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阐释观的迷失与阐释的知识图谱重建_风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作者：张政文

**摘  要：**阐释观的迷失导致理论转场的失败。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各种丧失知识公共性的阐释形式表现出来，注定无法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公共文化成果。鉴此，在当代历史书写中务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为价值诉求，充分整合并吸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优秀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展示史实的真实现场，澄明思想的演进谱系，回归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从而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以历史的至真达成文化的至善。

　　**关键词：**阐释观/历史虚无主义/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有其文化情境、政治动机、社会诉求，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阐释观的迷失。消除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要清除其文化情境，消解其政治动机，解构其社会诉求，同时也要深入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内部，从历史的阐释立场、阐释目的、阐释路径、阐释方法入手，反思当代历史书写中虚无主义的阐释观迷失之根本，在当代历史书写中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为实现当代历史书写的史实真实性、思想真理性、知识公共性提供确当而合理的阐释观。

　　一、当代历史书写中的三种虚无主义阐释典型及其根源

　　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以“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和“戏说式阐释”为典型，导致历史书写真实性歪曲、真理性遮蔽、知识性丧失。究其失误之根源，在于历史书写中理论转场失败，进而导致强制阐释。

　　历史书写的宗旨在于对纷繁杂多的生活现象和社会状态进行理性的逻辑整合与普遍性的理论建构，实现历史的知识阐释。通常，借用具体阐释文本之外的其他理论立场、观念、方法来阐释历史文本，是历史书写的重要路径与方法。“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美学的主要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大多源于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转场。合理的理论转场是中外历史书写不断复制、进化、发展的关键方法，也是历史阐释持续拓展、深化、超越的重要路径。

　　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也采用了理论转场的路径与方法。不过，由于其历史书写的阐释观迷失，历史虚无主义却不能正确合理地实现理论转场，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历史阐释错误和书写谬讹，集中体现为“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和“戏说式阐释”三种典型。

　　“粘贴式阐释”误用历史就是思想史的理论，以某些既定的理论、观念粘贴丰富的生活现实与社会现场，用独断的主观逻辑剪裁客观的历史发展。如用韦伯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新教伦理观念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剥离出中国近代历史现场，导致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严重失真。再如错用康德审美非功利观念，用所谓“审美标准”为中国现代作家重排文学史座次，使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名家作品失去文学史经典地位，从而背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性等。这种“粘贴式阐释”使当代历史书写被虚无为观念的剪裁史、理论的粘贴史，正像当年马克思批评黑格尔辩证法时说的那样，观念主宰现实、逻辑强暴历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②

　　“病历式阐释”滥用“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理论，将完全个体私域的日常生活混同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历程，个人的性格特征甚至心理缺陷被阐释为历史的根源，书写成历史的本体，消解了历史的社会性和真理性。如通过阐释个人的婚姻生活，质疑郭沫若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再如，将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个人生活失误、个别行为失当书写为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疯癫与乖张，很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的法国作家左拉那样。

　　《现代汉语词典》把“戏说”界定为“附会历史题材，虚构一些有趣或引人发笑的情节进行创作或讲述。”③“戏说式阐释”为吸引眼球，用隐私叙述历史，用戏说判断是非，用饶舌书写真实。如某伟人偷窥、某名人好色等。且不论这种“戏说式阐释”的文化动机和社会责任何在，凡此种种皆无可靠证据，有悖史学之伦理和学者之品格，更辱没了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思想性、知识性，属最恶劣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为学术所鄙夷。

　　以“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和“戏说式阐释”为典型的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虽形态各异、手法众多、病源种种，一旦置于阐释的知识图谱中，其共同的错误在于：在其阐释中，在进行理论转场时，出现场外征用，导致强制阐释的书写结果。所谓场外征用，“一是话语置换。这是指为贯彻场外理论的主旨诉求，将批评对象的原生话语转换为场外理论指定的话语”。“二是硬性镶嵌。这是指搬用场外理论的既定方法，将批评对象的原生结构和因子打碎分割，改变其性质，强硬镶嵌到场外理论所规定的模式和程序之中，以证明场外理论的前在判断和认识”。“三是词语贴附。这是指将场外理论既有的概念、范畴、术语直接贯注于批评对象，无论其原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何，都要贴附上去，以创造一个场外语境，作出文本以外的专业评述。”④场外征用的错误，使当代历史书写的虚无主义丢弃了历史的史实真实，擦删了历史的真理价值，错乱了历史的知识内容。当然，当代历史书写中故意替换历史的经典语义，新构历史的文化图景，重写历史的社会属性，再生一个别样的历史状况，就成为“背离文本话语”，“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即强制阐释了。⑤当阐释失去真实性、思想性、知识性，历史书写注定不能成为当代社会共同的公共文化成果。

　　二、传世的历史书写为正确历史观提供了理解参照和知识维度

　　当代历史书写中缺失真实性、放弃思想性、逃避知识性，导致其虚无主义在场不散。因而，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构建确当合理的当代历史书写，就须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而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传世的中国古代对历史的理解与言说，西方关于历史的思考与阐发，皆为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提供了历史的理解参照和知识维度。

　　阐释的知识图谱指阐释的知识图景和知识谱系。阐释的知识图谱源于阐释的历史客观性和知识公共性。现实个体的理解或当下群体的言说，关乎个体或群体由当下日常生活统摄的现实语境。现实个体的理解或当下群体的言说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历史真实性、思想真理性、知识公共性，才成为具有历史客观性的知识图谱。

　　阐释是一种多层级言说与书写的社会行为。阐释的原初层圈由个体的理解构成。社会中的每一位个体皆有表达其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感受、领悟、理解的本能和权利。在这个层圈中，“审美无争辩”、“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明确地指出，个体理解无论多么自由、随意、个性，都逃不脱历史影响、社会规则、生活内容、语言方式等诸种客观力量的牵引与规约，完全自由自在的理解甚至阐释是不存在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个体的理解始有可能生长为社会观念、公众意识。阐释的第二层圈是阐释中形成的社会群体意识与观念。它是诸多个体的理解在历史影响、社会规则、生活内容、语言方式等诸种客观力量的作用下逐渐汇成的公众意识、公众话语，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公众舆论、主流文化等，进而直接影响社会生活，最终成为客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阐释的最高层圈，则是在社会意识与观念之上，由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的一般观念高度普遍性、概念化、工具化而形成的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公共知识。阐释的知识图谱正居于这个阐释层圈中。当然，阐释活动的三个基本层圈是循环的，它们不断交互、异质同化、同构异形、再生共建。这既是自然界热力学法则的客观体现，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原理的现实写照。

　　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考察当代历史书写，可以更清楚地昭明历史虚无主义阐释观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⑥恩格斯在致梅林的信中说：“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⑦阐释是对自然、社会、生活的公共理解、社会言说、文化书写，是对历史的呈现与表达，也是历史存在的自我方式。历史书写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在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上的缺位，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迷失。纠正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错误，就必须返回阐释的历史本位，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恢复并重建“历史”一词的核心意涵。

　　历史既是阐释的对象，也是阐释自身的起点与终点。作为科学概念的历史，其内涵与外延建构着“阐释”一词的基本知识构造，可在知识图谱中予以科学的阐明。

　　在知识谱系中，历史的内涵在人类阐释历史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形成着。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历”字，书写为 。 中 }为山林。 中 }意为止或行。甲骨文中“历”字造字本义是翻山越岭、穿林过丛。司马迁说：“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⑧金文中，“历”书写为“曆”。“曆”中“厂”，指由人耕种的广阔田地。“厂”中双“禾”，为丰茂的庄稼。“禾”下之“日”，则指控伺庄稼的时令节气。“历”字之本义为时光流逝。《三国志》云：“已历三世”。⑨在中国文化谱系中，“历”字含义又逐步拓扩，用于指称星辰运行、时令交替、朝代变化、生活作息。《后汉书》说：“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⑩历是客观世界依其天道在时间中的运动。历是自在的、客观的，不受意识操控。相反，意识只有遵从于历的客观规律，方能自然而然，游于自由。在甲骨文中，史被书写为 。 字中 指仲，又通中，意为仲裁决断。 中 为手，意为持笔记述。甲骨文中，史字造字本义是书写观星测象、卜凶筮吉等国家大事和生活要事，作出结论，记录在册。《礼记》曰“史载笔”。(11)《仪礼》云“辞多则史”。(12)《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13)古代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将从事此类工作的国家行政官吏称为“史”，也就是史官。

　　在中国文化语境积淀与建构的漫长历程中，“历史”这一概念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内涵与外延。一是史实。指社会生活中曾经发生的客观自然事件、社会事件、生活事件和日常文化事件。如汉成帝年间，柏江地震山崩，皆壅江水。如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如公元745年前后，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唐代古文运动。又如公元1295年，黄道婆从海南崖州返回家乡江南松江乌泥泾镇，教人制棉，错纱配色，推广捍弹纺织之具，衣被天下。二是史识。指对史实的记述、辨识、阐发。《战国策》是以国家为单位记叙历史的国别体史识。《史记》是以人物传记方式记叙历史的纪传体史识。《汉书》是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历史的断代体史识。《资治通鉴》则是以时间为顺序编撰和记述历史的编年体史识。中国还有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体史识，即以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记起止，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前后连贯，又不重复的纪事体史识。此外，还有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历史事件的通史体史识等。史识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三是史论。在思想理性的统摄中，对史识进行分析、综合、反思即史论。如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四是史观。史观为中国古代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史观有儒家史观、道家史观、法家史观、释家史观等。在中国的阐释知识图谱中，史实与史识是历史最基本、最本质的规定性。

　　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历史”一词出现得比较晚。《荷马史诗》最早表达了西方人对历史的原初意识。《荷马史诗》中，诗人荷马将探访、询问、了解目击者，阐明目击者的证词，揭示事实真相视为历史。可以说，西方语境中的“历史”一词之本源不在于事而在于相。公元前430年前后，古希腊学人希罗多德写就一部9卷本的巨著。该书前5卷记述西亚、希腊、北非诸地区的地理、历史、风土、民俗。从第5卷第29章起，专题记述了公元前478年波斯人与希腊人的数十年战争。希罗多德为该书取名为 στορ αι，后人将这本书释为《历史》，希罗多德也被后世称为“历史之父”。而在古希腊语中， στορ αι一词本意为探索或探究，有印欧语系词根wid中观看或明白所见之含义。在古希腊语中，还有一词叫historia，本义为研究知识或通过研究获取知识。古罗马时代，古希腊语融入拉丁语汇中， στορ αι和historia都为古罗马人所用。公元109年，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写就古罗马帝国从公元69年至公元96年的编年史著作，取名为Historia。此后，historia取代 στορ αι，成为西语中“历史”一词的标准书写。在“历史”一词的西语词根谱系中可发现，历史是一种与现场直接关联的调查、研究、获取知识的活动。它的本体是认识与表达而不是史实。它的根本目的是获取知识而非确认事实。在西语中，理解与知识是历史概念的本质属性。在中世纪，这种古老的历史意识被基督教转化为历史由上帝设计安排的宗教历史观：历史是人由原罪到获救的历程；历史的目的在于最终实现永恒之善的上帝意图。在中世纪神学中，“历史”之义进一步趋向主观化。从启蒙运动至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无论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正义、自由、平等，还是康德的自觉自律、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史的内核更加主体意识化、理性精神化。直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现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深刻的改变。

　　在20世纪的文化场域中，西方“历史”一词的阐释知识图景和演化谱系日益个体化、观念化。20世纪20年代，新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论。克罗齐认为史实是沉默的，史实成为知识须由史学家言说。史学家活在当代，史实对他而言是当代之事。史学家的思想是当代的，他的史学水平也是当代的，他对历史的解释与言说也只属于他所在的当代。历史的阐释以当代的现实为参照，否则历史不可理解。没有解释历史的当代人，也就没有所谓的历史了。克罗齐突显历史言说与书写的当下特征，不能说毫无合理性，但他轻视史实之在这一历史之根本，为历史虚无主义“病历式阐释”的滋长植埋了土壤。20世纪40年代，英国思想家柯林伍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表现主义历史观。他声称历史的书写是反思的，历史不是在说明史实是什么，而是在阐明思想与史实的关系。历史研究关乎史实，更与史学家的思想直接相关。历史虽不是史学家杜撰出来的，但史学家有怎样的思想就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柯林伍德意图强调历史言说与书写的思想性，却使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史实客观性为阐释历史的史学家思想性所取代，为当代历史虚无主义“粘贴式阐释”准备了理论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提出“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贝克尔相信历史是无数事实与事件的总和，没有人能完整全面地表述这无数事实与事件总和的历史。事实上，历史只能是在记忆中被记住的史实。不同的人记忆的史实是不同的，况且在言说与书写这些记忆的史实时还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记忆者的想象。所以，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历史，人人也就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了。的确，阐释历史与阐释者的记忆与想象有关，《史记》写作可以说明这种现象。但是，记忆与想象不是历史的根本规定性。决定历史的不是记忆与想象，而是史实与公共知识。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为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戏说式阐释”提供了口实，使当代历史书写的阐释知识图谱遭到了某种污染。

　　三、当代历史书写应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当代历史书写应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秉持历史书写的真实性、真理性和知识性。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书写的基本方式与路径就是对史实进行还原性阐释。在还原性阐释中复原所书写的历史生活场域、文化语境、思想逻辑，构建关于历史的知识体系。

　　《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历史是研究系年大事的文字记载的学科，所谓大事则多为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要史实。不过，历史学科要对史料进行批判式检查，并提出对事件诸原因的解释。(14)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一词其实具有双重语义：一为史实，二为对史实的检查、还原与解释。面对“历史”一词的双重语义，尤其是当代历史书写中历史的语用文化多元性和语境具体性，对每一次的历史书写进行语义规范与语境限定既不可能做到，也不符合历史书写科学、民主、公正的阐释价值。根本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历史书写的世界观、方法论本位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将还原真相、追求真理、构建知识确立为历史书写的最高尺度。

　　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客观存在则是物质的根本规定性。物质可为主体的人所感，是主体的感性世界。物质也可不为主体的人所感，但却为主体的人所知。主体的人不能直观微观量子世界，但主体的人可通过技术实验、科学计算或逻辑推演而有所知。还有的物质既不可感又不可知，却被主体的人所思。暗能量、暗物质、物自体就是这类客观存在。物质存在与运动具有无限复杂的多样性，处于永恒变化、发展之中。在人类可感可知可思的限度中，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运动的基本方式。在时空中，一切具体的物质相互作用、普遍联系，形成物质运动的动能。人也是一种物质存在，本源于生命肉身。人与其他物质的不同在于有感知、理解、阐释、言说物质的能力，即意识与语言。在发生论意义上，意识与语言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组织起来的人脑神经与口腔肌肉的物质客观特性。肉身感知、意识自觉、语言运用是物质自然世界、客观社会生活长期进化的结果。所以，从存在论上讲，对意识与语言起终极决定作用的还是物质。所以，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5)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运动、人的发展，一句话，人的全部历史在本源上都是客观的、物质的。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这种根本看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所著《神圣家族》中所说的那样：“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16)历史是人类实践的客观过程与客观结果。实践的客观物质规定性决定了历史的生成、发展，虽有意识参与，但根本上不由意识所决定。在存在论层面上，决定历史走向与结果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个人主观意愿、主观选择只有转变为公共社会行动，转化为客观实践活动，才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本质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实践主体的物化行为。正如马克思断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7)

　　基于对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发生学、存在论的根本理解，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书写当代历史时，应将书写的对象与书写的期待首先定位为客观历史。在这里，思想之真应生长与呈现为历史之曾在，而不是书写者的现在生活或当下的观念与思想。曾在的思想是曾在的客观历史的非物质存在方式，也是客观的，是在客观的时空中发生、发展、承传下来的。牛顿曾说：“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它均一地流动”，(18)时间是客观的，均匀分布而非因人因事的。爱因斯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除去空间谈时间没有意义，反之亦然。在运动速度低于每秒30万公里的三维大尺度空间中，时间单向度面向未来而不可逆。曾在永远是过去而不可能成为现在或未来，除非空间和速度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时间中，曾在的史实已属时间的过去。正因为史实这种不可逆的客观存在属性，使得历史书写成为一种阐释。书写者通过阐释，重现不可能完全原生态出现的史实，建立关于具体史实的理解，进而形成具体史实的知识，再将具体史实的知识编织成关于历史的知识体系。甚至在历史知识体系的生成、构建中，还能产生当代的思想成果，侯外庐先生所书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便是典范。可以说，实现当代历史书写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的基础，就是对史实进行还原性阐释。在还原性阐释中复原所书写的历史生活场域、文化语境、思想逻辑，形成历史的知识。只有在当代历史书写的还原性阐释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使观念性阐释、价值性阐释具有思想的真理性、公共的知识性。缘于历史即为史实与史识的传统，中国历史书写自古就以还原性阐释为基础。可以说，中国历史书写谱系几乎就是一部还原古人生活原貌的知识考古学。先秦两汉、唐宋明清，凡主流历史书写无不以历史的史实、思迹、事迹的还原性阐释为书写重点，在大量的案牍、典籍、年谱、行迹、文物中，专注于史实的考证、稽核与疏辨，成为中国思想史书写中最见学术功力、最受尊重、最被推崇的学问，也成为中国建构历史知识的主要方式与路径。

　　四、当代历史书写应成为人类公共知识的言说活动

　　在阐释的知识图景中，当代历史书写应成为展示历史真实，呈现发展规律，澄明演进谱系，增长人类公共知识的言说活动。

　　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知识图景中的当代历史书写，要突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之阐释。在历史发生、发展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必然的联系。这类内在必然的联系决定着历史发生、发展的本质特征与演进的总体趋向，并对生活产生存在性影响。这即是历史规律。历史之规律在大尺度生活空间、长纵深文化时间的宏观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互动的历史中才能呈现。与不经人类而为，以机械决定论或统计学规则的自然法则为内在本质的自然规律不同，历史规律在人类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生成，受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与运动因果制约。社会生活的客观性、总体性、辩证性、主体性等基本特性都复制在历史规律中，成为历史规律基因，控制着历史规律。这也决定了历史规律本质上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识。恩格斯就曾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19)历史规律有一般社会规律和特殊社会规律之分。一般社会规律存在于人类一切历史阶段并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如生产力最终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再如，思想的规律则体现着思维活动中正确反映客观现实所必须遵循的思维同一律、排他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以及它们之间的普遍关系，等等。特殊社会规律指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特殊领域的规律，如商品经济规律。又如历史的目的性规律，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0)在阐释的知识图景中书写当代历史，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还原性阐释，在大尺度生活空间、长纵深文化时间的宏观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互动的历史中，还原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与变化发展的趋向，揭示各种各样的历史规律。在阐释的知识图景中通过还原性阐释揭示历史规律，必须将历史书写的史实转场为书写者的认识、言说的逻辑。

　　“逻辑”(logos)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本义为词语或语言。当代语义中的“逻辑”指用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进行理解、言说的思维与表达方式。黑格尔说：“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21)在知识的图景中，逻辑可以在大尺度生活空间、长纵深文化时间的历史中，发现、昭明决定着历史发生、发展之内在、必然的本质联系与演进的总体趋势。在知识的图景中以还原性阐释书写史实、表达史识、昭示规律、构建逻辑，这是形成关于历史的知识基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阐发共产主义原理时，将异化劳动作为逻辑起点，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2)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社会逻辑本质。劳动产品的异化又必然造成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3)而劳动过程的异化又进一步引发劳动本质的异化。人是劳动的动物，劳动使人成为人，劳动使人成为自由的存在，劳动是人的根本规定性即类的本质。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24)劳动成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成为对人的存在与人的自由的否定。劳动本质的异化从根本上造成了人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5)“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26)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大尺度生活空间、长纵深文化时间中，马克思从劳动异化这一逻辑起点出发，还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史实，阐发了全面异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人类所否定、扬弃的趋势，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必然使其灭亡的规律，书写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够实现的历史真理。

　　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历史书写要在大尺度生活空间、长纵深文化时间中阐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因果，释清历史事实的普遍关联，呈现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同时，也要在史实的生活现场和阐释者的现实语境中说明每一个历史真实，阐发每一个历史真实与另一个历史真实的谱系关联。当代历史书写更多时候是对一个又一个具体史实、史识进行谱系还原，建构关于历史的具体知识。“谱系”(genealogia)的拉丁文本义为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在现代语义中，谱系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记述宗族世系或同类事物历代系统的书。二是家谱的系统。三是物种变化的系统。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谱系更典型地表现为来自同一源宗，相同却又相异的抗原特异性过程与形态。在医学中，免疫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依靠这种功能，人体可识别自己与非己的成分，破坏和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如病菌、损伤细胞和肿瘤细胞等)，维持人体的健康，是专门针对某个病原体的免疫。抗原性指抗原与其所诱导产生的抗体或致敏淋巴细胞特异性结合的能力。特异性、抗原性在主体生命内部发展起来，它的强弱与抗原分子的大小、化学成分、抗原决定簇的结构、抗原与被免疫动物亲缘关系的远近等有密切关系。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历史的事件、过程、形态都是相互联系着的独立“这一个”。众多独立的“这一个”史实相互联系并在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下，形成复杂的生成、发展特殊因果，而复杂的生成、发展特殊因果关联又产生“这一个”史实的现状、结果。与揭示历史逻辑中共同本质的规律不同，思想史谱系的阐释，立足点不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同一性而在于史实之间相似性中由其内在抗原性、特异性造成的特殊性。历史的谱系书写要从具体思想的社会历史特殊事件、过程、形态的还原性阐释出发，言明社会历史具体过程、事件、形态的内在现实性因果联系，说清社会历史具体事件、过程、形态各种相交的特殊社会关系。谱系的还原性阐释尤其重视史实具体境遇的特殊来源和发展过程，而非过分强调单一起源与同一性原发过程。在谱系的还原性阐释中，具体事件、过程、形态不是一次性形成的，而是相互交集的社会力量多方面、多量度、多次数的作用结果。

　　例如，古希腊民主制度是如何没落的?如果在还原性阐释中建立起古希腊民主制度与古希腊地缘政治的谱系关系，便可发现古希腊民主制度的没落与古希腊地缘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本质联系。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毁灭了古希腊文化，也沉沦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雅典人以商业为主要生活生产方式，以民主为基本政治制度，以艺术与教育为文化标志。斯巴达人则以农业为主要生活生产方式，以集权为基本政治制度，以军事与体育为文化特色。显然，就社会历史进步的共同本质与发展规律来看，雅典人的胜利似乎更符合一般的历史逻辑，但客观事实是斯巴达人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还原性阐释中，追索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透视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客观性事件的内在具体因果，可以发现雅典人失败的四个特殊谱系节点：一是雅典的强盛主要依靠盘剥古希腊其他城邦。雅典同盟的其他城邦都想利用雅典的失利来摆脱自己的被奴役地位。所以每到关键时刻，雅典就遭到盟友的背叛。西西里战役中许多城市的脱盟就是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雅典的失败。二是雅典的社会存在依托于贸易、商业这种经济形式。长期的战争最先摧毁的就是这种贸易、商业经济形式。失去贸易、商业，雅典就失去了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活生产前提，也失去了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这也许是雅典人最终失败的深层原因。三是雅典的民主社会政治体制可能是和平时代最好的政治制度，然而战争需要高度集权。长期的战争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受到破坏，同时雅典人也没有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习惯和政治经验。雅典人的历史和现实根本无法产生独掌乾坤的专权领导者。所以，雅典在战争中出现的政治混乱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四是雅典人的敌人斯巴达人从拥有雄厚财源和兵力的波斯人那里得到了巨大物质援助，这也是导致雅典人失败的原因。人们在谱系的还原阐释中发现，雅典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一般优势，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变成了具体劣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谱系中，雅典人的失败、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的衰落被真实地显现出来。可见，当代思想史书写中的谱系还原性阐释更专注在不同的社会时空、偶发突变的因素散布、孤岛式的结构状态中不连续的史实的特殊、具体、真实的内在关系。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谱系还原性阐释是在阐释的知识图景中构造历史具体知识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在当代历史书写的学术过程中消除历史虚无主义迷误的关键一招。

　　五、当代历史书写只有推进人类进步、向善才能成为历史

　　当代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思想产生、演进与变化中的文化多样性和阐释者个人思想动机问题。作为文化多样性的客观事实只有转入思想之场，成为思想的结构内容，才能在历史中被书写。而阐释者个人思想动机虽无处不在，但只有汇入大尺度生活空间、长纵深文化时间的阐释知识图谱之中，成为推进人类进步、向善的历史价值，才能真正作为历史而被当代人书写。

　　思想是现实之在、社会实有。在黑格尔哲学的理性高度中，现实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能被主观意识到的现实客观事物是同一件事。存在与意识是同一的。多样性是客观事物与主观意识的现实特征。广义的多样性是指世界上所有存在所各自携带的独特性总和。多样性是事物存在、演进、变化的基础，多样性越丰富，事物的现实性就越强。社会历史的多样性是指社会历史在特定时空中所有社会历史的事件、过程、形态多样化的发展演化、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环境系统等的复杂性总称。社会历史各方面、各层次的多样性使社会历史的事件、过程、形态拥有了动态平衡和变异发展的现状。2005年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的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的语言文字、宗教活动、思想理论、道德伦理、文艺娱乐、风俗习惯的差异性。(27)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了思想的事件、过程、形态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具体思想状况的多样性，不同思想相互关联的多样性以及思想的历史景观与现实境遇的多样性，等等。多样性的丰富度是当代历史书写历史事件、过程、形态的关键之一。在历史阐释中，书写社会历史事件、过程、形态等多样性的丰富度，就在于发现特定史实不同的形成原因、存在状况、表现形式和发展机制的特殊性、差异性。如古希腊早期生活的形成和特点，与其早期文明诞生的地理环境、生活生产基本方式有特殊性、差异性关系。就古希腊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带克里特岛、希腊半岛而言，它面对惊涛骇浪的大海，背依险峻贫瘠的高山，岭多地少，终年少雨干旱，无法农耕，无法游牧。古希腊人只能借助航海，通过海上战争、海上贸易、海上殖民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发展。这种以海上活动为主要生活生产方式的实践，一开始就使古希腊人必须认识大海，征服大海。古希腊文化以人为中心，物我分离，重视对自然的认识，形成对人、社会、自然、宇宙的二元思维方式的传统，不能不说根源于古希腊人与大海共存共助的海上生活生产方式。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所表达的第一句哲学话语——水是好的，也就具有了理性依据。而诞生于黄河中下游盆地的中华早期文明的农耕性质也与地理环境具有特殊性、差异性关系。中国黄河中下游盆地的东面是黄海，西面是青藏高原，北面是荒砾大漠，南面是森林水泽，相对封闭安全。5000年前，黄河中下游盆地尚为亚热带，水源丰富，平均年降水量1200毫米以上。黄河每年泛滥一次，从上游带来土壤，土地肥沃。这一切造就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农耕性质与形态。中华早期先民在此耕种，世代相传，血缘与土地交融不分，天地人神乃为一体，使中华思想天人合一，形成仁礼为魂魄、伦理为血脉、家国为身躯的文化特征。正是中华文化与这种特定地理环境下生成的农耕生活生产方式有着如此内在的结构谱系关系，才有了不同于古希腊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由此，思想的特殊性、差异性可见一斑。

　　在知识图谱中书写当代历史，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中与偶然性相遇。《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界定偶然性：“事物发展、变化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情况。”(28)偶然性是指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硬币长期抛扔，面朝上下的机率各占50％。但就每一次的情况而言，哪面朝上是不确定的，是偶然的。一次扔下去的结果不会改变长期抛扔的结果，却决定了这一次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偶然性是现实性的重要存在方式。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事件、过程、形态而言，偶然性处于客观存在的联系之中，处于因果的关系之中。偶然性有时成为历史的契机，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刻，偶然性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常常成为历史中介和节点。譬如1505年7月2日，马丁·路德在去爱尔福特的途中，经过施托特恩海姆村，突遭雷袭。濒死之际，他向圣安娜求救，如不死，愿当一名修士，终身侍奉上帝，以获灵魂拯救。而这件事使马丁·路德自觉到，拯救人生，只在上帝；教会无用，唯有信仰。后来这一思想成为德意志各阶层的共识，引发了宗教改革思想文化运动。其实，在观察社会历史时，大尺度空间、长纵深时间的历史场面体现着共同本质、显现着普遍规律，但历史的每一个具体事物、过程、形态却常常复杂多样，无序难解。共同本质、普遍规律无法直接阐明每一个史实的特殊性、个体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事先未预想到的情况，甚至偶尔的疏忽、错误，都可能产生惊人的历史结果。如伦琴研究阴极射线时，偶然发现仪器外有一个涂有荧光的板子发亮，他开始以为由阳光引起。但是，在晚上没有阳光时，那块板子仍然发亮。在这一偶然中，伦琴发现了X射线，最终创立了放射化学。美国作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曾说：“历史系统的性质使预测的企图变得复杂了。……人类社会和恐龙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变数。结果，较低组织层次上的小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较高层次上的突变。”(29)这便是“蝴蝶效应”。

　　面对历史事件、过程、形态同共性、多样性、差异性、偶然性、必然性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更重视多样性中的共同性、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同时，马克思也严肃地面对偶然性：“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30)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当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承认偶然性在历史文明形态演化中的真实作用。他将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各种偶然情况放入文明的“挑战与应战”中，在文明的“挑战与应战”中去理解、阐释各种文明形态的兴衰。汤因比相信各种文明之间有着历史的共同性，但它们自身所面临的“挑战与应战”的多样性、特殊性、偶发性是其文明兴衰的根本。一个文明能够成功应对挑战，这个文明就会诞生、成长起来。反之，便走向衰落和解体。遭遇怎样的挑战，如何应战，应战是否成功，这些是无法事先预测的，更不一定必然如此。所以汤因比才说“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起源则是一种交互作用的产物”。(31)

　　结语：消除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昭示人类进步之必然

　　消除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在还原性阐释中重建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其终极价值诉求在于通过生活的至真达成文化的至善。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还原过去、镜鉴现在、指明未来之根本，在于通过当代历史的书写，昭示人类进步之必然。

　　如前所述，历史处处体现着人的目的，人们书写历史必有自己的阐释目的和价值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左丘明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之实，为的是展示“天德合一”之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撰《史记》，冀后来者在“通古今之变”中感悟人生。班固以“天人感应”述《汉书》，意图在“颂述功德”中呈现“中正一统”的国家观。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记录史实，为的是证明人的本位作用。修昔底德笔叙战争，意图说明历史的本质在于既不同于自然又不同于道德的人性。塔西佗录写只要有人就有罪恶的编年史，根本动机却是告诉读者罪恶不会永久，美好终会到来。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也有其文化情愫、政治动机、社会诉求，只是羞于明示或蓄意遮盖而已。

　　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在还原性阐释中重建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需要有正确的书写价值观，这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中将推动历史发展、引领人类进步确立为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的阐释之灵魂。阐释一旦成为思想的历史，便不仅具有思想的主观意义，而且具有社会的客观价值。康德说：“如果一个理性存在者应当将他的准则思想为普遍的实践法则，那么他只能把这些准则思想为这样一种原则，它们不是依照质料(感性欲望及其对象——笔者注)而是依照形式(本体的自由性——笔者注)包含着意志的决定根据”。(32)在康德看来，真正的历史应是抗拒机械作用的自由过程，也是对这一过程的思想，是“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本身”。(33)马克思将历史定位为全部人类的最终解放，而“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34)一句话，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在当代历史书写中还原过去、镜鉴现在、指明未来，昭示人类进步之必然，通过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阐释，以生活的至真达成文化的至善，乃是当代历史书写的根本价值追求。

　　注释：

　　①张政文：《理论转场与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构建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③《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07页。

　　④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⑤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注①。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2-643页。

　　⑧《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9页。

　　⑨《三国志·蜀书》卷35《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⑩《后汉书》卷59《张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7页。

　　(11)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卷3《曲礼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12)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卷24《聘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1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下。

　　(14)《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8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9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14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3页。

　　(18)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2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5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页。

　　(27)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10月20日，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7-02/01/content_5357668.htm，2018年8月10日。

　　(28)《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968页。

　　(29)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47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

　　(31)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3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页。

　　(3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4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