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拜登，谁胜选对中国更有利？_风闻

特朗普和拜登，谁胜选对中国更有利？我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直接的观点，但背后的思考却不能简单直接，我们必须确定所谓“有利”的“利益考量周期”，并寻找中国在面对问题给出“应对”时拥有更大“可能性空间”的机会。

特朗普和拜登，谁胜选对中国更有利？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网络上被提问次数最多的问题之一。在上一篇文章《原创：面对美国步步紧逼，中国为什么不该着急》中，我表达了一个观点：身处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即使面临疯狂攻击，中国也应该耐心地等一等，要反击但也要节制，不要着急做出草率决定或采取鲁莽行动。事实上，不仅中国在等，全球政治家们都在等，要等的时间节点就是11月的美国大选。那么，如果不出现天大的幺蛾子，美国大选的结果无非就是两种可能，特朗普胜选或者拜登胜选，哪种可能性对中国更有利？自然就成为一个最让人关心的问题。

01 简单直接的回答

很多人问了问题，希望立刻得到一个简单直接的回答，我很理解这种心情，所以现在就给出这样一个回答：我认为，拜登胜选对中国更有利。

这个回答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觉不符，事实上，这和我自己的直觉也不符。坦白说，我很喜欢特朗普这样一个人做美国总统，除了“川建国”这个诨号所代表的一切——例如他为美国制造混乱的决心或者他帮中国统一民意的能力，他甚至还可以承包网络上的段子和笑料。

那么，我为什么认为拜登的胜选对中国更加有利呢？在详细解释之前，我必须做几个说明。

第一，我的回答以“我认为”开头，不仅仅为了表明这是我的个人意见，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我的回答基于我对问题的理解，而我的理解不一定和别人的理解相同。对眼前这个问题的理解，核心是对“有利”这个词的定义。“有利”是个耳熟能详的词，但真要定义就非常复杂了——我有一个定义，但这个定义是否是大家的共识却很难说。看过我的科幻小说《云球》的读者也许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整部云球讲了很多故事，但核心问题就一个，“人”的定义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云球》写了四部，但我并不觉得讨论清楚了。事实上，定义一个概念经常很复杂，甚至复杂到无法定义——只能取决于每个人各自的理解，经常没有共识。即使是大家以为最精确的科学，其中都充满了没有定义的概念，例如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力”，其实并没有精确的定义，没人知道“力”是什么。一般认为，“力”首次被明确定义是在牛顿运动三定律中，借助了“质量”的概念，但科学家很快就发现，“质量”的定义实际上却又倒过来借助了“力”的概念——从语义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循环定义，也许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有望取代这个循环定义，但距离牛顿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三百年。可以想见，如果自然科学都是如此，社会科学就更加困难了。在眼前的问题中，“有利”的涵义是个核心问题，我相信每位读者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回答中的“我认为”就是表明，在我对“有利”进行定义的这个前提下，拜登胜选对中国更“有利”。后面我会解释，我是如何定义“有利”的。

第二，我的回答是“更有利”而非“有利”，这隐含了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如果特朗普胜选，我并不觉得对中国“不利”，我仍然觉得对中国“有利”，只不过不如拜登胜选“更”有利。再往深一层也就是说，我认为无论谁胜选，对中国都是有利的，只是有利的程度不同、有利的侧面不同——无论谁胜选，大家都不需要有任何担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中国的，这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的基本面，和什么人当美国总统没有决定性的关系，不同的总统带来的只是实务方面的差别而已，和趋势无关。这方面的分析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不同的人做美国总统，对中国而言只是意味着需要在实务层面采取不同的对策，将不同的有利程度和不同的有利侧面最大化地加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一篇文章说要等一等的原因：等待不是不出手，而是为了有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出手。

第三，下面要说的一点比较惊悚，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我用的词是“胜选”而并不是“当选”，看起来两个词并没什么不同，但在我的理解中，二者是有差别的——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无须深究，权当是我擅自将这种差别赋予了两个词吧。大家知道，美国大选是11月，谁赢了就是谁“胜选”了，但美国总统交接是明年1月，顺利交接之后我才认为是“当选”，两个词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今年11月到明年1月之间会发生什么呢？某人胜选而无法当选的的可能性有没有呢？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也没有胜选者无法当选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理论上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虽然我号称给出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回答”，但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更谈不上直接，下面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02 特朗普和拜登的差别

特朗普和拜登的差别，进一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差别，显然不是这样一篇文章能够讲得清楚的。但就像一般人的理解，不考虑长远的历史，只考虑这些年的表现，两种力量可以被比喻为真小人和伪君子。共和党在理念上偏于实际利益，行动上偏于强硬对抗，视野上偏于短期和局部，民主党在理念上偏于意识形态，行动上偏于阴谋诡计，视野上略远略广。这种说法都是两党互相对比而已，如果有任何褒义词，不能拿来和真正具有战略性思维的国家——例如中国——相比，同样，如果有贬义词，也不能理解为我们身边的具有这些贬义特质的个人或小团体——无论如何，两党和它们的政客还是拥有比普通人高得多的思维水平和行动水平，而且除此之外，美国毕竟还拥有一个虽然今不如昔但仍旧强大的专业行政团队以及军队，中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轻视和麻痹。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对未来做一个粗略的预测。

如果特朗普胜选并且不出意外地“当选”，那么，基本上目前的中美局势以及世界局势的底色和大方向是不会变的，美国唯我独尊但内部撕裂、全球化退潮、中美对抗加剧、区域和国家集团的割裂升级……这里面唯一的变数是，特朗普对于2024年甚或2028年是如何考虑的——不是指任何别的考虑（他的年龄和任期限制使他不需要考虑那么远），仅仅是指他是否真的如坊间传言那样想要培养伊万卡或库什纳。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从家族安全角度有一定需要，而且特朗普经常干可能性不大的事情，所以不能完全忽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特朗普就需要去做某些交易，以使伊万卡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虽然交易的重点是在美国国内，但在国际上也必然有一些动作，这将给某些国家带来某些机会。但如果特朗普真这么想，意味着共和党内部的裂痕将会加大。目前，共和党政客基本都围绕在特朗普周围（不得不如此），可特朗普如果想让他们永远只是“围绕”，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矛盾，特别是对一些中生代政客而言，例如极端反华的马克·卢比奥。这些人既然是中生代，那么对自己的未来就是有想法的。更不要说，还有民主党会理所当然地作梗。所以在特朗普治下，其他国家即使有交易的机会，交易难度也会很大，中国当然更困难。而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迫于压力需要站队、表态以至于采取实际行动，战略模糊的空间和浑水摸鱼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美国国内，各路资本力量以及相关政治代言势力也将面临同样的情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总结：如果特朗普当选，世界将是一个撕裂对峙、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甚至你死我活的世界——局势剑拔弩张但相对明朗简单，大家就是要分拨儿打架。如果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曾几何时香港电影里的高中校园：一种形式上就很明确的丛林世界。

如果拜登胜选并且不出意外地“当选”，那么，中美局势和世界局势一定会变一个样子。我不是说局势会变得对中国友好，只是这个局势会和特朗普当选不一样。对美国来说，“遏制中国”这个目标并不会发生改变，但手段却会发生变化。手段变化的主要特征将是美国拉拢其他国家“组团”的效果会比特朗普好得多。价值观忽悠也好，利益诱惑也好，也包括一定程度的恐吓——但不像特朗普那么明目张胆。总而言之，对于“组团”这件事，拜登会比特朗普干得更好，其成员会更多，成员之间也会一团和气，而中国则会显得更加孤单——不过无须担心，拜登“组团”的更好只是看起来更好而已。由于民主党长期用各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包装自己，占据道德高地的需求远比特朗普高，所以他们做出的决策很难在坚决程度和彻底程度上和特朗普的决策相比。拜登“组团”的成员多，看起来会比较壮观，但是和特朗普基于威胁建立起来的“组团”相比，成员们的立场都会软弱得多，也会虚伪得多。成员们嘴上一套实际一套的情形在特朗普的“组团”中虽然也存在，但在拜登的“组团”中一定严重很多倍——因为拜登将提供特朗普不会提供的很大的玩弄手腕的空间。无论对于其它国家而言，还是对于美国国内各路资本和政治势力而言，战略模糊的空间和浑水摸鱼的可能性会比在特朗普治下大得多。当然，我不是说拜登或者民主党傻，竟然会看不出来大家的手腕，而是拜登不会也不敢像特朗普那样翻脸，再说他们自己就惯于玩弄战略模糊和浑水摸鱼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威慑力不够。

简单总结就是，如果拜登当选，世界将是一个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言行相乖、口水满天飞以至阴谋诡计当道的世界——局势非常复杂，但是却相对温和。同样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世界像是一个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最严重的公司，本质上也是丛林世界，但形式上却还算文明：没有人打架，同事们相互之间都温和地打招呼，但每时每刻都有算计，每时每刻都有背叛，而算计和背叛之后仍然会温和地打招呼。

03 利益考量周期

我们已经分析了特朗普和拜登胜选并当选后的大致情况。现在，必须谈谈对于什么叫做对中国“有利”的定义了。很容易想到，应该排列一下中国利益的优先级，比如经济优先还是安全优先，是国内民生优先还是国际地位优先，等等等等，有很多东西可以排序。但是我认为，这一类的排序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利益考量周期”。

“利益考量周期”这个概念是我在《云球》中提出来的。《云球》中有一条支线，有一个理性公正的机器人总统格兰特统治着一个岛国，最初，格兰特的“利益考量周期”是五十年，一切都运转得不错，但是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这个利益考量周期被改成了一年，于是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这很容易理解，面对一个选择，你希望是对你未来一年“有利”还是对你未来五十年“有利”？两种前提下，答案经常会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讨论是否对中国“有利”的时候，利益考量周期应该是多长呢？

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这件事很难有共识。我从不期望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或者任何一家公司的员工甚至任何一个人数超过十人的大家族的成员——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我只能说，我给出“拜登胜选对中国更有利”的回答时，有一个从我自己视角出发的关于对中国“有利”的利益考量周期，那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的一个时间点：建国一百周年。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的国家早就为此做了长远的规划，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一直以来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国家政策，都在为这个长远目标服务，而我们试图排序的所有的利益因素——经济、安全、国内民生、国际地位……都在这个长远目标的涵盖范围之内。

如果某位读者心中的利益考量周期和我所定义的利益考量周期不同，那么对于“特朗普和拜登谁胜选对中国更有利”的答案很可能就会和我的答案是不同的——这没关系，我们有不同的前提。

简单来说，从三十年尺度的利益考量周期来看，我认为拜登当总统比特朗普当总统对中国更有利，也就是说，上面描述的拜登带来的“局势复杂却相对温和”的情形比特朗普带来的“局势剑拔弩张但相对明朗简单”的情形对中国更有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

04 “应对”决定“问题”的性质

看看“局势复杂却相对温和”和“局势剑拔弩张但相对明朗简单”这两句描述，会发现其中没有什么细节，看起来奇怪。我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想到很多细节，其中不乏重要的问题，比如华为的命运，比如贸易协议，比如一带一路……但是在此我们要建立一个关键认识：面对每个具体问题，肯定会有一个具体应对，而在“问题”到“应对”这样一个组合中，是“应对”决定了“问题”的性质，而不是“问题”决定应对的性质。虽然发生问题在先，做出应对在后，但做出应对以后，却会产生强大的反馈，从而改变你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和结论——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你的日常生活，永远都是如此，所以说，“应对”决定了“问题”的性质。

一个好的应对可以使危险变成机会，一个坏的应对可以使机会变成危险。危机危机，既有危也有机，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不经常被提起的是，正是对危机的应对决定了危机究竟是“危”还是“机”。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华为也好，贸易问题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如果出现问题，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某些“应对”使问题变成机会，而反过来，理论上也总有某些“应对”会使问题变成“危险”。

中国最擅长的就是跳出局面之外看局面的战略思维，最擅长的就是处理复杂情况，最擅长的就是谋定后动从而找到最好的应对。需要注意，在这种情形中，还存在一个“相对性”，就是说，有时一个绝对“好”的应对很难被找到，但是，应对“好”或者“不好”并不是绝对的，它体现在问题的其它相关方所做出应对是否更加“好”或者更加“不好”。现在的中国，总是那个能够比别人做出“更好”应对的国家。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曾经做出无数典范“应对”，将“问题”甚至“危险”变成了“机会”，例如从瓦森纳协定到航母和歼20，从初入WTO时的外企碾压到现在国企/民企的崛起，从伽利略到北斗，从南海危机到南海种岛，从钓鱼岛争端到东海识别区，从XG骚乱到港版国安法……很多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很难做的事情、很难采取的行动、很难实现的效果正是借助问题和危机的出现以“应对”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面对问题的时候，问题不是关键，应对才是关键，我们要力图给出高质量的应对，应对决定了问题的性质。本质上，特朗普和拜登，谁胜选都没关系，我们没兴趣干涉，我们关心的，是面对一个一个的问题，找到高质量的应对，而二者谁胜选，我们更容易为所有问题都找到高质量的应对呢？

05 “应对”的“可能性空间”

想要给出高质量的应对，必须考虑给出应对时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大环境是否提供了足够多的不同“应对”的可能性——有好的应对也有坏的应对。选择的空间是否足够大？可能性是否足够多？如果面对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应对，或者可选择的应对很少，基本属于华山一条路的情形，那么找到高质量应对的可能性显然就很低了，而如果可选择的应对很多，那么找到高质量应对的可能性也就很大——而我们擅长找到那个最好的应对。

如果用一个术语，上述问题就是我们给出“应对”的“可能性空间”是否足够大。“可能性空间”最初的本意是指经济领域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但同样也可以用来指代在任何博弈过程中应对问题的可能性。

“应对”的“可能性空间”却是由自身的基本面和面临的大环境两方面决定的。自身的基本面不用说了，自己孱弱，一定没有什么可能性空间，自己根本不懂技术，如何搞技术创新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自强的原因。但是，“可能性空间”更多地是指大环境的影响，而这个所谓的大环境，在我们现在语境下概述一下，就是拜登带来的“局势复杂却相对温和”和特朗普带来的“局势剑拔弩张但相对明朗简单”这两句话，在哪种情况下的可能性空间更大呢？我认为，相比特朗普及其带来的“局势剑拔弩张但相对明朗简单”的治理特点，拜登及其带来的“局势复杂却相对温和”的治理特点显然拥有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中国善于在问题的应对中变“危”为“机”，中国善于博弈，中国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博弈经验，现在的中国聪明而且沉稳。事实上我想说，局势越复杂，中国越擅长，而局势越简单——两个人已经拎了斧头互相砍上了的时候，智商就没有什么用了。

注意，我并不是说应该害怕“两个人已经拎了斧头互相砍上了”。如果真的开始“互砍”，中国不会怕，也不会输，这里面仍然有很多中国能够而且善于利用的“可能性空间”，今天的中国自身也够强。只不过，这种互砍的局面，是对方的预设阵地，不是我方的预设阵地，这种被动应战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最佳局面。

所以我前面说，拜登胜选比特朗普胜选对中国“更”有利，也就是说，特朗普胜选带来的“互砍”局面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不利，只是说相对而言，拜登胜选带来的“博弈”局面会使中国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处于这样的博弈局面中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当然，今天的局面严峻得多，但是，我们的博弈底牌也丰厚得多。

显然，仍旧处于“博弈”这个概念中而非处于“互砍”这个概念中，对中国是“更”有利的。

用“互砍”来形容特朗普带来的强硬对峙的局面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用“速胜论”来描绘我方一些性情中人渴望这种“互砍”的情绪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正如大家看到的，特朗普正在败坏美国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下的“互砍”有很大可能性使我方“速胜”，甚至提前若干年实现伟大复兴——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无法避免“互砍”，我们必须恰当应对，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但如果我们明明可以选择更加可控的三十年尺度上的“必然性”，为什么要欢迎这种短期的充满风险的“可能性”呢？

特朗普确实是在败坏美国，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描述是一个“单方面”的句子，只描述了一半事实。另一半事实是，民主党会同样败坏美国。不要忘了，就像特朗普拥有“川建国”的诨号一样，拜登曾经服务的奥巴马也拥有“奥观海”的诨号，拜登似乎也已经开始被人叫做“拜兴华”了。其实，败坏美国这件事情，在本质上并不取决于川建国或者拜兴华，而是取决于美国衰落这个客观现实，败坏的趋势是一定的，和特朗普或者拜登的关系可能只是先从脱发开始还是先从脚气开始而已。

例如，谈一个细节，特朗普和共和党收紧了移民政策，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原因之一，而拜登和民主党则会推动移民政策更加开放，有助于缓解美国社会眼下的撕裂，似乎拜登更有利于今天的美国。但对对中国来说则不同，也许从四年尺度的“利益考量周期”看，美国的移民问题和中国无关，绝不如中美贸易问题重要，也不如华为问题重要，可如果从三十年尺度的“利益考量周期”看，我认为，移民问题导致的拉丁化将很可能是美国最后的掘墓人。

再谈一个细节，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强烈的保守倾向是美国政府和民众在此次疫情中某些反智行为的原因之一，民主党几乎没有反对戴口罩的，似乎更理性一点，也就是说，民主党似乎对美国更好。但是，特朗普虽然通过“保守”这个标签将美国撕裂为两个大的群体，但在两个大的群体对峙中，事实上，是否贴“保守”标签这个表象，对两个群体的内部团结产生了巨大帮助。而一旦民主党执政甚至长期执政，他们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将导致美国分化成为无数个群体——为了政治正确，我就不描述这些群体了。那么，可以看看这样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两块坚硬的大石头，另一种情况是一盘散沙，你觉得哪个美国对中国更有利？我会选择一盘散沙，也就是拜登。

其实，从新冠防疫的角度看，特朗普固然很糟糕，民主党也不见得就会好多少，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的系统性问题。美国当今的经济问题更是如此。进一步想想，欧洲并没有一个特朗普，但欧洲的衰落已经开始了很久。欧洲比美国的情况要好吗？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宽松的移民政策？更多的政治正确？还是更多的罢工？也许吧，那就让拜登努力吧——不过大概率，向南看齐才是历史的方向。总之，把所有问题归结于特朗普，实在是小看了美国。偌大美国死于一人之手，可能吗？就像很多人所说，特朗普是美国衰落的象征，而非美国衰落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基于“可能性”的“速胜论”是不可取的，基于“必然性”的历史车轮更应受到欢迎。

总结一下，拜登当选对中国“更有利”的核心是，中国在面对问题给出“应对”的时候，拥有更大的“可能性空间”，而特朗普当选将导致这种“可能性空间”的受限。

06 最后一个理由：某种“可能性”的概率

刚才谈到，我愿意为了三十年尺度“利益考量空间”中基于“必然性”的历史车轮，放弃四年尺度“利益考量空间”中基于“可能性”的“速胜论”，这是我认为拜登胜选比特朗普胜选对中国更有利的主要理由。但除此以外，有一种“可能性”也是我不愿意放弃考虑的，而这种“可能性”恰恰也支持拜登胜选对中国更有利的结论。

前面的讨论都基于“胜选”即“当选”的前提，也就是说，无论是谁今年11月赢了，明年1月就能入主白宫。但我上面也提到，这期间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我在《原创：面对美国步步紧逼，中国为什么不该着急》已经分析过，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一旦上台都有可能长期执政，这么一来，对败选方的压力就变得很大了。而且，特朗普多多少少还面临着败选后自身或者家族成员的牢狱之灾的概率，自然压力更大。所以我们应该稍微看一看，这种胜选却无法当选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这种“可能性”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胜选者死亡、败选者诉讼、社会动乱甚至国家分裂……我想把这些可能性分为两个类型：自然类型和闹事类型。比如某人患病去世，显然是自然类型，这种事情完全无法预测，但敞篷车事件或者某州独立就不是自然类型而是闹事类型。

对于闹事类型的事件来说，要闹的人肯定是败选一方。那么，是否闹、怎么闹、闹不闹得成，取决于败选一方败选后的压力、对理念的意志和执行的能力。那么对比一下特朗普/共和党的拥趸和拜登/民主党的拥趸，哪批人的压力、意志和能力更强大呢？

不知道读者是什么意见。我认为显然是特朗普/共和党拥趸的压力（衰落）、意志（信仰）和能力（传统）更强，而拜登/民主党拥趸要么没有纲领和组织（参考弗洛伊德骚乱和历次类似骚乱），要么充满了软弱性和妥协性（某些阶层的特点），很难搞出什么大瓜给我们这些看客吃。

举个具体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倒是准备在大选次日进行独立公投，但我认为，除了嗨一下之外不太可能有什么实质意义——我希望我是错的。同样的事情，加利福尼亚的码农和德克萨斯的农民，谁成功的可能性大？

所以，虽然从胜选到当选之间出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如果拿放大镜进行比较的话，拜登胜选之后出事的那点“微小可能性”比特朗普当选之后出事的那点“微小可能性”可能要大了一个数量级——当然仍旧很微小。注意，上街散散步这种事不能算在这种“可能性”里，那不过是娱乐而已。甚至诉讼也不能算，戈尔败选后曾经对布什进行过诉讼，那又怎么样呢？都没几个人知道这事。

疫情是个重要变数，搞得不好可能让社会更加像火药桶，从而增加这种可能性——说实话，现在美国的疫情让人揪心。

这点“可能性”的区别，足以成为最后一个理由，让我认为，拜登胜选比特朗普胜选对中国更有利。

最后说一句，如果特朗普真的败选，有时我可能会想念他，尤其是那些段子。

来源：公号”云球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