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跳起钢管舞，不奇怪_风闻

作者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德文

在一次学术交流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房宁老师分享了他在2017年3-4月间“走读京杭大运河”的经历。大运河沿线有发达的城市，但周边更有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等待拆迁、假货泛滥的普通农村。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使得中国就像是一个时光隧道。

我们习惯于用“将来”定义“现在”，一度以为城市的光鲜亮丽必定是乡村的未来。甚至于，“美丽乡村”，也是由城里人的田园梦和乡愁所定义的。

殊不知，在更多的时候，乡村构成了现代中国的“隐藏的角落”—你关不关注它，它就在那里；它用它独特的方式，来形塑中国的面貌。

而那，真是一个素面朝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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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易变

2018年夏，我和同事在中原腹地开展田野调查。

我们调查的村庄，处于两个大城市的交界地带，城市已经扩张到了村庄边缘。按照村民的说法，村庄已经按下了“暂停键”，年轻人进城打工，村里的田地，老年人随便种一种，大家都等着拆迁。

6月11日，浙江省青田县小舟山乡的农民牵着牛行走在水田中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体验，这个村庄其实已经“暂停”了十年时间，人们就这么等着，既没有改变现状的条件，也没有为将来努力的动力。**以至于，驻村扶贫工作队也慨叹，要动员农民致富真是难啊。

生活是如此“平淡”，总要为内心的躁动找个出口。

一天傍晚，笔者和同事晚饭后散步，突然听到高音喇叭声从远处的村庄传来。循声而去，原来是邻村一户人家生了小孩，请了一个歌舞团来村里表演。在表演现场，男女老少都有，聚集观看。一位穿着体面的管事站在舞台边上维持秩序，东家则忙着给在座的每一位发烟。

歌舞团是从县城请来的，演员全是俊男靓女，表演的都是城市酒吧风格的劲歌热舞。表演期间，钢管舞和脱衣舞把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小孩在舞台前欢快打闹，大人们则安静得出奇，聚精会神地观看。

直到互动节目的到来，人们的情绪才外露出来。一位五六十岁的大爷，跑上台去和穿着暴露的年轻女演员插科打诨，还当场抱起了女演员的大腿。到了这个份上，连管事的也看不下去了，不耐烦地说：“差不多就可以了，下去吧。”

同事幼时学过相声，有说学逗唱的童子功。他说，现场演员的表演水准，尤其是钢管舞，绝对是专业水平。但他就感到很惊奇，中原地带，按理是文化深厚之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赤裸裸的“伤风败俗”的文化活动啊？

我其实一点都不惊奇。早在十余年前，我就在华北农村做田野调查时亲眼看见了脱衣舞表演。并且，那次表演，还是在丧事上，场面比这次还大，因为东家请了两个舞蹈团，演起了对台戏！

大运河途经的华北平原，是中国腹地，其经济和社会形态，是中国乡村的缩影。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摄）

脱衣舞、钢管舞这种文化产品，当然是城市文化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消费主义在农村肆虐的表现。但是，这种看似与“素面朝天”不相容的文化活动，却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华北的村庄，大抵都有分裂型的社会结构。**村庄内部往往有几个社会集团，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展开全方位竞争。像满月酒、丧礼等具有集体仪式的重要场合，当然是彰显东家及其他这个小集团“脸面”的重要机会。久而久之，这些集体仪式能否聚集足够的人气，是否足够热闹，变成了是否有“脸面”的象征，至于说“长脸”的方式，反倒是其次的。

广东信宜的一个婚礼上，男方亲属提着彩礼走进女方的村庄

**其实，每个地方的乡村社会，为了“面子”而生存一直顽固地存在。有的面子，其实是底子。**比如，几乎每个地方的农民都要竭尽全力为儿子盖上好的楼房（或者说在县城购置一套楼房），为其娶上媳妇。如果完不成这些任务，对很多农民而言，就算是人生失败，在村子里也抬不起头来。以至于，这些年的婚姻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天价”彩礼屡见不鲜。

有些面子，已经成了阶层分化的象征。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村庄里的富人们为了面子，不断提高宴会规格，且不收礼金。久而久之，普通农民根本就付不了人情，办不起酒。“人情”成了富裕阶层的游戏。与之相反的是，在两湖平原和鄂西、湘西等地区，社会分化不明显，人们都有通过办酒来平衡人情支出的理性考量。

**世道易变，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努力逃离乡村，却又在极力维系与村庄里的社会关系。**就如中原腹地的处于城市边缘的那个村庄，村民们都在等待拆迁，一切安排都为进城做准备。但是，只要还在村庄一天，人们就无法脱离集团竞争的结构束缚，就还要在想尽办法在村庄中获取有利位置。甚至于，“天价” 彩礼、人情负担重等社会文化现象，何尝不是人们逃离乡村的心态在牵引呢？

如果不是为了尽快进城，提前透支父辈的财富积累，年轻一代索取的“天价”彩礼，甚至要在城里买一套楼房，怕是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如果不是因为对村庄社会关系没有长远预期，每走一份“人情”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来，人们也不至于那么积极地寻找一切机会办酒，甚至出现了“无事酒”。

其实，乡村是很多人的栖息地和退路，但人们未必就觉得其是世外桃源。巨变时代，几乎没有哪个村庄能够逃离城市化的洗礼，农民感触到比其他任何人都深刻。以至于，“人心不古”已经是很多农民自己的深切体悟。

河北省沙河市刘石岗乡渐凹村

笔者家乡地处闽粤赣客家腹地，算是一个比较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的地方。但这些年来，连老母亲都教导我，“现在不同于过往里，大家都各顾各了”。还举例说，我的某某同学，骗了村里某个人家多少钱，千万要注意啊。

**近些年来，村里至少有20个年轻人陷入网络赌博中不可自拔，不仅自己满身债务，连同父母也跟着倒霉，帮忙起还债。**按照一位村民的说法，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赚“快钱”，一夜暴富。镇里虽然有工业区，工资也还不错，但但凡有点门路的家庭，是不会让年轻人去务工领“死工资”的。

2

隐藏的角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6亿人月均可支配入1000元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热议。这本是学术常识，说明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图景背后的准确意涵并不完全理解。很显然，这六亿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自然村（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摄）

农村低收入人口包括哪些群体？

**一是绝对贫困人口。**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多数是因为家庭缺乏劳动力，或遭遇天灾人祸，长期或暂时陷入贫困境地。这些人口是低保或精准扶贫对象，但现有的农村低保和扶贫标准还比较低，其基本生活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但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生活水准。

**二是半耕半工家庭人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庭。以三代家庭为例，年轻夫妇一半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和小孩在留守农村，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因为市场机遇、家庭积累以及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一部分半耕半工家庭有较高的收入，为城镇化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也有相当部分家庭，务工收入不高，家庭人口又比较多，导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

江西省赣州市，种植树苗的村民（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摄）

**三是纯农户。**一部分农户因为家庭生产周期及特殊的家庭任务的原因，如生育、照顾老人、陪读等，被迫留守农村。在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市场机会有限，土地产出也不高，务农收入比较低，纯农户的家庭容易陷入低收入家庭序列。

农村有广大的低收入人口是一个现实，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中等收入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快速增长，这一过程催生了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这些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虽然名义上在城市安家落户，也有稳定的工作，但大多数新“进城”的人口，其家庭收入也仅仅是在中等收入线的边缘。其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客观上还得依赖于农村的滋补。一旦城市的就业机会丧失，或者说遭遇意外，则很容易重回低收入行列，退回农村就更是一个重要选项。

**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每一个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背后，都站着若干个农村低收入人口。**村庄是很多新市民家庭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既为其完全融入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为其可能出现的进城失败提供退路。

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大墙村村民孙丽燕（右）和家人在自家小院里休息

无论是对于农村的低收入人口，还是城市处于中等收入线边缘的新进城人口，村庄都有难以替代的功能。笔者前段时间在调查山东合村居时，对“素面朝天的中国”有更为深切的认识。

“素面朝天”的村庄，虽不一定光鲜亮丽，并一度被主政者认为是需要被改造的，但它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却真实而有力量。

留守农村的老人，在为子女盖了房、娶了媳妇之后，几乎耗尽了一生的积蓄。并且，一旦完成了人生任务，他们的年纪也大了，也不可能有多少现金收入。他们根本就没有条件去买新型农村社区里的楼房，也对入住楼房后的现金支持有巨大心理压力。他们需要依赖村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物业费、水费、取暖费，还可以有庭院经济，节省了生活开支。

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杨精泽（左）与村民在合作社里喂鸡

事实上，哪怕是拼尽全力进了城的年轻人，也对拆村并居忧心忡忡。

虽然年轻人对住进楼房有期待，但更担心自己能不能承受住楼房的代价。一位受访的年轻人，前两年已经在县城买了楼房，但仅仅住了一年就回村“投靠”父母了。原因是，生了小孩以后，家庭收入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务工收入，既要还房贷，还要养孩子，根本就无法承受城市生活里现金支持压力。

3

治理迭代

这几年，脱贫攻坚成了很多中西部农村的中心工作。几乎每个扶贫干部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对于脱贫这个事，怎么干部比贫困户还着急呢？

我碰到好几个扶贫干部，自己垫付资金帮助村里发展产业，希望与村民风险共担，结果有的村民还是不买账。有些大型企业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在当地建了工厂，结果贫困户宁愿在家里耍也不愿意进厂打工，工厂竟然因为找不到工人而无法生产。

有些扶贫工作组，好不容易争取了扶贫项目，为村里修路修桥，结果有的村民还打起了扶贫款的主意，想尽办法要各种补偿——占地要补偿，出工要补助，损害了作物还要青苗损失费，不一而足。

我访谈过的几乎每一个扶贫干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委屈。为了免于打扰群众，有些扶贫干部晚上去贫困户家访问，贫困户竟然不让其进家门。

今日之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个堪称为“治理迭代”的特殊时期。

20世纪90年代，乡村治理主要是服务于汲取农村资源，贯彻国家意志，且有强大的强制性权力作为后盾。因此，乡村治理虽然粗糙，且强制性手段泛滥，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支配关系却难以挑战。

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一旦没有了汲取资源的任务，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疏远起来。而在治理迭代的今天，国家以服务者的形象重新积极介入农民生活，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移风易俗等，几乎每一件事都事关农民的美好生活。吊诡的是，农民却并不一定接受国家的“服务”。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是一个位于高黎贡山上的怒族村落，这里山高坡陡，交通极为不便，村里曾经生活着46户怒族群众，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37户共144人，贫困发生率近80%。2020年4月16日，村民李小波（左）在山上的家中劝说母亲跟他一起下山生活

何以如此？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乡村社会其实还是素面朝天的，但国家治理的方式却变得精致无比，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悖论。**素面朝天的中国乡村，人们对于生活的“算计”，和国家“统计”，很可能不是一个逻辑。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逻辑—这个逻辑，往往是地方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而“国家”恰恰代表着统一的、普遍的逻辑。

比如，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对于收入的计算取决于开支，“赚多少，花多少”，或者说“要花多少，就赚多少”，积蓄和发展的观念并不强烈。而扶贫是一套典型的发展主义话语，这一套逻辑和当地的文化必然发生冲撞。这也就可以理解，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扶贫先扶志（智）是多么地重要。

大多数乡村社会都还保留着大量的非正规经济，还存在互惠关系，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本来就难以精准计算。甚至于，人们如果太精于计算，很可能会制造社会问题，一些地方的人情负担过重就是“计算”的结果。

**因此，乡村社会往往是模糊的，灰色的，易变的。但国家政策却需要精确。**比如，精准扶贫要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和精准脱贫。现实却是，农民连自己的收入和支出都无法精确计算，精准的治理何以可能？为了精准而精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会泛滥起来。

素面朝天的中国，其实还处于算盘时代，但我们却已经在用计算机在测量乡村社会一切。有时候，国家能力的提升会有效规制社会，让乡村变得更好。但有的时候，过于自信的国家能力，很可能也会遭遇不适，被乡村文化反噬。

**中国似乎正在经历时空压缩。今日之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元素同时出现。**不同区域，因为不同的自然、历史和文化积淀，这些社会元素的组合形态也有不同。而它们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

认识中国，不可规避那些隐藏的、易变的和迭代的元素。从乡村看，素面朝天，恰恰是大国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