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一门玄学_风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史无前例的七月高考刚过去没多久，高中毕业生们将要来到几乎是人生第一个关乎前程的节点：出分的日子。这意味着，填志愿、选专业等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而来。

**如果说志愿表是高中最后一张考卷，专业选择就成了决定性的压轴大题。**相比起已经被分数定性大半的院校和城市抉择，选专业更多关乎主观兴趣和职业规划，目光需要递到长远的职业生涯发展层面。

把大学比作一个小型浓缩社会，专业就是社会里的角色分工，是真实社会里的职业，决定了一个人性格发展和道路求索的主要方向。

高考志愿填报是一项高难度技术活，“学校+专业”、“平行+顺序”的多线录取模式，加之程序繁琐，竞争激烈，就算被心仪的院校提档，也常遇到专业调剂的情况。

学生都希望在组合上打出最优解，分数有限，期待无限，心仪学校和热门专业在很多情况下不可兼得，“志愿”两个字到最后究竟有几分符合“志愿”，实在变数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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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愿填报上的压轴大题

钱钟书在《围城》里有这样一段话：

理科生看不起文科生，外文系看不起中文系，中文系看不起哲学系，哲学系看不起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看不起教育学系，教育系的学生实在没人看不起了，于是就看不起他们的老师……

对部分专业的学生而言，江湖里一直流传着“毕业即失业”的传说，其中以文科领域为甚。大学专业并非简单地划为文、理两科，但这种延续中学的习惯性划分，仍勾勒出两种不同的学科的属性与就业取向。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文志士当道的时代早已过去，文科生似乎在象牙塔内风光一时，就要承受走出校门后郁郁不得志的代价。

据麦可思的《2019年就业蓝皮书》统计，**众多文科专业，如绘画、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高居最难就业的前几名，**其中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连续三届“红牌”。

最好就业的专业，则是如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等实际上并无强烈“专业”痕迹的学科。

高校里诸多专业食物链，基本由就业难易程度造成。但实际上，哪怕没有疫情，求职就业市场从未放下对大学生的威慑姿态。

专业“对口”当然有一定优势，科班出身有助于帮自己快速进入岗位，适应职业，也能分享更多信息与资源。

但一个毋庸置喙的现象是，目前，我国社会整个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细密，不同岗位的重叠混合程度越来越高。

一些自诩经验者和触目惊心的社会数据，也在不停制造恐慌：学文史哲，虚而不实工作难找；学理工科，技术永远落后于时代科技发展；学计算机，一线城市竞争激烈，不仅996，还要面临35岁退休门槛；曾经的时代宠儿金融行业也“内卷化”严重，即竞争饱和状态下高材生难以职匹其力。连黄金职业的佼佼者医生，都成了成本风险最高的行业，一读就是七八年，熬夜加班还有医闹……

北京某大型互联网公司运营岗位的招聘要求，折射出企业整体提高对学生为人处事综合能力的要求

在一种“就业-就学”的反向回溯考量下，选专业的两难之处，逐渐变成“兴趣”和“实用”的二元之分。无数所谓“过来人”的声音苦口婆心：兴趣不能保证足够在一个行业内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激情，理想与现实永远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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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or合适，不是大问题

1910年，胡适公费出国留学，临行前哥哥特意从北大荒跑到上海为他送行，对他说：我们家族已家道中落，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国家复兴，重振门楣，比如开矿造轮船等“实用专业”。

抱着“农业兴国”的理想，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每天洗马、驾车、摘果、种田，起初意志踌躇：“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

但逐渐地，他发现农学和想象中实在存在不小差距，在美国种了几年大苹果，觉得当一名果农毫无乐趣，遂果断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学哲学。

几十年后，胡适把自己当作反面教材告诫学生：“选专业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关键跟着兴趣走。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

这是胡适的“经验论”，其中掺杂了主观的个人偏颇甚至是武断。实际上，时至今日，爱好兴趣，几乎被垄断地与文科专业挂钩，“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观念仍然主导着大部分高校专业话语权。

在一种“非文即理”的二元论观念中，“喜欢”和“合适”之间的逻辑链条，悄悄漏了某些环节。“喜欢”被与看似有趣的人文专业强硬挂钩，“实用”则成为实用主义考量下技术导向类专业的代名词，逐渐演变成高校择业场上清一色的文科歧视。

不仅在中国，教育市场化严重的西方国家更甚。上世纪80年代的美剧《大饭店》里出现了一个情节：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到大饭店来应聘风月生意，经理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没有什么其他技能吗？女人悲哀地回答：“我大学的专业是英语，甚至还写过诗，希望出本诗集，但现在都是不相干的事了。”

有人说，进入大学后才发现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甚至直到社会上，不少青年人也在多年内都难以发现自己的兴趣和长处。

多数中学生很难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这是事实；在世界上万千事物中，一个人对大致哪方面较为感兴趣，在进入大学之前就极可能展现端倪，这也是事实。

但在厘清这一关键后，接下来的问题，便从“专业”跳到了“行业”——所学非所从业，又一座更庞大的、阻隔着万千的大山，挡在了毕业生面前。

新时代高等教育争先者之一蔡元培所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那么，在一个专业里，投入能量最充沛的四年青春，到底是为了什么？

即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们，正是要找到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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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业不对专”的人，后来都怎样了？

在继续阐述之前，我们采访了几位从业与学校所学不符的青年人，他们或出于“喜好”，或出于“合适”，在从学校到社会的切换里，不同程度地向现实状况作出了“妥协”。

十年前，阿唐在高考后选了一所外语院校的冷门小语种专业，原因很直观：其一，他不愿意在大学学高数；其二，那些年，身边似乎总在不断涌现各种数据，告诉他小语种专业“就业率高”、“钱途好”。

大三第一次去做口译实习，阿唐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想做本专业的相关工作。他不是个太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人，而口译、翻译行业都会对人际交往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借着大三兼职时建立的一些联系，他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岗位是运营。“身边同事学什么的都有，甚至有学农产品养殖的。渐渐地没人想得起‘专业对口’这回事儿，毕竟没有任何专业叫做‘XX运营’。”

他现在已经在互联网岗位转正，并且逐渐开始感受到自己所处的是另一所“大学”——社会，这里没有专业分科，但有隐性却严格的考核标准。

比如中学时厌恶且逃避数学，现在就得花时间补数学，社会的“江湖”意义一下子就有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阿唐想强调的是，不管自己有没有毕业、毕业多少年，想不想从事“对口”专业，和喜欢并认可自己的大学四年，是完全不矛盾的。

回想起大学四年，专业其实仅占一小部分，更多的则是丰富、充实和生动的校园生活。而且，语言学科通常都是需要实打实去记背的专业，总体上学习氛围勤奋且纯粹，这也正符合阿唐对大学的期待：大学还是应为静下来好好读书学习的阶段。

在很多意义上，选专业的确是为了找工作，但在学校里的专业，并非只有工作筹码这唯一的价值。

从学校到工作，也有不少与阿唐经历相似的人逐渐发现，健康良好的工作环境，会逼促着一个人在离开学校后不断学习。

比如，“互联网公司特别看重数据，哪怕你不是数据岗位，随着工作深入，数据分析的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一线城市互联网公司云数据部门做经理的胡亚成深以为然。

填志愿已经是距胡亚成16年前的事了，遥想当年填报志愿，他“脑子一热，看到工商管理，心想：这是学做生意的，就它了。”

进入大学后，他越发觉得事与愿违，无心学习，常常10门考试中挂科6门，剩余时间都用来看书，社交，直到离开校门，工作压力如期而至。

毕业大概两三年后，互联网行业经历又一轮如火如荼的市场狂潮，人才需求井喷，胡亚成才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一干就是6年。

从消费互联网后来到产业互联网，先在市场部，先在转到云计算岗位，算是彻底地完成了一次从传统“文科”到理科行业的改道。

改道方法是“对症下药”——该考的证一个不落，如阿里云的ACP认证、信息系统高级管理师等。而这些目的性强烈的专业证件，大多都是在工作后有了一定积累才可能深入习得的，在懵懂无知的大学时段，很难想不到这么多。

胡亚成的商科专业也并非毫无帮助，参加工作后，他逐渐感受到商业管理学科给自己培养了一套特定的思维和认知方法，比如商业模式分析、利润分析等，工作中遇到什么事，会受限考虑为什么做、目的和本质是什么等等。

相比起专司数据的理科生，他感到自己多了几分话语权，俗称底气，用现在求职市场上的话来说，就是“差异竞争优势”。

从香港一所学校的哲学系毕业后，安然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做销售员，一干就是三年。

严格来说，在香港，从事保险销售类工作通常几乎没有专业要求，尤其是内地学生，“内地生”的身份标签本身，就可以作为保险公司录用你的理由。

安然从自己角度总结，哲学是一门很“钻”的学科，说好听点钻研，难听点更像是钻牛角尖，但这两者都对沉得下心读书有着很高要求。它不要求丰富的课外活动，基本算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学科。

保险大不一样，需要每天都在外面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毕业后一年内，她周旋于两岸三地各式各样的新老客户之间，与大学时的自己判若两人。

很多时候安然几乎忘掉了曾经的“专业”，但又在很多时候忽然想起来。哲学培养人的思维模式，思维是根固于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中的，它不会随工作行业的变化而消长。

安然的经历，令人反思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实际上已逐渐沉没的话题：大学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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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如何让我“站得够高”

对于高等教育，一个相对保守、却几乎被古今中外公认的定义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的概念本身，其实更侧重过程而非结果，核心是培育一个成年人成熟和理性的思维，以更好地认识世界和对待事物，而非专业和技能。

爱因斯坦这么理解大学：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事实上，在目前的全球高等教育里，大部分专业都是被“定义”出来的，赋以定义权的，是工业时代至今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是现代化以后市场运行的需要。学校里诸种技术和技能，几乎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社会结果。

商业金融、公关传媒，这些岗位并非技能或技术，但也昭示着另一个大趋势：今天的高等院校里，大多数“专业”其实严格来说不算“专业”，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竞争和市场需求而设置的标签门类。

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用人单位看重人才的思维认知水平、交际能力等，再细化一点，比如沟通能力，服务意识，营销思维，这些不是技术也不是技能，而是思维，是认知。

当然你可以说，唯技术与技能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竞争残酷的社会拥有一只“铁饭碗”，获得永远也不会被社会淘汰的专业门槛。

不可否认，对多数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也许他们的确或多或少抱有一定“专业崇拜”。一名文科生也许会在离开高中校园那一刻开始，就自觉“输在了起跑线上”，饱读圣贤书固然好，但社会需要的“技能”，不是只读圣贤书。

“技能”，决定了立足社会的硬性筹码，是对以一技之长博得一席之地的向往。

“学以致用”也确实是大部分相对底层的年轻人获得上升途径的几乎唯一出路。教给他们欣赏文学艺术的思维，带他们深度历史和哲学，他们走出校门后面对的，仍然是无处容身的残酷社会。

也许你还记得起前段时间热议的“小镇做题家”，除了阶级固化、教育资源阻滞等问题，它还折射出另一个面相：在基数仍然庞大的底层青年群体里，教育资源的确是错配了的。

但这里的错配，不仅是资源不足，更是理念认知的偏差。学生们在一套唯技能至上的教育体系里，没有得到他们真正缺乏的东西。

实话说，大部分农村小镇孩子真正缺乏的，是技术和技能吗？不论是吃苦能力还是勤奋程度，他们应当都远远超过中产、工薪阶层，他们需要的，是通过上大学开拓思维，拓展眼界，弥补城乡在思维和认知等方面的差距，为将来融入城市、立足城市做准备。

退一万步说，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多少会真的被短短几年大学时间灭了斗志？大学四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相比起未来漫长的人生几十年，他们更需要的，是更高远的视野，更广阔的思维。

低端技能的培育，急功近利的短视，奔着工作而惘顾爱好和性格地选专业，高等教育中“育人、启智”的功能几近殆尽，这才是对小镇和城市青年共同的扼杀。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争论“纯文”还是“纯理”，实在意义不大，“喜欢”还是“合适”，也并非简单的二元之分，当越来越多人为了在爱好和适用二者间找到平衡，而折中选择一个不甚了解、也无甚兴趣的专业时，其所能看到的未来高度、远度，就已经被打了一个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