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外传》里佟掌柜每月只给伙计二钱银子，真的少吗？_风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作为一部在本世纪初“影响一代人”的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里一幕常充满欢乐的桥段，就是“同福客栈伙计们领工钱”。别看只是“二钱银子”，但每个拿到钱的伙计，都乐得满脸开花。典型善使“葵花点穴手”的老白，经常把“二钱银子”往怀里一踹，颠颠跑出去“喝两口去”，满满都是幸福感。

那放在真实的明代历史上，《武林外传》里的“二钱银子”，也是这么充满幸福感？参考《武林外传》里“同福客栈的老井是正德年间的”这一元素，可知其故事背景是在明朝中后期。这也恰是明朝人彻底摒弃“宝钞”，把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年代。城市里的明朝人日常上街，随身都会带着剪子，专用付钱时剪“碎银子”，另外还有“戥子”，用来称银子的重量。白花花的银子，渗透到明朝生活方方面面。

诞生于明朝中后期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里，也以趣味的桥段，描绘了“几钱银子”的重要性：“二师兄”猪八戒从高老庄跋山涉水走到狮驼岭，总算攒了五钱银子的私房钱，找银匠“煎在一处”，做成“四钱六分一块儿”的碎银子塞在左耳朵眼里。这么一笔“牙齿上刮下来”的小钱，猪八戒连“买了嘴吃”都舍不得，就想着“买匹布儿做件衣服”，还被孙悟空连哄带吓骗走了，心疼得满身肥肉都哆嗦，连骂“天杀的弼马温”。

堂堂“天蓬元帅”，都对“几钱银子”如此看重，何况“同福客栈”的那几位伙计？

那么这“二钱银子”，在明朝购买力到底如何？也可以参考明代另外几本古典名著。比如在《金瓶梅》里，潘金莲买一坛“金华酒”要三钱银子，买猪头猪蹄要二钱银子，吴月娘买“请众人吃了一日”的螃蟹，也是三钱银子。落魄的西门庆女婿陈经济在酒店里要了“四盘四碟”加两大壶“橄榄酒”，一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可见，假若《武林外传》里的老白想“喝两口”，稍微添个菜，这“二钱银子”就不禁花。

如果说《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是明代漕运发达的临清地区，“物价高”情有可原。那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就更有代表性。以《万历会记录》《宛署杂记》统计，万历年间明朝的大米价格，基本都在每石（约72公斤）0.8两左右。上等猪肉要两分银子一斤，上等羊肉一分五银子一斤。活肥鸡四分银子一只，活鹅两钱银子一只。白棉八钱银子一斤，白麻四分银子一斤，普通铁锅两钱银子一口……

也就是说，“同福客栈”的这点“工钱”，放在万历年间，基本买两只鹅就没了。如果不是管吃管住，这么点钱，真是不够糊口。

那么在真实历史上，明朝的“伙计”们，工资水平又如何？在当时的明朝各个手工产业，已经流行“按日计银”。比如在作为榨油重镇的浙江嘉兴石门镇，油工们每天可以拿到两分白银，一个月就是六两。而以《宛署杂记》统计，北京周边窑厂的窑匠，每天工钱是七分白银。北安门搬运工的工资是每天三分白银。衙门里的马夫薪水高，每年能拿四十两白银。总之，技术类工种往往“待遇好”。

所以，倘若是真实的明代史上，以“同福客栈”的薪金水平，如果不多来点“情怀”，“喝两口”都差钱的伙计们，恐怕没几天就得跑光。

而这样的“薪金水平”，除了缩影了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外，更带来了许多关于明朝兴衰的重要信息。

首先一条，就是农民负担问题。白银成为明代法定货币后，农民纳税通常是用银。但银价的变动，哪怕“天下承平”的年月，也往往叫农民苦不堪言。如前文所说，万历年间的大米价格，正常情况下都在0.8两左右。但每到农民纳税时，由于农民急于要把手中粮食脱手，所以粮食价格往往暴跌。以《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里的统计，万历年间时，每次“收税季”，粮食价格常暴跌一倍左右，“三个月后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

这样的结果，往往就是四个字：谷贱伤农。

如此一来，被“伤”了太多次的明朝农民，为了完粮纳税，往往就扔下土地跑出去挣银子。以《宛署杂记》的作者沈榜的叹息，就算是北京周边的农民，当时安心种地的都很少，有的或是跑去“薪厂煤窑”，有的干脆“公侯厮养”，所获得的收入，比起种地来真是“岁倍计”。《西园闻见录》也描绘了这样的后果：“京师土阔人稀……两县编民百无一二”。天启年间时，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发现原本肥沃的耕地，竟因无人耕种而荒废……

而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就是明朝银子“越来越不值钱”。

明朝中后期，正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航海时代”，东南沿海的经济贸易红红火火，丝绸瓷器糖果纸张棉布等“大明制造”汹涌奔出国门，源源不断赚着全世界的钱。仅仅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一地，中国商船17世纪时，平均每年就要在当地赚走价值100万比索的白银。而以西方学者弗兰克等人的研究，1800年以前，中国从欧美日本至少赚走了近五万吨白银。中国境内流通的“法定货币”白银，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

但这么多白银涌入中国，另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白银的贬值：以学者彭信威的观点，明代的金银比价，在明初时是一比四，到了明末时一度到了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暴跌的银价，原本就带来了明朝物价的上涨。就以明朝的“军饷”来说，万历年间招募一个普通士兵，每年大约要花掉十八两白银。而到了明末崇祯年间，一个士兵的“年薪”竟高达三四十两。单这个负担，就是成倍增加。

而随着大量农民“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外加银价的上涨，明末的粮食危机，也是越演越烈：到了崇祯年间，即使是富庶的东南地区，粮食价格也在疯涨，苏州的粮食价格到崇祯年间，几乎涨到了每石三两银子以上，比万历年间翻了数倍。这样的“比价”，再看看晚明触目惊心的天灾，明末的大乱，已经可以找到缘由。

尤其可悲的是，那么多白银涌入了明王朝，但明朝的国家税收，依然紧紧盯着“三饷”，从土地里刨食，以至于穷农民们不堪重负。明末北方农民每年的差役钱，诸如河南等地都涨到了一顷地12两银子。以学者陈卜的叹息，明末北方有100亩地的农民，每年勤扒苦做，就算风调雨顺，“年收入”竟还不够交徭役差役的费用。只看这个就明白，某些明末精英斥责苦农民“不做安安饿殍”的嘴脸，何其无耻。

同样可悲的是，一方面是农民们“安安饿殍”都做不了。另一面“前明多富家”，汹涌的白银，叫士大夫们的财富滚雪球般膨胀。嘉靖年间的大贪官严世蕃曾说，家产五十万两白银以上的家族，就是大明朝的豪族。可明末的无锡苏州松江地区，诸如“钱家”“华家”等“精英清流”们，每年仅地租收入就近百万两白银。家家“收债急于纳税”。一面是王朝风雨飘摇，一面是“精英清流”们富得流油，咄咄怪事，注解了晚明大厦将倾前的乱象。

亮闪闪的“二钱银子”背后，多少反思在其中。

参考资料：商传《走进晚明》、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张准《从 金瓶梅 看明代后期白银流通及货币购买力》、高寿仙《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货币中国史》、梅朝荣《评 金瓶梅 品明朝社会》、侯会《食货 金瓶梅 ——晚明市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