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洪灾堪比1998年，中国以往都是如何抗洪的？_风闻

　　最近，南方洪灾的形势非常严峻，从6月初进入汛期以来，大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月，已经有300多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中央气象台发布了90多次暴雨预警。

　　截止到7月10日，洪涝灾害已经造成27个省3385万人受灾，141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95.9亿元。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高考那天还因为暴雨不得不推迟了高考。

　　湖北黄梅县有一批考生被洪水阻拦，最后是坐着挖掘机去的考场。

　　多个地方的桥梁都被淹没了，有三座百年古桥被洪水冲毁了，多个水文站都破了1998年的历史极值。

　　在武汉，江面高悬于沿江马路，一墙之隔，水旱分离，防汛人员连夜装填沙袋，封堵和加固闸口。

　　今年的洪灾来势汹汹，中国人民又要面临一次大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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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似乎我们每一年或者每几年，就会听闻中国哪里有洪灾的消息。

　　人们好像就会留下一种印象：为什么你中国老是遭遇洪涝灾害，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似乎都没有这么频繁的洪灾？

　　其实自然灾害，各国都难免，到目前为止想要靠人力完全抵御洪水天灾，还没谁有这个能耐。

　　比如号称“下水道良心”的德国，碰上洪涝灾害，效果也是水漫金山：

　　今年咱们南方洪灾的时候，日本也同样饱受洪灾袭扰，熊本县受灾严重。

　　不过，在洪涝灾害的广度、烈度和频率上来说，中国的情况在全球的确是更突出的，这有地理上的因素。

　　首先，长江、黄河分别是全球第三、第五长河，本身就很长。

　　而且，我国是西高东低三级阶梯地势，两条大河都是东西走向。

　　国外比长江黄河更长的尼罗河是南北走向的，亚马孙河两大分流分别位于赤道南北，跨了不同的纬度，所以不同流域汛期不同，相对较少出现短期河水暴涨的问题。

　　但中国的长江、黄河都是东西向的，纬度接近，上中下游有时候会同时进入汛期，降水量同时暴涨，那中下游的压力就会剧增，今年就是这种情况。

　　千岛湖在这次洪灾期间水位暴涨，于是水库开了9孔泄洪，是61年来头一次，结果短短半个小时，泄洪的流量就可以灌满一个西湖！

　　自古以来，怎么治水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在古代，一开始，治水的难点在黄河。

　　黄河中上游挟带大量泥沙流向下游，在没有人为强力干预的时候，黄河在下游几乎完全没有“约束”，肆无忌惮，常常泛滥、改道，形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

　　古人被黄河水患逼着想了很多法子去调节黄河的水和沙，有的思路到今天还继承了下来。

　　清末“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在他的《湖广水利论》中就曾经写道**“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

　　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是黄河多水患。

　　然而，他又写道，“近代以来，（长江）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乎与河防同患”。

　　为什么宋明以前长江那么“乖”？但宋明之后长江也出问题了呢？

　　看看这张图就明白了：

　　宋、明之前，长江有着近乎奢侈的调蓄资源条件，九百里云梦、八百里洞庭**，那都是大水盆一样的地方，即使降雨量大，这些地方也能接住、调节**，黄河看着都馋哭了……

　　但是随着宋明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土地紧张，必然要向内获取更多的耕地，大家就开始围湖造田。

　　到明清时期，堤坝由围城、围田慢慢推进，最终变成了**“围江”——****沿江都是堤防，田地就在堤坝后面，**长江水只能沿着被“安排”好的河道流。

　　结果就导致长江活成了黄河的样子，虽然不像黄河的含沙量那么恐怖，但被“圈”起来之后的长江，也会不断淤积泥沙，抬高河床，结果就是堤坝的墙越修越高。

　　而从唐朝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南移的迹象愈加突出，长江中下游沿岸的人口密度比黄河还高。

　　同时，从宋代到民国，围垸垦殖者多地方土豪，当地官员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得罪，这就导致河湖调蓄泄洪能力逐渐减弱。

　　于是，渐渐地，长江的洪灾取代黄河河患，成为中国最大的水患风险，烈度和破坏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代王朝覆灭，很多都和水患有关联，比如汉末黄巾起义、北宋末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等等。

　　但封建时代和民国的统治者们，是不可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问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把老百姓当回事，为了打仗，为了利益，动不动决个口，炸个堤，简直家常便饭。

　　民国的蒋委员长就干过炸花园口大堤挡日本人的事，结果战略目标没达到，倒是人为造成了上千万人受灾，数十万人惨死。

　　所以说，古代的洪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老百姓本质上不是被水患折磨，是被骑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折磨。

1938年5月19日，花园口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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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洪流席卷了几千年，区区人力，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是如此地徒劳无力，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下定决心，要大力治理水患。

　　中国水患严重的地区中，长江中游地区显得格外突出，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长江从三峡奔涌而出，顺流而下，到湖北荆江河段，则开始九曲回肠，绵延400多公里，如遇上连日大雨，往往会冲垮弯折的水道，形成洪灾。

　　洪水如果在荆江没有蓄住，一路狂奔，就会淹掉在下游的武汉。

　　建国早期，我们的工业能力不够，阻挡洪水难之有难，一开始，我们选择的方法是“分洪”，就是主动开一个口子有导向地让洪水泄往危害较小的地方，人员提前撤走，防止洪水冲破大堤淹没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

　　1950年10月，毛主席听取汇报之后，与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建设荆江分洪工程。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破土动工。

　　4万工人，16万农民，10万解放军，从全国汇聚，30万建设大军争分夺秒，仅仅用了75天，荆江分洪区主体工程就建成了。

　　尽管这是新中国首个大型水利工程，然而，人们对荆江分洪工程最美好的祈愿是——永远备而不用。

　　分洪毕竟是舍小保大，会损失一部分群众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想用。

　　只是天不遂人愿，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的第二年，就迎来了历史性的考验。

　　1954年，长江出现罕见的全流域性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三镇和京广铁路全面告急！

　　政府当时的决心是竭尽全力，抢救危关，“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

　　为什么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呢？

　　因为1931年洪水的时候，武汉整个就泡在了水里，国民政府的救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

　　当时的《国闻周报》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衢大道上往来行驰。

　　街上到处是漂浮的死尸，状况惨不忍睹。

　　洪灾过后，附带的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在许多灾民区，饿死、病死的灾民根本来不及掩埋，随便挖几个坑就往里堆了埋了。

　　据当时的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等从8月到次年4月的统计，他们掩埋的尸体达32605具，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更多。

　　这段历史绝不能重演！

　　从1954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武汉层云密布，足足笼罩了三个月，每天不是大雨滂沱，就是阴雨连绵，江面上动不动刮起六级以上北风，卷起1米多高的巨浪。

　　全国各地紧急驰援武汉，调来大量麻袋、草袋、抽水机等防汛物资，当时全国唯一的一辆发电列车也派往武汉。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洪水当前，土，成了最好的武器弹药，为了阻止洪水，武汉市周边的赫山、梅子山、祁家山、陈家山等荒地，全部变成了采土场。

　　其中，陈家山愣是被武汉的军民挖成了平地，后来干脆改名为“陈家坪”****。

　　愚公移山在现实中上演了。

　　如果说当年有流行词汇排行榜的话，在1954年里，南方最流行的词汇必然是“上堤”。

　　“上堤”是指在河道的堤防上，执行驻守、巡查、施工等任务。

　　在当年，“上堤”很光荣，但也很危险，因为那时中国的水利工程不如现在，一旦决堤，人瞬间就会被洪水卷走。

　　武汉市有150万人口，30万防汛大军为了保护大家，死守两江四岸。

　　1954年7月21日晚，形势到了紧要关头，为了保住武汉，荆江分洪工程被启用。

　　晚上10点，大江口禁止通航，几百名启闭闸工人紧张地忙碌着。次日凌晨2点多，绿色信号灯一亮，千钧巨闸缓缓开启。

　　长江洪流越过闸口，发出雷鸣巨响，激起滔天巨浪，荆江分洪区开闸分洪。

　　在分洪之前，荆江县防汛分洪指挥部提出的目标是——不能淹死一个人！

　　分洪区一共搬迁了16万人，但老百姓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每次遇到水位回落，有的人就往回搬，或者把东西藏在房屋夹壁，或者跟干部“打游击”。在门上上一把锁，看上去是人去楼空，可只要干部一走，马上又回到原地。

　　为了劝说群众，基层干部们是费尽了口舌。荆江县又组织木船成立救护队，到各湾、村巡查，一旦发现有居民，即刻送往安全区。

　　此前三百年，荆江大提溃堤了足足34次，但1954年的这次百年一遇的洪水，靠着分洪成功防住了。

　　只是，分洪区的人民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据《荆江分洪工程志》记载，滞留在分洪区的洪水在4个月后退去后，分洪区内仅82%的耕地可耕种；区内的房屋基本水毁倒塌，农作物当年全部绝收**。**

　　直到四五年后，荆江县才重建完家园，恢复生产。

　　抗洪胜利以后，毛主席欣然提笔：“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几十年后，多灾多难的中华再次迎来了特大洪水。

　　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突发全流域型特大洪水，其势之猛、流量之大，世所罕见。

　　7月20日，武汉暴雨下了1.5个东湖，城区最深积水1.6米。

　　放眼望去，整个城市似乎都快要被洪水吞噬，而当时的全国，更有2.23亿人处在危险之中。江汉平原、武汉三镇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再次告急。

　　8月13号上午，长江第五次洪峰逼近荆州，沙市水位已达44.84米。

　　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随时可能发生决堤。

　　关键时刻，那个男人来到了荆州，他一下飞机，就直奔荆江大堤，望着在泥浆里与洪魔抗争的万千军民，发出了决战长江、决战决胜的总动员令。

　　那次国家防总的总指挥，是温家宝副总理，他要对启用不启用荆江分洪区进行最后的定夺。

　　在科学家们的计算下，温家宝最终做出了不分洪的决定，百万官兵用血肉长城顶过了最高的洪峰，整个过程惊心动魄。

　　这一次是两全其美，不仅保住了武汉，保住了长江中下游，也保住了荆江泄洪区30多万的家。

　　如果没有那时的决断，荆楚腹地的膏腴之地，可能至今依然还是投资荒漠。

　　但这个结果，是一些解放军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李向群烈士，时年20岁，非常年轻，**他有百万家产，却毅然选择参军，98年抗洪，他带病顽强拼搏，先后4次晕倒在大堤上，被送进医院抢救醒来后，又拔掉输液的针管上堤战斗，终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

　　在历史的照片里，溃堤之时，总是有军人用血肉之躯去堵堤口。

　　在九江这种情况很多见，比起荆江的险死还生，九江是直接破坝了，是人民子弟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缺口。

　　“江上所有民用船都会被拦下来，拉到指定地点，有电焊工把船凿穿，让它沉下去，缝隙里打钢管。那些士兵就趴在钢管上，挡住水浪，浪一来，几个人被冲下去，过一会，浪又来，又冲下去几个人，死的活的不知道。”

　　后来，有一首叫做**《为了谁》**的歌传唱大江南北，专门纪念这场特大洪水中那些抗洪的英雄：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断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回。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1998年9月10日，几十万市民走上街头，从荆江大堤轮渡码头起，扎起了10多座凯旋门，挂上了1万多条横幅标语，手拿彩旗鲜花和标语牌，送别抗洪官兵。

　　9月15日清晨，数十万九江市民挥泪送别子弟兵，泪珠如豆，颗颗落下。

　　靠近道路的民众，向着车辆激动地伸出双手，而车辆上的士兵也面带微笑，俯身与数百只手一一握别。

　　还有的市民知道解放军不收群众的东西，就趁着解放军撤走的时候，把牛奶、零食等一箱箱丢到解放军的车上，表达自己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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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和1998年的洪灾教会了中国很多，随着工业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也一直大力在各个地方兴修水利，同时不断完善基层的应急响应措施。

　　水火无情，人类面对特大的自然灾害，想要完全不受损失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在汛期面对洪水时，我们就有了很多水利工程，可以帮助调节洪峰，尽量减少群众的损失。

　　这一次，南方的大雨仍在持续，212条河流发生洪水，汛情直逼1998年！

　　洪灾总是出其不意地到来，但人们的剧本却从来没有变过。

　　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位于江西、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防汛压力巨大。

　　当地留守的多是老人，青壮年人手只有1000人，完全不够，于是当地政府发布召集令，号召在外的游子返乡抗洪。

　　没想到，很多老乡们看到家乡号召，纷纷响应，不到两天，竟然有2000多人主动响应号召，回乡帮忙抗洪！

　　在江西鄱阳湖沿岸的防汛抗洪工作中，一支平均年龄50+的“阿姨团”尤其卖力。

　　队长余凤英说，她们是广场舞的“舞友”，“洪水来了，广场舞也没心思跳了”，想为修堤抗洪尽自己的力量。

　　扛不了沙袋，她们就装沙袋；修不了圩堤，她们就协助巡护。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汛情，人们不像过去那么担心了。

　　在武汉，官方只是提醒大家在江滩公园游玩时注意安全，不要嬉水和垂钓。

　　犹记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无数人为了建设中国，夜不能寐，寝不能安，翻遍史书规划未来。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无数工程师发奋读书，专研工程，他们用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为我们换来了现在的安全。

　　无论是54年的荆江防洪工程，98年以后固若金汤的三峡大坝，还是如今的北斗卫星高精度地灾监测预警系统，都让我们坚信，洪灾虽然可怕，但不是不可以制服。

　　中国的水利工程，也许还远远达不到完美，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这次南方的水灾，也许还没有到最可怕的时候，按以往的经验看，8月中旬极有可能还有一波；

　　但就像从前那样，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中国人都将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参考资料：

　　广州日报：98年荆江没有炸堤分洪内情

　　《从中华治水史看历代水治理体制的演变和经验》 《水利发展研究》2015年第8期

　　为什么以前黄河经常发大水，却很少有记载长江发大水，而近几十年全反过来了？  知乎 @路路路路 的回答

　　匡跃辉：《我国水灾的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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