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钢 | 清王朝对疾疫的认知与应对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清统治者对于流行疾疫的认知，大体上仍停留于天人感应的范围内，对于季节和环境等引起疫病，也有一定认知。同时认定人群聚集、战争和灾荒等都是促成疫病流行的原因。清政府应对流行疫病的惯例和举措，除了特别关注痘疹外，还包括疫情上报规矩、季节性清理监狱、关注军队疫情等。在京畿地区和各地，由官员和政府机构在中央支持下进行疫情救治，同时对疫区进行钱粮蠲免，对参与其中的士绅进行褒奖。这类举措既有富有成效的一面，也有流于形式的情况。

作者简介：潘洪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刊：《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上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字记录中，已有关于疾疫的记载。至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于流行疾疫的认知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如明末清初人吴有性从医治瘟疫的实践中总结出疫病性质，“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近年来，在医疗史、社会史的研究中，关于疾疫救治的具体研究不断深入，清代医疗史的讨论中，具体对某时期某次瘟疫的具体研究，为数不少，但总体上观察专制王朝对疾疫的应对，似嫌不足。有清一代，仅《清史稿》的记载，自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2）的228年中，即发生较大的疫情300次，不可谓不多。其间，清王朝统治者对疫病的认知与应对，亦应为学人研讨与关注。本文仅就清王朝最高统治当局对疾疫的认知与应对，作一点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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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与历代专制王朝趋于一致的认识是，疾疫的发生和蔓延，与国家政治是否清明密切相关，瘟疫的发生和蔓延往往是上天示警的表现。顺治十七年上谕中说，“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今上天示儆，亢旱疠疫，菑眚迭见，寇盗未宁，民生困瘁，用是痛加刻责，实行省改。”显然，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眼中，疫病频发，是政治不清，上天示警所致。这种认识并非孤立的表述，入关后诸帝历来都有将疫病流行与政治挂钩的表达。康熙帝谕曰：“阴阳不和，盖由人事失当。思欲感通，必须处置得宜。”而雍正帝将此类对灾疫的认知推演到极致，雍正六年四月，针对山西部分地方水旱失调，“流行疫气，户多沾染”的情况，当地官员“虔肃修省，设坛祈祷”。雍正帝在官员的奏折中批示说，“大凡祈祷，先当省察吏治刑名，有无宽猛失宜，致干和气，勤恤民隐，返身思过，此为最要。若徒饰仪文，以私心求吁，究无益也。敬之，敬之。”显示出将灾疫等与吏治刑名联系的思路。同年九月，雍正帝从占书中得知河南陈州等地可能会发生灾情，如果三日之内得雨则灾情得解，即致函田文镜询问具体情况，并说，“陈州系河南地方，田文镜居官清正，其境内不应有灾。……天人相感之理固应如是。”在批复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折时，雍正帝指出，“从来善政可以消灾，乃自然之理也，天道感应不爽，朕信之最确。”此类朱批，为清帝亲笔，声称笃信不疑，是将天相示警与灾疫联系的明确表达。后世诸帝，亦多有此类思想。直到同治时期，京师瘟疫流行，仍然称为上天警示，“且自上月以来，京师疫气盛行，至今未已。朕虽年在冲龄，实深恐惧。兹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天人交儆，必政令有阙所致。惟当上下同心兢惕，益自修省。”甚至在与太平军交战的前线，军中发生重大疫情，也认为是天示警告，“意者朝廷政事，多有阙失，上干天和，惟有斋心默祷，以祈上苍眷佑。我君臣当痛自刻责，实力实心，勉图禳救之方，为民请命，以冀天心转移，事机就顺。”

所谓上天示警，上干天和之类说法，将疾疫流行归为天意示警，当然是一种传统思维，但也应看到，传统社会政府专制之下，从来灾疫均与人祸关联，互为推进因素。清代统治者的这种认知，虽然不是从根本上和疾疫发生的原理上的认知，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也不无道理。

清朝统治当局也普遍认为疫病的流行，往往由季节与环境变化所致，因此也是一种“时疫”。雍正帝曾明确说，疫病是一种传染病，是一种“时气”或“时疫”。雍正六年，江西发行疾疫，雍正帝寄信询问，“闻得江西去年冬传染时气数月，为何不奏闻？”并于地方官回奏中朱批：“今通省时气流行，系阴阳愆和所致，所关匪细”。而江西巡抚布兰泰的奏折中也报告，“伏查江省上年冬令多暖少寒，阳气未敛，以致冬春之交，民间疾病时作。”至于布兰泰奏折中说，老百姓开春耕作之后，疾病即消失，声称民间疾病是由于老百姓“农隙之后，饱食贪眠所致”，雍正帝则认为完全是“小儿噫语”罢了。显然，雍正帝认为，冬春之际，季节变化，疾疫流行，与“时气”相关。

时气与时疫的认知，最多的说法是夏季。康熙三年五月，康熙帝谕曰：“天气炎暑，秽气薰蒸，转成疫疠”。康熙十九年，直隶等地发生饥荒，灾民向京师聚集，康熙帝下令增设赈厂，同时也担心“天所渐向炎热，老幼羸弱，聚之蒸为疾疫，转益灾沴，朕甚忧焉。”康熙五十三年，在塞外避暑的康熙帝下令整治京师监狱，其原因也是“当兹盛暑。恐致疾疫。轸念及此。不胜恻然。”清代历朝皇帝关于暑热导致时疫的说法，记载中时有所见。乾隆五十八年七月谕，“此间自入秋以来，天气暑热，较夏令更盛。而初八日得雨以后，旬余未经续获醲膏。想京师人烟凑集，自必更热。小民等或因溽暑蕴蒸，间有疫病，亦未可定。”道光帝也曾多次提及暑热与疫情的关系，“本年八月，天气尚觉暑热。京城内外，兼有时疫流行。”

清廷认识所及的其他一些造成疾疫流行的原因，如人群聚集、战争、灾荒等等，都会造成或促成疫病流行。康熙末，山、陕等地大饥，令朱轼等赴灾区，“饥民流徙，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出资以赡者得题荐；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设厂医治。”显然是将人群聚集作为疫病的一种成因。乾隆十七年，京师与直隶等地久旱并发生蝗灾，乾隆帝即下令查问灾情，并关注是否出现疫情。据奏报，“其居民并无因暑生疫之处，再各属飞蝗，扑捕已尽。虽有蝻子续生，亦随起随扑，不至为害。”疾疫与水旱蝗等灾害往往并行，互为次生灾害，这一点也为当局者所认知。战争与疾疫并行，战事往往也促成灾疫，乾隆三十九年，清廷平定山东等地民变，乾隆帝闻听居民归还旧城，即下令尽快处置战争尸骸，“前据舒赫德奏，旧城街巷贼尸填积塞路。昨杨景素奏，旧城居民归还者已四千余户，自仍须聚处于此。若令尸骸积久，秽气郁蒸，春融以后，恐易染成疾疫，不可不速为妥办。”战争会造成或促成传染病流行，已是普遍的认识。天灾往往与人祸并行，也是常见现象，道光初，山东发生瘟疫，蔓延渐广，一时谣言四起，“德州等处有匪徒乘间倡言，七月初一二日有鬼打门，应者必死。遂致居民互相传惑，终夜仓皇。东昌一带又传有邪匪偷翦辫发，采割幼童幼女。及途遇菜挑面担，乘间抛散药包之事。又有居住济宁州东关之光棍黄二，平素画符治病，绰号黄半仙，于七月初十日前后，起意乘灾诈财，捏造连毛僧、妖鬼名目，伙同恶匪，炫人听闻。夤夜入人院宇，自称妖鬼，肆意奸盗。”天灾盛行，必有人祸，也成为清代统治者的基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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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疫的应对方面，清前期最重视对“痘疹”的处置。清朝贵族及作为统治基础的八旗人口，来自关外，对俗称“出痘”的天花特别敏感，不能不高度重视。清初诸帝多有避痘之举。顺治八年谕，“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汉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内而赴各该衙门，外而赴各该地方官告理。” 康熙帝幼年时亦曾避痘于外，“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痘疾成为清代大事，不仅皇帝、皇族，旗籍人口特别重视，即使是外藩蒙古诸部头领、西藏王公喇嘛、甚至东北索伦等部首领，如需进京，均须考虑是否曾经出痘一事。康熙以后，推行疫苗，行之有效，清廷对出痘一事的恐惧，似有减轻，但终清一世，出痘一事，仍不免多有顾忌。如乾隆时仍有皇子死于天花。

有清一代，对于传染较广，影响较大的疾疫的应对，虽无制度上的硬性规制，却也有约定俗成的惯例，有一定规律可循。约略言之，有如下数端：

其一，原则上各地出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中央。

清代皇帝亟于北狩、南巡、承德行围和出关祭祖，其间，了解各地方情况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很多时候，深居宫廷的皇帝，常常鼓励臣下报告地方情况，秘密奏事的奏折制度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地方官员因公出差或赴外地上任，按惯例是要将沿途地方的天气、农业收成、物价及当地官员的官声等情况，及时奏报给皇帝的。在任的地方官员，当然也须将所在地方情况上报中央。在这一类报告中，各地疫情的报告，是重要内容之一。很多时候，这种报告制度，成为官员的基本职责，即康熙帝所说的，“督抚为地方大吏，凡水旱灾伤及疾疫之处，即应据实陈奏，屡有明旨。”有时候，官员遇疫不报，朝廷也会下旨查问，如康熙四十八年九月，谕令查问江南与浙江两地，“今年两省疾疫盛行，人民伤毙甚众。虽该省督抚未经奏闻，而朕访知灾病之状，深用恻然。”乾隆元年，下旨查问陕西灾疫，“又闻陕省亦不为大收之年，而且年疫盛行，汝等何无一言奏及耶。将此谕与查郎阿、刘于义并观之。”

一般情况下，疫病奏报是一种惯例。清代官方文献中此类奏报文件数量很大。雍正六年，朱纲出任福建巡抚，上奏将赴任沿途见闻一一报告，“臣一路见禾苗滋长，可卜丰收。但闻民间疫气尚未全消，皆由湖南、江西传染。”雍正朱批奏折中，此类报告地方收成，灾疫情况的奏折比比皆是。即使是刚刚改土归流的土司地区，也要注意报告灾疫情况，如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报，“桑植、永顺地方，前偶有时疫，自八月以后，疫气渐消，人民现已平复。”甘肃巡抚报告雍正六年五月西宁等地“因雨水稍觉愆期，疫疠流行，兵民皆有传染。臣仰体皇上敬天勤民之至意，随行令布政使率同文武官弁，虔诚祈雨，一面配合太乙避瘟丹，广行施济。臣又配合祛疫丹茶，在宁分发。各营弁兵凡有传染者，三五日即皆痊愈。”雍正帝在折中朱批道：“今岁时气遍处传染，为从来所罕闻，犹幸天心慈爱，所染皆轻而愈亦甚速，所以不至伤损人民也。”很多时候，不仅百姓疫情要上报，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牛畜疫情也是报告的内容。如乾隆三年三月，“四川巡抚硕色奏，四川牛疫，请酌借仓谷，为买牛之需。得旨，知道了。牛疫之灾，川省每有，当思何以消弥方好。”

应当提到的是，疫情上报在清代只是惯例而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一种制度，因而隐匿或忽视疫情不上报的官员，有人受到惩治。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安徽巡抚刘光美，于地方灾伤，隐匿不报，应照溺职例革职。得旨，刘光美着降五级调用。” 而许多隐匿疫情的官员并未受到惩治。

其二，疫情多发时期或季节，清廷往往会检查刑狱。

这种应对方式，与当时对瘟疫成因的认知是相联系的。康熙七年，云南道御史黄敬玑奏称雨水不济，应当清理刑狱：“刑狱一节，上关天心。自今春徂夏，雨泽愆期，则清理刑狱，诚第一要务也。请敕内外问刑衙门，凡一应刑名，早为审结。除狱中重囚照旧监锢外，其余一切情轻罪薄、及牵连等犯，即行保释。务令狱无冤滞，则和气可以致祥。”并引顺治时成例为依据，“又查，世祖章皇帝时，曾有热审之例，原虑暑天狱囚易致疫毙，故减等速结。今当此亢旸，尤宜举行，以答天心。”所奏立即得到批准，康熙帝同时下令将此推广全国各省，立即清理刑狱。这种作法为清代历朝遵循，直到同治时期，清军与太平军已激战十数年，天灾人祸并行，严重的瘟疫导致战争影响地区人口锐减，下令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和刑部等立即减等审结各案，理由仍是上天示警，“前因京师时疫未除，谕令在京问刑各衙门，赶紧清厘庶狱，迅速次第结案。现在星变频仍，上苍垂儆，弥灾之法，尤重恤刑。允宜格外推恩，以承天戒。”

这种以天变为理由的整治刑狱，也成为清代的常态。很多时候是以“时疫”为由进行大扫除。如嘉庆二十三年，河南省监狱出现三名犯人先后死亡的事件，经调查并无虐待犯人的事件，于是下令，“该臬司应亟饬令管狱官，率领人役埽除秽恶，或散给药饵，赶紧清理。人命至重，慎勿怠忽从事也。”同年，云南建水等地发生监狱囚犯死亡五十一人事件，下令“该督抚务饬该州县官，督率夫役埽除秽恶，散给药饵。上紧清理，人命至重。不可稍有怠忽。至该管狱官，查明并无凌虐情弊，俱著免其开参。”

其三，关注军队疫情，有时也会由中央直接采取措施进行防治，并赏恤因疫而亡的将士。

军队是国家统治的柱石，而战争环境残酷，在旧时医疗条件下，战争双方极力征战，也极易引发疾疫。康熙二十年，湖广提督报告所部军队入川后“多患病疫”，康熙帝即下令，“徐治都标下官兵，进剿四川，效力日久。今哈占已经回川，将余治都所属官兵，著令速回湖广。”有的时候，朝廷也会直接派出医务人员赴军中控制疫情。康熙二十年八月谕，“闻云南官兵疾疫甚多，彼地苦无良医，其令太医院医官胡养龙、王元佐驰驿前往调治。”有时军方将领甚至也会直接向皇帝开口讨取药物，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乾隆五年，大兵进剿湖南城步地区少数民族，带兵将领向乾隆帝讨取药物，要求循乾隆元年大兵进入贵州的先例，颁给药丸，“再乾隆元年贵州古州之役，皇上赏赐官兵平安丸，治山岚时气甚效。今适当暑月，恐有时疫。仰恳赏赐，以备不虞。”朝廷有时也允许前线将领直接将染病的官兵撤回，以保存军队力量。如道光十三年杨芳率军进入凉山彝族地区，官兵染病较多，直接撤回部分官兵，“又据奏，连日大雨，铜河异涨，雨盛暑热，官兵染患时疫。杨芳现撤患病兵丁二百五十余员名。”

军中疾疫对战斗力影响极大，最严重的如太平天国时期，交战双方因流行瘟疫减员严重，“兹据奏称，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各军死亡相继。猛将如黄庆、伍华翰等先后物故。鲍超与张运兰、杨岳斌等均各抱病。军中甚至炊爨寥寥。”对于军中疫情，一般指令带兵将帅加紧医治，“该将士等为国剿贼，驰驱况瘁。近因师行山谷，枕戈露宿。饱受烟瘴，以致传染疫气，物故颇多。览奏之余，曷胜悯恻。著左宗棠宣布朝廷德意，多方拊循，妥筹医治，给发饷需，俾得迅消沴疠，益资饱腾，以副轸恤戎行至意。”对于军中因疫而亡的官兵，按照阵亡条件予以赏恤。乾隆元年，大军征剿贵州苗区，对于从四川调来的染病身亡的土兵，带兵将领张广泗奏请按阵亡例之半给予赏恤，“此等土兵远调到黔，奋勇宣力，因染疫病故多人，深为可悯。着照张广泗所请赏恤。”嘉庆元年下令，调赴湘西作战的兵丁，“其有因瘴身故者，均着奏闻，照阵亡例交部赏恤。”

其四，最重要的一点是，地方上发生疫情后，清廷一般会责成当地官员施药救治并开展赈济。

灾疫通常并行，大灾必有大疫，因而清廷对疾疫的关注与救治往往与救灾并行。

在京师及京畿地区，由朝廷指派京师官员及相关机构救治，有时也会由清廷直接指派太医院等机构配合治疫事宜。康熙十九年，京畿大饥，灾民聚集京师地区，廷议“饥民内有疾疫者，令五城作何给以药饵，医治拯救。……其饥民内有患病者，应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遣员管理。”在灾情持续的情况下，“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京畿地方发生疾疫，以京师为中心并由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等机构处置相关事宜，也成为传统。如道光元年，“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疾疫流行期间死亡者，由政府具棺收殓，“掩骼埋胔，王政所存，并著设局，散给棺槥，毋使暴露。俟疫气全消之后，分别报销。”有时候这笔救治款项会由内务府拿出，道光元年，“以时疫流行，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料棺槥之用。”这相当于从内廷或者说从皇帝的口袋里开支治疫经费。京师重地，天子脚下，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为首，加上京城本身较好的医疗条件，有时甚至有太医院的支持，其应对疾疫的能力确实远胜于地方。

在地方则由当地官员直接负责救治与赈济。康熙十八年初，“河南巡抚董国兴疏言，陈留等二十一州县，灾疫并行，请发州县存贮米粟赈救。得旨，著先差往汝阳等处赈济官员，会同该抚，速行设法赈济。”救治疾疫，系地方官员基本职责，一旦地方上发生疫情，朝廷都会查问地方官员的救治措施与效果，乾隆四十九年，静宁、隆德一带发生疫情，朝廷立即下旨询问地方督抚，“瘟疫既已盛行，则静宁、隆德一带良民亦必有沾染疾病者，该督曾否设法施药疗治，并如何量予拊循之处，朕心深为廑念。”与此同时，考虑到此地临近陕西，下旨查问陕西地方官员，“又静宁、隆德以东，毗连陕西，该省是否亦有沾染瘟疫之处，并著传谕毕沅，查明据实具奏。”地方官员捐资救治不足，动用官帑或由朝廷批准其动用之款项由政府承担，成为一种常态。道光元年秋，西安一带“瘟疫盛行”，地方官员朱勋等捐资施治，适逢科举考试，“应试士子，因病身故者，共有若干名？其民间传染者想复不少。朱勋等现在捐备药饵散给，如有不敷，即于该省存公项内酌量动支，交该府县等而下之制备棺药，妥为散放，以全民命而示矜恤。”动用公帑也是惯例，如道光七年，“浙江疫疠，制备丸药，两年内约用银五千余两，刊刷救急方五万余部，约用银四千余两。”

与治疫同时进行的，通常是赋税的蠲免。清代自康熙中起，有各地轮蠲和普蠲钱粮及因灾蠲免等措施，如果不考虑此后整个清代的赋外之赋和陋规之类的杂项，至少在表面上，政府的减负措施还是非常可观的。而疾疫流行往往与水旱灾荒并行，因疫而蠲免也成为清代应对疫情的重要内容。康熙七年，“以甘肃宁州、安化等五州县及庆阳卫，康熙六年分，民遭疾疫，将丁银豁除，并免地亩赋额一年。”乾隆六年谕，福建闽县侯官等地，“乾隆三年、五年，该地方又值歉收疫气，民力输纳维艰，是以悬欠至今未楚，朕心轸念。著将此项银谷全行豁免。俾闾阎无追呼之忧，得以肆力于春耕。”

地方上参与治疫的士绅人等，也往往受到朝廷表彰。雍正十一年，江南沿海地方水灾并有时疫，“绅衿等复捐施方药，资助米粮。似此拯灾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恤之谊。风俗淳厚，甚属可嘉。著该督抚宣旨褒奖。将捐助多者，照例具题议叙；少者给与匾额，登记档册，免其差徭，并造册报部。” 实心治疫的地方官员也往往赢得好官声，汉军旗人张绥远曾任广西思恩知府，“岁荒捐俸赈济地方，疾疫施药调治，全活甚众。仕至陕西西宁道按察副使，崇祀广西名宦祠。”历史上此类官职不高而有清官名声者，多与救治疾疫相关。而以医术闻名者亦复不少，福建长乐人陈念祖，乾隆末举人，多有医书著述，“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余种，并行世。”是即所谓青史留名者，与清廷依赖地方政府治疫的政策亦相辅相成。

同治、光绪以后，西式检疫与防治疾疫方法开始传播，但其与传统中医的矛盾与生俱来。光绪中，上海的西式检疫被称为“以西法治中人，惨酷异常，多至殒命。”西医真正参与乃至主导的治疫工作，主要还是1910年东北三省的鼠疫事件。然而，当疫情得到防控，传播终于被阻断时，大清王朝也已走到了他自身的终点，民国的曙光已经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总体上看，清政府对于流行疾疫的认知程度，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古代天人感应的范围。对季节与环境变化引起疾疫的原因，也有一定认知。在长期的统治中，也形成了一些应对措施与惯例。这类应对举措，有时是有效的、及时的，也有很多时候，是浮于表面和做样子的，许多时候地方官员在疾疫过后才向朝廷报告，甚至是事后被中央发现并查问时才报告疫情，而这类官员多未受到相应的惩治与处理。专制时代的统治阶级所谓关心民瘼，不过如此。至于近代以后，西式防治方法的传入和推广，也是在与传统救治方式的矛盾与冲突中逐渐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