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背叛”谷歌_风闻

在外界眼里，互联网大佬都有自己的人设。

马云格局大，忽悠能力强，言辞有极强的煽动性；马化腾钟爱产品，嘴里没有鸡汤，极少传教授道；李彦宏喜种花样草，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很儒雅。

公司意志往往能体现创始人性格，虽然BAT三家横行互联网圈这么多年，但极少有人会对二马一李产生恐惧。

而这一点，后起之秀黄峥似乎已经做到了。

黄峥没有鲜明的个性，而他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在于，不是他在短短几年几年时间，将拼多多打造成了能单独对抗阿里、京东的巨无霸。而是他如今能和海尔张瑞敏同台，参加中南海经济座谈会。

要知道，前两年拼多多随时被监管大棒笼罩，是山寨的代名词，是让消费降级的原罪。这一切变化太快，让人触不及防。

作为一个公司的掌舵人，黄峥能把拼多多带上另外一个思维和意识形态的高度，这恐怕不单单是“理性”一词简单的字面意思，能够诠释。

壹

执剑者维德

“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

这是科幻小说《三体》中托马斯·维德第一次见到女主角程心时的开场白。刘慈欣对二者的角色设定是一个绝对理性，一个绝对感性。

2015年初，91无线创始人胡泽民可能会怀疑自己撞见了一个活生生的维德。

当时，91无线刚刚被百度以19亿美金收购，胡泽民作为主要推手一战成名，由此开启了投资生涯，创办了魔量资本。正值募集期，一个朋友跟胡泽民说有个潜在的LP想见他，这个人就是黄峥。

“我们见面后聊得挺开心的，他突然问，有没有可能做你的合伙人？我觉得挺奇怪的，就像第一次见面，男生向女生示爱一样。”自称骨子里感性更强的胡泽民多年后回忆这个场景时仍然记忆犹新。

“他和我以前碰到的 人不一样，他是个奇葩，以前我叫他怪胎。”

怪胎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剧《硅谷》中那群令人啼笑皆非的极客，当理性的进度条被拉至极限，与普通人形成强烈反差后所呈现出的戏剧性，就像胡泽民首次与黄峥见面时的感受。

后来一起看项目，胡泽民回忆，“有时候他会让一些创业者泪流满面，把人家说得体无完肤，但他不带有恶意，只是真实地告诉你，你的东西就是不靠谱”，以至于胡泽民希望他理性里要有点感性。

一位近距离接触过黄峥的早期员工称，他在内部花名叫阿庄，低调而威严，工作四年见过他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见到也多是他为了省时间在等货梯，而第一次见他发火，也是因为员工不尊重时间。

“他叫了几个人开会，到了约定的时间人还没到齐，他亲自过来了，第一句话就让整个闹哄哄的办公室安静下来了。”这种对于时间和效率的追求，其实也能从黄峥对自我的评价中获得映证。

“总之，感觉从我识字开始，好像我就是不停地给自己设立目标，然后找优化路径去实现这个目标以及我理解的人生大目标。”而人到中年，黄峥才慢慢悟到“自己目标导向太明确”。

黄峥有这一面，但不仅仅只是这一面。

坦白讲，读不懂黄峥，是看不懂拼多多的。因为单纯的极客是没办法做出拼多多这样的产品，而黄峥信奉查理·芒格的多元化思维模型，并习得了芒格的精髓：总是反过来想问题。

在他身上，佛、量子力学、AI这样看似毫无联系的字眼，却能发挥出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样解释人类命运的效力，甚至就连罗素所讨论的幸福，都是可以极度颗粒化来分解并习得的。

他用文字记录了思维的迭代，倘若把他的大脑想象成一个黑盒子，从第一篇文章输入，最后这个模型会输出第九篇文章的结果：把资本主义倒过来。这本质上就是拼多多的底层逻辑。

段永平则说，买进拼多多相当于押注于黄峥的进化。这更像是在形容一个不断升级的算法。

而同样以算法起家，并被称为怪胎的还有拉里·佩奇，谷歌的创始人之一、黄峥的前雇主。但拉里·佩奇有句话，Have a healthy disregard for the impossible。翻译过来就是，漠视不可能。

但这是有前提的，healthy，对应到谷歌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不作恶。

利用算法逻辑突破电商二元格局的黄峥，同样具备这种不惧权威的锋芒，但某种程度上，拼多多比谷歌走得更远，其融合了人性与技术的混合算法已经完全漠视了纯技术的伦理边界。

这是拼多多厉害的地方，也是令人恐惧的地方。

贰

柏林墙、电脑、巴菲特

1989年11月，已存续28年之久的柏林墙，被东德民众砸开一个缺口，一束明媚的阳光从墙的那边照进来，长久以来隔绝东西方的柏林墙终于被推倒了，全世界都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伟大的一幕。

在中国的钱塘江下游，一个出生于杭州郊区的青年黄峥，命运由此被改变。

受柏林墙倒掉的启发，美国企业家威廉·梅尔顿意识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1991年，他出资成立了梅尔顿基金会，每年从世界各地遴选一批青年学生，进行跨地区跨文化交流以应对时代巨变。

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梅尔顿基金会理解成一场在思维层面的分布式算法试验。而很多年后，在各种意外变量的催化下，人们会在中国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的上市招股书中，看到这种分布式算法的另类商业应用。

黄峥是1998年入选梅尔顿基金会的5名中国幸运儿之一。除了分得一台电脑和免费的网络交流机会，每年还会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一次为期10天左右的线下年会。

在一个1987年才首次与世界联网的国度，电脑是稀缺品，而交流同样也是。

“这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是如此不同。他们的出发点、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我完全不知道也很难想象的。”黄峥感叹。

“对富裕阶层的人来说，一部好的电影比一块好的肥皂更重要。”他抛出了一个形象比喻，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黄峥与扎克伯格一样有心理学的学位，但这种多维度的数据样本训练了他对人的观察。

所以黄峥在称自己幸运时，这绝对不是谦虚。当外界都在为拼多多上市时黄峥震撼全场的英文演讲惊叹时，很少有人知道，他对英文的熟稔，其实也仅仅只是这场交流试验的副产品之一。

而作为这场试验的另一个副产品，那台电脑则扮演了关键的连接器，一头是黄铮，一头是段永平。

黄峥认识段永平时，段永平刚刚告别实业，转型投资，“对于K线分析，涨跌概率一头雾水”。

黄峥开始帮其打理一些投资事宜，段永平称他是少有的一直关注事物本质的人，这样的人显然是很适合做投资的，尤其是段永平所信奉的巴菲特价值投资：市场价格总围绕着内在价值变动。

2006年，段永平拍下巴菲特午餐，已就职谷歌的黄峥陪同出席。多年后黄峥接受采访时说，这场饭局给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意识到“简单和常识的力量”。某种程度上，这其实等价于“理性”二字。

“但确实存在一种现象，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讲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这段经历为学计算机出身的黄峥补上了商业世界的思维拼图，隔绝压力，回归本源，“有点逆向思考的能力”。

而多年后已实现财富自由的黄峥发现，“即便家境转好，母亲仍然会为了一两块钱据理力争，能坐公交就拒不打车，因为时间在她看来最不值钱”，而爱占便宜是人的本性。

这种对于五环内外消费理念不均衡的顿悟，瞬间就像当年隔绝东、西德的柏林墙一样被推倒了。

但在这种思维奇点临近之前，黄峥还经历了三段式商业实践进化。

叁

奇点

相较于把野心写在脸上的王兴，外界一直认为黄峥缺乏野心，这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误解。

“从初中开始，我就设想过自己做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之类的”，而他最初从谷歌广告系统开发部门出来创业，“就是想做成一家公司，公司能够赚钱，同时自己能够更牛一点”。

段永平后来透露，2004年，黄峥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后，“也曾考虑过跟我一起做投资，但觉得自己缺乏一些企业经验”，后来他拿着谷歌和微软的offer找段永平请教。

在段永平的建议下，黄峥加入了谷歌。彼时，创业归来的宓群刚加入谷歌不久，正负责筹建谷歌中国，黄峥就经常找他交流创业想法。2006年，黄峥追随李开复回国开拓谷歌中国业务，而他给段永平的理由就是“这里的中餐不好吃”。

隔年，便离职创业了。“他是最早离开的，看得出来他很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后来宓群从谷歌离职创办了光速中国，并在B轮时投了拼多多，“黄峥有超过10年的创业积累了”。

黄峥对于创业有个很形象的类比：“创业和打高尔夫相似，都是自己与自己的较量。每次面对的场景可能不同，但挥杆这一基本动作是不变的。所需要的是保持平常心，把动作做得更标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在著作《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指出：主宰人的认知系统分两部分，“系统1”反应快速，依赖直觉，“系统2”懒惰但精确，我们每天都在这两套系统间切换。

认知惯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备，让世人常作出非理性行为。而要发现巴菲特口中显而易见的常识漏洞，则需要慢下来，切换认知系统，所以一贯目标导向的黄峥屡屡感叹自己对幸福的思考很晚。

2014年，黄峥机械式的认知节奏被打乱却纯属一场意外。一天，黄峥在飞机上突然感觉头晕眼花，并产生了严重耳鸣，他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死了，而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三次创业，早已财富自由。

所幸后来经医生确诊只是中耳炎，但这此事件让黄峥意识到“目标达成和幸福未必是同一件事”。而后来拼多多上市时，黄峥没有飞去纳斯达克敲钟，也是因为耳朵难以承受高压。

一位前员工说，“他就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一个人跑到上海过着单调的生活，大半年，也不消费，就买了一套音响花了几万，后来就有了拼单电商的想法”。那段时间黄峥思考了很多人生问题。

他一度觉得健康很重要，设想过病好以后要创办一家医院，但最终罗素的《幸福之路》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参透了世人对于真理、幸福和自由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的贪婪呢？”

这种对人性弱点的逆向思维，便是洒在如今拼多多底层分布式算法之上的催化剂。所以与其治病救人还不如让人们吃得开心，2015年黄峥创办的拼好货问世，而上线的第一款商品就是薯片。

“如果能心甘情愿放弃部分自由，笃信自己在一国一地和一个人在一起是好的，会不会更幸福？”一旦读懂黄峥对幸福的理解，当他在招股书中把拼多多定义为Costco+迪士尼时，便不会觉得奇怪。

要知道，同样的一句话也曾出现在《美丽新世界》中：“如果人不必考虑幸福的话”，他想，“那会多么有趣”。当世人以为赫胥黎描绘的是一个寓言图景的时候，它早已在当下的虚拟世界出现了。

当人人都“心甘情愿放弃部分自由”和对真理的追求，笃信自己在同好在拼多多的商业乐园中得到无尽的实惠感，这的确是像是身处一个虚幻的迪士尼世界，幸福无比。

“越深入Google内部，越能意识到Google有很强的通过作恶来牟利的能力”，这是呆了3年后，黄峥对于Google的观察，“Google的‘不作恶’我觉得是深入基因里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而当这一界限在黄峥脑中打通时，奇点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拼多多早已不是谷歌的门徒了。

肆

商业VS文明

中国互联网世界从不缺神话，但是像拼多多这样快速爆发的不多。

著名产品人梁宁曾总结撑起拼多多的红利有四条：淘宝商家外溢，古老而有效的拼团模式，低线人群入网，微信流量的崛起。

梁宁的这个结论是经过拼多多天使投资人胡泽民认证过的，但同时他也认为，所有能够跑出来的模式一定都是有差异的，都是利用了其他人没有发现或没有利用好的优势。

在拼多多，这个核心优势显然就是：“人性”二字。

投资人子柳曾深入研究拼多多的产品设计，并感叹说里面很多功能都直击人心，但实际并不便宜。而这也正是黄峥曾隐晦谈论的逻辑，“拼多多的核心不是便宜，而是满足用户占便宜的感觉”。

但在运营思路上，拼多多融入了游戏化的玩法，“不是最直接，但还是有间接帮助”，宓群称，“拼多多通过洞悉用户消费需求，把社交关系和产品的颗粒度打磨到极致”。

就像同样的一块钱，对于不同的人，价值是不一样的，当颗粒度打磨到极致，同样的“便宜的感觉”，在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场景、不同人的价值判断维度中都是不一样的。

支撑这种颗粒度的去中心化算法设计，则借鉴了黄峥对谷歌的反思，这被其称为“理性的灵感：“Google的流量是中心化的，而去中心化的流量是Facebook，但打击Google的却是亚马逊”。

2015年微商崛起后，黄峥发现，在中国，淘宝是中心化的，微信是去中心化的，但两者是不互通的。除了从微信挖人，黄峥对于微信的理解之深，其实也远超外界想象，他曾研究过这么一个现象：

据说曾经曼哈顿的中央火车站每个都被人涂鸦，为了整治这个，市长花了很大力气，每天去刷一遍，别人涂一点，他也刷全部，反反复复很多很多天，涂鸦才逐渐变少。

这个给黄峥带来的启示是，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倍于破坏者的代价才能扭转“风气”，形成良性运营体系。所以，当后来拼多多在微信这一广场上涂鸦时，张小龙也只能无奈地称“存在即合理”。

“淘宝、京东都是搜索引擎式的电商，就是电商版的Google，拼多多更想做一个电商版的Facebook。”从这个层面看，黄峥的确从来没有把淘宝、京东当做真正的对手。

黄峥对此的解读在一次商帮辩论会上有所体现，“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需要多一层标签来建立联系”。

但与淘宝京东的算法给用户打的标签不同，拼多多技术负责人、现任CEO陈磊曾解释过这一逻辑：

“拼多多的算法更关注用户看到商品后的心理和行为，比如和朋友互动分享，不仅仅是点击和购物。”这其实就是一种思维层面的认知标签，而打破认知惯性有多难，突破拼多多的算法牢笼就有多难。

但胡泽民称，“能拉到哪些用户是不可控的，只有等用户聚集后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人群”，这与黄峥一贯不认同五环内外之分异曲同工，因为极度颗粒化的认知误区之下，五环内外的人没什么不同。

唯一的区别在于供给侧。这是游戏跟电商在思路上的一个差别，黄峥解释说，不会默认所有进来的人都是这一玩法的目标群，而是始终在试图寻找适合这个玩法的用户，寻求的是玩法的迭代和更新。

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拼好货和拼多多的用户群的显著差异，因为二者投喂的是不同层次的商品。而如果说拼好货对应的只是某个阶层，那么拼多多更像是一个形形色色的社会。

而在这样一个虚拟的商业社会中，供给端的假货山寨就如同通货膨胀一样，只要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拼多多是没有动力去干预，这就如同黄峥在研究劣币驱逐良币时所称的那样：

“首先造币厂希望发行劣币，其次劣币的泛滥是每个民众推动的…自私不团结的个体是无法对账管理者的强制力…通过利用个体自私的力量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这是黄峥可以将资本主义倒过来的底气，但是别忘了，作为规则制定者的上帝，是计划经济多一点还是市场经济，黄峥一人说了算。而这画面，就像刘慈欣的三体中，掌握了权柄的维德会做的那样：

给文明以岁月，而非给岁月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