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清军的一笔奇葩买卖，告诉你中国为什么要拒绝毒品_风闻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1862年，上海青浦。

冲天的枪炮声轰鸣不息，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凛冽的寒风吹来，路旁尚未熄灭的战火在风中左右摇曳，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太平军与华尔洋枪队刚刚结束的那场激烈战斗。

华尔在战斗中身中五枪，副司令福瑞斯特被太平军活捉，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不得不狼狈败退。

吃了亏的洋大人，回家后越想越觉得窝囊。洋枪队首领华尔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气呼呼地去找李鸿章闹，誓要李鸿章给洋枪队一个交代。

为了安抚洋枪队，李鸿章一咬牙一跺脚，吩咐手下说：“赎人！花多少钱都要把被俘虏的洋大人们赎回来”。

中堂大人一句话，就此拉开了赎回战俘的序幕。谁知，清军将领奉命去找太平军谈赎金时，才发现太平军的要价实在高得吓人。

但洋大人终究要赎回的，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得向太平军交纳了一百万发弹药、数百枪械以及十箱上好鸦片，这才换回了福瑞斯特。

说来奇怪，太平军勒索赎金也就罢了，怎么还找李鸿章要了鸦片呢？难道太平军也都成了瘾君子，个个吞云吐雾，有了鸦片连“大黄鱼”也不要了吗？

一、另类货币

常年战斗的太平军，当然不可能个个都是瘾君子。他们之所以在赎金中索要鸦片，是因为在晚清的经济体系中，鸦片就是具有一定货币功能的硬通货。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大量鸦片涌入中国。一时间，民间刮起一阵“鸦片热”的风潮。不论商贾富豪还是升斗小民，争相抢购鸦片，中华大地瞬间陷入鸦片泛滥的汪洋大海中。

不过，人们抢购鸦片，并非仅仅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因为鸦片的金融属性，带给人们无限便捷的支付体验。

一些常年在外奔波的商旅不会忘记，鸦片到来前，他们往往要携带沉重的银箱，行走在荒山野岭之间。由于行李过于显眼，这些商旅常常成为盗匪眼中的肥羊，落得个丧生荒野，尸骨不得还乡的下场。

不过，随着鸦片的到来，困扰商旅多年的支付问题迎刃而解。远行的人们只需要携带少许鸦片，就能拿着鸦片当钱花，轻轻松松做买卖。

更重要的是，鸦片轻巧易携带，放在行李中一点都看不出来。这无形中避免了人们在旅途中因财富暴露被劫道的风险，堪称远行之人的绝佳选择。

靠着这一优势，鸦片迅速得到人们的青睐，以致于一些赴京赶考的读书人，也用鸦片支付一路的食宿费。

无与伦比的便利体验，让臭名昭著的鸦片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离不开的另类货币。

清政府起先还试图禁绝鸦片，后来发现鸦片越禁越多，干脆装死躺平，心里盘算着堵不如疏。与其下大力气禁烟，不如靠着鸦片收税，也好补贴下捉襟见肘的国库。

二、财政支柱

说干就干。清政府很快打着“以征代禁”的旗号，面向全国征收鸦片税。

一开始，鸦片税主要是以货物通关时收取“鸦片厘金”的形式存在，但随着鸦片税带给清王朝愈来愈多的财政收入，尝到了甜头的清政府干脆批准鸦片销售合法化，还将鸦片税的种类发展出了洋药厘金、土药厘金、土药税、土膏统捐、 土药统税、罂粟亩税、鸦片牌照捐、鸦片凭照捐、鸦片灯捐等等名目。

如此一来，鸦片带给清王朝的税收疯狂增长。等到光绪三十四年时，清政府全年财政中收入的 27992 万两银子中，便有 3302 万两是洋土药税厘贡献的，所占比重达到 11.8%。

高额税收刺激下，清政府再也不愿禁烟，反而琢磨着如何提高鸦片收入，以便维持政府财源。

原先，清政府虽然征收鸦片税，但鸦片主要依靠进口，大头都让洋人赚去了。

不满捞钱捞少了的清政府，灵机一动干脆放开鸦片种植，准备自己当老板，用“国产鸦片”抢走洋人的利润。

说来鸦片自产自销后，效果还真是立竿见影。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鸦片进口几乎每年维持在6万担以上，其中1879年更是高达83051担。

但国产鸦片进入市场后，立刻凭借低价的优势疯狂蚕食市场份额，短短数年间销量便增长十倍，直接导致进口鸦片数量锐减，为清政府节约下不少银两，以致留下了“土药”打败“洋药”的传说。

三、烟毒泛滥

国产鸦片异军突起，落在生产上便是清末惊人的鸦片种植规模。仅仅四川一省，在1901年到1906年的短短五年间，鸦片产量就从15万担增长到23.8万担，呈现出一片“繁英硕果，累然千里”的渗人景象。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由于鸦片利润丰厚，川中百姓纷纷将耕地改种鸦片。待到1906年， 鸦片种植面积高达756.9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6.4%

此后，鸦片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川“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其中涪陵县更是“山上田中，荒山僻野，几为鸦片所蔽”。

鸦片侵占川中良田之际，国内其他省市也尽数跪倒在鸦片的巨额利润下。山西、江苏、甘肃、云南纷纷步四川之后，成为鸦片的重要产区。有些省市鸦片的种植面积，更是高达耕地面积半数之巨。

鸦片种植大行其道，人们吸食鸦片的规模也是与日俱增。在四川，城市居民中吸食鸦片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0%和20%，农村男女吸食鸦片者在人群中的比率则为15%和5%。

如此大规模的吸食者，放在四川一隅，便是“男女相率吸食 ”，以至于川东一带的集市里除了桐油外，遍地都是鸦片摊。而放眼全国来看，就是中国人在鸦片的祸害下，个个瘦骨嶙峋，几乎成了“东亚病夫”的代名词。

疯狂的鸦片贸易，就这么一边侵占着大量耕田，一边摧残着人们的精神和肉体，甚至让许多人完全失去劳动力，终于催生出了席卷天下的丁戊奇荒。

整整一千万人在这场灾难中失去生命，受灾人口更是高达两亿之巨。之所以饥荒如此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将良田遍植鸦片，以致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

比如此次饥荒中受灾严重的山西，种植鸦片规模就有60万亩，而且用的全是土膏肥美的好田，而山西全省的耕地，也不过530万亩而已。

鸦片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全省耕地的九分之一，难怪山西巡抚曾国荃曾痛心地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

红红火火的鸦片生意，用一颗颗裹着财税糖衣的炮弹，将晚清社会摧残的千疮百孔，也让清王朝在完全病态的环境中，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尽头。小小的鸦片，一点一滴恶化着整个国家的生态，带来的则是近代中国在落后挨打里苦苦挣扎的血泪史。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才会以空前的力度禁绝鸦片。时至今日，中国依然保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有毒必肃，种毒必究。只因那个时代用创痛告诉人们，任何对毒品的纵容，都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禁毒，是中华民族以近代血泪，换来的痛彻心扉的教训，亦将是永远不变的底线。

参考资料：莫子刚《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李阳《浅析晚清时期鸦片在中国蔓延的原因》、曾耀辉《晚清鸦片税及其对民生社会的影响》、陈晓霞《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白云涛《新中国初期的禁毒禁烟运动（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