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文工作室：中国扶贫实地调研报告_风闻

壹　 杨慧琳

杨慧琳生于1994年，全家原住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区石朝乡杉坪村板垭坪组，仡佬族。

我问她仡佬族为什么是汉姓，她说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祖上一直姓杨。

在2007年13岁之前，来自深山里的仡佬族少女杨慧琳从来没有见过汽车。

杉坪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小村，杉坪村所在的石朝乡，只有1.5万人，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2014年时，30%的居民是贫困户。

那个村从遵义市区开车过去，约要五小时，你到了深山，往前走，再往前走，走到你怀疑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

现在这里已通双车道水泥路，现在开车走那条路，往往护栏一侧是悬崖，另一侧是峭壁，方向盘打错车子就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下雨时，还偶有落石从峭壁滚下。

杨慧琳全家在杉坪村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按照村落里世世代代的剧本，她原本读完初中就会下地干活，将来跟其他村某个小伙子结婚生子，一起经营着几亩薄地，靠烤烟、玉米、养猪过活。

其实也是贵州山区过去大多数女性的人生剧本，千百年没怎么变过。

村子出去一直要靠步行，原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车子进不来，杨慧琳说，13岁她去丰乐镇读初中时，才见到第一辆汽车。

甚至，她是第一次见到自行车。

那年已是2007年，北京奥运会将在第二年举办，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只是三年后的事情。

而从深山里出来读书的杨慧琳，才知道汽车长什么样子。

中国底层贫困人口与发达地区人口，像被一把快刀切成了两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根本体会不到那种让人绝望的感受，也不会知道中国还有人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2020年的杉坪村，民居已全部改造过了

49岁的杨光玉现在还生活在这里，我随杨慧琳回到杉坪村时，板垭坪组已只有二十多户在此生活，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前坪上，接受了我的采访，缓缓回忆起村子里这几十年的故事。

杨光玉说，2012年村子里通了一条毛路，但进不来汽车，一直到2017年才有了硬化路。他全家主要靠种烤烟讨生活，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分家时，他只分到一亩地，自己开荒了七八亩，现在村子里很多人再不回来，地都荒了，谁爱种就种，他一个人便经营着20亩地种烤烟。

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和我聊天

在2017年前，杨光玉地里的烤烟收获后，要用马和人将烤烟背出去，每次只能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运出150斤，通常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运烤烟，每次来回4小时，只要连跑两三次，“人和马累得站都站不稳，马都快压瘸了。”，因为这是家中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时候发洪水了，还得想办法找渡船去镇里，只有那里，才有人收他们种植的烤烟。

那时烤烟差不多5元一斤，离村的人也不多，还没有荒弃的土地，杨光玉只有几亩地可以经营，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他靠这笔钱养活一儿一女。

 杉坪村村民在收拾烤烟，烤烟是经济作物里最辛苦的，比种辣椒、茶叶要辛苦得多

现在烤烟价格上涨到12元一斤，20亩地平均每亩一年有3000元左右的利润，杨光玉现在一年一个人能挣5-6万元。

杨光玉的儿子现在温州打工，女儿则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她女儿读大学期间，一年要花费3万元，杨光玉家不算贫困户，只在大学第一年收到过茅台集团一次性5000元的助学金，其它全是他靠烤烟辛苦支撑起来的。

作为贫困户的杨慧琳，全家则相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杨慧琳与弟弟是在村里念的小学，中学时在丰乐镇读书，由于来回太远，每次要步行两到三个小时到镇上，再坐车回学校，他们平时住校，一周回家一次。

作为贫困户，他们读书、住宿每个月都有补助（初中时的数据她不记得了，高中时是每个月一两千块），基本免费，2015年杨慧琳考上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费每年7000多元，同年她爸在建筑工地上受了伤，她觉得自己可能上不了大学了，但通过申请贫困生补助，杨慧琳每年减免了4830元，实际上只要交2000多元一年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杨慧琳再申请了7000元一年的免息助学贷款，四年共贷了2.8万元，她今年已经参加工作，估计工作两年就能将助学贷款全部还清。

杨慧琳的弟弟现在也在贵阳商学院念本科，学费是7千一年左右，同样通过贫困生补助，每年只要交两千多的学费，再通过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生活费问题。

也就是说，出生贫困户家庭的杨慧琳姐弟两人读完本科，家里不用出一分钱。

我问她，那你们村同龄人现在读大学的人多吗？

杨慧琳说，大概有10%的年轻人读完了大学，大多数人念完了高中，但肯定全念完了初中。

当地扶贫干部后来告诉我，一旦有一个后生没有念完初中，当地扶贫工作一票否决，教育工作让他们紧张得要死，哪怕是这个后生自己不想念书，工作人员也会从省里一直追到村里，必须让后生回到课堂。

2017年，杨慧琳还在念大学时，他父亲电话过来，说他们将成为贫困搬迁户，问她愿意迁到务川县城，还是迁到遵义新蒲新区，杨慧琳选择了房间面积更小，但在市区的搬迁房。

还房小区，建得不高，内部没有电梯

这处小区叫遵义新浦新区新中街道六号还房小区，2017年开始入住，主要安置务川县石朝乡、桐梓县小水乡、仁怀市学孔镇这三个跨县区域的贫困人口，95户共410人来这居住，另有一些拆迁户和永乐镇、新舟镇、喇叭镇227户973人在这里定居。

从5小时车程外的大山里迁到这里居住的杨慧琳一家，四口人免费分到了两室一厅68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有5口人，可以分到93.4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超过５口人，则能免费分到一层两套68平方的房子。

我在现场用手机录下了杨慧琳家68平房子的内部模样：

这套房子交给杨慧琳家时，已经装修好，并配有电视机、抽油烟机、电磁炉、沙发、餐桌、床**、衣柜等等，全部免费，真正拎包入住。**

就是政府在城里免费给贫困搬迁户一套房，还全部装修好，连家具、电器都配齐。

简直壕无人性。

不仅如此，凡是搬迁到城里的贫困户，原房子将拆掉变成土地，每人还将领到3000元补助。

杨慧琳家旧址，已被填平还原成土地

到城里后，为了让村民顺利过渡到市民，政府还在社区设置了社区服务中心，从找工作到幼儿园读书，将贫困搬迁户生活全包圆了。

从杨慧琳一家的经历来看，扶贫工程几乎将她从读书到住房全部解决，出于好奇，我在还房小区随机走进了几户人家。

吴孝举

这位老人名叫吴孝举，70岁，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家里五口人，分到了93.4平三室一厅的房子，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压，一年250元医疗保险，区政府替他交了120元，他自己只要交130元一年，每月买药要花费700元，实际报销后只需200元，现在报销采用一站式结算，如果是住院，出院前一次性报销完，不用东跑西跑办证明，在指定医院，还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不用担心没钱治病。

吴孝举的医保资料

吴孝举的孙子现在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读书，一年1.3万元的学费，同样申请了4830元一年的补助，他们全家是精准贫困户，每人每月还能领到300元的生活补助，一家五口就是1500元每月。

我又走访了其他几户人家，发现情况都差不多，几乎家家户户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部提供了保障，这些大山深处的贫困人家，全部搬到城里，在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逐渐适应新的生活。

贵州省迄今为止，一共完成了188万人的扶贫搬迁，杨慧琳家只是其中一户的代表。

光是新蒲新区，就有两处搬迁安置点，现在每个县都有安置小区，一般一个小区有两三千人，最多的有上万人，社区超过一千人，就会设置社区服务点，超过一万人，就会设办事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要管。

对杨慧琳、吴孝举等家庭的照顾，扶贫工程的细节工作，简直做到了令人发指的无微不至。

贰 　李长勇

杨慧琳家属于特别困难的搬迁户，这些家庭并不是多数，多数人还和杨光玉一样，居住在深山里。

那这些人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

为此我去永乐镇永乐村拜访了近十户人家，上门咨询他们的生活情况。

这个村主要受困于交通，2013年前，从村到镇是烂泥路，从镇到县城是石子路，以前从这里出发到播州区要两天时间，2014年这个村开始施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2017年８月243国道开通，才解决了交通问题，后来又从镇到村修了８公里的水泥路，村民们才方便出入。

我进村碰到的第一个人，叫景怀友。

他今年56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8岁，小儿子26岁，目前在深圳打工，因为家里有两个壮年劳力，又常年在外不归，因此评不上贫困户。

景怀友自己一直在绥阳靠卖菜为生，现在身体不好卖不动了，只好回到故土，家里的房子都荒废了，刚回到家时，他家的房子是这样的。

 

 基本就是栋废弃房了，门窗均已损坏，没有水电，旁边的猪圈连个顶都没有，根本没办法住人，景怀友也没钱整修。

村里看到人回来了，便主动花了三万块钱，用一个月的时间，给他的房子进行了修整，现在是这样的。

房子里面有了电和自来水，内部各个房间补上了门窗，旁边的猪圈改造成了洗手间，现在基本能住人了。

景怀友现在自己种点菜，靠儿子寄钱给他生活。

这是对一个非贫困户的照顾，那贫困户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呢？

我拜访过的永乐村人家里，李长勇夫妇的生活数据最有代表性。

李长勇夫妇照

李长勇夫妇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勤劳、朴实、热情，他们居住在深山里，过去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交通。

“以前全靠走路。”李长勇告诉我，“我们种好了辣椒、茶叶，要自己背出去，走一天的路到市集，人累得要死要活，背回来太累，住在镇上慢慢卖又有食宿成本，如果卖不掉就要低价清货。”

“我们家养的猪，也要卖得比别人便宜，因为太远，猪贩子走过来太辛苦，不便宜他们不肯收，一斤猪肉如果别人卖10块钱一斤，我们只能卖6-8块钱一斤。”

“最麻烦的是，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我们也只能背出去看医生，非常非常辛苦。”

现在他们家门口通了一条水泥马路，这条路不仅剪掉了他们身上背负的痛苦，还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问起李长勇现在的收入情况，他一点一点地将2019年家庭收入算给我听。

他们家种有4亩金银花，每亩能收一千斤；5亩辣椒，每亩能收八百斤；4亩玉米，每亩收一千斤；3亩水稻，每亩能收1千斤；2亩茶叶还没开始收获。再加上他家养了４头猪，2019年猪肉涨价，每头猪卖了7000块钱；两头牛，每头卖了8000多元（数据是他亲口口述，好像这个数字有点低）；还有50只鸡。

李长勇家的这些作物里，玉米和水稻是自己吃的，维持家里的基本盘，也卖不了几个钱，金银花、辣椒、茶叶是经济作物，赚钱用的，猪和牛主要拿来卖，鸡大部分自己家吃掉了。

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种地加养殖，2019年的收入流水达到了８万元。

而且现在卖东西一点都不痛苦，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辣椒贩子、猪肉贩子、茶叶贩子开车上门收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也不用背着竹篓爬山过河了。

因为这条路，李长勇家几年前就已经脱贫（为了防止返贫，各地实行脱贫不脱政策）。

如果没有这条路，李长勇家将一直陷入贫困。

 李长勇的家

李长勇家的经济数据，使我深刻懂得了什么叫“要想富，先修路。”

贵州省现在不仅做到了村村通路，更是做到了组组通路，户户通路，我步行走到极深山的地方时，都见到每户门前都有水泥路。

据永乐村当地扶贫干部唐果果说，80%的村民都是这样朴实、勤奋，只要有公路，靠一双手日子就能过得不错。

后来我在花茂村调查时，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上图这位母先生，拥有一手家传陶艺好手法，特别是制作盬子鸡的陶具，十分受欢迎，花茂村的路没修好前，他们只能人工将陶具挑出去卖，还不能用马和骡子，因为牲口运输会将陶具颠坏。

花茂村2012年没有通水泥路前，母先生一年的收入只有2-3万元人民币，修好路后，母先生将自己的产品放在农村淘宝上卖，盬子鸡陶具销售最好，加上做陶艺馆教人制陶，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了30万元。

杨光玉、母先生、李长勇家的故事，昭显出扶贫的本质：就是大基建+基本生活保障。

随后我们走访的永乐村几户人家，大都确实有10几亩地，而且家家户户几乎都统一铺设了琉璃瓦，统一刷过外墙、大门、窗棂。

 邓正华老奶奶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邓正华老奶奶家和李长勇家的门、窗、瓦，这些都是统一收拾过的，在贵州叫“人居工程”，除了将房子收拾得更好看，还拿出钱改善每一家的厨房、厕所、猪圈，厕所跟厨房要求一共9平方米以上，每家补助5000-10000元。

在原来的贫困永乐村，因为通了路，又有了基本的医疗和教育保障，其实村民们只要身体健康、不赌博、不吸毒，双手勤快，没有哪户人家说得上贫穷了。

那如果村民发生了意外，该怎么办？

32岁的杨天兵刚好在2020年3月14日发生了意外。

杨天兵在家门口

那天他在辣椒地使用旋耕机时，操纵不慎，割伤了双腿，显些酿成截肢，慌乱中先赶去了遵义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里花光了现金，还借了一笔钱，扶贫干部告诉他第二附属医院是贫困户指定医院，可以先诊疗，后付费，他又迁去第二附属医院直到治疗结束出院。

这次意外一共花费了17万元，杨天兵自己实际支出了5.6万元，报销了11.4万元，当地驻村第一书记唐果果帮他申请了民政局“救急难”两万元，杨天兵实际最后是花了3.6万元躲过了一场让家庭经济崩溃的灾难。

唐果果最近还在帮他申请另一笔扶贫基金，预计杨天兵将实际花费更少。

农村医保工作这几年应该是下了苦功夫，做得扎实，杨慧琳81岁的邻居杨光华在谈起医保时，说自己“如果没有医保，早就已经死了。”

81岁的杨光华

当然村里也有实在没法自己解决贫困问题的：有的是残疾人家庭，有的是老得走不动一身是病，基本上这部分人群的扶贫工作，只能是保证他们不要住在危房里，并给他们基本的生活补助。

刘永华家里有两人眼盲，无法工作

比如家里有两个盲人的刘永华家，每个月有1349元的低保，150元的残疾人补助，148元的养老金，加上每年有农业直补914元，土地租金1968元，实际这户家庭每年什么都不干也能拿到22325元，在农村地区，足够全家生存下来。

各村也有极少部分人是实在扶不起来的，给他送羊仔回头就拿去做羊肉煲，给他送猪仔把猪饿得比狗都瘦，巴不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你每月给他几千块钱的补助，这些属于神仙难救，只能各安天命。

叁 　阿妮基洛

由于在贵州地区投入了基建重金，我在当地看到的公路、桥梁、绿化，搞得比湖南、云南、湖北还要好。

甚至，我在贵州过去二十个极贫乡之一的石朝乡看到的房子，感觉比我在广东连州、云浮这些城市看到的乡下房子还要好。

我简直怀疑中国负责基建的各大公司是在贵州刷经验值，贵州这种地形都搞得定，全球应该没有中国公司搞不定的基建。

因此我在贵州结束调查后，决定乘飞机去往900公里外的四川大凉山看看。

大凉山，是中国最著名的贫困攻坚地之一。

我在大凉山主要走访了布拖、昭觉、金阳三县，最后的落脚点，是金阳县丙底乡打古洛村。

从西昌开车前往打古洛村，是当地扶贫干部丰国军前来接我，我们乘坐他那辆已经十分破旧的手动档赛欧，足足走了七个小时才到，这是我这一生到过的最偏远的山村，有一种让人绝望的远离繁华的感觉。

在这里我深深的感觉到，大凉山扶贫确实比贵州要艰难得多。

到村里后，彝族妇女阿妮基洛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和我聊起了生活。

阿妮基洛和她两个女儿

阿妮基洛生于1985年，满面尘霜，生有三女一子四个孩子，他们原先住的是木板房，用的是旱厕，后来政府给予贫困户每家5.6万建房补助，他们才推倒旧房子，建起了现在的水泥小院，他丈夫现在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能挣250元，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

他们家另养着两头牛、两口猪、七只鸡，还种着四亩苦荞，一年能收1200斤（1.8元一斤），两亩土豆，一年能收4000斤（0.6元一斤），如果不是丈夫在外面打工，一年平均只有1.5万元收入。

他们家有一辆摩托车用于出行，全家一个月生活费要1-2千元，以前只能吃土豆和苦荞活下来，现在也主要买大米吃。

他们家老三在读幼儿园，老大老二在读小学，读书全部免费，不用一分钱，这么偏僻的村子居然有幼儿园，我问丰国军幼儿园的来历，他说是2015年建好的，叫“一村一幼”工程，保证每个村的幼儿都有学可以上。

打古洛村幼儿园

我在世界各国调研久了，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问当地的教育、住房、医疗三件大事，想不到这门本事在国内也派上用场了，便忍不住追问阿妮基洛他们家医保的事，阿妮基洛平时说彝语，普通话也不错，但遇到不懂的词，还是要想一会，她在“医保”这个词面前逗留了好一会，转头用彝语询问丰国军，丰国军其实是本地彝族人，原名叫吉布，是驻村第一书记，当地人都叫他吉布书记，我听到阿妮基洛吉布吉布地叫他，丰国军答了两句，阿妮基洛才弄懂什么意思，说他们贫困户一年医保250元，全部免了，平时看病吃药，能报销95%。

我刚从贵州过来，那边贫困区域医保报销一般是80%，以前因为贫困户报销比例在90%，增加了财政负担而被要求整改过，大凉山地区95%的报销让我有点惊诧，我又反复问了几遍，丰国军确认是95%。

可能是因为大凉山更穷困的原因吧。

不管是大凉山还是贵州，贫困户都是从2014年才开始拥有到扶贫的种种福利，2016年两个地方的贫困户福利体系基本建成，其实两边贫困人家都在这个系统里才待了几年，但贵州那边看到的景象明显要好一些，大凉山彝族有自己的特殊性，看起来更困苦一些。

我问阿妮基洛还打算生第五胎吗？她说不想生了，真的不想生了。

吉布书记在一旁补充说打古洛村这边一般会生三个，生四到五个的不多了。

我这一路过来，就是随便看看，都能看出大凉山彝族很多问题，比如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都很脏，如果是为了参加劳动方便，那也不可能随时随地见到任何人衣服上都布满污渍，何况这些衣服又不破，只是脏。还有就是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坐在马路旁边，汽车飞速穿过也不顾危险，甚至有很多小孩都坐在路边，我问起吉布是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以前这里太荒凉，没有车路过，大家习惯了在路边等生人经过，也好看到一点热闹。

以前彝族都是人畜混居，不仅是那种一层猪圈二层住人这种混居，还有人和猪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混居，是吉布他们过来扶贫后一点点改过来的，以前彝族也经常不洗澡，可能一生只洗十几次，主要还是因为很多人住在高山上缺水，又缺少燃料将水烧开，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又通了自来水，彝族老乡们才慢慢将生活习惯改了过来。（此段信息来自对当地人的咨询）

这些情况都比贵州的问题要困难得多，但还不是最困难的。

大凉山彝族另外两个大问题，就是毒品和艾滋，大凉山因为地理原因，是金三角毒品经云南入内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毒品问题非常严重，加上共用针头，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

我这一路走来，逢到饭店老板、出租车司机，就会首先问起他们毒品的事情，这些人所说一致，2016年是大凉山地区毒品问题的分界线，经过当地政府一阵狂风暴雨地扫荡，凡是吸毒的都进了戒毒所，贩毒的都被打得脸都不敢露，现在毒品在大凉山基本绝迹，有传说毒品曾经泛滥的布拖县，毒贩们将毒品埋在地下，调头就跑了，到现在都不敢挖出来。

据说现在这波人主要跑到广东、山东一带，以深圳居多。

因为毒品问题得到控制，艾滋病传播不再以共用针头的方式，而是以性传播为主，但是艾滋病不能一顿猛药就能消绝，是一个缓慢控制的过程。

我问起吉布是不是确有此事，吉布说确实毒品已经在大凉山暂时消失，成都北站的一个天桥上面，毒品曾经像卖白菜一样随便交易，贩毒的大部分是大凉山彝族，曾经毒品最严重的是昭觉、布托、金阳、普格、越西、美姑几个县，后来公安机关选派专职缉毒警察到各地任缉毒副书记，对各地的扶贫政绩，除了像贵州一样教育问题一票否决，毒品问题同样一票否则，因此各地政府都是下了狠功夫打击毒品，现在本地吸毒几乎为零。

因为过去当地人十分贫穷，生的孩子又多，靠种地几乎毫无出路，因此铤而走险，有毒贩被抓时曾说：“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我没有办法。”缉毒警问他将来如果出来，还会不会干这个，毒贩说：

“还会，没什么出路，没办法。”

大凉山当地彝族同胞的着装

要彻底根除毒品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扶贫的意义就在这里。

贫穷才是万恶之源。

为了帮助打古洛村扶贫，我在村里还见到一排排崭新的新居，这些是广东省佛山市花了一千万，帮助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同胞搬下山兴建的安迁房，也就是说，还有比打古洛村更偏远很多的彝族人家，可见他们生活有多艰难。

每一户的屋顶上，还都有四川省政府捐献的太阳能热水器，保证了每户人家有热水洗澡。

我临走前，又问起阿妮基洛关于彝族在外工作的问题，她说他们大多数去工地和电子厂，或者修铁路、采棉花，不过一般优先选择去工地，那里小工250元一天，有技术的300-400一天，比进电子厂挣钱，大家宁肯吃苦，也要多赚一点。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大量说大凉山彝族懒惰的信息，自己也见过不少彝族青壮年坐在路边打牌，也问起这件事，她说确实有，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多劳动多挣钱，大多数彝族人还是希望子女多受点教育。

在布拖县城路边打牌的彝族青年，这一路看到很多这种现象

想想她说得也对，懒惰的人在一个群体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过一点正常的好日子的。

从2014年至今，大凉山普通彝族百姓慢慢解决了住房问题，孩子上学不要一分钱，医疗也有了保障，每个村也通了公路（比贵州做到的户户通路稍差一点），每家有了水源，也有了太阳能热水器，由于大凉山彝族相对起点较低，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很长时间，下一步，主要是要让大家都挣到钱。

说到挣钱，我们就必须得谈一谈合作社了。

肆　 合作社

贵州遵义地区的农民，主要靠种植烤烟、辣椒、茶叶、玉米、水稻、金银花讨生活，也有小部分人从事养殖，杨慧琳老家的杉坪村唯一一个30多岁还在村里居住的年青人，就是在村里养了近百头猪。

顺便说一句，在杉坪村这样的村落，我见到的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青人是绝不愿留在这里的，这样的村庄一定会自然消亡，不过它们会有新的历史使命，要么做山居旅游，要么就做养殖基地，这里非常适合养殖，有公路方便运输，不会对人居环境造成污染，又安宁详静。

一般贵州遵义深山的老百姓都有十到十几亩地，像李长勇家那样，种点吃的，再种点经济作物，家庭收入还不错，从我现在的咨询来看，大多数家庭年收入在5-8万元左右，再配合有人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基本盘就稳了。

贵州的经济作物里，平均亩产值是金银花>烤烟>茶叶＝辣椒>水稻>玉米，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种玉米。

那有人说我全改成金银花和烤烟不就行吗？这种想法太简单粗暴，玉米和水稻卖不起高价，但是收成稳定，保证不会饿死人，而金银花和烤烟种植需要技术和时间，烤烟还非常辛苦，杨慧琳说他们家种过烤烟，“收获时全家累瘫”，不是一般劳动力承受得起的。

现在贵州都在很小心地收缩玉米的种植量，改成不需要重劳力的辣椒。

社会的进步往往是这样很小心地向前挪动脚步的，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去田间做调查的原因，很多事情你到了现场才知道水有多深，一直坐在书房里做学问，一定会有认知偏差。

四川大凉山地区因为海拔高，能种的东西不多，主要是土豆、苦荞、脐橙等，另外大多数人家会养牛羊，海拔低一点的养绵羊，高一点的养黑山羊，布吉书记说种粮食和养牛羊，加上打零工三样，一般家庭年收４万块左右。

在贵州永乐村、花茂村，大凉山打古洛村，我都见到了合作社。

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

合作社就是将村民的土地租过来，600块钱一亩，村里再想办法大面积种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赚到的钱分给大家。

大凉山打古洛村是吉布书记牵头，由县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种苗、化肥、技术，在村里筹集了150亩地，一起种西兰花。

村民们背着西兰花从地里回来

为什么这件事要合作社牵头，而不能让村民们分开种植西兰花呢？一是必须有了规模才能跟蔬菜贩子谈供应，要不别人东跑一家西跑一家，效率太低，收购成本太高，二是大面积种植需要各种技术，普通彝族同胞吃不消。

为了活下去，这个村原本是种土豆为主，但土豆太便宜，西兰花的单亩产值是土豆的2.5倍。

吉布帮我算了一笔账，这些西兰花卖出去后，一年能给村里每户分到2000元左右，另外收西兰花时，需要3000人次劳动力，每人每天给80元，能带动周边就业，来务工的人员，两个月能挣到4-5千元。

差不多能给部分村民一年增收6千元左右。

晒得黝黑的吉布指给我大红袍花椒的种植区域

这笔钱还是不多，吉布现在正在村里布局种植大红袍花椒，这个生花椒的收购价格是20元一斤，比破土豆那几毛钱一斤值钱得多，单亩产值是土豆的５倍，但是种植期太长，2019年种下第一批50亩大红袍花椒，要到2022年收获，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先在村里种西兰花，等到大红袍花椒2022年收获后，村民们赚到钱见到效果了，再开始缓缓在全村推进大红袍花椒的种植。

我在贵州花茂村也见到了搞得热火朝天的农村合作社，负责人何万明理事长晒得跟个非洲人一样黑，十指指缝里全是泥渍，忙得停不下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我们还以为是当地寻常老农。

别人后来说这是何理事长，这里的话事人，吓我们一跳。

何万明今年50多岁，原是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现调来负责这边的农村合作社，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过来上班，晚上八点下班，一年只休三天，带着村民们将合作社搞了起来。

据他介绍，合作社必须是以80%农民为主体的单位，他们在这种了750亩地，地是向花茂村当地百姓租来的，800块钱一亩（比大凉山略贵），平均一亩现在能做到1.5万产值，一年总产值1000万多一点，毛利只有10%-15%，人工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65%，一年解决了70-80人的就业问题，平均每人一个月能挣到三千元左右。

这里种好的蔬菜瓜果主要发往重庆地区，每天一车一车地往重庆送货。

在温室大棚里，我还尝了下味道清甜的小西红杮，比我在广东吃到的味道要好许多，现在这种精心培育的小西红杮在大棚里能做到亩产1.5万斤。

无论是打古洛村的西兰花和花椒，还是花茂村的西红杮、黄瓜，都是在摸索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如何更有效地带动当地农民的收入？尽量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赚到更多钱。

通过租地，让专业人士将农田当公司操作，再返聘当地农民过来干活给工资，无形中提高了土地产出，又增加了就业，算是另一种对农民的补贴。

不过以中国农产品现在的价格，将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能给予的最高价值，也就是给当地提供几十到上百个月薪三千的农业产业工人的岗位，从事这些工作的往往还是当地中老年人，年青人还是会跑到外地打工挣钱。

有一些进步，总比没有进步要好得多，而且这种模式，也可以适用在大量抛荒的土地上，比如我老家邵阳乡下，我就见到过有大量农田开始被荒弃了（我家的地就二十年没人管了），急需这种模式将土地激活。

但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项目都成功了，还有一些没经营好的类似合作社的项目，比如在永乐村，2017年种下500亩猕猴桃和500亩封糖李，这些产业都交给了农业公司承包，当时农业公司的人说猕猴桃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到国外，结果三年后挂果一斤才5元钱批发价，现在一亩地产两三千斤，产值并不高，加上收益分配比例是农业公司拿30%，贫困户拿40%，村政府拿20%，土地租户拿10%，农业公司见没什么油水，现在也爱管不管了。

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打理，这件事也就烂尾了，猕猴桃园里现在长满了杂草。

 长满杂草的猕猴桃园

伍　干部与财政

要办成一件事情，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样是钱，一样是人。

我们先聊聊这些深入扶贫一线的当地干部。

可以说，这些年，各村扶贫干部，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见到吉布时，他的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他跟我回到打古洛村后，要两个月后才能回家。

我说那下次见到你女儿时，你女儿都三个月了。

他说没有办法，扶贫地点离家太远，工作又太繁忙，他也想看着女儿长大，但现实不允许。

在最忙最忙的2018年，吉布通常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永乐村的唐果果也一样，他长期住在村委会，睁开眼就要忙到深夜，扶贫验收的时候，几个月没有放过假。

这两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停地在接电话，村民们吵架了找他们，医疗报销找他们，找不到工作了也找他们，开个车都电话不断。

而前文中花茂村合作社的何万明，也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基本没有假期。

扶贫工作从2014年在各省展开，这些人大多是从2016年扎根基层，主要负责当地的人居改造、贫困户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社开展、帮扶单位对接、村民教育、医疗、住房的具体执行，以及各种检查、反馈等等。

有时还得亲自给贫困户盖房子。

丰国军等扶贫干部在帮彝族贫困户盖房子中

这些干部差不多大都四千多一点的底薪，再加上一部分公积金、生活补助、绩效等，在贫困地区，工资比一般人要好一点。

他们工作量也非常大，如果不好一点，估计基层干部们统统都会流失。

平时吃得很是一般，我在扶贫村和一线扶贫干部们吃了几餐，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以永乐村举例，该村十个村干部一年的总开支是12万元，这些钱还包含买办公文具的费用，村委便请了一个当地的大姐来做饭，每人每餐按十块钱支付，省出来的钱就是大姐的工资，大姐为了多赚钱，就只能在伙食成本上下功夫，这样村干部们也不太可能吃得太好。

如果想打打牙祭，就自己掏钱找村民买几只本村走地鸡做辣子鸡，嗯，永乐村的辣子鸡确实很好吃。

有意思的是，房价居然也对扶贫干部造成了极大冲击，我在遵义地区看到的村第一书记唐果果，开着一辆用了八年的手动档福克斯，还在市区买了商品房，而大凉山地区的吉布，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二手赛欧，只能买市区的集资房。

 唐果果

两人收入差不多，造成两个人物质上差别的原因，是唐果果买房时，遵义房价才4000一平，而西昌地区的房价，已经是一万左右了。

普通中国人现在的生活质量，和当地房价成反比。

中国扶贫工作的展开，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基层扶贫干部，用微弱的光亮，点亮了贫困户的人生之路。

接着，我们来算一算，扶贫工作的巨大财政投入。

我是一个很喜欢算账的人，每次一算账，我就要兴奋得搓一搓手，到了贫困村，自然要把他们的投入开支算清楚。

我粗略地看过永乐村和打古洛村的投入对比，发现在扶贫财政上，贵州省各村的投入确实要大许多。

贵州永乐村这边，2017-2019年人居环境改造370户，大约花费400万元，600户厨房厕所改造，大约花费300万元，铺代家沟村民组的电线、变压器，花费70万元，修8公里的从村到镇的水泥路，花费500万元，其它路面硬化50公里，花费700万元，危房改造30户，花费20万元，1000亩猕猴桃与封糖李种植园花费450万元，种植园相关基建150万元，黑山羊产业投入150万，520亩茶业产业投入260万，仅仅以上这些数据，就高达3000万元。（数据可能有误差）

在大量的财政投入下，到2019年时，光是遵义市的农村公路总里程，就达到了2.8万公里，接近赤道周长的四分之三！

这只是一个市的农村公路，不是一个省。

大凉山打古洛村这边，花钱最多的是2018年，集中安置点建设1140万（包含住房、基础设施、村支部活动室、村民俗活动坝子），分散安置304万，总共在1160万左右，2019年就只投入了396.2万，主要是建庭院、建入户路、建化粪池，改厨房、改猪圈、改厕所、改饮用水源，每户1.6万元和每人代缴医保250元。（大凉山是医保全免，贵州是交130元）

可能也考虑到了大凉山的投入不如贵州，大凉山的扶贫难度也更大，每个村还有专门对应的帮扶部门，打古洛村的对应部门是凉山军分区，军分区会提供人力财力物力，帮助禁绝毒品，提供扶贫基金，村里凡是能读得上书的，扶贫干部还和凉山军分区设了个教育基金，考上本科的奖励2000元一年，考上专科的奖励1500元一年，考上中专的奖励1000元一年。

我二十多岁时，也总把“军队不参与国内事务”奉为红线，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中国军队在抗洪、救灾、打击毒品、扶贫上一直默默出力，我不去现场调查，也不知道军队有这么多付出。

那贵州和大凉山这么大的扶贫开销，钱从哪里来的呢？

以下两张图，分别是2018年、2019年中国各省财政转移支付表：

排第一名的一直是四川省，贵州排在5-6名，那为什么贵州各村的投入好像还要高一点呢？

因为四川省人口远多于贵州省，四川常住人口是8375万，贵州常住人口是3622万，四川要帮扶的人太多，才会显得各村的帮扶比贵州要少。

我在贵州遇到一个来做自愿者的苗族小姑娘，23岁，叫王治丽，刚从贵州工程职业学院毕业，家是雷山县人，他们家也是贫困户，大学时一年7800元的学费，减免了3500元，每年寒暑假，她再去广东东莞的东坑、长安两镇打临时工，省吃俭用，两个月能存6-7千元，这些钱够她交完一年学费，剩下的够自己生活费，顺顺利利念完了书。

王治丽这种经济状况，跟西部各省的财政来源是一个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东部已经全面工业化的各个省，拿着钱去支援西部贫困地区，给了西部贫困人民活命的机会，反正也是中西部的人民给东部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也是一种相互补偿。

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自己灯红酒绿，看着邻居吃糠咽菜，要不还算什么共同富裕？

其实基本盘还是工业化，是工业化拯救了中华民族。

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讲一讲大凉山的彝族。

和其它地区的彝族同胞不同，大凉山极其贫困，现在还能种土豆吃饱肚子，可土豆是万历年间才从南美洲传入中国的，大量普及种植估计还要更晚，大凉山海拔高，2000-3500米左右，我七月上去，感觉明显要比珠三角冷许多，紫外线又无比强烈，晒得我都黑了两圈，就只能种苦荞什么的，但苦荞是粗粮，不好消化，产量还非常低，当地人这样饿肚子不知道饿了几百年，阿妮基洛他们现在有现金还是吃大米的。

加上这个地方偏僻得让人绝望，大凉山彝族其实一直活在一种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贫穷当中，我们种种看到的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他们过去不洗澡、衣服脏、毒品泛滥等等，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太低下造成的。

现在他们见到了现代文明，大部分人还是很乐愿过上好日子的，真的宁肯吃苦干重体力活，也不愿去电子厂做轻松的工作，就想着多挣钱让后代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不要再过他们这一代的苦日子了。

人都是一样的，生活的好坏，都只是生产力的折射。

大凉山彝族的普通百姓，还是很渴望过上好生活，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离现代文明更远一点，所以追赶上来，要更吃力一点，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追得上现代文明。

我在大凉山深处的打古洛村待到晚上八时，大雾弥漫，整个村子忽然什么都看不清，整个人好像与世隔绝，这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焦虑感，想想最近的城市在七小时车程之外，一阵悲凉直上心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贫穷与你如影随行，那种绝望感是不可想像的。

那些前来扶贫的人，就是他们大雾里的明灯，这也是躺在沙发上用WIFI看这篇文章的你，一时难以理解的。

陆　不息

中国波澜壮阔的扶贫工作，到2020年，已经基本完成，按照最新年收入3747元的贫困标准，根据我的现场调查，很多贫困户，其实什么都不做，光是补贴都已经超过这个数据。

其实只要大基建一落地，贫困人口就会自动减少一大半了。

中国扶贫的硬件工程基本结束，后面应当是软件工程的系统性维护，保证后期原贫困户们不要返贫，也保证扶贫政策能一直落地。

我估计各地的扶贫干部，也有部分人将要调离岗位，去接受新的挑战。

扶贫其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扶贫使穷人们的孩子们有机会读完大学，使他们的生计有了着落，使他们生病了不至于等死，想想十年前，这些我们还做不到啊。

2020年7月17日的深夜，我从中国扶贫前线调查回来后，在书房里写下了这一篇文章，那一户户深山人家的面孔，任劳任怨的扶贫工作人员，以及大凉山那让人绝望的大雾，仿佛还如在眼前。

能摆脱贫穷，就是剪掉了人生最大的痛苦，那几千百万曾陷入贫困的人，才看得到人生的曙光。

2000年时，我们还有贫困人口9422万，20年后，我们确实已基本消灭贫困。

这一路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来之不易。

愿中华民族继续奋勇向前，百折不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