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黄金已经被妖魔化了_风闻

时隔9年，现货黄金价格再次站上了1800美元之上。

推动金价狂飙的一大因素是新冠肺炎反复肆虐和多国央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

6月全球黄金ETF(交易所买卖基金)总量增长104吨，连续七个月出现净流入，总持仓达3621吨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增加了655.6吨，超过了2009年全年的增长量。

乱世买黄金真的有用么？事实上，很多年前，德鲁克就认为：黄金已经被妖魔化了。为什么？以下，Enjoy：

彼得·德鲁克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来源

01

古典经济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都认为，要防止经济波动演变为严重危机，必须建立适当的货币体系。

否则，最轻微的经济下滑，也就是仅仅一点擦伤或打个喷嚏，就会导致全球经济崩溃，就像患上败血症或急性肺炎。

古典经济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都同意，20世纪经济的重大衰退，尤其1929～1939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的货币体系难以满足国际经济需求，无法解决国际经济面临的问题。

最后，两派人马也都承认，目前世界经济确实没有可行的货币与信贷体系。

黄金已经被妖魔化了，尽管现在仍然试图向外行隐瞒这一事实。无论我们是炒作黄金以维持金价，还是立即停止使用黄金作为货币储备，还是运用巧妙手段让金价维持过去30多年的水平，即每盎司35美元，并采用其他货币作为世界经济的基础，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我们现在考虑是否把黄金作为货币金属的事实，表明黄金已完成其作为货币金属的使命。

黄金已不再是世界经济的货币基础。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与这一状况关系不大。

反而，另外两个因素影响更大：一个是世界经济的现实面，另一个是黄金功能的变化。

世界贸易增长太快，难以通过黄金融到足够多的资金。不论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资金需求增长都快于贸易增长，信贷通常比实物增长更快。

因此，货币媒介的“符号”经济必须比物品交易的“实体”经济成长更快才行。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通过创造货币媒介来加速“实体”经济成长尚未被证实。

不过，缺乏充足的货币供应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却很明确。换句话说，要扩大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就要依赖持续稳定增长的货币供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黄金之所以能成为很好的货币基础，是因为黄金的相对稀缺性。

因此，当贸易增长快于黄金开采速度时，黄金就不再适合当作货币金属。黄金作为货币金属的功能，只适用于贸易受限且呈静态发展的经济。

目前关于世界货币的讨论，跟1820年英国首先出现中央银行时的大辩论极为相似。我们从这场与当时经济分析之父大卫·李嘉图密切相关的辩论中得知，真正的货币经济不能只依赖黄金或任何其他自然资源作为货币供给的基础。

一个经济体需要一个中央银行，即一个创造并管理货币与信贷的特定机构。19世纪国际经济是金本位制度，不过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虽受到金本位制约，实际上却是由管理货币与信贷的中央银行控制和指挥。

世界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体，150年前的事件重演，只不过这次是以世界性的规模呈现。

黄金不再是可靠货币单位的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即黄金作为工业原料的用途越来越多。

一百多年来，每本教科书都指出，货币金属不能有其他任何用途，必须完全置身于商业和工业之外，否则货币金属的价值和供给就不单取决于其货币功能。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和信贷体系沦为技术、产业波动以及不重要经济事件反复无常的附属品，这是难以容忍的。

当照相胶片首先开始让大量的银用于非货币用途时，银就不再适合作为货币金属。19世纪末，当摄影把银转变成一种工业原料时，银的货币基础地位就此结束。

现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黄金上。新开采的黄金用作货币越来越少，而用于工业方面的越来越多，这也是黄金作为货币金属的终结。

因此，提高黄金价格最多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02

根据关键货币概念，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可用的关键货币供给（过去20年来是指美元）必须一直不断增加。

因此，世界经济越增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就必须越大，否则世界经济就会被“流动性危机”抑制，就会为执行交易业务的货币与信贷短缺所困。

这种做法有一个限制，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首先，在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国家，不会无限期地接受单一成员国的货币。不久后，大家迟早会要求“关键国家”整顿其金融机构，在国际账户中保持更适当的平衡。

然而，这表示要削减世界经济的信贷供给。以关键货币为本国货币的国家经济越成功，就会越快陷入重大又不可避免的通货紧缩危机，而且经济越成功，危机就越严重。

然而，对关键国家而言，关键货币的概念也是个无法忍受的威胁。只有在外国人接受货币承诺即接受关键国家的货币的情况下，这个概念才有效。

不过，只有外国人有理由确信能随意将这些承诺转换成本国货币，才可能接受。

因此，世界经济在关键货币的概念下运作越成功，“挤兑银行”的危险就越大，也就是向关键国家挤兑的危险越大，且关键国家因自身货币体系崩溃而瘫痪的风险也越高。

不过，这却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政策。

1946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了战后的货币体系，当时最伟大的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警告不要采用关键货币的方法，而是提出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他称之为“Bancor”）。

凯恩斯知道，关键货币概念的真正危险不在于经济面，而是这个产生关键货币的国家会因自身的优越感而骄傲自大，然后必定铸成大错。

凯恩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曾目睹自己的祖国英国在“一战”后就发生了此事。当时，对英镑作为关键货币角色的过于骄傲，导致了英国货币于1928年重新建立老的国际汇兑价值，但这种价值对“一战”后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太高了。

凯恩斯当时尖锐地批评了这一错误，这无疑是3年后导致英镑大幅贬值、经济大萧条席卷全世界且影响深远的主因之一。

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浪费时间，而时光一去不复返。

原本在肯尼迪总统上任后，我们就可能提出以真正世界货币体系的形式带来持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美国既有经济优势，又有政治领导力。

为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而努力的法国，当时既没有经济资源也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无法扮演反对派角色。

应该说，美国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1960年时有关世界货币改革的提案非常好且广为人知。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推动这些改革，反而在1965年前打压各项提案。

跟英、法一样，美国这种奇怪行为是有原因的。这个问题的经济面十分清楚，但政治面却有很大问题。虽然从经济面看，世界是一个单元，但就政治角度看，世界却日渐分裂。

早期最大的统一经济—美国经济，是政治先于经济的结果，而目前的世界经济却是在没有政治基础的情况下出现。

03

许多国家一直认为“铸造货币”是政治统治者的特权，事实上，也是政治统治者的必要标志。

我们需要的世界货币体系，不需要任何政治权力，也不是“超国家的”，而必须是“非国家的”，必须不是由政治权力掌控世界货币和信贷供给，而由技术来决定其功能，也就是纯粹从经济上来考虑。

我们创立现代中央银行时，就等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国内货币供给的问题。

然而，各国一方面要求中央银行遵照政府政策，一方面又要求货币信贷必须是“非政治的”，而且仅以经济面来决定。

两者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表明，为世界经济所需创造“非国家”的货币和信贷功能，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政治创新。

各国必须根据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状况，不断调整国内货币和信贷政策。

尽管管理一个世界经济的货币和信贷体系的权力有限，会受成员国严格的监督和管控，但仍旧是一项“权力”。拥有这项权力，当然要兼顾全体会员的权益。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既能为世界经济做出最佳决策，也能预测整体经济形势的机构。这些决策并不总是符合各国的最佳利益，也未必是由多数票决定，却必须是负责世界经济货币体系的最优秀专家研判的结果。

“金本位拥护者”根本不认为有问题存在，因为强大的经济优势让他们能垄断现有的货币和信贷供给，但对其他地区的美国人来说，的确存在问题。

19世纪90年代末，南非和阿拉斯加等地新发现金矿产地，让黄金产量激增，也延缓了危机的出现。这件事确实达到目前提高黄金价格所能达到的效果，但1905年危机再度出现，直到1914年建立联邦储备制度时，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联邦储备制度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金融机制，既集中管理货币与信贷，也允许地方自治。事实上，联邦储备制度能以同样的信贷额度，发挥以往经济制度下两倍以上信贷额度的效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6年，自那以后陆续受到特别能干的理事长领导，比如瑞典人佩尔·雅各布森和现任理事法国人皮埃尔·保罗·施韦策，都让该机构备受世人尊崇。

换句话说，如今我们可以迅速展开行动，不经过太多立法程序，不需要一大堆政治辩论，也不需要众声喧哗，因为这类行动中最重要的事已经完成。

我必须重申，我们已将黄金去货币化，这是考虑到各方面的目的和意图，无论是中央银行、经济学家，还是财政部部长都同意这样做。一旦社会大众发现，这将会是个严重的打击，但届时木已成舟。

事实上，我们1967年时采取了一种技术性强但内容含糊的协议。在该协议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政府创造一个新的货币资产，称为“特别提款权”。

这项重大协议取决于特别提款权的使用方式。然而，特别提款权可能成世界经济中第一个真正的货币机制。

不过，我们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扼杀世界经济，给自身带来严重危害，因为缺乏一个与过去20年经济成就相适应的货币和信贷体系。

我们可能会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抛到脑后，主要是因为缺乏政治勇气，对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作用感到自负，而且因为我们20年来更喜欢聪明而不是正确。

世界经济需要的第二个机构是：一个在经济运行和观点上不完全是以国家为主的生产和分配机构。

世界经济需要有人代表其利益，以对抗不同会员国偏好和特定的利益。

世界经济需要一个能真正关心世界经济福祉的机构，一个以服务世界经济，而非以服务任何个别国家经济为目标的机构。

关于作者：彼得.德鲁克，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

本文整理自《不连续的时代》，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