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身的外卖员：踩在付出与牺牲之上的“现代生活”_风闻

7月11日，微博视频博主@曹导发布了一支外卖骑手体验vlog，揭露了这一行业的种种不易。其中，她被北京高端商场SKP拒绝从正门进入取餐的一幕引起了广泛讨论。

事件过去已有一段时间，许多文章从SKP的规定进行了探讨。一些观点认为，由于外卖骑手不是消费者，而是商户员工的一种延伸，所以要求他们走员工通道是符合规定的。

同时，因为外卖员常常赶时间，他们在商场快速的穿梭也可能给客人带来安全隐患，所以这样的规定也是为消费者负责。

受《新京报》采访的律师韩晋认为，商场并没有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禁止进入的规定，所以此事不应上升到道德层面。

同时，以韩晋为代表的观点还认为，某些场合的着装要求只是社会的约定俗成而已。比如出入高级饭店和歌剧院这些“高雅”场所，就需要穿着正装，所以不必上纲上线到系统歧视的程度。

既然商场规定不违法，又有社会的约定俗成，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对外卖员的要求，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工作困难，都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雇佣者对劳动者的规定不违法就等于合理，那么马克思主义恐怕就失去了意义；如果约定俗称就等于道德，那么社会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进步。

所以，我们需要审视和讨论的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和约定俗成？这些规定真的合理吗？更重要的是，按照这样规则运行的社会，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未来？

1.

不能被看见的劳动者

对于网络上的一片质疑，SKP相关工作人员声明，商场有规定，取餐的外卖骑手一律走工作人员通道。

但在视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进入商场不在于取外卖，而在于是否穿着了外卖员的制服——穿着外卖制服的时候甚至还要站得离商场门口远一些。

对于高端场所来说，这些隔离措施似乎都是为了维护商场品格的一些小事。尽管外卖是商场内许多餐厅的重要收入来源，即使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也需要外卖来维持自己一天的高效工作，但外卖员却要以最隐蔽的方式工作。

正如学者大卫·布洛迪（David Brody）在《Housekeeping by Design：Hotels and Labor》中写到的，五星级酒店一方面依赖清洁员通过高强度的劳动为住客提供整洁的房间和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求这些清洁员隐藏起来，不被住客看见。酒店是否能让清洁人员在提供贴心服务同时隐身，是酒店是否够高级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者：David Brody

一切“高端”环境的打造，远不仅仅关乎建筑本身的硬件条件，更需要与其“高端”形象不符的劳动者的隐身。

然而，对基层劳动者隐身的要求绝不只存在于高端消费场所。我们整个社会对这些劳动者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比如，城市基建极速发展的背后是数百万建筑工人们的血汗，但是每栋大楼，每条地铁线，每个公园的落成后，都鲜少在宣传物料中看见这些建设者的身影。仿佛只要领导签个字，投资方转个账，设计师再画个图，这一栋栋建筑就会凭空出现。

施工时，没有人想看见全身灰尘的工人；而施工完成后，更不会有人在乎为这栋建筑洒下血汗的工人们，他们甚至没有资格再次进入这些大楼。

又例如苹果公司的成功，受人膜拜的总是天才乔布斯，是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做设计、写程序的高科技人才。仿佛只要他们在电脑上完成了设计，iPhone就会自动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跑进千万人的口袋里，给公司带来上百亿美金的利润。

而那些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组装的苹果产品的工人，却隐身于苹果的成功——即使工人群体的低报酬是苹果可以创造巨额利润的核心。

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这些工人制造手机时的压力和生活状态没有乔布斯的创意想法和喜怒哀乐来得重要。苹果们缔造的神话里，从来就没有工人的一席之地。

其实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工厂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服务员、钟点工、农民等等，都和外卖骑手一样，是建构现代城市便捷和舒适生活的根本力量和血液，但是享受他们劳动成果的人们，为了维持城市表面的高端品格，却将这些劳动者忽略、隐藏甚至丢弃。

诚然，大众没有必要像膜拜乔布斯一样膜拜基层劳动者，但他们的劳动需要平等的尊重，理解和保障。

2.

现代生活：假想的独立和自由

隐藏和遗忘这些劳动者的同时，成全了一种关于现代生活的叙事——越是发达和成熟的社会，人们越是可以通过金钱来购买任何物品和服务，也就越不需要依赖他人，越独立和自由。

人们习惯认为，用金钱换来的物品和体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金钱使人独立。

可是，通过消费换来的高生活品质同时带来了惰性和依赖性。

就像《西虹市首富》里的王多鱼，钱的确让他有更多自由去享受各种服务，但和一贫如洗时的他相比，他反而更加依赖于他人。过去衣食住行都可以一个人完成，但现在必须依靠他人的劳动才能铸造自己的奢华生活。

越是用钱来满足自己生活的人，越是依赖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劳动。这背后是我们熟知的道理——资本必须通过剥削底层的劳动者才能存活和壮大，并且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而隐去那些劳动者的身影，合理和美化了剥削者的财富累积的嗜血本性。因为没有被害者，又何来加害者呢？

一个合理化剥削的重要手段，就是贬低这些劳动的价值。

现代社会生产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还非常巧妙地把每一个工人都变成可替换的零件。人们相信，**既然不是缺了某个人就不行，那么就等于这个人的劳动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亦是父权社会矮化家庭主妇的重要性的逻辑。

但是，如果可以被任意替换的基层劳动者的劳动是不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企业会用重罚来约束这些劳动者呢？

在@曹导的视频中我们知悉，如果穿着制服的外卖员进入商场，SKP的保安可能面临至少1000元的罚款。如果保安的工作对SKP没有重要价值，他们为什么要被重罚？可如果保安的工作很有价值，为什么他们的工资却又少得可怜？

用重罚来约束基层劳动者，还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转嫁作用——成全上层的体面的同时把底层妖魔化，让因不合理的制度产生的矛盾只爆发在基层劳动者身上。

比如对于一名外卖员来说，不能及时取餐面临的可能是客户的投诉，导致罚款。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便会想方设法硬闯商场，但另一方面，保安又不能让外卖员进入，因为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责罚。

于是，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景象很可能是保安和外卖员在商场外发生冲突，从而让人觉得是这些基层劳动者没有素质，污秽了商场的形象。

同样，平台为了提升竞争力给外卖员规定极其有限的送餐时间，导致骑手只能违反交通规则。

如果出了任何事故，平台只需要出一份督促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的声明，就可以保住公司的体面，把责任和风险都转嫁到了骑手的身上，让骑手为了养家糊口的那份微薄薪酬，化身人肉盾牌，挡下用户和路人所有的不满。

3.

割裂的阶层和人性

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可以独立于他人的劳动之外存在的——我们不仅依赖着现代社会当下他人的劳动，也依赖着过去世世代代的人们的遗产，甚至还依赖着亿万年前的生物为我们提供的能源。

但是，当今的成功故事却总是沉迷于个人价值的体现，隐去中间无数层他人的付出和积累。以至于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中，总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替换为人与物的关系，而人与物的关系，又完全由金钱来维系。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联，只有钱能衡量。

在这样的思维下，人们的行为和情感，都可以被明码标价了。似乎可以用金钱来买下对方的一切服务，也可以用金钱来赔偿对方的一切痛苦。

用金钱衡量一切的体系，对资本来说是高效的，但它却在弱化人类的共情能力。而这样的割裂，背负了巨大的代价。

与他人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一个共情能力浅薄的社会，注定是不健康的。

从婴儿起，我们就对周围人的情绪非常敏感。心理学著名的“Still Face”试验发现，几个月大的宝宝面对突然从开心变成面无表情的妈妈会有非常强烈的感知。婴儿不仅能够快速地发现妈妈表情的变化，还会做各种事情试图逗乐妈妈，而如果妈妈继续面无表情，婴儿会开始出现各种负面的，包括紧张、焦虑甚至害怕的情绪（Mesman, J., van IJzendoorn, M. H., &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2009）。

灵长类动物学家Frans de Waal在他的Ted Talk以及《The Age of Empathy》一书中用大量的证据来说明，与他人的共情是灵长类动物最基本的一种能力，也是这样的能力，让人类得以在数百万的演化中生存下来。

作者：Frans de Waal

社会由不同的个体聚集而成，健康的社会必然是尊重每一个个体，且富有共情能力的。

就像无痛症对个体的生存会造成巨大威胁一样，与他人的割裂，虽然可以让人暂时逃避共同分担的责任，逃避共情时的情绪波动，但这样的麻木将使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冷漠，死板，失去人性。

可是如今社会阶层的分化，却让我们越来越难看到弱势群体的处境，也越来越难以与他们产生联系。我们，正一步一步失去作为婴儿时就拥有的共情能力。

金字塔上面的人总是在说，只要自己努力了，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他们不会说，更好的生活是如何建立在金字塔下面的人的付出和牺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