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谜】藏南九万平方公里是怎么“丢”的？（下）_风闻

八、“后达赖时代”的西藏

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西藏进入了分别由五世热振和大札活佛前后担任摄政的时代，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50年十四世达赖匆匆临政。

8-1、五世热振时代**：1934-1941**

五世热振是西藏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热振一系活佛，在格鲁派内部地位超然，属于噶当派传承的代表。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五世热振作为摄政执掌西藏政教权力，权力比较集中，缓和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41年辞去摄政一职，1947年在试图复位的过程中被害。

五世热振，1938年［来自wikipedia］

8-1**-1、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

1934年初，五世热振在西藏各方支持下，经国民政府核准，担任西藏的摄政。1935年，国民政府授予“辅国普化禅师”封号。

五世热振主持了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寻访。1939年，在三名灵童候选人中，拉萨方面认定经九世班禅生前推荐的、来自青海同仁的拉木登珠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拉木”也可音译为“拉姆”，在藏文中是一个女性名字。大概是由于家长担心孩子不容易养活，而这么起名的。］

1940年初，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中央、率团进藏，参加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坐床典礼。英印方面则派出了古德，尼泊尔、不丹等国也派来了代表。

典礼之前2月1日，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前往看视灵童；随后，五世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掣签手续；2月4日，中央复电批准，并向全国宣布。虽然此前拉萨已经认定了灵童，但恢复“报请中央、免于掣签”的程序，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又更加明确了。

2月22日，举行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典礼。按照驻藏大臣的规格，面南背北为吴忠信在主位设座；其他西藏政教高层、外国观礼代表，均在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前方两侧、东西方向设座。

英印代表古德当日没有参加观礼，次日另行前往祝贺。［有人说，次日又为古德搞了一场同样的典礼。达赖灵童的坐床典礼，岂能如此儿戏？］

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位置图［来自亲历者朱少逸的《拉萨见闻记》］

上图，黄色1号，是十四世达赖灵童；紫色的左右2、3号分别是父母和经师；红色4号是中央代表吴忠信。这四个位置，都是主人位，面南背北。

蓝色的5、6号分别是摄政热振、司伦朗顿；绿色的19、20号，分别是观礼的尼泊尔、锡金代表。

从这次典礼前后来看，热振摄政延续了十三世达赖晚年“亲中远英”的态度。

在藏期间，吴忠信与热振摄政等继续商议及中央与西藏之间的话题，仍因双方侧重不同，最终只在班禅遗体回藏一事达成原则性共识。

4月14日，吴忠信离藏。走前，他将1934年黄慕松留下的驻藏办事处，改名为蒙藏委员会下属的正式分支机构。

吴忠信进藏，客观上增强了中央和西藏的联系。但也没有为政治解决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其原因，大概在于当时全中国处于艰难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没有解决藏事的实力和决心，西藏地方也有观望的成分。

吴忠信看视十四世达赖灵童［来自网络］

8-1-2、热振辞职：

关于1941年五世热振辞去摄政职务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有观点认为，由于盛传五世热振与贵族妇女有染，作为摄政、特别是十四世达赖灵童的主要经师，按例他将于1942年主持达赖的“沙弥戒”。为了避免因此出现宗教意义上的麻烦与矛盾，五世热振决定辞去摄政职务。

另有观点认为，由于五世热振的独断，得罪了不少政教高层；其亲中央的态度，也是亲英一方（当时在西藏唯一的外国势力）不愿看到的。宗教事务只是一个攻击他的突破口，使他不得不采取回避退让的方式，以便于将来重回权力中心。

五世热振选择了他自己的经师、年迈而且原本地位不高的三世大札作为摄政接班人。大部分史家相信，热振在与大札交班的时候，彼此是有口头约定或默契的：热振回去静修三年，然后回来大札将摄政交还热振。

热振辞职两年后，1943年获任国民政府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8-2、大札当政：1941-1950

三世大札上任之后，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风气更加炙烈。原来被热振打压过的势力，成为支持他的力量。

8-2**-1、内外关系：**

大札主政时期，一系列短视作为，使得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之前的缓和、走向紧张，并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由于抗战的需要，1941年国民政府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印度的公路，作为战略物资的输入通道。当时有一个经青藏高原修建中印公路的设想。作为盟国一方的英国，虽然觉得这个方案难度较大，但依然表态支持。大札和噶厦则坚决反对，并通知藏军杀害了国民政府派去的修路勘察队队长。噶厦甚至声称要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

1942年，大札批准噶厦设立“外交局”，并在印度设立办事机构。英印一方表示同意，国民政府则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和噶厦的关系陷入低谷，驻藏机构很难开展工作。

1942年下半年，由于中国和东南亚战场的形势恶化，英国、印度分别向噶厦施压，希望开通经西藏往内地的物资运输通道。噶厦提出仅能允许运输“非军事物资”、并且要中英藏三方签署协议保证“西藏的完全自治”之后，才能开通。国民政府也多次试图派员进藏商议，但均被西藏“拒之门外”。

1943年3月，噶厦通知西藏商人停止运输所有去内地的物质。4月，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命青海马步芳派1000名官兵到达玉树。于是，大札当局转向英国求助，英国联合美国向中国施压。期间，又出现西藏方面允许日本在康区建军用机场的传言。英国查问西藏方面，得到噶厦“恭顺”的否认。

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西藏。1942年12月，派遣两名战略情报局军官进藏——这是美国第一次把触角伸入西藏。当时，在国务卿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曾提及“把达赖喇嘛当作宗教领袖、而不是当成世俗的政治领袖”。

两名美国军官和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均未得到各自官方指示、就对噶厦提出了很多支持设想。虽然当时就被各自上级质疑和否定，但却给大札和噶厦带来了“鼓舞”。

在上述形势下，1943年底，噶厦向英属印度购买了大量被淘汰的武器弹药。美国情报官员回国后，美国向西藏赠送了三部无线电台、五部无线接收台。英国也跟着提供了两部电台。

1944年7月，大札主持了英国人在拉萨开办学校的开学仪式。此事招致三大寺等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次年1月不得不关闭。

1945年4月，仍然在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给西藏。并告知噶厦，只要不是打内战，武器弹药就无需外购、由中央无偿提供。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发表了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声明，包括西藏在内的国内民族区域均受鼓舞。

1946年6月，大札在“僧俗大会”上自封“杰布呼图克图”名号，开创了西藏历史上自封呼图克图的先例。

1949年7月，眼看国民政府即将失败，大札和噶厦制造了第二次“驱汉事件”。

中印公路［来自网络］

8-2**-2、**热振遇害：

1944年12月，退隐三年的五世热振回到拉萨。部分官员远出两天的路程迎接他，噶厦全体官员、包括十四世达赖的父亲，都去东郊设帐远迎。在拉萨，政府官员、寺庙活佛、商人等，蜂拥而至求他摸顶。声望一时无两。

高调回归的热振，找大札商量“还政”，而大札并不接茬，而且非常冷淡、轻蔑。失望的热振，在藏历年到来之前，返回了热振寺。

1945年初，色拉寺杰扎仓（支持热振的扎仓）、阿巴扎仓因为“林周宗事件”与噶厦产生严重对立。大札避过喇嘛们情绪激烈的风头，在6月强行解除两个扎仓堪布的职务，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大札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剪除噶厦政府中暗地支持、同情热振的官员，制造了噶厦内部的巨大分裂。大札与高级妓女、贵族妇女通奸的事情，也被宣扬了出来。

致力于复位的热振，向国民政府致电表示“如果能够重新掌权、他会回报中国的仁慈和恩德”。国民政府内部在是否支持热振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造成对热振支持不力。

同时，五世热振的亲信和拥护者们，有了刺杀大札的计划。刺杀计划败露之后，大札派两位噶伦带领士兵前往林周宗热振寺抓捕五世热振。

1947年4月17日，热振被押解到拉萨，关在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

在抓捕热振的同时，大札派人杀害了色拉寺杰扎仓的堪布，杰扎仓发生了暴动。经过七天七夜激烈战斗，喇嘛们不敌噶厦军警的现代化武器，4月29日暴动被平息，共有200-300名僧人被打死。

5月7日半夜，五世热振在狱中离奇死亡。据看守他的狱卒回忆，热振死前的晚上，大札的侍卫官送来药丸，热振服下后痛苦喊叫而死。

热振之死，“震惊了拉萨”。

在大札铲除热振的过程中，噶厦一直与英国驻拉萨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

热振寺一角［十一郎 摄］

8-2**-3、****“慰问同盟国代表团”：**

二战胜利，国民政府决定1946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此时，噶厦派出一个“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先到印度、再去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十四世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姐夫平措扎西等人。

代表团先到达英属印度，会见了英印官员、拜访了美国驻德里大使，然后参观了一些城市。因为英国驻锡金总督“千方百计阻扰他们前往中国”，代表团求助于此时也在印度的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沈宗濂。沈重新安排好代表团的食宿，并陪同代表团持中国领事馆签发的旅行证件，飞往南京。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召开。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代表西藏参加，与内蒙、新疆分在一个小组，讨论宪法。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不断“关心”代表团的参会进展。宪法中对西藏将来出席国民大会进行了规定，西藏代表团促成了“西藏自治将得到充分保证”的条文。

西藏代表团同时带去了一份西藏方面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书》，提出了很多要求，噶厦官员自己都说：“这封信如果全文翻译，肯定会使蒋介石非常恼火。即使(该团)等待10年，也不会得到答案。”国民大会后，代表团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报告书》；国民政府要求西藏方面指定全权代表时，代表团又拿不出具备资格的人选。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签署法律之前

8-2-4、“西藏商务代表团”事件：

1947年，英属印度的独立，触动了西藏噶厦。这一年，他们派出了一个“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去国外购买黄金，实际上试图与外国官方正式洽谈政治问题，或者至少实现各国接受西藏噶厦签发的“官方护照”作为旅行证件的目的——等于变相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

“商务代表团”先到了印度，中国驻印使馆给他们颁发了中国护照。

“商务代表团”与新成立的尼赫鲁政府的会谈遭受到惨重失败。

然后，他们转向英国、美国和日本驻印度官员，希望获得“签证”。三国官员都告诉他们，既然要先到中国内地，就应到了那里再申请去各国的签证。英国驻印官员给他们签发了印度去香港的签证。

他们到香港后，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护照”，他们又持中国护照获签证、由香港进入内地。

1948年1月，“商务代表团”到达南京，由于对签证事务的无知，他们在南京请求美国使馆官员为西藏“护照”发美国签证时，才得知“离开中国，必须先有中国的出境签证，才能轮到美国政府决定在什么护照上给予他们入境签证”。代表最终还是用中国护照获得了香港签证。

代表团在南京期间，适逢国民大会。蒙藏委员会请他们参会，他们以“非官方商务团”不参与政治为由拒绝。

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回忆，西藏代表团在南京期间答应不去美国，以换取国民政府调拨的300万美元丝绸和75万美元茶叶。国民政府如数拨付之后，代表团一到香港，就卖掉丝绸和茶叶，然后“处理”了中国护照，再次使用西藏“护照”、获得了英美签证，乘机飞往美国。

代表团到达美国后，由于此前的欺骗行为，国民政府开始关注他们。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给西藏“护照”发放签证提出了抗议，美国方面立刻承认是技术错误，并承诺以后不会承认西藏“护照”。同时，外交部也向英国提出了类似抗议，英国立刻回应是“技术性差错”，并决定不再给西藏“护照”发放新签证。

一直声称非官方的“商务代表团”，到了美国之后，要求正式拜会美国总统等。在中国驻美大使过问之下，改为私下会见国务卿。

代表团离开美国去英国之前，英国通知他们此前给西藏“护照”发放签证，属于技术性失误，不能照此再发新签证，要么改为采用中国护照签证、要么采用“口供证词方式”。代表团向英国表达了强烈不满。最终，英国绅士以“将原签证有效期涂改、延长”的方式，狡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商务代表团”在英国拜会了首相，并由“商务部”官员接待，英国官方对于他们提出的“独立主张”不予支持，并告知“英方拒绝谈及政治问题”。

“商务代表团”在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得到购买黄金的支持——因为他们没带钱，要求两国政府贷款200万美元给他们、他们用贷款购买两国的黄金。最终只在印度，得到了印度政府的25万美元贷款。

此时，已是1949年3月，国民政府即将在内战中彻底失败。

上述过程中，国民政府分别向美英政府正式行文，询问两国对于一直以来支持中国拥有西藏主权的立场是否有所变化，美、英均明确回复“没有变化”。

有必要补充一个史实：在“主权国家”概念出现之后，从清朝开始，即使在满清最衰败的时期，一直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与“西藏”建交，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或权威的国际组织主张“西藏不属于中国”。

九、和平解放&五九事变

****9-1、西藏和平解放

1947年，冷战开始。东西方两大阵营逐渐形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青海的十世班禅主动与中央人民政府联系，表示拥护中央。

1949年11月，噶厦向新中国政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发信，宣称“保持独立状态”。

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噶厦“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

1950年3月，西藏噶厦代表团到达印度首都德里，一方面与中国驻印使馆对话，一方面积极寻求外国干预和支持。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印度政府对新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对噶厦请求印度担任调停人予以了回绝，尼赫鲁对噶厦代表提出的“西藏是独立的”给予了严厉答复：“没有充足理由宣称西藏是独立的，这种地位必须依照国际法来验证”；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同意援助西藏武器、但要在第三国交接。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6月28日，美军作战飞机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7月1日，首支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半岛。

1950年7月，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四川甘孜州白利寺格达活佛，前往拉萨劝说噶厦，在昌都被扣。8月被杀害。

1950年9月，中国驻印大使与西藏噶厦代表谈判，提出西藏承认是中国一部分、“国防、外交事务和对外贸易”交由中央。西藏噶厦代表提出相反条件，还提出“没有必要把西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谈判毫无进展。

1950年9月，噶厦的前后两任昌都总管拉鲁（龙厦的儿子）和阿沛·阿旺晋美进行了交接，但拉鲁依然留在前线。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打响，拉萨的噶厦对于前线的各种紧急电报请示，采取回避的鸵鸟策略，迟迟不予回复。两周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藏军主力，并俘虏了总指挥阿沛·阿旺晋美。战役结束后，中央政府宣布停止进攻、释放俘虏，并呼吁噶厦和谈。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

1950年11月，大札摄政被迫下台，15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同时派出“代表团”去联合国呼吁，被大会拒绝。

1950年12月18日，十四世达赖离开拉萨，次年1月2日抵达与锡金相邻的西藏亚东，并随时准备逃往境外。

1951年4月，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代表团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

听老西藏说，当年进军拉萨的人民解放军，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掌握的非常好，军纪严明、不动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老百姓干活，得到“金珠玛米”的称呼，确实不虚。

阿沛·阿旺晋美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来自网络

9-2、八年上层合作，五九事变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恪守《十七条协议》，并没有改变西藏旧有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而是采取与西藏原有上层合作的方式、给予西藏噶厦高度自治。

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前往布达拉宫与十四世达赖会面。这是自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27年以来班禅与达赖第一次相聚。［我看过一份内部资料：多年后十世班禅曾提及这次见面。当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藏了一把手枪在衣服里。］

1953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19岁）和十世班禅（17岁）到达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四世达赖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听说，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当时为了给毛泽东送什么礼物比较好，颇费心思。后来决定画一幅毛泽东本人的画像送给毛泽东。画师是近代西藏传奇人物“安多三杰”之一的安多强巴。1997年8月，我曾在布达拉宫安多强巴的宅邸拜访过80多岁的老爷子。

在京期间，二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多次会见两位年轻的西藏活佛。十四世达赖回忆称“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感情”。

1955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第七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十四世达赖任主任委员、十世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1956年前后，青海、四川等省藏区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翻统治阶级、进行土地改革］，一方面存在过激扩大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不过激、也必定要深深触动当地“政教上层”的根本利益。于是青川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的人们，进行了武装对抗，并且有部分人到拉萨寻求噶厦的支持。由此，各种混乱的信息和情绪，开始波及拉萨。这些民主改革的负面消息，对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应有影响。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噶厦政府、寺院集团、贵族头人三大势力，占有全社会90%以上的庄园、土地、牲畜、农奴等生产资料，对底层社会的统治压迫相当残酷，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

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受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佛陀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行前，十四世达赖曾向中央请示，是否由中央派人陪同？中央表示完全信任、不用派人。十四世达赖曾表示很受感动——十四世达赖的两个哥哥当彩活佛和嘉乐顿珠，早就去了印度、并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中国中央政府对此情况应该是掌握的。

西藏过去的大家族，似乎一直有个传统，就是把子女分开送往不同的政治势力，“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而在政局变化或社会动荡中，给自己留好后路。

在印度期间，鼓动西藏独笠的各方势力十分活跃。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政府起着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也比较突出。为此，周恩来总理专程去印度做工作，十世班禅表态很痛快、次年一月就回了西藏。十四世达赖则有继续滞留的打算。

印度总理尼赫鲁曾以“十四世达赖回国”为筹码，向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麦克马洪线合法化”的问题，周恩来以“做好达赖的工作、其他都好说”的方式应付过去了。虽经周恩来耐心做工作，十四世达赖终于回藏，但是各种“伏笔”已经埋下来了。

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毛泽东主席曾对十四世达赖和西藏高层说过：“一五、二五都不搞，三五搞不搞，你们到时看情况。”［第三个五年计划是“1966年-1970年”］

1958年，外省藏区的叛乱已成规模。1959年初，国内外、区内外各种矛盾冲突误会的集合，特别是美国政府出人出钱出力的大力推动，武装叛乱在拉萨爆发。

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终于在一种“半情愿、半不情愿”的状态下，与亲信、部分噶厦高官逃离拉萨。并由山南、经达旺、流亡印度。印度政府违背承诺，高规格接待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并把他们安置在达兰萨拉一带。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噶厦”，由自治区筹委会接掌职权。这个1751年由清中央下旨确立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历经208年，寿终正寝。随后，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而今，西藏的三个纪念日就是这样来的：和平解放西藏（1951）、百万农奴解放（1959）、自治区成立（1965）。如果按照逢五逢十庆祝的话，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呢。

新中国中央政府与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彼此分道扬镳。

个人观点：

1、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类社会，获得政权的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哪怕西藏分离了，“政教合一”这种体制，都不可能长存下去。这不是东西方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宗教与无神论之间的问题，而是“政教合一”这种体制的“黑暗腐朽”本质，不符合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的问题。

2、至于“政教合一制度”下的旧西藏到底是什么状态，建议大家多查看有数据的资料。当年欧洲中世纪之所以“黑暗”，正是因为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统治”。对照当下，当今世界有哪个依然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不黑暗、不残忍、不落后的呢？

吐蕃王朝兴盛时期，控制人口700万左右，属于而今西藏范围的大概有400多万。和平解放西藏时，西藏人口只有107万。一个区域，历经一千多年，总人口不增反降、并且下降得如此厉害，世所罕见。为什么？

3、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新中国中央政府对1959年的“叛乱”，有些准备不足。军事上，拉萨叛乱的过程，解放军一直是被动应对。政治上，似乎也没有与十四世达赖摊牌的预案。

1955年9月11日，毛泽东与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来自网络］

十、尼赫鲁和他的印度

**10-1、“印度”**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从文明史的角度而言，印度次大陆上最早的文明，甚至比中国还要早。

然而，尽管有哈拉帕的悠久和雅利安-吠陀的辉煌，在“印度”长达5000年的可考证历史上，却只有孔雀王朝和莫卧儿王朝加起来不到500年的“统一形态”，其余90%的时间里，“印度”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分散状态。

所以，在历史上，“印度”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地理”名词。

二次大战之后的英国，已经沦为二流强国。1947年，英国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

1950年1月26日，正式成立的“印度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多部族、多语言、多传统的基础之上。

10-2、尼赫鲁其人

如果说圣雄甘地是现代印度的“精神之父”的话，那么他的继承者尼赫鲁则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

尼赫鲁是短期存在三年的“印度联邦”的唯一首相，更是印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并在任直到去世。他还被尊称为“智者尼赫鲁”。

印度建国之初，政治体制上仿照英国体制，经济上仿照苏联模式，实行一种资本主义民选政治混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分的政经架构，重视公共服务。

国际上，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54年，他将前一年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中印关系”《五项基本原则》，扩展为“不结盟运动”的理论基础。并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与参会29个成员国一起，宣布不加入东西方冷战。“万隆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世界列强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不结盟运动”，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俨然形成了第三种势力。

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扼守印度洋要道的南亚老大，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美、英各大国的青睐，俨然成为全世界的宠儿。

不知是不是与英帝国斗争太久，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对手的气质，尼赫鲁曾经野心勃勃地规划：未来的大印度联邦要比当年的“英属印度”还大，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甚至中亚，都应成为它的疆土。

他公开宣称：印度要么做一个世界级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尼赫鲁还有一个底气，就是自诩印军是亚洲第一（除了驻亚美军之外）。这话，似乎印度的政界、军界也都相信。毕竟，二战中的北非战场上，在盟军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阿拉曼战役中，印军第四师被蒙哥马利元帅誉为“英联邦表现最好的师”。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这样评价尼赫鲁：“才华出众，目空一切，脾气暴躁，高傲自负”。

10-3、橄榄枝与刺刀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尼赫鲁是中国除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最亲密的国际友人。

也许正是尼赫鲁的个人特征和印度独特的历史现实，决定了这个国家，与新中国从亲密、到敌对，最终在一场短促的局部战争中，被打得“民族信心崩溃”。

印度建国之初立刻承认新中国，后来“带着”中国参加万隆会议，都表现出尼赫鲁的“心比天高”——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小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与中国亲近的同时，从1951年起就不断派兵、继承英帝国的“事业”、继续侵占“藏南”了。

在与新中国的交往中，尼赫鲁的印度也许很快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个甘当小弟的国家。印度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必须是亚洲老大；而印度要成为亚洲老大，必须先赢了中国，否则它只能在南亚憋着。

于是，无论从扩张疆域的角度、还是从走出亚洲的角度，尼赫鲁的印度对新中国伸出了“刺刀”。

英属印度疆域图，宗教划分：粉红-印度教，黄色-佛教，绿色-伊斯兰教［来自wikipedia］

印度共和国地图［来自wikipedia］

10-4、步步进逼

从英帝国百余年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印度，以“英国在亚洲的继承者”自居，对西藏的“关心”、对“藏南”的企图，更有过之。

看到中国有望和平解放西藏，印军开始积极向中印边境东段的“麦克马洪线”推进——

1951年2月和10月，印军先后占领达旺和梅楚卡等重镇，并驱赶噶厦在当地的官员。

1952年，中国军方调查的印军入境情况：“日喀则地区，印兵60人至70人、尼泊尔兵10多人；西康的瓦弄（察隅西南150里），印兵60人；瓦扎（察隅西南30里），印兵22人；门达旺（属西藏错那宗），英国、印兵共500人。”

在西线，印军的进逼稍晚一些，但也是不断推进。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印度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和关照，并且“默许”境外藏族武装从藏南渗透进入西藏——实际上提供了保护和支持，对中国政府则摆出一副更加倨傲的架势。

1959年8月，印军进入山南地区朗久村，与中国军队交火，印军一死一伤。朗久事件是中印第一次武装冲突，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印的不合。

1959年10月，中印西段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中国军队伤亡一人，印军伤亡9人、被俘7人。由此，拉开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序幕。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率代表团前往印度谈判中印边境冲突，遭到冷遇、没有成效。

1960年，尼赫鲁发表“前进政策”：印军在中印边境一直向北推进，直到与中国军队相遇。

当时，中国在中印边境的驻军不多，几千公里边境线，很多地段并没有守军。

西段阿克塞钦地区，印度以国际事务中从未作为依据的“约翰逊线”作为中印边境线。

尼赫鲁选择1960年加大力度武装进逼，应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中苏关系刚刚破裂，中国在国际上只有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阿尔巴尼亚等几个比较挫的“朋友”，苏联随即加大对印度的援助——长久以来，苏印关系非常密切。

第二、中国正在经历“三年灾害”、国力虚弱。

第三、此前四年，美国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从过去12年的17个亿，增长为4年的40个亿。

第四、他身边好战的将军们告诉他：不用怕中国军队。

第五、此时南亚的态势也对中国不利，不丹依赖于印度，锡金是印度的保护国，缅甸、尼泊尔都是倾向印度的，巴基斯坦当时还是美国的盟友、并非今天的“巴铁”…

一年多时间里，印军在中印边境西线新设了43个据点、东线（藏南）新设了20多个据点。中国军队则迅速反应。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武装对峙态势。

尼赫鲁把印军“王牌第四军”最精锐的第七旅，派往“藏南”扯东地区。

印度一方在交通运输条件方面远远优于中方：就近几个机场、修到前线的硬化边防公路。

1997年笔者去过中印边境锡金段海拔4730米的“乃堆拉山口”，当时柏油路只通到山下。山上中印之间拉着双层铁丝网，最近的地方大概2、3米。中方的工事一尺厚、中间夹钢板，印军的工事一米厚、中间加钢块。中方营地山坡上，都是用空罐头盒子砌出来的大幅中国地图、国旗和标语——冬季封山半年，战士们以罐头为主食。近年，中国在中印的边防建设方面，已有很大进步，但相比印度的投入，从人力、到物力、到财力，应该仍有差距。

“乃堆拉山口”，与今年的热点地区“洞朗”很近。前者面对印度锡金邦方向，后者靠近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

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从藏南至亚东一线，在印度(不含不丹)的机场。中国一侧只有三个。

中国总参随后发布命令，准备对印作战。中国在东线成立“藏419部队”，先由三个团构成，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负责作战指挥、阴法唐将军任政委。

1962年9月，中国军队恢复边境巡逻。

9月底，中方了解到印军将开展“里窝那”进攻计划，也开始积极准备。

10月5日，印度国防部派参谋局长考尔中将担任王牌第四军军长，指挥东段军队。这位考尔中将是尼赫鲁的远亲，因善于迎合尼赫鲁而发迹。

大战一触即发…

周恩来与尼赫鲁［来自网络］

十一、62年中印边境战争：

**11-1、第一阶段：****东线，**1962年10月20日-24日

1962年的这场“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国也叫做“对印自卫反击战”。我们继续以藏南（东段）为主展开叙述。

1962年10月20日凌晨，在中印东段“克节朗河”，中国军队向印军发起攻击，一天之内歼灭印军王牌旅“第七旅”。西线的中国军队亦发起作战，当面印军兵力5600人。

次日，东线中国军队三个团接近藏南重镇“达旺”，25日到达。

10月22日、23日两天，中国军队主要任务是在藏南山区清剿溃逃、躲避的印军。22日，躲在山里的第七旅准将旅长达维尔，出来找食品被俘。

10月24日，东段中国军队在完成预设的“歼敌一个旅”的任务之后、停止进攻。中国政府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提议，提出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退20公里。

10月26日，中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大范围迂回到阿里地区狮泉河畔［材料没交代清楚，笔者估计不是狮泉河镇，而是狮泉河与噶尔河交界处、笔者曾经下乡工作的典角村附近］。29日，西段战斗结束。

第一阶段战斗，中国军队取得切菜砍瓜****的成绩，共俘虏印军3900人。中国军队给印军俘虏提供的条件，比给指战员的还好。

印度政府则认为，真正的战争还没开始。尼赫鲁向全国发表演说：赢不了中国，就不停止战斗。他撤了国防部长的职，自己兼任。

尼赫鲁的印度政府，紧急向美国、英国、苏联、法国、以色列等，讨要军事援助——“不结盟”的牌坊也不要了。10月28日，刚刚从“古巴导弹危机”中脱身的苏联，也要恢复印度武器头号供应商的地位，参与进来。印度成了“二战剩余军事物资”的集散地。

印度空军立刻将美、英、以等国“馈赠”的军火，快速投放到前线。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在积极备战。中方后来公开的宣传中，把下一阶段的战役决心定为：“打出三十年和平”。

**补充：**中印第一阶段交战之后，美国政府多方研究、制订的目标很值得玩味：“使中印一直保持强烈军事摩擦。有限支持印度，避免苏联与印度疏远造成中苏接近。”

克节朗战斗［来自网络］

11-2、考尔中将，真会现眼********************************

1962年11月13日，考尔中将直接飞到中印边境东段最东端的“瓦弄”，试图在这里主动出击、取得胜绩。因为，次日是尼赫鲁生日。考尔中将，要用胜利向总理献礼。

11月14日，瓦弄战斗开始六个小时之后，印军第十一旅已经攻击乏力。当晚，中国军队发起反冲锋，迅速突破印军阵地、并扩大战果。16日，十一旅全军覆没。

瓦弄战斗所在地［来自网络］

11-3、第二阶段：东线，1962年11月18日-20日

1962年11月18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东西全线展开进攻。

在主战场“达旺战区”，印军预判中国军队只可能沿着唯一的山间交通线向下攻击，于是由南向北、用四个旅、摆出了一字长蛇阵的逐级迎击阵势。

中国一支部队却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绕道小径，翻越4000多米的山口、六天五夜急行军，一下子插到印军四个旅的后半段，打断了前面三个旅的后路。

18日中国军队正面主力发起进攻，印军支撑不久，便成溃退之势。中国的穿插迂回部队，则迎头拦截溃退的印军。

交战半天，18日上午，达旺战区印军就只剩下一个旅有战斗力了。这个旅也是一触即溃。回头跑了两天，好不容易找到依托、刚刚建构防御阵地，又被追上来的中国军队打垮。

11月20日凌晨，印军在藏南“达旺”地区的四个旅，全军覆没。至此，藏南区域“已无任何有组织的印军”。

西线方面，中国新疆军区获得情报，印军序列专门派了一个“杰特联队”。这是一支百年历史的王牌部队，1840年、1860年曾随英军来华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参加了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总参下令：“杰特联队务必全歼”。

第二阶段东线作战示意图［来自网络］

第二阶段西线作战示意图［来自网络］

11-4、恐慌的印度，奇怪的中国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是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战争，全国期待着一场胜利。尼赫鲁多年来一直很好地调动着印度各部族的“爱国情绪”，战前的各种宣传，更是把大家的期望值吊到了最高。印度国民的脉搏，与战事同步。

1962年11月20日，印度议会全体议员等待着总理公布前线大捷的消息。中午，尼赫鲁“用结巴的声音”带来噩耗：印军全线溃败！

这时，中国军队在东线到达阿萨姆平原、前方一马平川，西线突出喀喇昆仑山口，印度的北大门全面洞开。

当天深夜三点，尼赫鲁紧急召见美国大使，要求美国出兵干预：在印军组织起来之前，派美军轰炸机、战斗机直接同中国作战——此前，自1954年美国军援巴基斯坦，美印关系一直处于陷入低潮。

战败的消息传开，北部印度的银行公开烧毁纸币，东北部各邦准备爆破电厂、自来水厂，全印广播反复播放印度国歌，印度仿佛即将亡国…

美国驻印度大使报告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士气的瓦解。”

1962年11月21日，北京突然向全世界宣告：11月21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全线停火。12月1日，中国军队后撤到开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并再向后撤退20公里。

由于印度政府的通讯已经彻底混乱，尼赫鲁是从他的一位部长街边抢购的报纸上看到中方消息的。

尼赫鲁紧急召见中国驻印大使，核实消息后，他问：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中国在大获全胜后主动撤回，一个战胜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成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对于中国这么做的原因，不仅各国媒体猜测纷纷，而且各国政府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具体请大家网搜，大家现在听说的，绝没有当年的版本丰富、有想象力］

补：我有位朋友的父亲，是当年东线战场的军人。老人家回忆说，当年打过去，那边的老百姓，还是个半大孩子呢，帮着扛物资支前。往回撤的时候，特别难受。将来印度军队回来，肯定要报复啊…

恐慌的德里［来自网络］

二十、关于62年中印战争之浅见

【A】62年中印这一仗，即使明知打了占不到便宜，中国也必须打，因为不打就真的输了。

第一、59年西藏刚刚发生“叛乱”，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未必安稳。如果任由印度这么欺负中国、打不还手。民心肯定不稳，西藏肯定要乱，相邻各省区也会受到波及。在中印边境痛击印度，足可稳定西南边疆，并对西北边疆产生支持作用。

第二、尼赫鲁专门挑中国最艰难的时候下手：中苏交恶、缺少国际盟友，“三年灾害”、国力虚弱。中国如果这次“怂了”，以后就再也别想成为世界强国了，在亚洲也只能沦为二流。所以，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一定要应战，并且打出气势来。这一战，只要能打掉印军的威风，那么从此后印度在亚洲就永远只能屈居中国之后。如果进一步让尼赫鲁政府的“不结盟牌坊”倒塌，那么所谓“不结盟老大”、世界大国的“印度梦”，就没戏了。当时的中国敢于大打这一仗，其实比印度更有“大国心态”。

第三、基于同样的内外交困因素，如果中国领导人是别的什么人，都会担心其他大国落井下石。但以毛的脾气，打不过美、苏、英、法，我还打不了一个阿三吗？加上有周恩来这种外交高手守护外场，可以不用过多操心国际舆论。所以，毛也要打给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看看，你们是不能小瞧中国的——如果这仗不打，毛还凭什么跟赫鲁晓夫争雄世界革命领袖呢？

第四，国内的情况，毛也必须打一打。一则聚拢民心——三年饿死多少人啊！二则提振“士气”——59年庐山会议，毛是动了自己的彭大将军的。一场胜仗，有利于提高其威望。

第五、战前中国对印军的军事能力，应做了充分了解——对方的指挥水平（看经常兼任国防部长的尼赫鲁和考尔就知道了）、武器装备、士兵士气、后勤补给等等。对于打赢局部战争，还是有把握的——只要超级大国不直接干预。

【B】战后维持边境****原状，当时来看有利于中国。

第一、藏南虽好，但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南、易攻难守，以那个时代中国的总体水平，打下来、也拿不住。强行拿住，甚至会先赢后输。

第二、藏南问题，历史事实、法律依据，中国都占理。此时拿不下，留待以后再找机会吧。

第三、阿克塞钦虽然贫瘠，但海拔高、易守难攻，战略上与印、巴“克什米尔争议区”连片，地缘政治意义更大：

1、当年巴基斯坦还是美国盟友，后来成为中国的“巴铁”，这块地方也起到一定作用；

2、这里是新疆、西藏连接处，若有闪失、则两处不利——修建新藏公路倒不是重要理由，因为从和田可以另外直接修路到阿里；

3、印度200多万平方公里，纵深不足。从阿克塞钦向南，距离印度首都等重要城市很近；

4、阿克塞钦是一个适合打“局部常规战争”的地方，大可以放印军上来、包饺子。这个地方，留着作饵，也挺好。

应该说，毛、周等中国领导人，战前就没有把国土之争作为这场“有限反击战”的战略目标。所以说，关于中国战胜后撤回到战争发起线的各种猜测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比如，后勤难以持久论、国内危机论、美苏大国危险干涉论…毛、周等应已做好了评估，外界事后猜对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C】印度方面后遗症不小

印度战败的原因，主要是严重误判了对手，也严重高估了自身的军事能力，同时把国内民众情绪调动得太高。这些，对于日后的中、印，都是值得警醒的。

62年这一仗，彻底把印度的傲气和自信打没了。这几十年，印军卧薪尝胆、持续备战，一直想再打一仗、找回国家自信。这一点，要重视。

62年印度虽然吃了败仗，但在领土上并未吃亏。反而，总是以此作为获得国际同情的说辞。同时，每当国内政治出现问题，就把中印边境争端作为凝聚人心的手段。这些年，中印边境上，“印度主动挑衅、占了便宜，再倒打一耙叫屈”的事情，笔者常有耳闻。

中印某段争议区，印军的明碉［十一郎 摄/绘］

与“藏南”问题有关的历史事件［十一郎 绘］

【藏南问题主要线索】

藏南的门隅、珞隅、察隅，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属于西藏地方管辖。

1914年“西姆拉会议”两国三方上，中国政府拒绝签署草约，会议流产。英藏私下秘密换文，英国提出了领土要求，由麦克马洪手绘出这条“麦克马洪线”。

会议三方未达成协议，上述换文亦未生效。但西藏方面未能正式致文给英印，声明秘密换文无法生效，埋下了隐患。

1914年-1936年，除英国偶尔向中国提出叙议《西姆拉草约》之外，三方均未再提及“麦克马洪线”以及藏南领土归属问题。英印政府内部，亦持“西姆拉会议破裂”的观点。

1936年-1947年，英印重新“发现”1914年的文件，以此为可趁之机，开始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派出军队，驱逐当地的西藏官员，陆续占领藏南一些地方。

1938年，英国出版“伪《艾奇逊条约集》14卷”，伪造了占有藏南的“法律依据”。

1947年，印度独立后，1951年开始继续武装进入藏南，并驱逐当地的西藏官员。

1960年，尼赫鲁发布“前进政策”，全面向北武力推进，占领藏南全部。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国获得军事胜利，但战后回到战争发起线，未改变“藏南”格局。

1987年，印度以藏南区域为基础，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

该段中印边界，一直未划定。

【结束语：留得青山在】

这篇文章很长，希望尽量全面展开有关“藏南问题”的方方面面。难免有错漏、不足之处，请朋友们多指正！

当前的事情如何看待，就不在本文展开了。由小到大，只说三句：

1、目前的中印边境态势，不宜擦枪走火。中国如果能够在边境保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存在、威慑住印度，同时做到“轻易不动武、耐心玩摩擦”的话，持久下去印度将不好受——毕竟中国的GDP是它的五倍。

2、眼下解决不了的，不妨双方都有些耐心和政治智慧。这么多年，中国没有得到藏南、印度没有得到阿克塞钦，都不影响各自发展嘛。打仗不仅死人，还耽误发展、两败俱伤。搁置一下、交给未来吧。这个主要看国家领导人的水平。

3、两国而今都是“民族主义”高涨的当口，又都是“拥核国家”。人类已经进入到新的“文明冲突”阶段，当心鹬蚌相争、绿教得利，都别做人类文明的“历史罪人”…

留得青山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约6公里，边境管控地带。十一郎 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