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都说长城内外打得你死我活，但其实他们一直有着秘密的往来_风闻

来源：一席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以前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的，崭新的历史研究课题。而且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也可以产生出很多新的历史解释。

在生活世界中发现历史

2020.6.6 北京

大家好。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印象，认为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和古籍文献打交道，因为在大量的古籍文献当中保存着非常丰富多样的历史信息。但是慢慢地人们也认识到，这些故纸堆中保留的历史并不都是真实发生的过程。

这些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都有时代的局限，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真实地，或者客观地记录历史。特别是，不管史料是多么浩如烟海，多么丰富，它和实际发生过的历史过程相比，也只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

那么历史是不是只能从这些古籍文献当中找到呢？

20世纪我们中国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历史学家叫顾颉刚，他小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问题。在他家里吃饭用的餐具当中，有的画着《百子图》的图案，其实这在中国的过去是非常典型、非常普遍的，不光是在餐具上，还有很多书画中也都会出现这一主题。

▲ 历史学家顾颉刚

这幅图说的是西周第一位天子周文王，传说他有100个儿子。顾颉刚先生小的时候就怀疑，一个人哪怕是皇帝，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小孩呢？

于是他就开始去查书，结果就发现，在古籍文献当中能够找到的真是周文王儿子的其实没有几个，包括周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等等，不超过十个。

▲ 百子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就再去找，最后发现在《诗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他一看恍然大悟：喔，原来这是个误会。

这个传说是说周文王的夫人的品德非常好，她继承了文王的母亲的优良美德。这样的女性可以生很多孩子、有很多儿子。所以这完全是一种吉祥用语，是一句祝福性的话，并不是历史上的周文王真的有这么多的儿子。

历史研究发展到了近代以后，考古学诞生了，考古学工作者的努力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远远地超过了文献描述的内容。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甲骨文，即殷商卜辞，还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到了更晚，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秦汉时大量刻有文字的竹简，我们称之为简牍。

除此之外，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和墓葬也让我们知道了在很久远以前，在数千年以前人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有一位学者就提出，考古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二重证据。

虽然从古书和古物出发去寻找和发现历史，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研究和了解历史的方式，但是这有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种误会，有可能让我们把现在生活的世界与我们所关注、研究的历史区别、隔绝开来。这会导致我们不能非常好地理解历史。

江南的“山歌”

我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一个是江南地区在历史上有一种民歌被人们称为“山歌”。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曾经编写过一部叫做《山歌》的书，在书里他收集了很多民间老百姓传唱的歌谣。我们在阅读其它文献时大概能知道什么是山歌。

比如在宋代的苏州地区的一种地方志《吴兴志》里，提到了唐代著名的诗人刘禹锡的《竹枝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有情”这样的诗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里记载说，在南宋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讲诗歌的书叫做《苕溪渔隐丛话》，苕溪在浙江的北部，今天的湖州地区，最后汇入到太湖当中。

《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在书里讲，我当时在苕溪上坐着船，夜间在水上航行时听到有人唱吴歌，就是江南地区的民歌，在这个歌里听到了刘禹锡《竹枝歌》的后两句。这说明刘禹锡的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来源于民间歌谣，但是其他句就不是了，其他句就是当地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写的其它的歌词。

这部南宋的文献说当时的舟人，就是划船的人或打渔的人，以及砍柴的樵夫唱的歌谣就是山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疑问，山歌不应该是山区的人唱的歌吗，为什么江南水乡的民歌会叫山歌呢？

我们只有到了文献所说的地方的情境里才会知道其中的原因。江南水乡的很多地区都把湖里的岛叫做山，比如太湖七十二峰指的其实是太湖里的岛屿。所以江南水上人唱的歌才会叫“山歌”。

什么是“峒”？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什么是“峒”？

“峒”也是对一种地形的描述。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里，经常会提到某某洞主。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首领被称为洞主。比如《三国演义》在描写七擒孟获的故事的时候说“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水浒传》里面也有一回的回目，就是标题，叫做“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因为那边都是崇山峻岭，那这个洞是不是就是山洞呢？他们是不是躲在山洞里面？实际上当我们到了这一带地区一看，或者再跟老百姓一聊，我们才知道这个洞并不是山洞。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在南岭地区，湖南的南部郴州地区的一个“峒”。它四周环山，但是从一条很小的路进去就会豁然开朗。里面往往是一个山间的平原或盆地。小一点的峒里面可能有一两个、两三个自然村，大一点的可以到七八个、十几个自然村，这样的地形就叫做“峒”。

不到那个地方去，根本没办法理解古人在书里面写的那样的情况。他们在书里还说这样的地方其实物产很丰富，可以种稻子。这个地方原来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直到后来汉人进来，王朝国家把军队派进来以后，这些少数民族才慢慢地都退缩到了海拔更高的山区去。

所以这样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尽管只是两种地形或者地名，如果我们不到当地去，光靠读古书、读典籍理解就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我们就经常地带着学生，还有一些年轻的教师在全国各地深入到一线，看看这些地方究竟生态环境怎么样，人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和周围地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就像从图片里可以看到的，这些地方可能保留下来很多古代的碑刻，甚至在一些村民家里还保留着大量的世代祖辈传下来的自己乡村里的文献。

但是看了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怎么去理解它们？这些人又是怎么去利用它们的？原来很多人不认字，但是他们为什么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我们经常要去跟他们聊天，去问他们，有时候在田间地头碰到农民去干农活，会耽误他一点时间，向他了解在他脑子里有印象的时候，这个地方种的粮食怎么样、产量如何等等。

这样就让我们眼前突然有了一片开阔的新天地，我们可以不仅仅通过文献，特别是官方文献、官修正史才能够认识历史。那些历史往往是朝廷，是知识分子精英、士大夫希望我们知道的历史，还有更多的历史是那些书里没有记载的。

长城脚下的碰撞与交流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蔚县。蔚县在今天属于河北张家口地区，它的历史很悠久，在唐宋时期是当时中原王朝的边陲地区，中间有一段时间曾经作为所谓“幽云十六州”的一部分，被割让给了契丹。

到了明代的时候蔚县正好处在长城的沿线，在长城以内的脚下，当时叫做蔚州。在明代，关外即长城以外是蒙古人，长城以内是明朝，双方长期处在交战的状态，关系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看到蔚县县城的城墙只有三面有门，北面没有门。北面对着长城以外，要防范蒙古人的进攻。在北门上面，当时明朝军队的负责人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很大的，像寺庙一样的建筑，叫玉皇阁。希望玉皇大帝来保佑他们应对长城以外的蒙古人的挑战。

不光是县城，当我们到蔚县的乡村里去看时，发现很多的乡村到今天还是这样子的。村子外面也都有墙，叫做堡，里面的街道像城里一样是个十字街。这张图片是从南向北看到的，在我们面前横着的这条是东西方向的，在这条十字街的中心也有两个小庙，一左一右。

同样地北边也没有堡门，而是一座高高的庙，有的是关帝庙，有的是真武庙。真武是镇压北方的神，关帝是武神，代表了军队，这非常符合国家的礼制。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明朝这个地方有大量的驻军，今天普通老百姓居住的村落，在明朝的时候很多是由军队和他们的家属驻扎着的。看这些我们就知道，当时长城沿线两边的关系确实比较紧张。

但是如果我们到村落里面，去看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大量的材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紧张关系之下，关外的蒙古人和关内的明朝士兵之间还经常有贸易往来，只不过名义上是被官方严禁的，因为双方是敌人。但是由于老百姓存在商业的需求，他们私下里还是经常悄悄地秘密地进行贸易，这基本上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

过去大家讲到长城内外都是说双方打仗拼得你死我活，但是**民间的需求、生存的需要造成了一种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合法，但是实际上一直存在的民间的交流。**到了晚明的时候，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我们通常叫做“隆庆和议”，在这之后一直到清朝，民间的和官方的商业往来都打通了。因为到清朝，蒙古地区也被纳入了版图。

所以我们在蔚县这样一些汉人生活的地区的寺庙里可以看到很多蒙古穿着打扮或者是藏传佛教的形象，这说明双方非常熟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非常频繁，蒙古从明代中后期也都开始逐渐地信奉了藏传佛教。

大概二十多年前，我们在一个普通的院落门口发现一块石头，那块石头上写着“一百七”。我经常拿它来考学生，考他们这块石头是干什么用的，大家都随便猜，其实这块石头是一个练力气用的石锁。后来一问果然这个院子在清朝的时候是个镖局，正是因为有了商业的发展才会有保镖这种职业的应运而生。

从一个侧面，从这样一个实物、一个不起眼的东西能看到什么呢？首先可以看到双方的紧张关系，经商做买卖都要私下进行，如果被抓到还会有祸端。从这样的状态一步一步地逐渐地顺应老百姓的生存的需求，同时也顺应国家的需要，逐渐地开放，形成了商业互通往来的状况。

所以到了清代以后，从张家口到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有一条张库大道，南方的福建武夷山的茶叶也会通过这里向蒙古地区运送，甚至通过蒙古出口到俄罗斯。

如果不到这个地方去，很多具体的过程就不知道，甚至可能会有错误的印象，认为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战争区和交战区，两族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非常敌对，事实不是这样的。

清代“改土归流”的背后

刚才我们是在北方的长城脚下，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到南方去，下面一个例子讲的是贵州的东南部，也就是黔东南，这个地方也非常有意思，很多事情是我个人在去之前很不了解的。

在清代的雍正年间，国家实行了一个政策叫“改土归流”，原来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用土司来进行管理的间接的管理方式，到这个时候开始普遍改成由中央派遣流动的替换性的官员来替代世袭的土司。

但是究竟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中间有没有障碍、是不是很顺利，老百姓个人是怎么应对这样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是不太清楚的。

我们到了黔东南的锦屏县，到了老百姓的苗寨和侗寨里，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交通非常不便利，要坐很长时间的船，还要爬山。到了大山里面，我们看到老百姓几乎每家都保存着大量的图片当中展示的摊在桌子上的买卖木材的契约文书，这真的是非常震撼。到今天为止，经过很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大概收集到数以十万计的，从明代到清代的契约文书。

从这些契约文书里可以看到他们怎么种树、怎么伐木，然后怎么进行交易。这说明在清朝甚至明朝的时候，那样一个当时非常偏僻、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实际上已经跟全国的商业市场连在一起了。

我们在去那些村寨的过程中，在清水江上坐着船走，当地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崖壁上有一块碑叫“奕世永遵碑”。这个奕世永遵碑是清代中叶，大概嘉庆年间写的文字。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修水电站，水位上涨已经把这块碑淹没了。

这块碑讲到在清代中叶这个时候，从内地相对北边一点过来的商人，比如从安徽来的非常有名的徽州的商人，还有江西的商人、陕西的商人，这些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大的商帮会到这里来购买木材。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套规矩，有所谓的主家，就是这些村寨里的苗人和侗人管着这条江，因为他们是种木材卖木材的源头，有很大的权力。

由于买卖的规模越来越大，时常会有一些纠纷，所以这时候还出现了一些中间人，就是所谓的山客。这些中间人其实是另外的一些苗人，他们会讲当地的语言，很容易沟通，他们同时又会和汉人打交道。大家经过商议共同地达成了协议，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把协议刻在了崖壁之上。

在这个地方，从内地过来的商人，不管是从徽州来的，还是从陕西来的，都不可以在此停放木排，那是山里面的人放木头的地方。只有到那里去才知道山里的人是怎么从山上顺着坡，把木材滑落到江边，然后再由江边的人把它们打捆成排。

这块碑确定了一个位置，不可以随便紊乱，也不可以随便抢占。达成这么一个协议的背后，实际上标志着这样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和中国的非常广阔的地区已经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木材最后顺着长江先进入湖南，从湖南汇入到长江的干流，然后慢慢漂到比如南京这一带，然后在南京就可以顺着京杭大运河的北段进入山东，更多的可能是流入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富庶的江南地区。至于木材在这些地方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通过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以前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的崭新的历史研究课题。而且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也可以产生出很多新的历史解释。

比如以前关于长城内外、关于清代的改土归流，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到了生活世界当中去看，跟老百姓去了解、看他们家里面藏的东西、听他们讲他们祖先的故事，可以产生出很多新的历史解释。

我们在全国各地跑，在每一个地方做很长时间的田野工作、田野调查，大概已经有了三四十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样的努力，通过田野调查，让我们知道历史和我们生活着的现实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它是一条割不断的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