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之共产国际二：上海的“拉姆扎”，新疆的“边务处”_风闻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刀郎 - 披着羊皮的狼

撤往莫斯科

佐尔格、史沫特莱先后撤离上海回到莫斯科不久，方文向华尔敦交接了工作，遵照佐尔格的行前嘱咐，也撤到了莫斯科，与正在那里进行情报训练的妻子张鲁丝团聚。

在莫斯科期间，方文才了解到，自己真正的归属单位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借用共产国际名义是苏联为了避免外交纠纷而采取的策略。这个心结解开后方文对佐尔格的怨气一消而光。

但他在莫斯科没能碰到佐尔格，上级告诉他佐尔格已被派往另外的地方；也没有见到史沫特莱，上级告诉他史沫特莱去黑海度假了。他们的去向我们现在知道了：佐尔格去德国一趟后到了他事业达到巅峰和生命终结的地方——日本；史沫特莱去美国转了一圈，乘坐轮船途经东京与尾崎秀实相会后再次到了上海。

莫斯科呆了两年后，方文携妻子绕道欧洲抵达上海，未作停留即北上平津，探望父母子女的同时做着潜入东北的准备工作。

于毅夫从北平匆匆赶来天津，打乱了方文所有的部署。

于毅夫告诉方文情报组织遭受破坏的详细情况，方文痛心不已，对自己推荐了陆海防倍加自责；同时又庆幸自己幸好严格执行了不横向联系的工作纪律，如果这次经过上海时去看望老战友、老同事陆海防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

于毅夫走后，方文来到了位于英租界的紧急联络点，“一所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一对美国中年夫妇接待了我。交换了预定的暗号后，我告诉他们，华尔敦组织里出了叛徒，华尔敦被捕。并请他们立即向莫斯科报告，并代我请示我今后的行止。”

男主人对方文说：“我们这几天日夜在等待你的到来，莫斯科来电要你立即隐蔽起来，等候以后的指示。”

方文停止前往东北的计划，避到青岛崂山。

三个月后，方文赶到天津，约晤于毅夫。在得知怪西人案已审结的消息后，又去了紧急联络点，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让他们夫妻二人带子女到上海指定旅馆等候，有人会安排他们登上去苏联的轮船。

方文一家于1936年春抵达莫斯科。

肖炳实将工作移交后到了东京，迟迟没有人来接头，却接连接到了林汉达等人发出的警报，便潜回北平，使国民政府的引渡计划成为泡影。肖炳实寄住在燕京大学地下党员沈启无家期间，通过于毅夫找到了避住北平的蔡咏裳，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碰到了德籍犹太人吴素兰，她已从上海调到北平，担任北平秘密电台的负责人。

通过吴素兰的联络，蔡炳实与蔡咏裳得到了撤往莫斯科的指示。吴素兰让他们某月某日乘坐某班列车前往上海、路上有人接应等等。

当列车在南京浦口停靠时，蔡叔厚登上了车厢，两人一见到“蔡老板”，心里就踏实了。车到苏州，“有外籍夫妇两人接他们下车，暂住几天，观望风声。”

几天后，他们乘坐慢车在上海真如站下车，由汽车接应潜入严密布控的上海，史沫特莱安排他们在“英籍同事家住下。”

“肖炳实在史沫特莱和蔡叔厚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乔装打扮，与战友蔡咏裳在外籍人士掩护下，”闯过关卡、躲过鹰眼，登上了苏联轮船“北口号”，一起到了莫斯科。

陈翰笙、吴先清等人也在史沫特莱、路易·艾黎、蔡叔厚的护送下到了莫斯科。

新疆风云录

东南沿海的上海惊涛骇浪、血雨腥风，西北边陲的新疆却是枪炮声隆、混战一片。

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是借着军事政变上台的，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只是他比前任杨增新幸运，捡了一条命逃出了新疆。

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陆军大学的东北人盛世才成了这次军事政变的最大赢家，从东路剿匪司令一跃成为新疆边防督办，开始他从上校到上将的“新疆王”生涯。

登上边防督办宝座的盛世才发现，一把手也不是好干的！局面真的是一团糟，自己虽然有嫡系的新疆军校学生军、白俄的“归化军”、撤往苏联又转到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支持，但仍没能力战胜新疆境内的叛军、割据伊犁的张培元和青海马仲英等势力的围攻，而且英、日等国势力对新疆又是觊觎虎视、侦查渗透。

这个局怎么破？

国民政府派来的人与那场军事政变的三个参与者暗地密谋，想架空盛世才，被盛世才部下破译了电文，盛世才二话没说，把三个政变同伙枪决于后花园。

国民政府靠不住，盛世才想到了北面的苏联。

凭着自己年轻时在日本接触过马列思想、北平参加过五四运动及参与过郭松龄反张大帅的政变等经历，向苏联表达了信仰社会主义、靠拢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又利用俘虏的日籍密电专家大西忠大肆宣传，说他是日本特务，与青海马家军勾结，目的在于搞乱新疆、控制新疆。

当时的苏联看到日军已占领中国东北，得陇望蜀又要吞并华北，“殷汝耕的华北自治、德王的蒙疆自治”在日军势力的操控下正在实施，通过蒙古再渗入新疆就变得简单。

而新疆与苏联又有着漫长的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而要保证苏联南部边境线的安全，防止日本和德国的东西夹击，援助盛世才统一新疆、建设新疆是最佳选择。

苏联原准备支持马仲英的，一看到他的部队中竟有日本特务！立即转身支持“赤色同志”盛世才。

于是苏联红军先后三次出兵新疆，帮助盛世才赶跑了青海马家军，打垮了陈培元，平定了叛军，并在哈密常驻了苏联红军第八团，扼守新疆东大门。

新疆统一，盛世才以看病为名到莫斯科觐见斯大林。斯大林三次召见盛世才，亲密晤谈，更给了盛世才大量军援、经援。

此时的新疆进入完全亲苏亲共和“建设新新疆”的阶段。

因盛世才的要求，苏联向新疆分批派遣联共干部，第一批25人由俞秀松带队从苏联进入新疆，接着延安开始分批派人，陈云、滕代远、毛泽民、邓发、陈谭秋、林基路等中共领导人和大批干部、战士先后进入新疆。

神秘的边务处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36年成立的，“苏联以共产国际名义派出马兰切克少将为首的7人军事情报组，领导全部业务。”

“苏联提供人才、技术、器材的支援”，意味着苏联军方有完全的掌控权。

所以，边务处实际上就是红参四局设在新疆的情报机构，它主要任务是侦察收集新疆境内外反苏反共、威胁新疆安全的敌对势力的情报。

方文与妻子张鲁丝就在边务处刚成立时进入了新疆，方文此时的化名叫陈培生。

肖炳实比方文晚一年进入新疆，化名吴楚西，也在边务处工作。

马兰切克担任了筹建边务处的副总顾问和总教官，其他苏联军官担任副总教官、教官和电台负责人等职。

边务处的处长由盛世才兼任，抗日义勇军军官、年仅二十多岁的武佐军任第一副处长，方文任第二副处长。

边务处在新疆境内设五个办事处，即哈密、星星峡、和田、蒲犁和若羌办事处，后来在兰州、西宁、银川、酒泉、武威、张掖、玉门、二里子河等地设立办事处或情报站、点，并向印度、阿富汗、缅甸等国派遣情报组。

星星峡重生

边务处组建完成开始工作的时候，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向西打通国际线，能背靠新疆取得苏联的援助。

但西路军惨遭失败，个中情形悲壮凄凉，两万一千多人马几近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政务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都是只身靠化装、沿路乞讨回到延安，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高台战死、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不屈而被杀……

在分析众多的失败原因中，我认为没有隐蔽战线精英在甘青宁活动，造成对敌情报和对敌统战的空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石窝会议后，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各率警卫战士分头突围；李先念、程世才领导左支队，王树声领导右支队，张荣领导中支队，作分散突围。

中、右两个支队很快被打散，王树声只身靠沿路乞讨回到延安，唯有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获得了生机。

“左支队克服各种困难，将汽油发电机改制成手摇发电机，使随军唯一的电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得到了部队西进新疆的指示”。

那是中共中央通过苏联的斡旋后，盛世才同意接纳红军入疆，为此中央向左支队发出“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的电令。

左支队红军得此消息后，看到了希望。他们忍饥受寒，杀马饮血，接尿解渴，穿越八百里渺无人烟的戈壁大漠，沿着电线杆一步步走向星星峡。

边务处的方文接到盛世才接应红军的命令后，一方面通过电台呼叫左支队，一方面派得力人员前出武威、酒泉搜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边卡大队队长王效典（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军官）自然也接到接应红军、善待红军的电令。

电台呼叫、专人搜寻均无功而返。

在焦灼的等待中，负责报务的鲁丝告诉方文，根据莫斯科来电，中共中央已与左支队的电台联系上，左支队正朝星星峡方向前进。

一直到4月26日，边务处收到了王效典的电报“红军已到星星峡，人数只有三四百，再无后续部队……他们虽遭受重重堵截，精疲力竭，但仍英勇奋战，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在茫茫风沙中毫不畏惧……”

刘庆南他们最先到达星星峡，王效典随即派出插上红旗的汽车，由红军带路，来回奔波，接应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他们和散落掉队的红军。

王效典每天给红军吃五顿饭，而且顿顿有肉，还分发军服衣被，让“衣衫褴褛、双颊塌陷”的红军“得到了二十多天很好的休整”。

王效典还向同住一个房子的李先念保证“红军的安全，请政委放心，有我王效典在，就有红军在。”

盛世才派一个团和50多辆苏制卡车前去星星峡接应红军，陈云、滕代远随车前往，方文为他们送行。

430多名幸存的左支队红军将士成为西路军最幸运的人！庆祝五一节后，他们换上新疆部队的军装、乘上卡车被秘密运到迪化一个新建造的纺织厂里，在这里开始学习新知识、训练新技能，新中国的空军部队、机械化部队、特种部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起源于此。

这支保存得最好的西路军余部整编后，对内称训练支队，对外则称“新兵营”，

兰州办事处

肖炳实在边务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化名俞鸣九，被派往兰州办事处担任总负责，兰州办事处是边务处下属最大的办事处（情报机构），范围覆盖甘青宁三省。

兰州办事处以皋记商行为掩护设立情报一组、以裕新土产公司为掩护设立情报二组（组长马经新）、以全泰木器店为掩护设立总电台（王立民任台长），设立五个秘密接头地点交接情报，并在武威、张掖、酒泉、玉门、西宁、银川设有情报站，这一条线的情报通过王立民电台向边务处发报，情报可以直达盛世才。

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共另外又发展了一条独立的情报线——“联共情报组”，该情报组也由肖炳实负责，但情报由独立的王新潮密台向苏联驻兰州领事馆通报，兰州八办的伍修权处长再负责与苏方的情报交流，这一条线的情报就把边务处和盛世才排除在外了。

情报网络就这样建好了，各情报站、组的情报员通过司机傅子亮或五个秘密接头地点将情报交给外部交通员（外交），再由外交将情报交给内部交通员（内交），内交再把情报交给秘书罗静宜（化名孙若梅，与肖炳实假扮夫妻），再由罗静宜和肖炳实统一整理、分门别类，译成俄文后交给报务员发报。

兰州办事处鼎盛时期的人员大约有30-50人左右，人员组成有东北抗日义勇军、新疆军校毕业生、新疆青年留苏生，但核心成员还是中共（联共）人员，包括从“新兵营”选拔到苏联培训后返回的人员。

定制的特工

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共中央磋商后，陈云、邓发在“新兵营“中选拔了刘庆南、沈（盛）先传、王振坤、杨文先、吴启满、董家梁、闫保禄等人前往苏联进行特工训练。这是第一批被秘密送往达拉索夫卡亚军校的西路军左支队军官。

一年多以后，陈谭秋又从“新兵营”中挑选了杨天云、张明敬、谭政文、李勇文、卢友五、孙士本、苟辛才、施昌汉、夏中康、刘明让、刘武才、王顺志、刘大礼、任寿武等24人秘密前往苏联，这是第二批赴苏联进行特工训练的西路军左支队军官。

高清及后来成为高清小组的成员黄祺、邹少飞、章超等人就在第二批人员中。

这些被选拔的人，你看到的只是一串陌生的普普通通名字，但他们每个人都是根正苗红、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党员，每个人都是经过战火淬炼、身负军功的连营级以上干部。

比如刘庆南，湖北黄安人，家中清贫，15岁参加赤卫队，16岁参加红军，一路征战、血战、长征、西征，成为西路军骑兵师政委、“新兵营”政委。

闫保禄，宁都起义的老红军，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警卫工作，担任“新兵营”二大队的指导员。

杨天云，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离开新疆之前，杨天云一直是他的贴身警卫员……

自从被选拔到苏联受训，这些人销声匿迹了，党史军史再也没有他们的记录。

学成毕业，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分配到哪里，而不知道其他人的去处，潜回国内也是三三两两分批进行。

但分配工作之前他们都会在不同地点、在不同的监誓人面前进行庄严宣誓“我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工作，必严格遵守、执行一切纪律，上至父母下至子女绝对保守机密，工作服从上级一切安排，如有违反，愿受不公开的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

他们在分配工作后星散各地，每人都有自己的潜伏地点、化名和代号，每人都有自己的单线联系人、目标和任务。

刘庆南任边务处哈密办事处主任；

谭政文在哈密办事处工作；

王振坤任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主任；

杨文先任边务处蒲犁办事处主任；

张明敬在边务处总电台工作；

杨天云在和田电台任台长；

闫保禄任酒泉情报站中校情报员；

卢有玉、李勇文在兰州“联共情报组”秘密电台工作，受王新潮直接领导；

邹少飞是驻缅甸情报员；

高清小组则分散在重庆、西安、兰州等地；

沈（盛）先传潜伏在兰州；

……

“拉姆扎”情报系统在二战结束后被美国军方评价为史上最庞大的情报系统，看到这里你也应该感受到联共、中共情报系统的厉害了吧！

李保华、刘淑明夫妇被共产国际派到新疆后，首先与方文接上关系，并在边务处开始工作。少将总教官马兰切克又以李保华为组长，刘淑明为秘密联络员，以在新疆工作的刘庆南、王振坤、谭政文、杨文先、张明敬、杨天云为组员，组成了共产国际八人情报组，组织关系由边务处转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李保华直接向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聂夫谢也夫汇报，也完全避开了边务处和盛世才。

“新疆王”大清洗

单从“联共情报组”和“八人情报组”两个事情看，苏联和盛世才也是“面光肚不光”的，双方总有隔膜在中间。

盛世才也是一纵横捭阖的枭雄，加上他庞大的秘密警察的监视能力，苏方的这些动作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再加上中共中央派来的大批干部素质高、能力强，他们卓越的工作赢得了新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共产党在新疆人民中拥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和声誉。

盛世才害怕自己成为前任金树仁或前前任杨增新，“多疑猜忌”的性格就日益发酵，由此，盛世才掌控下的新疆从亲苏联共转到了徘徊观望、左右摇摆阶段，他要求中共中央撤换邓发；逮捕并遣返亲妹夫俞秀松，诬其为托派分子，致俞秀松被苏联处死；制造冤案（“阴谋暴动案”）进行政治清洗。

第一次“阴谋暴动案”清洗了帮他打天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领杨树棠和哈萨克族首领沙里福汗，一批联共和中共党员也遭逮捕。

第二次“阴谋暴动案”把杜重远、武佐军、方文等一大批人被捕，方文幸得苏方的交涉和干预才幸免于难，而杜重远、武佐军及一大批工作人员全部被杀。

清洗之后的空缺，盛世才全部安插上自己的亲信。

方文带着与俞秀松一样的帽子于1940年10月被遣返苏联，其妻鲁丝带着子女随后也回到苏联，但方文总算比俞秀松幸运，也因此躲过了最凶险的第三次“阴谋暴动案”。解放军进入北平，成立北平市公安局时，方文担任秘书长职务，那时他已改名为刘进中。

肖炳实远在兰州也闻到了新疆大清洗的血腥味，也隐约感到危险正在向兰州逼近。因为盛世才调派了心腹干将、原新疆库车警察局长许华峰到兰州担任裕新土产公司经理，“许到任并没有着手搞商业经营，而是专门监视情报一、二组的工作人员。”

为此，肖炳实分头找他的核心骨干谈话，告诉他们遇到紧急情况后如何撤离、撤往哪里、找谁联系、接头暗语等等事项。

德国以闪电战突袭苏联，一路锋芒，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自顾不暇，不但停止了对盛世才的一切援助，还要求盛世才提前用实物还债。

盛世才决定转向，他在开会时说，苏联能否挡住德国的进攻，谁也不知道，中共又太弱小，现在英美等国已与国民政府结成同盟，海外援助源源不断，需要重新考虑亲社会主义还是亲三民主义。

蒋介石及时派人与其暗通款曲，盛世才最终转向，投靠了蒋介石并开始彻底反苏反共。

于是第三次“阴谋暴动案”以他的四弟盛世骐被杀拉开了序幕，逮捕了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中共要员、党员领导干部和家属，并加以残忍杀害和残酷迫害。

边务处衰落

经过三次大清洗，共产国际（联共）设立的边务处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了。

分布在新疆的“八人情报小组”除刘淑明外全部被捕，刘淑明的丈夫李保华后来越狱成功。狱中六人费尽艰辛送出两份报告，让刘淑明送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上级那里，并要求刘淑明无论如何要把上级的指示送进监狱来。

刘淑明把上级的指示送进了监狱，上级完全同意六人报告中的假自首请示，六个情报员便分别写了假“自白”，互相担保而出狱了。后又经领事馆批准创建了地下革命组织新疆先锋社，一直到新疆和平解放时仍在为革命工作。

肖炳实感到情况严重后，开始安排人员撤离，首先通知了马经新和赵峰，马经新不幸被捕，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被释放，而赵峰一家历经艰险终于到达西安八办，再从西安到了延安。

接着对副手秦毓麟安排善后事宜。

安排完撤退和善后事宜，肖炳实也要撤出兰州了。

这天一大清早，肖炳实和罗静宜像往常一样，在兰州的中山林散步，但这一次散步后他们便神秘地消失了。驾驶员（交通员）傅子亮后来的回忆文章写道，他们“秘密地离开了兰州，搭第八战区的军车到重庆去了。”

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是个谜，罗静宜到重庆后归队了，肖炳实为什么脱离组织回到了老家？有人说他与“红参”意见有分歧，那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分歧？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下属单位边务处终于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正式关闭，苏方人员全部撤回。

散落各地的中共情报人员，又成为身陷国统区的孤军，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停止工作，而是一如既往的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不止！

比如隐藏在兰州绥靖公署主任邓宝珊将军公馆的秘密电台，一直由刘兴兰（刘妈）保护着。

兰州的“联共情报组”秘密电台台长王新潮与报务员卢友玉、李勇文，因为不在边务处的编制而免遭破坏，该密台从创建开始，一直秘密、安全工作了整整10年，直到受“北平共谍案”的牵连才不得不撤出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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