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之后，美国和西欧为何突然“智熄”，变得愚蠢而野蛮_风闻

原创 蔡历 蔡子曰 今天

一

每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应该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新冠之后，中国之外的世界突然变得愚蠢而野蛮了，尤其是美国为甚。

何为愚蠢？就是不具备实事求是的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眼睛被一些教条、迷信所蒙蔽，无法做出合理有效的决定，而只能做出南辕北辙的荒唐决定。

按理说，大疫当前，整个社会应该积极研判，迅速学习和吸引一切抗疫成功经验，动员社会，实施最有效最可行的抗疫举措。中国是最早发现新冠病毒和疫情的国家，也是抗疫最坚决最成功的国家。西方国家应该本着保卫本国人民生命安全的态度，积极向中国学习，努力抗疫。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态度和行为恰恰相反。

他们被政治教条和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而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事实求是的认知和判断，无法对疫情的真实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知和判断。事实上，西方世界、西方文明已经失去认知真实世界的思维能力，显得非常弱智，非常迷信，非常蒙昧。

当中国最先发现疫情，并果断采取行动时，西方对抗疫措施的认知和评价，严重被政治教条所左右，说不民主，说威权主义，说破坏人权等等。政治教条、意识形态，已经让整个西方世界成为盲人，而无法看清真实的世界，无法认知新冠疫情。

当疫情在欧美迅速恶化时，西方世界的反映再次彰显无知和愚蠢，不是想着如何去抗疫，而是拼命地抱怨和指责中国，政府如此，民间亦然。

美国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受美国蛊惑的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官员，叫嚣西方的病毒为中国制造，煞有介事地向中国索赔。中国政府直接回击称，这是在滥讼和敲诈，并委婉提示，中国的东风导弹不会答应。

这一幕让铭记近代史的中国人义愤填膺，西方的思维和行径亦然与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无异，就是一帮无赖和抢劫者，网友干脆将那些声称向中国索赔的国家为“新八国联军”。不同的是，当年中国积贫积弱，而如今，中国已经在硬实力上成功崛起，已经足够强大。西方已经失去了肆意侵略、抢劫中国的资本，失去在中国面前耍无赖的资本，而只能玩玩嘴炮。

在中国人看来，戴不戴口罩实在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既然医生说戴口罩可以防疫，当然应该戴，政府要求必须戴也实属合情合理，完全可以接受。让中国大跌眼镜、匪夷所思的是，在欧洲和美国，戴口罩居然被严重政治化，成为重大政治事件，他的民众，甚至包括政府官员认为，戴口罩不符合西方文化，干涉了其人权和自由，因此坚决拒绝。最近他们甚至妖魔化口罩，说中间的金属丝可以窃取、监控佩戴者信息云云。

英国、荷兰等地的民众，纷纷焚烧5G基站，理由是，这些世界领先的设备为中国制造，会传播新冠病毒。毫无疑问，这是嫉妒和敌视华为的某些西方人编造的一个谣言，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如此拙劣的谣言居然在欧美的民众中拥有大批信奉者。

指责中国，焚烧来自中国的基站，竟然成是欧美世界最重要的“防疫措施”，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疫情在欧美迅速恶化而失控。欧美，尤其是美国已成疫情的核心区域。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感染总数已接近400万，死亡人数超过14万。

疫情恶化之后，美国的表现更加不可理喻，其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是幻觉的，其反应措施是荒唐的。没有人真正把疫情当回事，政府没有，老百姓也没有。病了几百万，死了几十万，居然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从上到下，对如何制裁中国的兴趣，远远大于如何抗疫的兴趣。

他们在如何抗疫上无法达成共识，但是在一定要制裁中国上却很容易形成共识。而中国恰恰是在抗疫上做的最成功的国家，也是最有能力和善意在抗疫上为其提供帮助的国家。

先把自家的事做好，再去管别家的事，自家的事一塌糊涂，哪有心情和颜面去管别人家的事，这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道理，但是，美国人、西方人的行事方式恰恰相反，他们对自家的事不管不问，任其洪水滔天，偏偏厚颜无耻地去对别人的事指手画脚，横加干涉。

他们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干涉香港事务，他们对华为穷追猛打、赶尽杀绝，他们甚至大言不惭地要对全体中国共产党进行制裁。

总之，新冠以来，西方一向所标榜的理性、自由 “突然”消失了，变得愚蠢、蒙昧而野蛮。最近网友新发明的一个网词可以传神地说明这一现象：智熄，西方突然智熄了，成为一片黑暗的智熄世界。

二

值得弄清楚的问题是，此次西方的智熄现象，是临时的、意外的，还是常态的、必然的。答案是，常态的、必然的。

从深层上、本质上说，西方文明，包括所谓的现代文明，本来是、一直是一种落后的蛮夷文明，蒙昧而野蛮，这一点晚清人比现代人看的更清楚。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70多年里，尽管在军事上接连惨败，但是晚清人一直将西方视作蛮夷，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只是到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受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的日本的影响，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认知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认为其是蛮夷，转变为认为其是先进，而且是全面先进。在学术上，中国彻底否定儒家文化，彻底否定传统的经学，而全面引入西式学术和西式教育。

事实上，晚清时期对西方的认知，比新文化之后的更本质、更正确、更真实。晚清人认为，西方文明的先进仅在器物上，包括经济和技术，但是其文化本身是落后的、蛮夷的，因为缺乏独立的心性、义理。从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的角度，西方文化有利而无义、有物而无心、有器而无道。

中国文化以义、心、道为核心，是心学、义学、道学，而西方文化则仅仅是物学、利学、器学。在物、利、器上，现代西方文明的确存在领先的因素，但是在义、心、道上却远为落后。

在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中，“义、心、道”是“体”，是根本，“利、物、器”则是“用”，是末节。现代西方文明在“用”上，在末节上领先中国，但是在“体”上，在根本上却远远领先于西方。

但辛亥以来的中国，尤其是学术界，因为甲午惨败所带来的刺激，变得无比的偏激，被西方文明在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所迷惑，不识大体、不识根本，知用而不知体，取末节和丢根本。只知西方在用和末节上优势，而无视中国在体和根本上优势，用用去否定体，用末节去否定根本，认为西方文明整体上先进，而中国则整体上落后。

好在是，中国社会存在学术和实践两条线，学术上西化严重，崇洋媚外，否中肯西，但是在实践上并不如此，尤其是共产党所领带的革命实践和经济建设实践，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中国特色”，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因此，中国的政府最高层，一直对西方保持警惕，保持距离，甚至一度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中国最高层果断地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阻击在三八线以南。在经济最艰难的时候，毅然决然地与苏联一刀两断。

同时，不管经济是穷是达，中国政府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发展和提升军事技术。在经济尚且落后的时候，中国独立研制出原子弹、核武器。改开后，在经济崛起的背后，是军事技术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导弹技术，已经世界领先，所发展的东风系列导弹已经可以覆盖美国全境，而且可以让其曾经不可一世的航母舰队变成漂浮在大洋之上的活靶子、活棺材。

中国快速发展经济和发展军事的根本动力，就是来自中国高层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不信任，拒绝与之同流合污，更拒绝对其追随和臣服。话不投机，道不相同，必然会产生分歧和争端，而本质上蛮夷的西方是不讲理的，信奉什么“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那么中国要想继续安好存在，那么就必须发展出比西方射程更远，威力更强的大炮。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政府高层在实践中对西方文明的藐视和敌视，是隐藏在社会的最深层的，尽管实际上在发挥着决定作用，但是却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普遍知晓，也不为社会公众所理解。决定社会公众对西方的认知和理解的是学术和教育，而我们的学术和教育在系统和范式上却是西方的。

也就是说，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在学术上和实践上是背离的：学术上是以西方为本位的，否中肯西的，甚至崇洋媚外的，但是在实践上却是以中国为本位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是蔑视甚至否定西方的。

三

这种学术与实践的冲突，在辛亥之后的中国一直存在，并且有几次典型的爆发和表现。

第一次典型冲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

国民党受西方式学术影响严重，他们的创始人和高层绝大数都有海外留学和旅居经历，尤其是留学或旅居日本，也有美国和欧洲。因此，国民党的路线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条西化路线，重西方理论而轻中国实际。最终这导致国民党政策整体脱离中国实际，而亲日、亲欧、亲美。

共产党的最核心缔造者毛泽东闹革命前则压根没有出过国，因此他更注重中国实际，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这导致共产党的政策更符合中国实际。

支撑中国实际的核心制度和核心理念正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或者说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因此共产党实质上就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卓越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当然是实践层面，而非学术层面。

第二次典型冲突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与王明集团之间。

王明集团受西方学术影响严重，此时主要是苏联学术，坚持以苏联学术为本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位，将其凌驾于中国实际之上。王明也是留学人员，只是其目的地是苏联，是当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事实上，在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前，共产党也一直受西方学术影响严重，受本本化、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严重，因此象国民党一样，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遵义会议中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让共产党的属性发生本质的变化，由西化而脱离实际，转向以中国实际为本位。

第三次典型冲突，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领导的人民群众与走资派之间的冲突。

从政治层面说，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为支撑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实践——人民公社，毛泽东领导人民群众所发动的对走资派的革命。但是，支撑走资派的则是资本主义文化，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文化才是真正的革命对象。

在当时看来，资本主义文化有两大来源，第一来源就是通过学校、学术系统所引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第二大来源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资本主义式的思想。因此，通过学校、学术所传入的西方学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文化对象。

因此，从整体上看，文化大革命有强烈的反西方学术特征。同时，在中国传统上，存在矛盾的一面：在实践上坚守，在学术上反动。

第四次典型冲突，89学潮中，代表西方学术的学生和老师，与代表中国文化的政府之间的冲突。

文化大革命包含着对西方学术的彻底否定，但是，改革开放后则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然后又重新恢复了学校教育系统和教育系统，这套系统在范式上和系统上是西学的。毫不奇怪，羡慕西方之风，崇洋媚外之风再次在中国兴起。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时，这股歪风达到一个崭新的高潮，引发信奉西方思想的大学学生和老师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尽管手段可以商榷，但是，政府坚决镇压这个西化学潮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英明的。政府高层所代表的是“中国特色”、“中国实际”。

第五次典型冲突，是当下公知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冲突。

89学潮时，很多人民群众对学潮的真相还不太真正了解，倾向同情学生，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确是先进的，对政府对学潮的处理也就不太理解，可能认为政府专制了。

同时，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决定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因此，美国就替代昔日的苏联，正式成为中国的主要学习对象。这使得中国学术上的西化程度，中国对西化学术的接受程度有一个大大深化。这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迷信程度反而比89之间更严重了，相当一部分陷入了深深的崇洋媚外之中。

纵观整部中国近现代史，有两个时期对西学的迷信、崇洋媚外比较严重，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二次就是1992年至2005年的这十来年。2005年的标志性事件是“郎顾之争”，此后政府开始抑制国企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进程。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对过分市场化开始警惕。

2012年十八大召开，形势出现实质性变化，政府先后提出了“中国梦”、“民族复兴”、“四个自信”，而民间则自发地出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情，相对应，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则急剧消减。

其中最标志性事件就是“公知”的由盛而衰，甚至出现贬义化。公知就是信奉西方文化的知名的学者和文化人士。

2020的新冠疫情更是对这个进程有了一个巨大的助推。中国在抗击疫情上的卓越表现和相对西方的判若云泥的巨大优势，让中国人获得对中国现状的巨大信心，对西方则开始发自内心地反感。

此前写《武汉日记》的作家方方的舆论讨伐就是例证。方方是公知的典型代表。

总之，辛亥以来，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存在两条线，学术线和实践线，两者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在学术线上崇拜西方，以西方为本位，而在实践线上，则以中国实际为本位，拒斥西方。

因此，新冠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突然变得智熄，突然变得愚蠢而野蛮，只是是一般民众而言如此，对政府高层，则一直认为西方是野蛮的、不讲理的。正是认为美国是不讲理的、野蛮的，所以当年毛主席在经济非常困难、武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出兵朝鲜。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四

新冠之后，西方突然出现蒙昧化、野蛮化，不是对科学和民主的背离，而是科学和民主的必然结果、自然结果，因为科学和民主本身，较之于中国传统学术，较之于儒家，本身就是蒙昧的、野蛮的、迷信的。

很多人一定会认为，这是在胡言乱语，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和专家媒体，所一直灌输给我们的恰恰相反，是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那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学术和教育在范式和系统上本就是西方的，当你人为认定现代西方为先进时，以现代西方作为文明之衡量标准时，中国当时就是落后的。

这就是唐朝的韩愈曾经指出的“入主出奴”。对于新文化以后的中国，在学术上，西方学术“入主”，中国固有学术则“出奴”。“入主”就是请进来，被视作主人般尊贵，“出奴”就是赶出去，被视作奴仆般卑贱。

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落后性、迷信性，以后我们会专门去讲，连续地去讲，本文只是只是概要性地说一下。

在西方文明的内部看，科学较之于宗教是绝对先进的，也是绝对理性的，但是，较之于儒学，则是落后的迷信的。

基督教、科学、儒学三者之间，理性程度渐次升高，迷信程度渐次降低。科学较之于基督教是理性的、先进的，但是较之于儒学，则是迷信的、落后的。

当我们说宗教是迷信时，所指的宗教会虚构一个神灵，然后把虚构的、虚幻的神灵当成真实存在。在现代社会，西方历经了一场思想大变革、文化文明大变革，就是从宗教到科学，由迷信而理性，其实质就是消除宗教的虚构性、虚幻性。

西方世界，现代之前一直是以宗教为主导的，而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说则一直没有宗教。而且在实际上，在西欧科学替代宗教成为主流信仰，主流学术非常晚，是19世纪下半期的事，距离现在不过区区一百多年。值得发问的是：对欧美西方，这100多年“科学化”真的能够彻底消除宗教迷信吗，能够把宗教中的虚构因素、虚幻因素，也是迷信因素彻底消除吗？

深入研究可知，尽管科学的确消除了宗教中的大部分的虚构因素、迷信因素，但是，从本质上说，科学不是反宗基督教的，而是脱胎于基督教，而且是一种崭新的宗教形态。

作为基督教的子类，科学继承了基督教的虚构性、虚幻性、迷信性。科学真理是科学的核心，但是这个概念恰恰是虚构的。它还预设和虚构，自然界，甚至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受控于“真理”，为真理所决定。

科学还预设和虚构，存在着一个绝对独立于人之外的一个“客观世界”。

实质上，科学真理直接来自基督教真理，客观世界来自基督教的上帝的世界、天堂。

“民主”象科学一样，其中也有很严重的虚构性。在民主中，人的本质特征是权利，尤其是产权，人就是产权人。产权、权力的确有一定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现代西方中的权力、产权，象客观世界一样，也都是虚构出现了。

那么是否存在虚构性、迷信性的检验标准是什么？不是科学，因为科学本身就包含着虚构性、迷信性，而是儒家中的“心物之辩”。更准确地说，是“心”、“物”的界线、边界。

“心”就是思考认知功能本身，而“物”则是思考认知的结果。这意味着“物”一定包含着虚构性、迷信性，绝对信奉任何的“物”都将是迷信。

目前美国虚构性地认为华为一定不安全，虚构性地认为中国一定美国的敌人，虚构性地认为共产党一定是专制的。美国的这些虚构性的认知，其根源在固有的思维缺陷，这些思维缺陷就存在于科学和民主之中。

总之，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在思考认知，没有意识到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思维主体，从而也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心性概念、义理概念，没有实现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从而也没有用心性去定义人。

这样西方文明，从古至今，都是把精力放在追逐和信仰、迷信外物上，而非象中国一样，放在培养独立的心性上，提高义理、道德上。

当西方迷信某种外物时，一定会带来在这种外物上发达，开始是迷信神灵，从多神教到一神教，这带来他们宗教的“发达”。进入现代以后，他们又开始迷信物质、财富，这带来物质的发达。但是，无论神灵，还是物质，都是外物，都是虚构的，或者说有虚构的成分，也都是固化的、僵化的。

唯有人心是灵活的，因为人心是个思考者，一切外物都是人心的思考对象。

同时，一切外物也都是人心的思考结果，由人心所创造，是“心之用”。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于，以人心为本位，一直在努力保持独立的思考，因为可以容纳一切外物，可以向一切外物文明学习，为我所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心性独立，而不会象外物文明一样，沉溺外物、迷信外物。

中国可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神灵性外物，即学习西方的宗教，同时也可以学习西方的物质性外物，但是，中国又同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本色：心性独立，以心为本，而非以物为本。

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才是真独立和真自由，一个人不懂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那么他就将与动物无异，靠本能而生活，机械而愚钝。一个社会没有实现心性自由，也将是蒙昧的、野蛮的，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是蛮夷的。

现代西方世界，尽管科学发达、民主发达，技术发达，但是这一切都属于外物的范畴，只是外物的发达，而没有实现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依然是一个蛮夷社会。

晚清的中国，尽管技术落后、经济落后、民主落后，但是在根本上却是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的，因而是一个心性社会，也是真正的文明社会。这是晚清人自信地称西方为蛮夷根源所在。

心性社会的优点是可以向一切外物社会学习，引入其先进之处，同时又迷信外物，而是失去心性独立。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共产党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中国梦，都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

当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西方时，西方在外物上的领先就消失了，他们缺乏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的缺陷便会暴露，其蛮夷属性便会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