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时代背后——管窥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角_风闻

*/*原标题：21世纪：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

今年是2020年。至此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正好五分之一。

在这二十年里，时代在变化。这个即将逝去的时代，是一个浪漫、乐观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人类会怀念他；这也是一个疯狂、野蛮的时代，贫富差距、金融危机、生态恶化、公共卫生灾难轮番出现，人类必须驯服、超越它，追求更加平衡的新时代。[1]

在激荡的世界风云背后，我们试图寻找一丝契机，寻找一种逻辑。然而我们所做的首先应该是要能看见这个世界，再去试着读懂它。

一、两超格局稚形逐渐显现 集团式对抗再示锋芒——中美关系与“新冷战”

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不断上涨。2020年中国GDP总量已经是俄罗斯十倍左右，与美国的比值也在不断接近于1。[2]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PPP，2010年美元不变价）来看，2017年中国GDP已经超越了美国。[3]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者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有着多种研判，包括中美冷战论、和平共处论、竞争博弈论等等。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法，“我始终认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始终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平共处抱有希望，并没有与美国直接展开冲突的主观目的。因而，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做法。

中国的实力上涨所引发的中美相对实力格局变化与美国自身所面临的处境的改变，共同导致了近二十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再调整。9·11过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将工作重心转向中东，主观上需要与中国在反恐等领域进行合作，客观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发展，给予了中国宝贵的十年发展时期——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一直到201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堪称“中国奇迹”。

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因而高谈“重返亚太”战略，试图“亡羊补牢”，重新关注这个东方的崛起大国。有学者将这个阶段界定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strategic competition）阶段”。以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所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4]可惜的是，决心重建美国作为亚太支配强权地位的奥巴马，低估了军事撤出中东的困难，也低估了他的战略核心——贸易协定——面临的民粹主义敌意。[5]民族主义者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国内的右派反华、仇华分子在政治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驱动下再次拥有了一席之地，不断尝试着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模式按照主观目的与客观作用大致上可以分割为三个层次，即政治上、经济上与意识形态层面上。当然，虽然我们人为的划分了层次，但是这三个层次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大部分的对外政治目的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完成；经济活动会受到政治行为的影响；意识形态层面的操作又以明面上的政治与经济为依托。经过简单的梳理，美国对华大致的行为如下：

经济层面，在直接对华贸易上，以煽动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试图要求在华美实体经济回流、保护本土企业发展与限制中国技术发展。中美建交41年来，贸易上期被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现在竟然成为动荡源，可见中美关系沧海桑田之变。[6]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政府甚至提出“全额负担美国企业的回迁”。因此，在美国政府逐渐构建关税壁垒与中国自身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的共同作用下，即在由政治经济两个层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杠杆变化下，资本家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将调整上世纪所转移至中国的制造业定位，将目光更多的投向劳动力相对更加低廉而且近年不断发展的东南亚地区。当然，这在中国发展2025制造计划，积极推进产业革新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今天，究竟能对中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同时，美国也积极联合其老牌盟友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例如封杀制裁华为、限制中美高校人才流动等等。当然，在中国占据技术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单方面封闭对于自身的危害似乎更大一点。

在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与相关的经济体系协定过程中，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当明显。在早年谈判的TPP协定上，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如果不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将有处于劣势的危险”；“如果美国不能敲定并实施一项与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将产生经济真空，而中国将采取行动填补这块经济真空”。[7]然而，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天，美国就宣布退出了TPP，这与美国本身面对的民族主义浪潮有关。同样，美国与欧洲签订的TTIP协定，关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市场透明度等内容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内容。再如，2012年美国与澳大利亚牵头启动了TiSA谈判，并且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试图将中国排挤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之外，以此达成把中国整体逐渐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外的目的，或者让中国不得不有条件的被动接受美国主导的体系，就像上世纪末中国的全面对接与转轨一般。

中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作为回击，中国积极推进RCEP的谈判并取得了有效进展。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也在积极破坏这一进程，例如2020年6月印度在美国指使下借助煽动民粹主义、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契机，明确表示不会签署RCEP；此外，中俄等国共同倡导亚投行建设，包括英国、以色列在内的美国传统盟友纷纷提交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申请。李巍认为，中国在是排除区域外力量建设中国主导的区域治理体系还是与美国共同治理亚太地区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8]但是目前来看，这与中美关系大局一样，还是要看美国自身的选择。TPP与RCEP两个贸易竞争体系的倾轧最终谁会胜出，无疑取决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在政治层面。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强化盟友关系，连接全球亲美势力。同时继续联合其传统西方盟友遏制中国，如唆使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制裁针对华为。以G7为核心的传统工业大国以及所谓的五眼联盟不断在香港、台湾、涉疆涉藏等中国核心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在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的相关决定后，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断逼近中国海岸线，英国也声称要“派出航母”，试图以此迫使中国让步。

出于联手抗衡西方大国联合打压中国的需要，中国则不断加强与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强化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努力促进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双边交流以达到维护自身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的目的。同时在一些非核心问题上，尽量避免与欧美大国正面冲突。当然，在核心问题上，中国不是1999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时的中国，也不是2001南海撞机时的中国。2020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多次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驳斥国外有关荒唐言论、多次宣布对负责对台军售的企业实施制裁，证明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的决心。目前来看，美国在对华战略上的中国国内政治层面的操刀空间十分有限。2020年七月实施出台香港国安法也基本将最后的一点漏洞补上。

在意识形态层面。由美政府与政府资助的NGO（非政府组织）所主导的颠覆活动愈演愈烈。即使是应该客观理性的美国学术研究者，也有意或无意的沦为了美国政府意识形态攻势的有力武器。通过媒体、学者等等，不断宣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造成了较大影响。“威权主义”一类带有贬义色彩与强烈偏见的词语被广泛使用。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代表的美国政客，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宣扬“中国威胁论”与“冷战思维”，大规模的攻击抹黑污蔑中国各方各面，其频率之频繁，以致于有中国网友误以为蓬佩奥等人是专门负责中国的美国官员。美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以意识形态为杠杆撬动大规模的反华运动以遏制中国成长，煽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个方面，单纯“论战”的话，中国学术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明显缺乏与美国意识形态工作者正面回击的决心与力量。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仍然被美国略压一筹；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有所欠缺的体现。例如在“民主”概念上，民众学者不能很好的区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内部假民主的概念，非常容易被误导。我们需要引导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先从基本的理念做起，构建好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体系。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恰恰也是出于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开战”的需要。

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政客争先恐后的抹黑中国，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这从侧面体现的是他们对于自身体制的极度不自信。一个正常国家的民族自信不需要依靠抹黑污蔑别国来建立。如果需要，说明 这个国家的民族自信已经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步。

从整体上来看，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但又极为复杂。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必须要有充分的估量。[9]构建制度化的中美双边关系显然符合多方利益。但是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降”的今天，中美难以开展进一步的对话合作。双方分别面临着来自国内的民粹主义压力，虽然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美国国内，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某些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真的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吗？

目前中美关系虽然不断下落，但是仍然不太可能完全重回美苏冷战模式。根据人大重阳金融研究所做的一份调研，62%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真的在发动对华“新冷战”。同时，82%的中国学者认为，像美苏那样状态的“新冷战”是不可能的。[10]相信就像上述中国学者那样，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我们需要且能够抛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避免针锋相对、几乎完全对抗的冷战在中美之间重演。目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全球市场的成长已经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阻挡。冷战是意识形态对立与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的产物，依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将世界割裂成两个部分。在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交流早已跨越了意识形态差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大对立的全球环境已不存在了[11]。但正如上文所说，贸易既可能成为“压舱石”，也可能是“动荡源”。既然美苏式冷战几乎不可能重演，那么如何避免以及应对更多政治经济层面的“新冷战”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可以肯定的是，从单极向多极的过渡时期是动荡的、混乱的。过渡时期，崛起大国和现存大国都比较忧虑、恐慌，崛起大国恐慌被遏制，现存大国恐慌被取代。疫情期间，中美博弈空前激烈，动荡迹象初现。基辛格说，疫情结束后一些国家制度将被认为是失败的，这种观点是否客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12]

二、地区分化冲突明显 民族主义或成背后逻辑

在美苏冷战时期，除了被迫“站队”以谋求自身生存，六七十年代所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是中小国家试图在美苏博弈的罅隙中努力寻求生存、获取更大利益的做法。在苏联庞大的联盟轰然倒塌后，不结盟运动一度陷入低谷，许多中小国家不得不依附于美霸权主义，难以保证自己的主权完整、经济军事独立。在中俄关系逐渐升温、联手抗衡北约东进的，逐渐形成新的集团式对抗的今天，不结盟运动的理念再次登上国际关系的舞台。但是同样，由于集团式对抗再显锋芒，“站队”政治与不结盟运动同时浮现，导致了地区阵营力量的分化。当然，不结盟运动从冷战时期尼赫鲁、铁托时代发展至今，变化是巨大的。当时“不结盟运动就是一种结盟”[13]，而到了现在，不结盟运动更多是代表着一种“利基外交”的理念。

冷战后，国际关系发生变化，全球化与跨国主义得到发展，但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地区热点问题等也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握地区问题、热点问题的主导权，需要与中小国家展开合作，与此同时，大国之间就某一问题、议程存在分歧矛盾，中小国家则能借机展开外交，从中获利。[14] 利基原为企业管理学概念，即指“有获得利益基础”。我们借用这一概念，将这种行为特征称为“利基外交”。

通过观察亚洲、非洲、拉美、中东等多个冲突热点地区的中小国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利基外交”的行为与传统的“站队政治”并存于地区。在现阶段，由于中国逐渐崛起，缩小中美相对实力差距，国际政治领域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大，导致更多的国家倾向于“利基外交”。在某种意义上，“利基外交”与站队政治并不冲突，甚至乎站队政治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利基外交”。在本文的语境下，笔者所描述的“利基外交”更倾向于在不同阵营之间寻求利益空间，以此对比固定阵营获取相对稳定利益的“站队政治”。由于“站队政治”与“利基外交”的操作对象主要都是中美法俄等大国，因此将多以大国角度进行叙述。

在亚洲，特别是东亚与东南亚地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等继续奉行亲美政策，在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焦头烂额之时，印度选择“勇敢的站出来”以“给中国找一点事情做”，可谓是“忠心耿耿”。泰国、新加坡等与中国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国家则选择偏中或中立；美国不断拉拢巴基斯坦，但短期内联系到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端与印巴冲突，巴基斯坦仍倾向于维持对华关系以寻求地区支持；朝核问题未来愈加扑朔迷离，不由得让人猜测“激进的外交政策，是夜郎自大的自欺欺人，还是运筹帷幄微妙的地缘政治操控？[15]”菲律宾总统近期废除美驻军条约，意在向中国靠拢，并意识到南海问题美国这个后盾并不强大且短期内难以解决。当然，在南海问题上，一些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还积极谋求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希望通过东盟的集体力量来与中国进行南海问题的谈判，也是出于增强谈判筹码的考虑[16]；日本试图摆脱美政治影响，但由于安倍政府一贯的右翼思想与钓鱼岛问题，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共难以与自民党形成政治共识，但由于发展需要中日间经济交流火热，例如此次疫情下日本民间对中方的大力援助。整体来看，除了日本、韩国等老牌强国坚持巩固与美国利益同盟以外，大多数小国都倾向于选择“利基外交”的操作模式。

在欧洲，北约目前内部貌合神离，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北约已经“脑死亡”。欧洲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以牵制美国，并试图成为另一大极点，但由于政治、军事的一体化长期未能实现，加之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使得欧洲前进的脚步举步维艰。同时部分高福利国家陷入高福利危机，内部经济萎靡不振，急需和平稳定的环境振兴经济，对于争取国际利益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学者指出，欧盟大国并不是完全与美国“同心同德”。例如马克龙“已成为高举戴高乐主义旗帜的旗手”[17]。同时，希腊、意大利等亲华势力出现，说明我国在欧洲影响力不断上涨。而乌克兰自冲突爆发以来则是夹杂在俄美的政治博弈之中，目前泽连斯基偏向亲美，但是乌克兰政府与民间不乏亲俄势力的存在，因此政府只能在俄美之间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以达利益的最大化，但就长期而言，乌克兰被俄罗斯与北约同时视为前进的桥头堡，很大概率会被迫做出选择。乌克兰及克里米亚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宝地”。同样，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利益上，被欧美视为“侵略”的行为也不会得到西方的轻易容忍。

在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惠及非洲各国，并有长期的经济援助。因此，非洲的亲华势力占绝大多数，并与中国政府与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和平崛起支柱的重要力量。

在中东，长期的宗教、种族冲突与国际利益的分配不均导致了战乱的持续存在，公共安全产品的缺失处境与难民、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问题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情势，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博弈空间。综合多种因素，中东成为了全球各大政治势力博弈的主战场，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在内的多国均在中东驻军，不同程度的干涉地区进程与扶植代理人。叙利亚政府军由俄罗斯支持，反对派真主党等则由土耳其与美国支持，近日而言政府军稍占上风，但土耳其出面阻碍，俄土双方几乎亲自动手；伊拉克完全是美国战后留下的烂摊子；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矛盾在美国极度偏袒以色列，出台“新中东和平计划”的情况下愈加尖锐，但我国在这方面秉持中立，与巴以双方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犹太人在“哭墙”前为中国人祈祷，让中国网友着实感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实力较强，出于产油国的特殊地位考虑，虽偏向美国，而且有一定的美国驻军存在，但始终与各方面保持着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而非敌对。伊朗由于其什叶派的独特存在与意识形态的特殊，加之长期与美国的敌对关系与试图改善关系的努力失败，只得依靠中俄支持，企图通过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打破美国制裁并恢复伊核协议的正常履行，毕竟伊核协议可以说是现阶段平衡各方利益的最佳选择。特朗普政府企图打破平衡重构协议体系以获得更大利益，甚至乎不惜直接斩杀伊朗苏莱曼尼将军引发国际社会极大震荡。这是包括中俄在内的大多数国际社会反对的，可惜英法被美政府所拉拢，启动“伊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恢复制裁的先决流程），意在向伊朗施压谋求进一步利益；阿富汗则是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塔利班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让美国人碰了一鼻子灰。关于恐怖组织，“美国的武力干涉加阿拉伯监狱，这才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茁壮成长的原因”。[18]从民族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人、波斯人与犹太人历史上本身就存在大量的矛盾与利益分歧，与近代以来在中东兴起的民族国家理念交织在一起，共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总体来说，中东战乱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可以说各占五成。昨日的欧洲，自称带着文明启迪的任务来到中东；今日的美国，则堂而皇之以民主自由使者之名到中东大开杀戒。[19]

在拉美，中国采取的政策与非洲类似，但拉美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与政治施压更多，除了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亲华，大部分选择中立或者稍微偏袒。绝大部分国家还是奉“利基外交”理念，在中美俄之间试图寻找利益平衡点并发展自身。由于国情所限，一些盲目采取资本主义道路、开放市场的国家如阿根廷遭受了较大的经济危机，处在发展的危险期。委内瑞拉则是各方博弈的焦点所在，选举产生的总统马杜罗由中俄支持，自立为总统的瓜伊多身后则是美国的支撑，但是我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并不过多参与其政治博弈。2019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了马杜罗总统就职仪式[20]”，表达了中国的微妙态度。同时，也不愿意撕破脸皮，维护我国在委内瑞拉的能源与商业安全，近日来看，瓜伊多被他自己的反对派逐出议会，恐怕是已经过气。委内瑞拉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竞争的典型代表，长期与中国保持了较好关系。查韦斯执政期间曾多次访问中国，时任国际主席江泽民也曾访问委内瑞拉。

简单分析2020年的国际关系大事——1月3号一发导弹炸醒了世界，苏莱曼尼被斩落马下；伊朗导弹击落乌克兰客机，迷迷糊糊事情至今余波未散；悄无声息扩散的一波病毒，让全国封锁举全国之力抗击，对世界体系造成巨大影响；一个白人警察跪杀黑人，震荡全球；美国接连退出《开放天空条约》、WTO，放弃续签THE NEW START[21]；就连印度也跳出来，在中国边境心怀祸水；俄罗斯公投成功，修改宪法清零普京任期……这一长串的事情，似乎毫无关联，起因结果也不尽相似。伊朗局势是美国霸权的结果，引发新一轮僵持；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然爆发的意外事件；印度是居心不良的莫迪当局，在美国的授意下动手动脚；俄罗斯是普京当局重塑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大改革方针体系，属于彻底的俄罗斯内政。但是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的事情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推波助澜的影子。虽然我们分析的仅仅只是2020年上半年，但是事实上，民族主义，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已经悄然无息的渗透进了全球各地。

当全球化的发展至一个新阶段，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的红利越来越少，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要求要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同等的经济发展权力，对西方的权力体系产生冲击。再加之近年来西方的制度与治理能力遭到了巨大的考验，并且并没有交出能够令民众满意的答卷。因此，煽动民粹主义以骗取民众选票就成为了政治家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者的上台似乎是必然的：特朗普、鲍里斯、默克尔、安倍晋三、莫迪……

全球化与西方治理困境可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呢？近日印度与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的冲突沸沸扬扬，虽然印度没有在中国这里讨到任何的好处，反而碰了一头的灰，但是如果站在执政集团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印度民众的注意力迅速从政府糟糕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上转移开来，开始加入声讨、抵制中国的大军。以民族主义地轻巧被执政集团利用以达成其政治目的。再如2020年初伊朗政府高喊的“为苏莱曼尼报仇”的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其反美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在掩盖其经济发展差劲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家煽动民粹主义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粹主义还是美国等国维持其全球霸权的工具。（美国）把民主原则推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强硬的现实政治政策，支持任何支持他们的可靠领导人，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国家领导人（通常是民族主义者）网络，他们会将华盛顿的需求放在本国人之上。为了巩固支配地位，华盛顿建立起了一个世界性的附属精英体系，这一体系是美国领导全球的阿基米德杠杆。[22]美国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援助、军事支持或者别的手段控制当地精英，使其利用民粹主义维持美国的霸权。这一点在印度、韩国等国比较明显。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份文件，1946年2000年，超级大国们通过竞选资金和媒体造谣干涉了117场选举，占世界范围内国家选战的11%。瞩目的是美国，它进行了89次干涉（占总数的70%）——包括意大利的8次选举、日本的5次和智利与尼加拉瓜的数次干涉。[23]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曾指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因为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发展问题连到了一起，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24]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盲目的、极端的民粹主义根本上是不利己的。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民众受到了其认知能力的局限，与政治家维系其短时间内民意的需求一起构成了民粹主义。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在不同地区也发生了“变异”。在美国，除了通俗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成为了更大的炸药。虽然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并不是同等概念，但是二者也包含相似的逻辑。在现在的美国，白人至上的理念正在遭受美国公民社会新理念的挑战。虽然有学者认为这是尝试克服美国传统歧视种族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不妨将其作为另一种种族主义的浪潮。这场种族主义浪潮并非来源于政治影响，但是会对美国接下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冲击。例如这直接引发的侃爷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有没有背后利益集团的种族主义考量，是不是像某些学者猜测的那样是共和党的竞选伎俩，还不得而知。

在中国，民族主义体现为“人民主义”，基本上已经跳脱了早年砸东风日产那样的不理智格局；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理性的看待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对于西方政客的抹黑也有了相当的免疫力。在新冠肺炎爆发之时，中国能够全国上下一心、听党指挥、团结互助，最终打赢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狙击战，不能不说里面没有人民主义的影子。人民主义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党和国家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体现。可以说，人民主义是将民族主义进行有利引导、升华出新的结果。

整体来看，世界短时间内能够跳脱民族主义的影响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不会。民族主义的延续可能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寿命。它最终将对世界和平发展起到有利还是有害作用，我们尚不能下结论。

三、  中国政策评析：立足现实国情 尽显大国担当

从上面我们对于世界格局与中国政策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国际方针有以下几个特点：

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抓住了现实需要。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中东地区，我们相较于英美法等大国，参与的国际利益分配并不多，但是我们的政治存在在逐年上涨，这是东方国家实力上升所带来的必然变化。我国之所以不直接参与地区竞争，一是我国一向奉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例如就连21世纪以前，我们都因此不愿意派遣维和部队；二是我国当前综合国力尚处于上升阶段，内生有足够的动力，和平发展有足够的潜能，不需要以武装冲突、政治胁迫等手段获取更大利益；三是我国目前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不适宜与英法美日等大国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展开正面冲突。在现阶段，如同俄罗斯一般开展与欧美的地缘政治直接对抗，既不符合我国外交理念，也不符合我国的当下需求，同时会极大地破坏我国的发展进程。在这方面，中国为世界贡献了超过40年的和平发展，不应该被破坏与忘记。

我国的外交彰显大国的担当。我们首先是积极承担了应尽义务，在联合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下认真的行使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我们在为亚非拉小国提供的国际援助中，有不少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是无偿援助，而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这方面，不像是某些人所说的“花钱买道义”那样，而是达成了道义与实际利益的相统一。一方面，我们帮助他们，是一种共产主义中国际主义的体现，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只是苏联以来，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同时，这也是一种共赢，他们发展起来了，是对世界市场的贡献。我们是在帮他们创造需求，然后转换为我们中国生产端供给侧前进的杠杆。这是真正的合作共赢，真正的互利互惠。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救市。这4万亿虽然维持了中国市场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客观上也造成了以钢铁为代表国企的生产过剩。“一带一路”建设在帮助全球建设的同时，转移了我国国内过剩产能，避免了上世纪末国企“下岗职工潮”的出现，是实实在在的“互利共赢”。这一点，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不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概括，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现了共产党人全球的视野与担当，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于全世界人民的一种赤诚。美国人是尽一己之力阻挡全球发展以维持霸主地位，中国人是集全球之力共同发展努力争取领先世界。一己之力，纵使再强大，也是有限的。集众之力，则可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外交政策不断调整，不断优化，与时俱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二十年，发展的速度难以想象。2000年至2020年，我们的GDP大约翻了11倍。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样需要不断的调整与转变。在以前，我国外交很大程度上要为政治利益服务，比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等，这是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客观需要。而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市场的今天，在一个中国原则得到深度认可、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今天，我们的外交变为为政治、经济双重服务。政治方面主要与国外反华势力作斗争，尤其是美国反华势力，在国际社会上为我国赢得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经济上则是大大促进了跨国企业与贸易的发展，比如我们的使馆，很多都为在国外的中国企业牵线，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创造条件、穿针引线。

总体来看，一国外交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系国家发展利益。另一块是与地缘挂钩的外交行为，主要为国家权力在领土外扩展服务。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25]可以看出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外延趋势。

四、  探访国际制度逻辑与“四色国际体系“理论

在今天以国际制度竞争为主题的国际关系新世界中，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霸权守成国的美国是两个核心主要角色，国际体系中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几乎都是由这两个国家所驱动的。[26]因此，分析中国与美国所主导或倡导的国际体系（制度）就变得至关重要。笔者根据现行的国际体系，借用简单的颜色概念，用以描述不同国家行为模式的特征。

“黑色国际体系”，主要用以描述非世俗国家或宗教占据意识形态主流国家的外交行为模式。“黑色”用以联想伊斯兰主义的传统用色。包括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具体以伊斯兰国家为主。其中以领土完整、人民主权、国家主权等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理念与真主主权、“乌玛”认同、“吉哈德”思想等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和国际关系理念以及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显得格格不入。[27]伊斯兰主义按照（非）穆斯林统治将世界分割为两个部分，认为所有的穆斯林应该属于一个超民族、超国家的伊斯兰共同体，并声称穆斯林的使命就是通过所谓“圣战”统一“非穆斯林”地区。。20世纪80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冲击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扣留52名美国外交官与平民长达444天，史称“伊朗人质危机”。伊朗人质危机被视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现有的国际法、国际体系的践踏，是伊斯兰国家试图构建“黑色国际体系”行为的典型体现。但是20世纪以来，“黑色国际体系”逐渐受到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与同化。这一方面是9·11之后美国大举进军中东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国家推进世俗化的作用。现在，“黑色国家体系”大多被视作伊斯兰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的行为特征，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伊斯兰版的民粹主义。

“白色国际体系”，主要指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及其确立的宗旨与原则。包括规定的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主权国家享有的的权利与义务等等原则。选择“白色”是因为“白色国际体系”代表着国际体系的理想状态，事实上，在实践中，干涉内政、国家发展利益不平衡、巧取豪夺等等行为层出不穷，联合国的宗旨没有得真正的落实，也缺乏对于大国有足够约束的国际公共产品，如国际法。小国为了维系自身的独立发展，要求“白色国际体系”的落实、发展或改革，但是遭到了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老牌强权国家的阻力。

“灰色国际体系”，主要用以描述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老牌强国的行为模式。包括扶植代理人（战争）、干涉国外选举、卷入地区冲突、非法支持别国反对派、实施颠覆活动等。由于其非法性与隐秘性，故称之“灰色国际体系”。灰色国际体系是平行于联合国机制的行为模式，例如美国绕开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有时候甚至会破坏现有的合理“白色国际体系”，例如特朗普政府拒绝批准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构的上诉专家成员，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灰色国际体系”实质上是服务于霸权主义的国际体系，为维系大国特殊利益与超然地位提供便利，对全球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金色国际体系”，用以描述中国为主的，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模式。同时，在国际合作层面也以发展的互利共赢为前提条件，与西方国家的攫取式扩张发展形成对比。“金色国际体系”不追求国家安全的绝对性，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实质是建立在“白色国际体系”基础上的国际行为模式，并且超出了“白色国际体系”的约束性范畴。中国在现阶段奉行“金色国际体系”，一方面是符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方面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金色国际关系”建立了中国与世界的友谊，但就像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所说的那样，“文化友好政策的谬论在于一种天真的幻想，认为在国际权力政治中，国家合作源于人民的相互好感。但回顾人类五千多年的外交历史，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幻想。国家联盟的建立源于地理和力量平衡，而不是感情。即使真的存在友情，也是政治合作的结果，而非其原因。[28]”因此，现阶段的“金色国际关系”不是一个童话，但我们要努力防止他变成一个童话。

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不同，具有排他性。地球就好像一面墙，除非将其割裂成不同部分，否则往上涂什么颜色的颜料必定会起冲突。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加之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必要性，国际体系的冲突几乎是必然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29]我们处在一个不同国际行为模式相互倾轧的时代，最终是不同的颜料融合，还是覆盖，尚且不得而知。

五、未来展望：和平崛起不可阻挡 中国声音势必更强

二十一世纪，刚刚才过去五分之一。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不可阻挡，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导致欧美大国无法在经济影响深度广泛的情况下不顾一切代价的阻碍中国成长，而且，除了作为一超的美国，从利益制衡上来讲没有人极度拒绝中国的成长。忧虑是有的，苏联的所作所为就摆在他们的昨天；因此，中国的崛起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和平崛起。

只要我们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继续发扬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那我们的崛起，就是不可阻挡的。只要中国政府始终如一的尊重各国的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原则，始终抱着开放的心态与世界交融，那我们的崛起，就是无法遏制的。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已经在历史中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

今年慕安会的主题叫“西方缺失”。问题是，西方是真的缺视，还是本就不应该存在？世界体系需要重构，而且它也实实在在的正在重构。东方需要更多的话语权，世界需要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中国也要听到更多的与世界交融的声音。世界无法缺少中国声音，这同样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只有不断交流，才能破除意识形态的偏见与误会，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0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亚洲表明，国家主权原则与开放和全球化并不矛盾。”[30]我相信，中国能带给亚洲的，也可以带给这个世界。

六、坚持多边主义 深化合作共赢

国际政治体系的重构取决于综合国力的相对变化。中国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执政党及其自我革新的理念。共产党人懂得“稳”与“进”的辩证关系，不断打破阻碍社会进步的旧制度，不断的发掘僵化的体制机制，不断发展与充实马克思主义，这促成了中国的不断进步。

我愿意相信，有了中国深度参与的世界体系，一定是一个海纳百川、多边辉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开放世界。

[1] 牛新春，《从新冠疫情管窥国际政治新旧时代转换》，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四期

[2] 世界银行，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件。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7日

[3]世界银行，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件，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name_desc=false，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7日

[4]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美】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美国全球权力的兴衰》，小毛线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P186

[6] 牛新春，《从新冠疫情管窥国际政治新旧时代转换》，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四期

[7] 转引自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Ibid.

[9] 吴建民，《顺势：吴建民谈外交》，中信出版社。

[10] 人大重阳，“【调研】62%学者：美国在发动对华‘新冷战’；90%认为……https://mp.weixin.qq.com/s/BIw7ljHe0Xm0CrukYyuGmQ。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6日

[11] Ibid.

[12] 牛新春，《从新冠疫情管窥国际政治新旧时代转换》，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四期

[13] 笔者初中历史老师，邓锋纲语。

[14] 王琛，《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载于《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18年第四期

[15] 追溯，《写在朝鲜战争70周年：你有多相信这个国家？》，观察者网风闻社区，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34878&v=1594887705668。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6日。

[16]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 戴高乐主义是法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所推行的一系列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策的统称。其典型体现之一就是挑战美国霸权。田小惠、王硕，《试析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洲主义思想》，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4期

[18] 【美】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的崛起》，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出版。

[19] 张翠容，《中东现场：揭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9年1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3355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7日

[21] NEW START，全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于2010年签署的双边裁减核武器条约，旨在限制两国保有的核武器力量。2011年2月5日生效，有效期十年，2021年2月5日将到期。

[22] 【美】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美国全球权力的兴衰》，小毛线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P38

[23] Ibid，P30-31

[24] 转引自谢立忱，《当代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研究》，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25] 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报道。“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7日。

[26]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7] 谢立忱，《当代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研究》，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28]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王珊、郭鑫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P248-249

[29] 2020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题为《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的报告摘录。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专栏，2020年6月1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63578_1，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6月18日。

[3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26日报道，“普京：亚洲正在恢复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1910031029735436/，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