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监控：接受《用户服务协议》，才可使用软件 | 社论前沿_风闻

　　**编者按：**本期推送的是Kirsty Best于2010年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上的Living in the control society Surveillance, users and digital screen technologies一文。作者基于对38位数字产品（手机、笔记本电脑、MP3播放器等等）用户开展的半结构式访谈，从控制社会的视角分析他们是否以及如何真正同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数字监控。结果发现：大多数受访者不因监控而烦恼，他们认为监控主要发生在特定空间和信息领域；监视具有参与性；用户通过平衡保护和控制解释监视，将监视描述为基于奖励和惩罚的有价值的取舍或者持宿命论的观点。

　　这是社论前沿第S1703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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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信息的数字化促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记录、存储。当前，网站、软件普遍要求用户填写个人信息以获得访问/使用权限使用其服务。这些网站/软件收集了各种信息，还可以记录用户的在线浏览行为。这些由数字技术提供的信息和跟踪功能放大了政府和公司的监控能力，对维护公民权力、自由产生一定影响。然而，数字技术和监控逐渐成为惯例，计算机和互联网已经被定位为实用、友好的技术。

　　虽然学术界对数字监控越来越关注，然而用户本身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一些定量研究表明人们对隐私的关注，但定性研究却发现公众的冷漠。

　　作者通过将监控的理论模型（围绕“控制社会”的概念）与用户对监控危害的看法进行比较，审视了看似矛盾的地方：人们自己表达的观点与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公共和学术话语与人们日常无视之间的矛盾。文章主要分析了用户是否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同意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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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和结果

　　德勒兹（Deleuze，1995）认为，在控制社会，监视更加分散，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也变得更加自律。福柯对全景敞式主义对自我管理的观点仍然至关重要。此外，监控具有参与性，由监控主体永久保留。

　　本文通过对38位手机、计算机、MP3播放器等设备的用户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揭示用户对数字控制的体验。每位受访者的采访时间大约为2.5-3小时，以便充分探讨与数字监控有关的一系列主题，尤其是隐私、数字监控等问题。

　　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者“不因为监控而烦恼”。这种观念的表现方式有两种：（1）消费水平较低的受访者或者目前没有工作的全日制学生，他们表示自己在数据交易中价值不高，因而不值得被监控，监控也不会真正影响到自己；（2）充分就业的收入中上者则认为，被监控者大多是具有犯罪经历的人，而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或者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因而不会成为监控目标。

　　虽然当代控制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然而受访者认为，监视是针对特定个人及其行为的，他们的监控经验源自高度特定的环境。这两种信念不断重复出现，一种与空间有关，一种与信息领域有关。首先，许多受访者表示相信监控的空间特殊性。研究者询问受访者是否曾受到监控、是否了解社会上的任何监控类型、是否听说过有关监控的故事或与任何人谈论监控。受访者的常见答问是：监控发生在工作场所范围内。其次，监控针对特定的信息域。受访者对监控的担忧不是模糊不清，而是针对具体的财务担忧。

　　监控在很大程度上是参与性的，原因在于：很多时候，人们在奖励和惩罚之间寻求权衡。如果不愿遵守某些规则则无法使用服务/购买商品。在本文中，受访者认为，监控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如：监控可以过滤到不良内容，让网络更安全）或者更直接的奖惩制度（如：必须接受隐私协议，才可以使用某技术），再或者是受访者无法控制的自动过程（如：除非停止所有跟自己信息有关的活动，才可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然而这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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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监控是学术界与公共政策领域日益关注的话题。受德勒兹的启发，作者将焦点放在了控制社会这一主题上。这篇文章检验了控制社会中关于监控的主张，并将其与人们对监控的看法进行了比较，利用定性访谈资料，探究了受访者因参与当代技术文化而产生的内化信念、态度和意义。研究表明，人们坚持在面对错误信息时可以修正的信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监控；人们似乎也不认为监控是一个无处不在、难以捉摸的过程，受访者将监控定位在工作场所这一特定空间以及财务金融这一信息领域。然而，尽管人们没有表达出与控制社会理论相符的心理模型，但他们似乎确实坚持了自己的态度并表达了参与监控的行为。用户的态度主要有三种：（1）从保护与控制之间的平衡解释监控；（2）根据奖励和惩罚来描述监控是一种有价值的取舍；（3）宿命论，不允许真正的选择。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1）控制社会是否可以很好地揭示监控对资源权力分配的影响？如果是，那么人们从局部空间、现实注意的角度来理解监控。而实际上，对用户而言，权力流动的抽象概念并不重要，参与技术文化的具体回报却是真实的；（2）面对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为了使用服务，大多数用户只能做出取舍。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权宜之计，往最坏的情况说则是不可避免。那么，是否可以说，真的存在同意监控？

　　文献来源：

　　Kirsty Best(2010). Living in the control society Surveillance, users and digital screen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pp.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