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_风闻

　　 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从此就开始全面改革。中间经过八十年代后期一个曲折，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轮改革，使得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是这仍然遗留了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它并不是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经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它的特点是保留着原来的行政手段干预，所以准确的说它还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经济，或者叫统制经济，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遗留下两个特点，一个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另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议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如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型经济，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被消除。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或者以法治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旧体制的残余变得越来越猖獗，就会造成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消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但是经过这十年，回头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陶醉于21世纪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改革，因为要继续改革就要舍弃旧东西，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由市场起作用的领域被政府代替了。这样一来，旧经济因素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模式。1995年制定的第9个五年计划，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提高效率，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始终没能成功转型，而粗放的经济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匮乏变得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变得越来越高，蕴藏着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就是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权力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种双轨制寻租，叫做官倒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利用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权力有价，所以发展出买官卖官的现象，腐败侵入到党政军的躯体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十八大做出决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决定要求通过十六个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这一句话里面实际上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政府配置资源是用两个系统构建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所谓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按地区，这个一体化的市场，实际上是被条条块块所切断了的碎片化的市场。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但是中国的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建立统一市场，就要消除这种条块的分割。

　　 第二，它是开放的，我们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有所谓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题平等对待、一体开放的市场，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

　　 第三，就是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出现，这个市场就缺乏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在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更严重，所以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四，因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中国的市场是无序的。经常是红头文件治国，而不是根据法律在统一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所谓有序的市场就是说市场体系是建立在规则基础和法治基础上。

　　 最后一条，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进行其他各项改革。比如说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些都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关。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那么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克服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非常好，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这些阻碍大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而反映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没有经过认真地清理。虽然这种影响在逐渐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为物质利益上的原因，打这个旗号。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点，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确实有人在新的体制下靠他的努力获得利益，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这种利益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取得利益，发财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基础，或者说是他们的通灵宝玉，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他们的势力也变得非常强大，这就使得我们的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因为中国经济在带病的体制下运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积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现在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

　　 第一就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的耗费资源，造成了资源严重的短缺，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依存度都变得非常高。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和水都出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却超过110万亿。但在很多市场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降。

　　 第三个就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政府大量投资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长更快，另一方面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就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没有产能不过剩的了。比如唐山钢铁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变得亏损，造成国营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叫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它会造成整个市场系统的崩溃。

　　 所以现在有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说应该采取救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认为不宜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因为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从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确实是衰减的。尽管如此，最近这几个星期主张采取刺激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要解决这些困境，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我们现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样。1984年时，因为整个命令经济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只要采取一点改革措施，它就马上能解放人们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以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等问题，这都需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因为矛盾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所以你还是要有艺术，不可能四面出击，而且要能够研究出问题本质是什么，重点在什么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个制度和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政策上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需要攻坚克难，我想十八大那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那什么是政治勇气，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要克服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障碍，讲政治智慧。

　　 着力推进改革防止系统性经济崩盘

　　 就系统性风险，我们现在流通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这个杠杆率不能再提高，太高了，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中长期就有造成动荡的危险。正确的方针就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就是说不至于崩盘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困难。那么我们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可以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要停止那些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经济学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在现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绝不能继续往里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报的、有效率的、能够提高整个经济效率的投资机会应该抓住，就一定要避免去做无效的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要停止输血，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是现在还是在用银行贷款，用政府补贴维持，这都会是有风险积累的。

　　 第三，就是要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一些政府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就是说是负债，但是它在资产负债表里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那么像这种东西现在就赶快用政府的资本去把它还了，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负债率。

　　 第四，就是对一些资不抵债或者有很高负债率的企业要进行资产重整，对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要实施破产重整，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风险释放出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把大震变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条，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地却没用来开发的很多，盘活这些资产的总量，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释放或者消除一部分风险，使风险不至于积累得太大。

　　 第六，辅之以某些短期政策。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断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辅之以信贷政策、货币政策短期政策。

　　 减税放权，积累小改革汇成大改革

　　 下面我来说说，从小的改革做起，如何带来好的市场效果。2014第一季度GDP增速继续下降，就业情况却比去年第一季度稍好。新增的劳动力基本消化了，登记失业率是维持在原来的水平。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因为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比起制造业要强得多，因为这个结构变化，所以虽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业的情况不但没有恶化还有改善。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从2005年就开始强调，我也在《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里反复强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到了这两年才发生了变化呢？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改革。促成服务业开始加速最重要的是两个很小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2012年1月起从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来到了七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2013年就是大面积的推广。当时国务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放在一个叫企业减负的项目下，那么改了以后，上海一改，别的城市都纷纷响应。有人说没有什么效果，你这个减负减得不多，而且有些行业税负还增加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城市都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做？他们要求都参加这个试点，或能够很快在全国铺开，有些可能是看到了短期的好处，就是因为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主持的这项改革让与了税。其实有些地方汲汲于这个改革，是从更长远地看，更本质地看，更动态地看。

　　 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都非常支持这个营改增呢？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它的问题是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从动态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阻碍分工的深化。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效率提高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分工，就是分工深化，这一点其实在服务业里面表现得最明显。拿网购来说，网购分化出来多少个产业啊，容纳了多少人就业？快递、结算、广告设计等等都扩大了。

　　 所以，营改增一个重大好处就是促进分工。分工深化了，企业中的一个环节变成了五个环节，税并没有增加，如果是营业税的话，五次就分化成五个环节，就要征收五次税！

　　 另一个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深圳开始的，简化工商登记，降低门槛。然后在广东全省试点，这成为本届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一来，从去年的统计来看，新登记的工商企业的数目，许多地方都增加了70%，当然有些只是登记了，不见得有营业。比如说上海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几，有一部分是冲着自贸区先拿的一个牌照，很多地方都这样，主要是一些服务业的小企业。这只是我们改革的前奏，在十八大以前就开始了，这些都是很小的改革，这样小的改革也能起明显的作用。

　　 我认为像这些例子，应该能增加我们对改革问题能根本解决的信心。当然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这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季度了，我们需要来总结，怎么能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最重要的。确定一揽子小的改革，然后政府社会合力把这个改革推向前进。我认为政府总是说我们现在是可控的，尽管应承认是可控的，但是我们要利用在可控的时间里，把我们这个体制尽量完善起来，从根本上消除导致经济和社会存在众多困难和矛盾的根源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