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是如何伤害美国军工业的？_风闻

导读

本文以案例形式解构华尔街是如何伤害美国军工能力的。该文发表后在华盛顿国安圈子广为流传，美国金融界有人怀疑此文是国安圈子的集体创作。笔者翻译此文的目的，是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被短视的金融资本掏空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制造业及其所依赖的科技研发。本译文有删节，原文章始发于《美国保守派》杂志。

本文为翻译，原作者：马特·斯托勒和卢卡斯·昆斯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对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一家名叫华为的中国巨头——提出了刑事指控，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妨碍司法公正和技术盗窃等。中国在电信设备上的统治地位已经给西方的间谍机构造成了危机，它们害怕中国的间谍活动，企图阻止华为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关键的下一代移动网络——5G领域中。

华为针对美国阻止购买华为设备的运动进行了公关攻势。公司CEO任正非称西方的恐惧恰好是给华为产品做的广告：“（华为的）产品太好了，连美国政府都怕。”中国政府当然有兴趣用电信设备进行间谍活动，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任正非关于华为产品说的是对的。华为作为电信设备领域一家历史相对较短的公司，已经占据了全球最多的市场份额，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设备（且不管其间谍漏洞）在市场上最有价值。

从历史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电话是美国人发明的，直到不久之前，美国都主导着这个领域的生产和研究。但在最近二十年里，美国制造商在所有主要电信设备领域都消失无踪了。如今只剩下两家欧洲制造商——爱立信和诺基亚——跟华为及另一个中国对手中兴竞争。

这个关于美国失去领导地位和生产能力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一度充满活力的军事能力和工业能力在许多领域遭到摧毁，已经成了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由于国家公共政策侧重于金融而非制造领域，美国越来越无法生产和维持其经济、军事和结盟所依赖的各种重要系统。**华为只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

国家安全专家规划战备时通常都会考虑拨给五角大楼的预算。特朗普总统的竞选承诺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他和国会自2017年开始也确实这样做了，反应立竿见影。时任国防部长的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表示：“国会意识到了预算的不确定性对美国军队和投身于我国国防的男女军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此后，军事预算逐年增加。

大量的国防预算投入似乎非常合理。根据《2018年国防战略》，美国正在将战略重心从中东武装冲突转向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国博弈”，而中俄在许多领域和美国的技术旗鼓相当。马蒂斯在要求更高预算的答辩中对国会表示：“我们的军队仍然有能力，但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各个战争领域都被削弱了——包括空战、陆战、海洋战、太空战、网络战等。”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竞争优势不仅被削弱了，还有被超越——或已经被超越——的危险。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激增的5G电信设备，这些设备是军民两用的。中国正在对人工智能进行关键的投资，这是另一个竞争领域[1]。他们看起来甚至能在海军舰船上安装电磁轨道炮[2]——这是一项重要的下一代武器技术，美国海军还没能用上。

但是，即便美国军费预算不再增加，也已经比世界排名第2—10位的九个国家军费总和加起来还要多了。这样我们自然就有了第二个问题：我国的军事优势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国防预算，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华为的故事和其他许多故事都说明，回答是后者。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电信设备制造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按照行业分包商阿特拉斯工具公司（Atlas Tool Works）的扎克·莫特尔（Zach Mottl）的说法，美国电信行业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莫特尔的公司一直是AT&T及其下属贝尔实验室的制造商。“雷达系统是在这里发明的，晶体管是贝尔实验室发明的，还有激光。我的意思是，所有兼具民用和军事用途的高科技发明都是从研究部门获得资金的。”莫特尔这样告知本刊。实际上，公司不仅能做出美妙的发明，还有可以制造这些设备的本土工业部门。但现在，由于我们的对手采取的巧妙战略，这种制造能力已经消失了。

但杀死我们的电信设备产业的不是这些对手，而是我们自己的机构——华尔街，以及它加在高管们身上的压力，华尔街要求高管们做出能够影响金融市场的决定，而不去考虑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1996年，AT&T将贝尔实验室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电信设备公司——即朗讯技术公司，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在国会放松对电信领域的管制后，由朗讯作为一家销售高科技电信设备的独立参与者吸引投资者的胃口。朗讯制造了当时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成了与金融市场建立关系的先驱——这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崩溃。

朗讯对股价的关注是根深蒂固的。股票价格每天公布一次，旨在鼓励所有人关注公司与短期金融市场的关系。所有的员工都持有少量“创始人赠与期权”，高管们则得到了多得多的股票以巩固这种联系。理查德·麦金恩（Richard McGinn）在1997年成为公司CEO后，更是专注于金融市场。

朗讯开始收购其他公司。根据两位学者的说法[3]：“所谓的竞争收购的必要性成了维持高股价的‘战略’理由。这反过来要求公司达到或超过季度收入和收益目标，在咄咄逼人的麦金恩的领导下，朗讯的高级管理人员开始沉迷于这些目标。”

朗讯开始变得更有侵略性。麦金恩的下属、一位名叫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的高管开始通过向高风险的初创公司贷款来提高回报率，这些初创公司会回头来购买朗讯的设备。当公司股票飙升时，菲奥莉娜得到了6500万美元的报酬[4]。之后，当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时，朗讯饱受会计丑闻困扰（这本来是设计用来给股东和金融市场留下深刻印象的），开始大规模裁员。麦金恩也被裁了，但他得到了1250万美元的遣散费——作为把美国战略工业资产之一的公司彻底带垮的官方补偿。

二十一世纪初，电信设备市场开始从经济衰退中复苏。用莫特尔的话来说，朗讯的新战略是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在美国继续裁员、在海外雇佣工人等方式来寻求“利润”。最初外包的是电信设备中较简单的零件、包装盒和组装件的生产，但不久后，中国的合同制造商就接手了几乎全部零件的制造。美国的电信生产能力永远无法恢复如初了。

朗讯没有恢复它之前的地位。来自中国的新玩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用着西方技术，以低价格与西方公司进行竞争[5]。而美国的决策者却不关心国家的工业能力，他们允许中国公司占据市场份额，并不在乎他们的掠夺性补贴和技术盗窃。2006年，法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收购了朗讯，这标志着贝尔实验室由美国控制的日子结束了。如今则是华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统治了市场。

许多美国工业基础和国防基础的削弱过程都和朗讯如出一辙。首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尔街的金融家关注的是短期利润、市场支配力和高管薪酬，而不是往往能让公司发展成为垄断生产商的核心竞争力（如研究和生产）。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他们开始将生产外包给成本最低的生产商。这种以金融为核心的方法为中国政府通过补贴生产商、从而战略性地夺取工业产能打开了大门。钱给了华尔街，中国则得到了美国皇冠上的珠宝。

**失去制造能力对美国的研究能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创新不能只是空中楼阁。”莫特尔表示，“它需要建立在稳定的增量变化和从基础制造中学到的知识的基础上。”**电信设备都有双重用途，可以用于民用或军事目的。失去电信设备工业基础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设备失去了其军事能力。

这一损失远不仅限于电信设备领域。跟在我们的工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小规模制造商和分销商谈谈，就会听到对这种金融掠夺和离岸外包的危险的担忧。比尔·希基（Bill Hickey）是其家族金属产业分销、加工和制造的负责人，数十年来，他亲眼目睹了这场崩溃。希基的客户包括“每个用得到钢铁的人”——从卡车、汽车、农业设备制造商到体育馆和军方。

希基和许多制造商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惕。“大家都对中国的2025年计划感到不安。”他指的是当前已经引起华盛顿的国安智库警惕的中国计划，“其实中国以前就有2020年计划、2016年计划、2012年计划。”举个例子，美国紧固件和铸造行业已经损失惨重，而它是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关键输入。美国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晶粒取向平轧电工钢的制造能力，而这一产品是生产高效电动机必需的特殊金属。制造美国航空母舰的铝现在通常也来自中国。

希基讲到了美国是如何失去其潜艇舰队的。他与一位负责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伊利诺伊号潜艇舰队的海军上将聊过，上将抱怨说美国每年要退役三艘旧船，但同期只能造一艘半新船。特朗普的军事预算足够每年造两条新船，但扩大生产的话，美国就没有能力进行高质量铸件的制造了。支持这种生产激增的供应链应该到民用工业界去找，但它已经离岸外包到中国了。“你不能运营真正的能年产三艘潜艇的高端铸造业务。”希基表示，“你就是做不到。”这种转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华尔街——或者希基所谓的“杠杆收购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收购了制造工厂，把它们转移到了中国。

“从事制造业的美国中产阶级和所有的能力、机床、知识，在股价推动下都变得毫无价值了。”他这样说道，“生产能力是国家的宝藏。如果不能生产，就无法消费，也无法保卫国家。”

失去国防工业基础

但崩溃的不仅是军民两用的工业制造基础。我们赋权华尔街和离岸外包的政策也损害了直接为军队生产武器装备的专业国防制造基础。

这种损失有多普遍呢？2018年9月，国防部发布了对其供应链的分析报告。结果说明了我们供应本国军队的力量已经变得多么脆弱。

报告中列出了几十项具有军事意义的项目和给料，但它们只有一两个国内生产厂家，或者根本没有。许多生产设施都归属财务十分脆弱、极有可能被关闭的公司所有。部分风险来自有限的生产能力。如全国只有一条制造砂浆管的生产线，而某些海军飞机零件只有一家公司可以生产——而它最近刚刚申请破产。

所有产品都面临着风险——从箔条到曳光管再到高压电缆，船用配件，阀门，卫星和导弹的关键给料，甚至帐篷材料。由于美国已经不在关键的工业领域进行生产，随着传统劳动力的退休，相关工程技术和生产技能也逐渐消失。

更令人不安的是对外国（通常是敌国）制造和供应的依赖。报告表示：“中国是弹药和导弹制造中使用的多种特种化学品单一或唯一的供应商……突然发生灾难性断供的话，将破坏国防部的导弹、卫星、太空发射和其他国防制造计划。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替代品可供使用。”其他依赖外国供应的例子还包括电路板、夜视系统、电池和空间传感器等。

历史还在重演。九十年代，当华尔街瞄准民用工业基础时，同样的金融趋势也改变了国防工业。早在近年发生的冲突之前，金融压力就导致许多国防工业基础做出了重点转移——从技术工程转向了金融工程，结果导致业内一些知名公司从未制造过任何国防产品。它们没有创造技术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却创造出了制造垄断的新方法，来占国家安全的便宜。

TransDigm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自称航空产品的设计者和制造商，但可以更准确地被描述为垄断设计者。TransDigm成立于1993年，最初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这是一种投资业务，根据其收益电话会议的说法[6]，公司的使命是为股东提供“相当于私募的回报”，其回报远高于股票市场或其他标准投资工具。

**TransDigm为股东实现回报的方式是收购政府所需的名不见经传的飞机零件的唯一或单一来源供应公司，然后将价格提高至原价的八倍[7]。**如果政府不肯支付这笔费用，TransDigm对于军方因为没有购买这些零件导致任务失败或人员损失的风险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谴责。军队成了人质，经常不得不支付赎金。TransDigm使用这一模式来欺诈美国政府，将毛利率提高到了高达54.5%。放在大图景下来看，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的利润率分别为13.6%和10.91%。TransDigm在许多方面都像马丁·史克雷利（Martin Shkreli）经营的制药公司，它买下稀有疗法，再用高价讹诈那些没有这些疗法就活不下去的人。今年早些时候，TransDigm刚刚收购了剩下的箔条供应商和曳光管的两家供应商之一[8]——它们都是国防部供应链脆弱性报告中提到的产品。

TransDigm在2006年被国防部总监察长发现操纵零件市场[9]，随后2008年而再[10]，今年而三。它目前还面临着美国政府问责署的另一项调查[11]。

但TransDigm的股价却始终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华尔街热爱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占了谁的便宜并不重要。**我们接下来要引述TheStreet网站在2019年3月进行的分析[12]，它是在最新的监察长报告之后发布的，直接引用了报告中担忧的许多事实，当做投资者的利好消息：

“该公司现在是它所服务的终端市场80%产品的唯一供应商。供应链中90%的产品都由TransDigm专有。换句话说，该公司垄断了航空业未来三十年运营所需的零件。……经理们对为股东盈利有着独一无二的动力，他们的业绩令人羡慕，2009年以来，该公司股价上涨了2503%……。”

欺诈国防部是件大事。TransDigm的执行主席尼古拉斯·霍利（W. Nicholas Howley）在2019年五月的众议院监督听证会上遭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联合质问。实际上，该公司在某些零件上获得了4000%的超额利润，从美国纳税人手中窃取了大笔财富，霍利本人2013年的总薪酬超过了6400万美元[13]，在全国所有CEO中排名第五，2018年也超过1300万美元[14]，这使他成了有史以来薪酬最高的CEO之一 [15]。在五月的听证会后不久，该公司同意自愿向五角大楼退还1600万美元的超额费用，但同时公司股价也接近了历史最高位。

成立于1997年的L3 公司采用了一种手段不同但破坏力相同的方法来垄断国防部的合同。据该公司前CEO弗兰克·兰萨（Frank Lanza）称[16]，L3起初想靠收购狂潮成为“国防工业的家得宝”（译注：美国家得宝公司为全球领先的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英文名为The Home Depot，其特点是建材商品种类齐全，能为建筑装修提供一站式销售服务）。如今，**L3则利用其公司规模、政府内部联系、为联邦雇员提供L3的高薪职位等手段击败竞争对手、赢得合同——哪怕对手拥有更加创新、价格更优惠的产品[17]。**这种做法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共和党议员——特德·巴德（Ted Budd）和已故的沃尔特·琼斯（Walter Jones）的愤怒，他们在2017年发现L3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以私人经济利益的名义公然行贿，并明显无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 [18]

和TransDigm一样，这也不是L3第一次遇到麻烦。它由于为国际商业利益使用政府系统中“极其敏感的机密信息”，被美国政府暂时中止了合同[19]。它为部分飞机显示器提供了假冒的中国零件，却没有通知国防部[21]，因此遭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严厉调查[20]。它还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2560万美元的和解费用 [22]，以补偿公司多年来明知故犯地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士兵提供有缺陷的武器瞄准具。

但同样和TransDigm一样，L3尽管麻烦重重，却仍在蓬勃发展。2017年，当该公司得到一纸更新空军电子干扰飞机的开放式合同时，阿诺德·邦奇（Arnold Bunch）中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小组会议上阐述了空军的逻辑[23]。他说L3是唯一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的公司。“他们有所有的工具，所有现有的知识，还拥有做这项工作所需的建模和所有信息。”他这样说。

换句话说，由于L3的垄断地位，空军已经没有其他公司可以选择了。这种系统由金融业设计出来，以牺牲创新和国家安全为代价来奖励垄断和并购，而这一系统实际上成了他的首选。因此，尽管我们付出了大笔军事预算，实际军事能力却在减弱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笔钱并没有用在国防上。

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当潜在敌手用华尔街来控制我们自己的五角大楼开发的技术时，我们的国防预算就会被用来对付自己。

没有比中国收购稀土金属工业更好的例子了，稀土金属工业对国防和电子行业都至关重要。在最近的贸易战中，这个话题经常上头版，但很少有人讨论我们稀土行业依赖中国的背景，——和电信设备一样，在金融界将整个稀土工业送到中国之前，美国曾是世界稀土工业的翘楚。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防部投资开发了一种技术，来使用现在称为的稀土磁铁 [24]。这项投资如此成功，以至于通用汽车的工程师们用五角大楼的拨款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稀土磁铁[25]，它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几乎所有高科技军事设备——从智能炸弹和战斗机再到激光和通讯设备——所必需的材料。而且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投资收益并不仅限于军方，这种稀土磁铁也使得手机和现代民用电子产品成为了可能。

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磁铁的价值。邓小平在1992年曾提出其著名言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26]，以强调他在中国采取的稀土战略的重要性。这种战略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操纵华尔街来控制稀土行业。

华尔街对国防合同和国防工业的过度控制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外国对手可以介入美国金融机构的地方，它们都可以介入我们的国防产业。

在2018年的军事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卡罗尔·希亚-波特（Carol Shea-Porter）代表谈到自己在委员会任职的六年中，金融业关注的重点与爱国主义之间始终存在冲突。她在答复对国防工业部门外包的担忧时，提到一位CEO曾告诉她“必须对股东负责”。

这位CEO不得不对其负责的股东是谁呢？经常是中国。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M. Harris）[32]是全球市场专家，曾在国务院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过，她研究了最近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战略投资激增现象[33]，发现中国已经系统地瞄准了美国的绿地投资，“技术产品（特别是半导体）、网络研发和先进制造业”。

[译注：“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创建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来源：MBA智库百科]

这种趋势一直在加速发展，直到最近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2009年至2015年间，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800% [34]。”哈里斯这样写道。随后从2015年到2017年，“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翻了两番，从2014年的128亿美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约456亿美元[35]”。

这些投资是直接经由华尔街进行的，在争取削弱特朗普在和中国人谈判时的强硬立场方面，华尔街就是主要的游说团体。华尔街的银行没有对某外国势力在我们的工商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表示担忧，而是再度跟随阿奇·考克斯走上了轻松回报的道路。

简而言之，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工业的重要股东，而且他们选择性地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希阿-波特议员发现国防工业的CEO无法关心国家安全，因为他们“必须对股东负责”，这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了。但事实上这可能还意味着CEO们无法关心国家安全是因为他们必须对中国人负责——这就应该被提到我们国家安全讨论的首位。中国、华尔街和我国国防工业基础之间的联系或许就是我们的军事优势正在削弱的原因。哪怕在美国的创造力依旧蓬勃发展的领域里，成果往往也都流向了中国。

总之，看重短期利润[40]和垄断[41]的金融业和它们无视国家安全、一心谋取利益的意愿，已经损害了我国的自卫能力。

我们是如何****落到这一步的？

信不信由你，美国以前就曾经落到过这一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金融家们出于个人目的，用类似的方式操纵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不仅阻碍创新，还损害了美国的国防能力。在当时独裁统治不断崛起的越来越危险的世界里，美国的军事准备正在衰退。

今天的关键军事技术是人工智能或无人机，但三十年代时是飞机。与当今许多数字技术一样，飞机也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大部分成果却流向了他国。原因也和如今华尔街造成的问题差不多。三十年代的美国航空工业，是被银行家之间为从相关专利权中获利的争斗破坏的。

1935年，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准将告诉国会，美国没有一架飞机可以对抗“一流力量”。他说：“这是一种可耻的状况，原因完全在于专利之争。”缺少航空能力反映了广泛的工业问题。垄断者担心失去对价格的控制权，不肯投资工厂来生产足够的钢铁、铝和镁来做战备。

罗斯福新政对此进行了调查，到二战爆发时，罗斯福政府还处在持续的反垄断运动当中。纳粹战争机器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加剧了当时的关键技术——重工业的垄断。1941年，反托拉斯部门的助理司法部长诺曼·利特尔（Norman Littell）向印第安纳州律师协会发表了他称之为“德国入侵美国企业”的演讲。

利特尔认为，纳粹运用法律手段——如专利法、股份所有权、虚拟公司和垄断联盟等——将权力扩张到了美国。他说：“从飞机上轰炸，把一家重要企业炸得面目疮痍，与（通过垄断联盟）让它从一开始就无法生存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声音大小的区别。”

纳粹利用其美国子公司监视美国工业能力并窃取技术，如对讲机、坦克间及地对空无线电通信系统、美国陆军和海军开发的短波装置等。他们利用专利或垄断联盟来限制不锈钢、碳化钨和燃料喷射设备的生产。战后，美国军方表示，纳粹的化工垄断企业法本公司（I. G. Farben）影响了美国在“合成气和油、染料、炸药、合成橡胶、薄荷醇、赛璐玢及其他产品”方面的生产，并企图让美国在某些类型的电气设备方面“完全依赖”于德国。

纳粹利用了当时的工业系统，它和现在的工业系统一样，是根据短期目标进行组织的。但罗斯福新政看到了其中的危险，开始通过直接向工厂融资、征收超额利润税、通过银行监管和反托拉斯诉讼削弱洛克菲勒、杜邦和梅隆帝国的权力等方法削减金融家的权力。根据航空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法案，他们将飞机制造商与航空公司分离开来。战争期间，反托拉斯部门负责人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和受他影响的人试图结束国际垄断联盟并放宽专利规则，部分原因便是因为它们导致了纳粹对美国工业的控制。

战后，全球垄断联盟与国家安全漏洞之间的联系成了美国贸易和军事战略的重要驱动力。美国追求全球化，但当时的全球化与今天有两点区别。首先，战略家们会努力阻止全球垄断联盟的再次出现；其次，他们会努力在工业上与盟友而非敌国密切交织。因此尽管跨国公司遍布西方，但它们的生产部门和技术开发部门却不会坐落在莫斯科或其他战略竞争对手国内，这与我们如今和中国的关系不同。

在国内，反牟利机构和规章制度防止了腐败的发生，特别是当国防预算占据美国研发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国防部的采购机构——国防后勤局——权力很大，监督着采购和供应方面的问题。五角大楼有权迫使唯一来源产品的供应商——也就是具有垄断地位的承包商——向政府透露成本信息。国防承包商的财政健康很重要，但产品价值对纳税人和国防工业全体员工也同样重要，要有能力提供有助于国防事业的优质产品。

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基础分散确保了冗余和竞争，而强大的联邦机构拥有数千名定价和谈判方面的专业员工，确保了价格合理。国防部甚至拥有专门工具所有权，可以在有专门备件需求的垄断市场（这正是TransDigm公司擅长的领域）中制造竞争。数十年间，美国精心维持着这方面的权威和专业，在二战、朝鲜战争、越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都为装备美国士兵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上世纪八十年代，罗纳德·里根开始允许华尔街自由控制经济，但仍阻止它们控制国防基础。但学者们开始讨论，让这样一个庞大且昂贵的谈判机构来和承包商打交道是否合理，或者是否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合作”的方式。商业顾问认为，如果五角大楼能够“减少对抗性，更加信任大家，就能成为更好的客户”，这样就可以节省开支[42]。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论点得到了新的共鸣。比尔·克林顿接受了里根在民用经济方面的概念革新，并将其推进到了国防问题上。1993年，国防部官员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召集顶级国防承包商的CEO们开会，告诉他们由于冷战支出减少，他们将不得不合并成更大的实体。他在这场军事圈所谓“最后的晚餐”中表示，“要么合并，要么蒸发”（Consolidate or evaporate）。前海军部长约翰·雷曼（John Lehman）表示：“工业界领导人谨记了这一警告。”1990到1998年间，他们将主要承包商的数量从十六个减少到了六个；分包商的合并则翻了两番。它们还放宽了“唯一来源（即垄断）合同”的规定，削减了国防后勤局，导致数千名对国防合同有深入知识的雇员离开了这一公共部门。

承包商越来越多地要求改变采购规则。克林顿政府批准了更改相关法律，根据《洛杉矶时报》所说，这一做法去除了政府确保“公平竞争和低价”的传统目标。他们推翻了罗斯福新政将美国军事力量与金融家分离开来的做法。

政府还敦促国会允许外国绕过《购买美国产品法》向美国出口武器[43]，并要求采购官员不再询问成本数据。这样，大规模的离岸外包得以实现，企业也得以彻底提高价格。

这种环境吸引了私募股权商人，大部分国防工业将重点从航空工程转向了金融工程。从1993年到2000年，尽管冷战军事支出急剧下降，国防工业基础和军队内的工人人数也有下降，但国防股的表现却居于标普500之上。

现在，美国国防机构又悄悄地陷入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困境。尽管它在武器系统上花费了大量资金，得到的却经常是不合格的设备。它依赖的主要供应来源可能与潜在的敌对力量有业务往来。这个问题是如此之大，如此之毒，如此之难，甚至极少有立法者愿意正视它。但中国力量日益增加的显而易见的危险，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忽视它了。

修复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是可以改善的。华为靠掠夺性定价取得的成功向全世界的决策者展示了，如果不保护我们至关重要的工业能力会出现什么情况。去年，国会加强了负责审查外国投资和并购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特朗普施加的关税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就中国的钢和铝产能过剩问题引起早就该进行的讨论，而丹·利平斯基（Dan Lipinski）这样的民主党代表则强调重建本土的制造能力。

就国防基础本身而言，每个例子——从TransDigm公司到L3公司，再到中国对美国的商业渗透——都引起了国会议员的注意。泰德·巴德和保罗·库克（Paul Cook）是其中的共和党代表，杰基·斯皮尔（Jackie Sprier）和罗康纳（Ro Khanna）则是民主党代表。他们并不孤单。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民主党代表蒂姆·瑞安（Tim Ryan）也和罗康纳一起要求对TransDigm集团进行调查。

此外，两党如今都关注生产状况。目前的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最热心的合并反对者之一[44]，他于1996年通过了一项修正案，阻止五角大楼为国防合并，也就是他所谓的“通过裁员获得回报”， 提供补贴。另一方面，特朗普已经要求国安部门和贸易官员再次重视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

国防官员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5年，在五角大楼的简报中，时任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在回答有关洛克希德公司收购西科斯基飞机公司（Sikorsky）的问题时，强调了在国防工业中不进行“过度整合”（包括所谓的垂直整合）的重要性[45]，因为它“对国防市场不利，因此从长远来看，对纳税人和作战人员也没有好处”。卡特的收购负责人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也指出了“对国防工业在主承包商级别做进一步巩固合并”带来的“重大政策担忧”及其对创新的影响[46]。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决策者不能认识到生产能力的价值。时至今日，本文中强调的许多问题仍然被看成是由于能力削弱或下降造成的孤立情况。但这些问题——诸如创新能力下降、边际质量、价格上涨、冗余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国防工业缺乏竞争、研发投入减少等等——不是孤立的，而是工业金融化和垄断化的结果。是时候采取新的战略姿态了，我们不仅要重视在军事预算上正确投入，还要确保金融界不会掠夺我们的投入。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本土工业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我们不能再允许华尔街掠夺它。我们要站在整体角度看问题，这样能让我们在民用和国防基础范围内进攻金融势力，并重新恢复我们的国家安全能力。

我们可以使用许多杠杆来重排国家优先事项。有了更高的新预算的国防部，应该有更多权力来促进竞争，打破国防联合集团，限制国防承包商过高的利润，授权负责承包的官员获得成本信息，并阻止对供应商的私募股权收购。国会可以让国防部重获它曾有过的专门工具所有权，这样就有权在有专门备件需求的垄断市场中制造竞争。

在民用领域，重建工业基础需要积极的国家动员战略。这意味着政府要大力投资以重建生产能力，采取选择性关税以防止中国或其他外国的掠夺，还要重新制定法规以阻止华尔街的金融掠夺，并加强反垄断执法以阻止对市场力量的利用。

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工业能力是公共福祉，而且华尔街那些短期行为者已经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漏洞。私营企业对我们的国防固然必不可少，但公共部门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国防组织，保护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免受掠夺性金融的侵害。几十年来，华尔街安排着不只是国防承包商的财政状况，还有我们在国防立场方面的能力。这一实验已经失败。现在该觉醒了，不然就将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