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洪水，有一种力量叫不可战胜_风闻

　　本文6500字，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一）形势严峻！百年大洪水正在袭来

　　（二）人祸大于天灾——1931年的洪灾

　　（三）换了人间——1954年的特大洪水

　　（四）中流砥柱——决战九江大堤

　　（一）形势严峻！百年大洪水正在袭来

　　多少年以后，中国的孩子们可能要辛苦了，因为他们会发现历史课本上2020年的历史大事件特别多。

　　好不容易北京在上半年刚结束时实现了零新增（至今已经连续6天零新增），长江干支流的水位又开始频频告急。

　　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湖水漫过一道红色标记——“1998年洪水位22.52M”，这标志着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7月12日下午一点，长江武汉段汉口站水位到达28.7米，部分路段江水已高过城市主干道。

　　在著名的汉口江滩公园，矗立着一座高大的不锈钢柱雕塑——《长江颂歌》。这个雕塑主要是为了纪念武汉人民的抗洪历史。

　　三根柱子代表抗洪时的木桩，紧紧挨在一起，表达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战胜洪水的必胜信念。上边不但设置了水位线，还记下了武汉市三次大洪水。

　　他们分别是1931年的28.28米、1954年的29.73米和1998年的29.43米。可以看出，武汉段的长江水位，已经超越了1931年的水位，成为历史第三高水位。

　　有读者给我发来了——一图看懂长江水位的变化，可以直观地看出最近长江水位涨势之猛，有谁知道原作者的，请转达我的谢意，我来付版权。如果联系不到，我就捐给灾区。

　　这幅图令人揪心，风景如画的江滩就这样被洪水吞没。更揪心的是，水位还在上涨，形势非常严峻。

　　蛋总随即查看了未来几天长江领域的天气，形势更加不容乐观，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持续有雨，第一次巴望着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不准。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13日至16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还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上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这给人一种有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洪水又奔着百年一遇去了，希望参与防洪防汛的朋友们提高警惕，也希望长江沿岸、淮河流域的小伙伴们注意安全。

　　武汉市政府显然早已经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已经行动起来，加强巡视，加固大堤，储备防汛物资。7月11日，临江大道上，防汛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拼装防洪板。

　　不过这事儿真赖不到三峡大坝头上，因为最近的降雨大多分布在三峡的下游。三峡起到了削洪峰的作用，为下游抗洪争取了主动。

　　如果没有三峡大坝，现在的洪灾也许已经超过1998年，甚至1954年，洪灾已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有不少朋友觉得，我们国家真是多灾多难，昨天我跟蛋嫂还聊到了这个话题。我提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家太大了。

　　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之外的欧洲也就是四百多万平方公里。所以语境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英国看来，前天德国洪水，今天意大利火山喷发，明天瑞士森林火灾，后天法国巴黎有地震了，这都是外国的事情，这些国家甚至都没我们一个省大，甚至没有我们一个县大。

　　中国最大的县——新疆的若羌县，面积20万平方千米，比白俄罗斯和希腊都大，是英国的80%，超过了半拉德国。

　　我们为啥总是感觉老有各种各样天灾人祸发生，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和面积都比他们大多了。

　　国家大了天灾人祸自然就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国家大了，总有风调雨顺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受灾地区人民抗击灾害的后勤基地。

　　久而久之，我们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和救灾体系。今天我帮你，说不定明天你就帮我。

　　比如年初武汉疫情揭盖之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很快就来了。而黑龙江的大米、甘肃的土豆、山东的蔬菜、河南的面粉等等也都源源不断送往武汉。

　　但是这背后，还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者。不然的话，再大的国家也只会是一盘散沙，最后倒霉的一定是全国的老百姓，只不过是大家轮流倒霉而已。

　　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们通过刚才提到的这几次大洪水，来体会一下灾难发生后有人管和没人管的区别。

　　（二）人祸大于天灾——1931年的洪灾

　　先说1931年的大洪水。1931年的水灾超过了1998年（水位没超），当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河流都发生了特大洪水。

　　其中长江流域，从湖北石首到入海口附近的江苏南通，沿途干支流堤防漫决354处，武汉、九江、芜湖、安庆等沿江城市悉数被淹。

　　这次特大洪灾，全国17个省一亿人沦为灾民，直接造成40万人死亡（淹死），由于次生灾害（饿死、疟疾等流行病）300多万人死亡。

　　比如九江，当时的水位比九江城还高出三丈多。8月1日堤防决口，一下子开了一个四十多丈宽的口子，江水奔泻而下，瞬间吞没了3710平方公里。

　　还有芜湖，7月上旬就被淹没了，老百姓只能住到房顶，关键是还要冒着倾盆大雨，并且还要忍饥挨饿，时时刻刻还面临着各种瘟疫的威胁。

　　武汉三镇大部分地区都泡到了水里，而且一泡就是一个多月。比如汉口，只有地市较高的少数地方和防守得力的日本租界没有被淹。

　　总之，1931年的长江洪水，是迄今为止第四高的水位（28.28米），1954年是29.73米，1998年的是29.43米，今年已经达到28.72米。

　　但1931年的洪水造成的灾害却是最大的。为啥呢？因为堤防不够牢固，长江沿线先后开了三百多个口子，水提前都泄出去祸害百姓去了，水位当然不会太高了。

　　也因此，1931年的水灾是天灾，更是人祸。比如蒋介石，1931年洪水爆发时就赶到了南昌坐镇指挥，但他指挥的不是抗洪，而是围剿中央苏区。

　　而且围剿中央苏区的军费，还是此前挪用的湖北水利经费。但是国民政府借着水利建设的名义，发行了大量水利公债，并征收水利捐和疏河费。

　　蒋介石由于忙着军阀混战和围剿中央苏区，需要大量军费，于是向地方摊派。当时湖北省主席叫方本仁，这个人劝蒋介石挪用水利经费。

　　蒋介石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一旦动用恐怕自己会成为万夫所指的对象，但又抵制不住金钱诱惑，于是尝试挪用了一次50万，结果一次挪用一次爽，一直挪用一直爽。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裤子。由于经手的人比较多，这件事还是被民众知道了，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最后抗议活动被省主席方本仁和当时的水利局局长彭介石给镇压下去了。

　　民众的抗议虽然被镇压了，但是也触动了湖北省的大小官员，他们触动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认识到连委员长都这样，水利经费简直是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啊。

　　所以大家一哄而上，都抢着挪用水利经费。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斗了起来了，大舅哥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一次就挪走了1000万作为军费。

　　就这样，数千万的水利经费，在三年内全部被瓜分完毕。直到1931年洪峰来了，民众才发现修筑堤坝的经费已经全部化为乌有。

　　注意啊，内个时候都是现大洋，一元至少顶现在100元。1919年北大某知名图书管理员月薪才8元；1930年广州街头的人力车夫，一天只有0.8元的纯收入。

　　1924年，鲁迅花了1000元就在阜成门买了一套四合院；1928年，河北石家庄初小教员月薪12~15元，校长月薪40元。

　　1933年南京城的物价，牛肉，每斤0.3元。五花肉，每斤0.23元；菜油，每斤0.16元。男袜，每双0.07元，大米0.04元。

　　所以说湖北省的水利经费，相当于被瓜分挪用了几十亿。你想想，可以修筑多少公里坚固的大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31年的水灾就是人祸。

　　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亡羊补牢其实还可以挽回一定的损失，当时有人估算，只要投入33万元加固堤防，就可以保全汉口市区。

　　然而当局没有任何紧急措施，也没有筹措防汛物资。当时的地方领导在忙什么呢？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忙着发国难财，有的在帮倒忙。

　　当时的湖北省主席叫何成浚，他特别爱赌博。有一次在扬子江饭店，一口气就输了60多万，闹得沸沸扬扬。

　　当丹水池溃口之后，洪水扑向了市区。当时他正与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打麻将。

　　属下十万火急赶来向他报告汛情，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他一脸怒色，责怪属下冲扰了他的牌运。还不耐烦地说：慌什么？不是有铁路可以挡水么？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的汉口市市长何葆华也是这位省主席向蒋介石举荐的，这家伙也不是个好东西，更加贪得无厌。

　　7月10日，刚刚上任的他就将防汛麻袋每个提价1.5元，并改变麻袋的豆、沙比例，从中大肆贪污，张公堤因而溃口，大水冲入汉口市区。

　　还有更骚的操作，那就是帮倒忙。洪水发生后，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西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加固河堤、四处堵漏。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竟然六次袭击防汛抗洪的苏区群众，甚至丧心病狂地在监利上车镇决堤，试图借机水淹苏区。

　　总之，1931年的这场大洪水，可以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水灾还没过去，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们东三省。

　　这次教训是深刻的，然而烂透了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吸取教训，1935年汉江再次爆发洪水，武汉再次被洪水浸泡，先后长达90多天。

　　（三）换了人间——1954年的特大洪水

　　说完了1931年的大洪水，再说1954年的。这时候新中国已经5岁了。经过对比大家立刻感觉到，面对洪水，气氛跟民国时期完全不一样。

　　1954年6月，武汉水位已经接近26米，武汉市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抢救危关，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

　　武汉市委决定，把防汛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人在堤在，水涨堤高。

　　在市委市政府的动员下，全市30万防汛大军上了江堤。后来人手还是不够用，于是省里又动员了几万农民兄弟。就这样，几十万人在江堤上安营扎寨。

　　为了保证几十万人的后勤，政府把商店搬了过来。堤上要照明，电力局把电线拉了过来。一百多公里的江堤上，灯火通明。

　　由于电力供应紧张，市里把困难报告给了中央，中央立刻把全国仅有的一列列车发电站调到了武汉。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2020年战疫中武汉保卫战的样子：河北的苇席、湖南的竹篙、四川的榨菜、江苏的腌菜、北方的瓜菜、全国收集来的麻袋、簸箕、草鞋。

　　当时全国一年才生产麻袋500万条，但是中央调来540万条，因为连旧麻袋都搜罗来了。就这样，一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画卷就这样展开了。

　　就这样，在全国的支援下，几十万人在长江大堤奋战了70多天，排除了21523起险情（平均十分钟就一起），坚决堵住了决口。

　　当时武汉的堤坝不到30米，而洪水高达29米多。洪水几乎与堤坝是平的。风一吹，浪头不时地就越过了堤坝。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应对可能到来了更高水位的洪峰，必须紧急加高加固堤坝，于是铁路线上32台机车、2000个车皮、72只拖轮、1000多辆载重汽车、7000余条驳船来往穿梭。

　　铁路路基已经被淹没了，铁道硬生生被工人抬高了70~200厘米，湛家矶车站被淹入水中，但是作为“水下车站”继续使用。

　　为了防止一米高的浪头拍打堤岸，大家又动用34万根木材、上万米钢丝绳做成了防浪木排，编织起一道水上长城。

　　就这样，武汉顶住了创纪录的29.73米的水位，超过了1931年最高水位1.45米。最高水位时，堤坝仅仅高出水面50多厘米。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卫武汉，保卫江汉平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长江和汉江流向武汉的水在上游进行了有序分洪。

　　分洪区包括沔阳、洪湖、梁子湖、黄天湖、监利等十几个地区，群众和牲畜得到了安全转移，中央从东北调来了粮食。

　　1954年的这场大洪水，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123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

　　虽然说也有损失，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保住了长江大堤，保住了武汉和江汉平原，已经把损失减少到了最低。感谢抗洪大军，也感谢为分洪而放弃家园的几百万农民朋友。

　　（四）中流砥柱——决战九江大堤

　　我们再来说说1998年的特大洪水，这场洪水更像1931年的洪水，因为不仅仅是长江，珠江、闽江、嫩江和松花江也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高达两亿，简直是全国性的。

　　对于长江流域来说，则更像是1954年的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宜昌以下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

　　当年进入6月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降雨，而且雨量成倍增加，尤其是长江流域。中央收到情报，可能会发生1954年那种特大型洪水。

　　所以中央从一开始就在高度关注着这场抗洪斗争，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等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坐镇指挥。

　　我们列举一下1998年抗洪斗争的数据，你就能感觉到有多震撼：直接参加抗洪抢险的干部群众有800万人；参加抗洪的解放军和武警战士高达30万人。

　　总之，这次抗洪抢险斗争，可以说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抗洪抢险中表现有七多：第一，人数多；第二，兵种多；第三，将军多；第四，师团级干部多；第五，娘子军多；第六，设备多；第七，可歌可泣的故事多。

　　这次洪水，最危险的日子是8月7日，九江段决堤了。

　　当天中午，日夜坚守在堤坝上的干部群众正在简易窝棚里吃饭。

　　解放军炮兵团反坦克连指导员胡维君带领刘意、刘松波、徐俊长江大堤上进行例行巡查，他们发现了一个泡泉，冒出来的是浑水，胡维君暗叫一声不好，赶紧向上报告。

　　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必须顶住30分钟。于是胡维君立刻进行了部署，全连分为三组，一组下长江内找泡泉源头堵漏洞，二组在堤坝内侧堵泡泉，三组搬石料、沙包。

　　堵泡泉不是那么好堵的，要潜入浑浊的水中，水还在流动。连长贺德华率13名突击队员纷纷跳入进浑浊的江水里了。

　　发现堤内泡泉的位置很关键，水很浑浊根本看不见，只能靠身体感知水流，感知是否有吸力。一名战士突然高喊：这里有吸力。这意味着他找到了泡泉的位置。

　　这时连长贺德华不顾死活，脱掉救生衣就一头扎进3米深的浑浊水底去了。但由于淤泥，还是无法确定精确位置，他们决定用棉被和沙包大面积覆盖。

　　而第二组，在堤坝内侧堵泡泉。然而很短的时间内，泡泉从一个变成了三个，随后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管涌，一条直径一米高70厘米的水柱喷射出来。

　　这时炮兵团副参谋长王耀，一声大喊，便率领5名战士跳入了管涌。大堤随时会塌，6人随时可能会被埋在堤底，但是他们已经完全顾不上个人安危了。

　　就这样，他们坚持了37分钟，大部队赶到了，大家一起开始并肩作战。然而这时，管涌再次扩大，一股激流喷射而出，王耀等六位勇士被瞬间喷射了出去。

　　这时堤坝顶部也开始有了一间房大小的缺口，随后堤坝整体开始倾塌。战士们也被大水冲散，有的撞在了树上，有的漂流而去，其中至少有2人重伤，团政委王申东也受了伤。

　　情急之下，王申东不顾伤痛，命令部队把一辆停在堤下的卡车推向决口处，可一眨眼，巨大的卡车在洪水中打了个滚就消失了。

　　就这样，被浸泡了42天的九江大堤突然溃决，洪水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把大堤冲开了60米的口子，洪水呼啸着冲向了九江城。

　　决堤之后，九江拉响了警报，九江市民纷纷向地势较高的地方飞奔，然而解放军战士们，却成群结队，向决堤之处逆行。

　　很短的时间内，决堤之处集结了三个团的兵力，准备进行决战。然而数千名官兵，在洪水面前是如此的渺小，投入沙包瞬间就没了，汽车沉进去也是杯水车薪。

　　这时，九江市代市长刘积福做出了一个命令——沉船。他们征用了一条长75米、装载1600吨煤炭的甲21075号大驳船，船主没有二话，并积极参与到了战斗中来。

　　当天下午四点45分，甲21075号沉船成功，洪魔初步得到遏制，但是缝隙处的水流更加湍急，冲击力对周围的堤坝形成巨大威胁，必须赶紧修筑一道围堰。

　　（朱总理8月9日赶到了九江大堤现场）

　　修筑围堰的办法，就是把一根根钢管插入水中，别在沉船外侧，然后放沙袋，但是沙袋很快就会被激流冲走，于是战士们纷纷跳入水中，用血肉之躯挡住沙袋。

　　就这样，解放军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终于在1998年8月10日这一天，彻底堵住了九江决口，保护了九江城几十万人的安危。

　　1998年抗洪，再次巩固了军民鱼水情，解放军和武警战士就是我们的守护神；1998年抗洪，再次密切了党群关系，党就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1998年的抗洪再次证明，解放军还是那支血战湘西、飞夺泸定桥、鏖战上甘岭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抗洪结束时，九江市万人空巷，数不清的人自发去送别解放军，多少人泪流满面，握手拥抱依依不舍。

　　大部队凯旋了，但是有些战士却永远留了下来，他们的平均年龄才18岁。

　　1998年的抗洪，在世界抗洪史上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虽然这场洪水水量极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严重，但造成的损失比1931年和1954年要小得多。

　　1931年长江干堤300多处决堤，1954年干堤有60多处决堤，而1998年只有九江一处决口，并且几天内围堵成功，沿江城市和交通干线没有受到影响。

　　1998年的抗洪，极大程度保护了人民财产安全。在20世纪三次大洪水中，1931年死亡370万人，1954年死亡3.3万人， 1998年死亡4150人，且大部分死于山区的山洪、泥石流。

　　三次大洪水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主心骨，是抗洪抢险的中流砥柱；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

　　因此，就算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再次到来，蛋总内心依然很踏实。战天斗地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因为有党和人民解放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