萨罗尼克湾南岸、亚得里亚海东岸，此外还有北希腊的波提狄亚。这个准同盟组织最多时拥有一支将近200艘战舰的海军。科林斯是这个共同体中力量最强大的，也是当然的核心和领袖，公元前435年之后，科林斯率众友邦与科西拉作战、出使雅典、支援波提狄亚，根本就没有征求斯巴达的意见，更没有像以径那样邀请斯巴达任盟军最高指挥。显然，斯巴达对这个组织毫无权力。不过，由于科林斯及其他成员很多都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还在名义上服从斯巴达的指挥。但可见，科林斯及其友邦已经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一个独特的利益群体。

　　科林斯之所以能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形成新的政治组织，这源于伯罗奔尼撒同盟早期的内部治理比较松散。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国大多单独与斯巴达签署协约，签约方主要靠誓言约束各自的行为，奉行与斯巴达“同敌共友”的原则，斯巴达也没有剥夺盟国的外交权力。直到尼西阿斯和约签署之前，我们很少看到斯巴达强迫盟国的例子，甚至公元前509年，科林斯在参加斯巴达远征雅典时擅自从前线撤军，这样的行为也没有得到斯巴达的惩罚。(54)公元前435年，科林斯又一次在雅典不无自豪地说是它阻止了公元前440年斯巴达对萨摩斯的支持，科林斯的炫耀行为是否真实已无从考证，但说明斯巴达实际上对盟国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修昔底德总结斯巴达外交时说斯巴达对盟国内政的干预主要体现为要求各国成立亲斯巴达的政府，没有提到各国必须服从斯巴达。(55)伯里克利说伯罗奔尼撒同盟没有一个可以迅速做出果断行动的议事会，各个城邦只关心本邦的利益。(56)科林斯代表宣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处罚它自己的同盟者。(57)这些都说明斯巴达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至少在早期没有强有力的控制。这种开放的、松散的治理模式为科林斯、底比斯独立开展外交提供了空间。

　　公元前5世纪40年代后期，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继续紧张。雅典在协调好与波斯和斯巴达的关系之后，开始在中部地中海和北希腊地区积极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次拓展同样伤及了科林斯的利益。在中部地中海，公元前443年，雅典在今意大利南部建立殖民地图里伊。如前所述，中部地中海地区历来是科林斯的商业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图里伊实际上成为雅典打入科林斯商业势力范围的据点。修昔底德还曾记载雅典将军佛米奥与阿卡纳尼亚签订盟约，(58)阿卡纳尼亚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与科西拉毗邻。史料又记载雅典将军狄奥提姆斯曾经派出一支海军前往那不勒斯，并在那里派驻殖民者。这两件事件的具体时间都不明确，有公元前5世纪的50年代、公元前437/8年、公元前433/2年等不同的说法，卡根认为他们都发生在公元前433/2年，是雅典为了应对即将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做的军事上和战略上的准备。(59)笔者不怀疑伯里克利的政治才华，但他的战略才能笔者不敢苟同。(60)卡根的这个说法明显带有为雅典和伯里克利解脱战争责任的倾向。笔者认为，那不勒斯、阿卡纳尼亚在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政治和军事作用，把它们作为一种战略安排过于抬高伯里克利的军事才能了。它更可能是《卡利亚斯和约》或《三十年和约》之后，雅典实力得到恢复，重新开始对外势力拓展时发生的，它们不一定同时发生在公元前438或437年，但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时间前后。雅典与科林斯刚刚稍稍平息的矛盾再次激化起来。

　　公元前435年发生的厄庇丹努斯事件更将科林斯与雅典的矛盾推向高潮。厄庇丹努斯原来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后来被科西拉抢夺了部分权益，成为双方“共同创建”的殖民地。公元前435年，厄庇丹努斯国内发生党派之争，这给了科林斯收回厄庇丹努斯、打击科西拉的绝好机会。从后来科林斯的行动看，科林斯绝不是为了帮助厄庇丹努斯城内的平民，而是要彻底控制厄庇丹努斯。为此，它积极招募人员准备在厄庇丹努斯重新建立殖民地，招募条件非常宽松，甚至不出人、只出钱都可以。同时科林斯组织海陆军浩浩荡荡开往厄庇丹努斯，战舰总数达到68艘。(61)科西拉见状一度委曲求全地建议由伯罗奔尼撒诸邦进行仲裁，决定厄庇丹努斯殖民地的归属，而且承诺接受仲裁结果。这个承诺显然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因为，科林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邦，且是斯巴达的盟友，伯罗奔尼撒诸邦在仲裁时很可能会偏向于科林斯。但科林斯依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它需要的是在战场上分出高低，一劳永逸地确立自己在这个地区的霸主地位。但是，科林斯率领的联合海军竟在科西拉的海战中失败。此后两年，科林斯全力以赴建造战船，又用优厚的条件从希腊各地招募水手，最后建成一支规模达到90艘战舰的海军，(62)同时组建了一支战舰总数达到150艘的联合海军。科林斯把它能动员的城邦、能调用的力量几乎全部投入到与科西拉的决战中。科林斯这一系列行动已经完全超越了支持平民派的程度，显示了控制亚得里亚海、重建霸权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科西拉发现自己没有盟友，孤立无援，而科林斯则拥有众多的盟友，于是向雅典求助。尽管科林斯一再反对，但雅典抵挡不住称霸中部地中海的诱惑和野心，经过反复思考还是决定与科西拉建立防御性联盟。公元前433年，科林斯的联军在叙博塔海战中输给科西拉、雅典盟军。科林斯称霸亚得里亚海的梦想破灭，但科林斯并没有彻底放弃。

　　不久，双方争斗的重心转向东部爱琴海地区。相对于中部地中海，科林斯在爱琴海地区的利益并不明显，只有一个殖民地，那是佩里安德的儿子优阿格拉斯(Euagoras)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在色雷斯建立的波提狄亚。(63)但波提狄亚的商业位置非常重要，它地处帕列涅半岛与大陆的连接处，是马其顿地区物资进入爱琴海的重要港口，这里又是帕列涅半岛最狭窄的地方，因此也是沿海商路的重要中转港口。希波战争之后，波提狄亚加入了提洛同盟，成为向雅典纳贡的城邦。但是科林斯的势力并没有彻底退出波提狄亚，它还在这里派设官员。(64)雅典和科林斯在这一地区的矛盾很早就产生了。公元前465年，雅典在波提狄亚以北的恩尼亚·荷多伊的建立殖民地，抢夺波提迪亚的海上商业利益。后来雅典殖民者被色雷斯人驱逐，但雅典在北希腊扩张的野心并未消失。公元前446年，雅典在色雷斯的布瑞建立殖民地，公元前440年，雅典北上重新征服拜占庭，并继续向北，沿黑海南岸向东，征服了辛诺普。公元前437年，雅典将军哈格浓在恩尼亚·荷多伊再次殖民，并改名安菲波利斯城。(65)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科林斯在爱琴海地区仅有的商业利益。

　　厄庇丹努斯事件之后，雅典一方面延续自己加强对提洛同盟成员控制的政策，同时也为了防范科林斯鼓动波提狄亚起义，在公元前432年，强迫波提狄亚拆毁城墙、向雅典缴纳人质，驱逐科林斯官员。(66)这件事引起了波提狄亚的不满。雅典随即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派驻军队，全面控制波提狄亚。波提狄亚居民开始酝酿起义。波提狄亚成为北希腊的“火药桶”，科林斯、马其顿的帕第卡斯都支持波提狄亚起义。尽管帕第卡斯最后投靠了雅典，(67)但科林斯始终如一地支持波提狄亚，甚至到处宣传鼓动更多的力量支持波提狄亚。(68)

　　科林斯对波提狄亚的政策显然服从于一个更大的战略目标。如前所述，波提狄亚虽然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但在希波战争之后，波提狄亚已经成为提洛同盟的成员，向雅典交贡纳赋，科林斯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行使母邦职责保护波提狄亚，科林斯的主要商业利益在中部地中海，爱琴海地区并不是重点，因此，此前科林斯似乎已经放弃了对波提狄亚的权力要求。而此时，科林斯忽然全力支持波提狄亚，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波提狄亚发动一场古代版的“凡尔登战役”，不断消耗雅典的实力，从而减轻雅典对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关注，为自己在科林斯湾、亚得里亚海地区建立霸权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到30年代末，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在希腊世界众多国际矛盾中最为紧张、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整个“五十年时期”中希腊国际矛盾中最突出的一个。围绕科林斯与雅典矛盾的性质和源起，学界存在两个不同认识。早期的史学家，如康福德、格兰迪、狄金斯等认为是因为商业利益之争，(69)他们认为包括雅典在内的整个希腊耕地不足，粮食难以自足，不得不不断寻找粮食来源，雅典向西扩展就是为了寻找粮源，但是，“西进”侵犯了科林斯的商业利益。克鲁瓦则指出古代希腊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争夺领土和霸权。(70)笔者认为这两个矛盾其实都存在，但又以后者为主。格兰迪和狄金斯等显然受到他们生活时代的影响，存在芬利所批判的“古史现代化”的倾向，但完全否认雅典向中西部地中海扩张的经济因素，否认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经济矛盾似乎也不成立。康福德曾经指出公元前5世纪雅典在亚平宁半岛的北部地区排挤科林斯是为了独占这一地区谷物的贸易。(71)阿尔西比阿德也指出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一个目的就是获取那里的木材。(72)科林斯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前期曾经是中西部地中海极为活跃的商业城邦，葡萄酒、橄榄油、陶器、咸鱼等是它主要的贸易商品，(73)此后，科林斯商业虽然衰落，但并没有停止，(74)对雅典的扩张危及自身商业利益的认识也不会消失。然而，笔者认为，克鲁瓦所述可能更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亚得里亚海地区、西西里岛一带曾经是科林斯人较为活跃的地区，麦伽拉地区则是科林斯一直试图吞并的地区，雅典向这些地区的扩张危及到自身在该地区对霸权的追求，这本身足以引起与科林斯的尖锐矛盾。

　　总而言之，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雅典和科林斯在中希腊、科林斯湾、亚得里亚海地区不断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争夺这一地区的霸权。

　　如前所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矛盾更为精锐，相反，斯巴达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愿意与雅典直接交锋。但为什么最后的战争变成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强强对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同盟外交”。

　　古典时期希腊世界国际关系中有两个平台，一个是城邦、一个是同盟。同盟本身对每一个成员国来说都具有特殊的利益，笔者称之为“同盟红利”。“同盟红利”是同盟集体所获总利益中超越盟员独自获得利益总和的那部分，即1+1＞2的那部分。这部分“红利”最终会在各盟国之间进行分配。同盟是一个民主成分相对较高的国际组织，同盟红利分配的基本原则是“贡献越大、获利越多”，当然，收益与投入、权利与义务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获利越大、权利越大的一方所承担的责任、所做出的奉献也越大。在同盟中，盟主处于特殊的地位，它往往因为自己实力强，对同盟的贡献大，分得的份额也更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红利的诱惑，盟主相对于盟员更不愿意放弃同盟。为了维持同盟的存续，盟主有时面对只是发轫于成员国、与自己关系不大甚至无关的国际矛盾，也不得不主动出面，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斯巴达就是这样在不情不愿中被推到战争的前线。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科林斯正是抓住斯巴达贪求同盟红利、竭力维持盟主地位这一点，反复游说，终于促使斯巴达同意对雅典宣战。科林斯的集中游说共有两次，分别是公元前432年召开的斯巴达公民大会和同年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下文将围绕这两次大会分析斯巴达如何被推进战争的漩涡、成为战争的发动者、领导者的。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集中讨论雅典是否违背了《三十年和约》，最后，公民大会基本接受了科林斯的意见，认为雅典违背了和约规定。科林斯对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它事先拉拢了一批对雅典怀有怨言的城邦，如厄基纳、麦伽拉等，在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上抨击雅典。(75)厄基纳提出的指控是它没有按《三十年和约》的规定获得独立，麦伽拉宣称他们被排斥在雅典帝国的所有港口和雅典市场之外，这也违背了《三十年和约》，要求雅典取消此项禁令。

　　笔者认为，无论是厄基纳还是麦伽拉，它们的要求都不成立。厄基纳虽然曾经是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但在公元前457年就被雅典征服，成为提洛同盟的一员。(76)公元前445年的《三十年和约》雅典只是承认放弃尼塞亚等四个城市，并没有涉及厄基纳。厄基纳显然不能借此要求独立。(77)而且，在和约签署十多年后，厄基纳才忽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从时效性的角度也是不合适的。厄基纳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笔者认为其实是科林斯的怂恿。

　　麦伽拉要求取消的禁令通常称为“麦伽拉法令”，这个法令已经在学界引起了长期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部经过公民大会批准的成文法，大约颁布于公元前433年。(78)笔者认为，这其实是雅典对所有投降叛变和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的报复性或惩罚性措施，是一种习惯法。伯里克利这种“习惯法”在其他场合也曾经被提及，伊索克拉底曾经说到雅典禁止任何不向其纳贡的城邦在海上航行，(79)公元前420年雅典与阿尔戈斯等签署的协约也规定：任何有敌意的武装力量不许通过同盟国或他们控制的领土。(80)实际上，基于习惯法的“麦伽拉法令”不是制定于公元前433年，而是早在公元前446年麦伽拉叛离雅典、重回伯罗奔尼撒同盟之后就自动生效了。对雅典来说，麦伽拉从此之后就属于“不纳贡”“有敌意”的城邦。也正因为如此，修昔底德在著作中才没有详细叙述其制定过程。作为一种习惯法，麦伽拉在叛离雅典之时就应该已经知晓了，正因为如此，麦伽拉十多年的时间内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麦伽拉之所以这么做其原因仍然是科林斯的怂恿。

　　科林斯的发言直指斯巴达盟主资格的合法性。科林斯代表回顾了雅典逐步发展壮大、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日渐受欺凌的历史，指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斯巴达不作为，不信任盟友。科林斯代表花了很多的篇幅对比雅典和斯巴达的行为方式，指出雅典人自信、果敢、锐意进取、善于创新、具有冒险精神、乐于奉献，而斯巴达人自大、多疑、保守、刻板、自私、行动拖沓、被动。这实际上从道德品格上彻底否定了斯巴达。当时的希腊世界人文主义精神正在复苏，道德品格成为一个人、一个组织享受权利的前提条件，而斯巴达这样的道德形象实际上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继续担任盟主的必要条件。接着，科林斯代表比较委婉地威胁斯巴达：“不要背叛朋友，让他们落入邪恶敌人的魔掌，不要让我们在失望中加入其它同盟。如果这样，不管是面对保障誓言的神灵，还是注视着我们的广大民众，我们都没有错。因为真正背信弃义者不是那些因为别人的背信弃义而转向他人的人，而是那些自食其言、背弃盟友的人。”(81)整个演讲可以说一气呵成，极具震撼力。

　　科林斯的在这一套“组合拳”起到了预想的效果。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玛斯对科林斯的指责进行了辩护，他指出，科林斯所说的迟疑、犹豫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带给斯巴达的不是灾祸，而是受益。但对战争他却欲言又止，一方面指出斯巴达缺少海军，缺少经济实力，雅典在海外拥有大量土地，即使斯巴达派重装步兵破坏雅典本土也不足以对雅典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斯巴达不具备对雅典发动战争的条件，但他又声称自己不是对雅典侵害同盟者的行为听之任之，而是主张不要马上开战，他提议两三年之后，待做好了各种准备，再与雅典开战。与阿基达玛斯不同，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的态度简单，直接宣布：斯巴达决心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盟主，他指出，既然雅典承认他们侵害了我们的同盟者，那么我们就不能对我们的同盟者所受到的伤害坐视不管，就不能推卸给予它们援助的责任和义务。他宣布，斯巴达要立即行动起来，给予盟国切实有力的支持。(82)斯森涅莱达斯的这段关于盟主责任、盟主与盟友关系的讲话显然打动了斯巴达公民，投票的最后结果是斯巴达认为雅典违背了《三十年和约》。科林斯终于达到了它的目的，斯巴达则走到了战争的前沿。

　　如果我们把这一结论与公元前440年的萨摩斯事件做一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科林斯利用同盟政治“绑架”斯巴达这一事实。波提狄亚事件与萨摩斯事件有相似之处，波提狄亚和萨摩斯都是提洛同盟的成员，都要叛离盟主雅典。当年萨摩斯叛离时雅典也曾经出兵镇压，斯巴达应萨摩斯请求准备出兵干预，但科林斯从中反对，声称“每个国家都有权惩罚它的同盟者”。(83)现在，波提狄亚准备发动起义，雅典派军队镇压，参照萨摩斯事件的前例，雅典“有权惩罚”。而科林斯千方百计阻扰雅典行使惩罚的权利，原因在于，科林斯需要把波提狄亚的战火烧得更旺，以吸引更多的雅典注意力，减轻在亚得里亚海的雅典压力。

　　公民大会召开不久，斯巴达又召开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会议期间科林斯再接再厉终于促使斯巴达最终宣战。在同盟大会上，科林斯再次以盟主责任为发力点，直戳斯巴达的“软肋”，明确指出斯巴达不能只享受盟主的荣誉，还必须履行盟主的责任，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更要关心同盟的共同利益。(84)这一指责迫使斯巴达的主和派集体失语。斯巴达如此，其他盟国自然唯斯巴达马首是瞻。最后，同盟大会举行投票表决，大多数盟国支持宣战。(85)客观讲，科林斯计谋得以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同盟政治，斯巴达无法承担失去同盟带来的实际利益和国际荣誉的损失。

　　伯罗奔尼撒同盟对斯巴达来说最大的红利就是国家安全的维系，即对黑劳士阶层的防范。黑劳士制度被部分历史学家称为是斯巴达国力的基石，(86)斯巴达在公元前470年波桑尼阿斯事件、公元前465年大地震和黑劳士大起义之后，国力明显下降，同时斯巴达人和黑劳士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防范黑劳士起义成为斯巴达的核心利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所有盟国有一项义务就是不接纳逃亡黑劳士。这项条款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与提该亚的盟约中就有了规定。(87)如果说公元前6世纪当斯巴达实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还需要盟国给予这方面的保障，那么在斯巴达国力明显下降、黑劳士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就更离不开盟国的相应支持了。

　　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身份不仅是斯巴达获得“同盟红利”的制度保障，同时还是斯巴达国际声望的基础。斯巴达要想获得最大化的“同盟红利”就必须要获得同盟盟主的地位，盟主地位意味着斯巴达在同盟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方面，成为整个同盟的中心，斯巴达可以凭借盟主身份干预盟国内政，促使盟国建立亲斯巴达的政府，从而确保同盟服务于斯巴达的需要。(88)盟主还是斯巴达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的基础，斯巴达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组建伯罗奔尼撒同盟以来一直维持着盟主的身份。此外，无论就人口总量、国土面积和综合国力来看，斯巴达是当之无愧的盟主。失去盟主身份，无论是从斯巴达的自身历史还是综合实力看，都是无法忍受到的耻辱。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存在。恰恰在这点上科林斯对斯巴达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科林斯拉拢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部分成员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其成员有十余个，它不仅受制于斯巴达的盟主权威，同时还听从科林斯的指挥。科林斯极有可能如它威胁的那样率领这些友邦脱离伯罗奔尼撒同盟，如此一来，伯罗奔尼撒同盟必将解体。不仅如此，由于科林斯及其友邦就在斯巴达的北部，东面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尔戈斯相邻。如果它们投靠雅典，雅典的势力范围势必延伸至本土国境，如果它与阿尔戈斯结盟必将在北面形成一个强大的国际对手，更恐怖的是这三个城邦可能如公元前460年那样结成一个反斯巴达同盟，对斯巴达构成更大的国际威胁。正因为这些方面的顾忌，斯巴达不得不接受科林斯的要求，认认真真“履行”盟主的责任。

　　“同盟红利”同样也是雅典不能放弃之重。事实上，“同盟红利”和同盟存续成为此后导致雅典和斯巴达直接冲突的根源。在同盟大会之后，斯巴达先派人向雅典提出驱逐“被神诅咒”的人，(89)即包括伯里克利在内的阿克密尼德家族，在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斯巴达提出解除波提狄亚之围、尊重厄基纳的独立、撤销麦伽拉法令，并将最后一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条件。(90)雅典再次拒绝了斯巴达的要求，于是斯巴达再次提出给予希腊城邦“自由”。(91)这个要求也遭到雅典的拒绝。撤销麦伽拉法令、给予希腊城邦自由都危及提洛同盟的存续，是雅典不能接受的。雅典担心一旦同意撤销“麦伽拉法令”将会撤除提洛同盟的壁垒，盟里盟外没有了差别，非同盟国家可以到同盟市场任意经商，那么提洛同盟对现有盟员来说就失去了特有的利益，即“同盟红利”，同盟也就没有了诱惑力和约束力。另外，麦伽拉法令实际上是雅典对那些叛变同盟的城邦实施的常规性惩罚措施，一旦取消，非但这些叛变城邦可以与盟邦一样享受“同盟红利”，还不需要交纳盟金会费，那将会有更多的城邦起而效仿，提洛同盟也将不复存在。而提洛同盟本身则是雅典抗衡波斯、占有爱琴海海上利益的工具，这是雅典断然不能放弃的。“给予希腊人自由”对提洛同盟带来的危害则会更大，因为一旦提洛同盟成员国获得“自由”，它们就可以自行决断对外交往的政策，要求雅典取消盟金、贡赋，这样的事在萨摩斯、纳克索斯早已发生过，直接的后果就是提洛同盟不复存在。

　　雅典方面对斯巴达所提要求的潜在危害非常清楚，因此对斯巴达的最后通牒给出了针锋相对的答复，要求斯巴达放弃侨民法和允许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国独立，斯巴达不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干预盟国的政府体制。(92)侨民法限制的是雅典及其同盟者进入斯巴达的权利，这实际是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一道屏障，撤销了它也就撤销了两个同盟之间的区隔，伯罗奔尼撒同盟也就不复存在。因此，雅典的反制要求也是斯巴达不能接受的。就这样，一场涉及两大政治同盟的大规模战争正如伯里克利所预料的那样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综上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其实是雅典、科林斯、斯巴达三方矛盾经国际性的政治军事同盟组织发酵、放大的结果。斯巴达之所以卷入雅典与科林斯的矛盾，“同盟政治”是关键。科林斯本来自身实力不及雅典，但它依仗伯罗奔尼撒同盟坚持与雅典对抗，当自己失利时又利用斯巴达对同盟红利的贪求、对盟主责任的“坚守”、对雅典挑战的担忧促使它参战。同盟将本来属于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了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矛盾，将众多与矛盾无关的城邦拖入了矛盾冲突的漩涡，将本来应该是两个城邦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席卷整个希腊世界的“世界大战”。类似的教训在后来的历史上还在不断重复，最典型的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同盟在国际关系中的负作用不能不令人警醒!

　　注释：

　　①Thucydides,History of Pelopponnesian War,I.23,trans.by Charies Forster Smith,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下文简写为Thuc.，本文所引古典文献注释时遵从古典学惯例，注原书之卷节号或行数，下同。)

　　②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指出雅典禁止麦伽拉人出现在雅典广场上、雅典人抢劫麦伽拉妓女导致了战争；在《和平》中指出伯里克利卷入菲狄亚斯贪贿案，为防止受审，通过了麦伽拉法令，引起了战争。(见张竹明、王焕生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阿里斯托芬喜剧》上，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6、538页。)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安多基德斯也称雅典和斯巴达因为麦伽拉陷入战争，这似乎印证了麦伽拉问题是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Andocides,On the Peace,8.本文本载于：T.E.Page,etc.eds.,Minor Attic Orators,Vol.1,the Loeb Classical Libre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③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290-292.

　　④Raphael Sealey,“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lassical Philosophy,Vol.70,no.2(Apr.,1975),pp.89-109.P.J.Rhodes,“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ermes,115.Bd.,H.2(2nd Qtr.,1987),pp.154-165.

　　⑤F.M.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London:Edward Arnold,1907,pp.30-38; G.B.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London:John Murry,1911,pp.322-328; J.B.Bur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ondon:Macmilan & Co.Limited,1909,p.97; G.Dickins,“The True Caus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5,no.4,(Oct.,1911),pp.239-248.康福德的作品已有孙艳萍的中译本《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⑥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5，378-380页。

　　⑦刘雯芳：《谁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责任者》，《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⑧晏绍祥：《世界上古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⑨J.B.Burry,A History of Greece,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p.251.伊恩·莫里斯、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陈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8-361页。

　　⑩参见萨拉·B.波默罗伊、斯坦利·M.伯斯坦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周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38-241页

　　(11)Herodotus,Histories,VI.49.,trans.by A.D.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下文简写为：Hdt.)

　　(12)Hdt.IX.106.

　　(13)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20,trans.by Perrin,etc.,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下文Plutarch’s Lives简写为：Plut.，下文普鲁塔克其他属于同一本书的人物传记简写同此，Themistocles简写为Them.)普鲁塔克此处说当时希腊世界商讨成立近邻同盟或神圣同盟。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今后如何反抗波斯的一次战略调整，所谓的近邻同盟实际上是部分城邦主张重新成立新的同盟组织。斯巴达提议凡未参加抵抗波斯的的城邦一律不得参加，实际上是维持原来的希腊同盟；而雅典则主张增加同盟成员，实际上就是成立新组织，同时借机削弱斯巴达的影响力。

　　(14)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7,trans.by Perrin,etc.,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下文Plutarch’s Lives简写为：Plut.，下文普鲁塔克其他属于同一本书的人物传记简写同此,Themistocles简写为Them.)

　　(15)Plut.Cimon,6.

　　(16)这次会议仅见于狄奥多罗斯的记述，部分学者怀疑其真实性。但卡根认为此次会议是可信的。见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401-403页。

　　(17)Thuc.I.101.

　　(18)Plut.Cimon,16.

　　(19)Thuc.I.94.

　　(20)Thuc.I.104.

　　(21)Thuc.I.108.

　　(22)Thuc.I.107,108,111.佛基斯征讨多利斯这件事主要见于修昔底德的作品。尽管修昔底德没有提到雅典支持佛基斯进攻多利斯，但从斯巴达撤出波奥提亚时担心雅典半路拦截，撤出后雅典出兵帮助佛基斯重新控制多利斯，并在最后控制整个波奥提亚地区来看，佛基斯最初出兵多利斯显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或默许。又，波奥提亚在波斯撤退、斯巴达进攻色萨利之后，可能就已经参加了伯罗奔尼撒同盟。

　　(23)当时科林斯地峡北端的麦伽拉已加入提洛同盟，取道科林斯地峡极易与雅典发生冲突。

　　(24)Thuc.I.107-108.

　　(25)Thuc.I.109.

　　(26)公元前424年雅典在派罗斯建立长期据点、公元前413年又在基塞拉岛建立据点，长期占领，对斯巴达造成很大的军事压力。(Thuc.IV.41; VII.26.)

　　(27)Diodorus,Library History,XI.75.,trans.by C.H.Oldfath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下文简写为：Diod.) Thuc.I.109-110;; Ctesias,Persica,36.克特西亚斯(Ctesias)认为雅典只派了40艘战舰，尽管如此，按每艘三列桨战船配置200人计算，损失的人员也多达8000人。(克特西亚斯是一名希腊医生，公元前404年—前398/397年在波斯王官行医。他写过《波斯志》和《印度志》等作品，但这些著作只有少部分传世。本文引文来自李维乌斯数字图书馆，http://www.livius.org/ct-cz/ctesias/photius_persica.html，访问时间：2015年4月23日。)

　　(28)Thuc.I.112.

　　(29)Thuc.I.114.笔者认为，普雷斯托阿纳克斯撤军的原因肯定不是修昔底德所说的收受贿赂这么简单，斯巴达避免与雅典的直接冲突的基本国策、优律彭家族家族的嫉妒和作梗、斯巴达本身国力不济等大概是主要原因。

　　(30)Thuc.II.21.

　　(31)该和约内容史书没有直接记载，但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大概如下：一，雅典放弃占领的麦伽拉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领土，包括尼塞亚、佩盖、特洛伊曾、阿卡亚；二，互不接纳对方同盟的成员加入本方同盟，但不包括原先中立的城邦，不引诱对方居民；三，双方一旦发生冲突不诉诸武力，而是交由法律制裁，在裁决期间双方维持现状。(Thuc.I.35,40,115,140; VII.18.)

　　(32)Thuc.I.115.

　　(33)Thuc.I.40.此事见于科林斯代表在公元前435年于雅典公民大会上的一次演讲，历史真相不得而知。笔者认为，斯巴达答应支持后来取消这件事是真实的，但斯巴达取消支持是否是因为科林斯的反对难以肯定，很可能是科林斯的自我标榜。

　　(34)Thuc.I.44.

　　(35)Thuc.I.144.

　　(36)关于斯巴达海军薄弱问题参见祝宏俊：《萨拉米斯海战希腊海军获胜真相》，《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7)关于斯巴达王室之间的斗争参见祝宏俊：《为什么只有300勇士？》，《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6期；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296页。

　　(38)普鲁塔克说斯巴达城在这场地震之后中只剩下5间房屋(Plut.Cimon,XVI.4.)，狄奥多罗斯说斯巴达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斯巴达人达到20000人(Diod.XI.63.1,3.)。菲古伊拉估算震后斯巴达公民仅1588人(Thomas J.Figueria,“Population Patterns in Late Archaic and Classical Spart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16(1986),p190)。这个数字大概太低了。参见祝宏俊：《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9)Thuc.I.103.

　　(40)Thuc.I.103.

　　(41)Thuc.I.105.

　　(42)Thuc.I.105; Diod.XI.78.7.

　　(43)Thuc.I.105.

　　(44)Thuc.I.111.

　　(45)Hdt,VIII.62.

　　(46)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20.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赵磊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这个盟约的时间说法不一，一说公元前453年，又说公元前418年。

　　(47)Thuc.VI.3,5.

　　(48)Thuc.III.86.

　　(49)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20.

　　(50)Thuc.I.105.

　　(51)Thuc.I.30.

　　(52)Thuc.I.105.

　　(53)Thuc.I.27,29,46.从后来厄基纳接受科林斯的怂恿，与科林斯一起到斯巴达控诉雅典看，厄基纳暗中也参加了科林斯组织的这个“准同盟”。

　　(54)Hdt.V.75.

　　(55)Thuc.I.19.

　　(56)Thuc.I.141.

　　(57)Thuc.I.43.

　　(58)Thuc.II.68.

　　(59)参见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331、408-500页。

　　(60)伯里克利设计的“坚守雅典卫城、与斯巴达海上决战”的策略和“短时间结束战争”的判断实际上全部失败了，倒是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玛斯颇有远见地指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将延续到下一代。

　　(61)Thuc.I.27.

　　(62)Thuc.I.31,46.

　　(63)J.B.Salmon,Wealthy Corin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11.

　　(64)Thuc.I.56.

　　(65)Thuc.IV.102.

　　(66)Thuc.I.56.

　　(67)Thuc.I.57,61,62,63.

　　(68)Thuc.I.60,124.

　　(69)G.B.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London:John Murry,1911,pp.325-328; G.Dickins,“The True Caus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5,no.4,(Oct.,1911),pp.239-248.

　　(70)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14-220.

　　(71)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第37页。

　　(72)Thuc.VI.90.

　　(73)Catherine Morgan,“Corinth,the Corinthian Gulf and Western Greece During the Eighth Century BC,”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83(1988),pp.313-338.

　　(74)Mary Lou Zimmerman Munn,“Corinthian Trade with the Punic Wes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Corinth,Vol.20,Corinth,The Centenary:1896-1996(2003),pp.195-217.

　　(75)Thuc.I.67.

　　(76)Thuc.I.108

　　(77)《国王和约》签署于公元前386年，是斯巴达和波斯共同签署的，实际上条约的内容更像波斯国王颁布的诏令，和约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所有城邦都应该享有政治独立。

　　(78)关于这部法律最著名的研究见于德·圣·克鲁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8章。克鲁瓦总结了之前多位史家对麦伽拉法令的研究成果，尽管各家观点不一，但这两个问题上基本一致。类似的观点又见于卡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282页)。布伦特则认为这部法律在公元前433年之前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了，但他并没有说哪一年制定。P.A.Brunt,“The Megarian Decre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2,no.3(1951)。

　　(79)Isocrates,On the Peace,36.in Isocrates’ Speeches(Vol.2),ed.and trans,by T.E.Page etc.,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80)Thuc.V.47.

　　(81)Thuc.I.71.

　　(82)Thuc.I.86.

　　(83)Thuc.I.40.

　　(84)Thuc.I.125.

　　(85)Thuc.I.125.

　　(86)Stephen Hodkinson,Property and Wealth in Classical Sparta,Swansea and London: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0,p.113.Paul Cartledge,Sparta and Lakonia,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9,p.3,159.David M.Lewis,Sparta and Persia,Leiden:E.J.Brill,1977,p.27.

　　(87)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part 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55.

　　(88)Thuc.I.19,144.

　　(89)Thuc.I.126.

　　(90)Thuc.I.139.

　　(91)Thuc.I.139.

　　(92)Thuc.I.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