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之际，道光皇帝到底知不知道英国在哪？_风闻

 笔者在中学读书时，讲到清末因闭关锁国，对世界缺乏基本的常识时，称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这种说法延续了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经典描述，“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多有批评了。

​

 当时，令我印象深刻的叙述是，鸦片战争已经开打，道光皇帝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还问英军俘虏“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 ”**这十足的昏庸形象跃然纸上。**本科以后，了解了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后，笔者去查询档案原文，想搞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查之下了解到清代中前期，清廷对于西方的了解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清实录》三百七十卷有这样的记载（注：原文的英吉利、朴鼎查等字均有口字旁，今略） ：

“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六日，1842年）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达洪阿等驰奏：‘……英逆因中国严禁鸦片……分扰广东福建浙江等处。 ’ ……再 昨据奏报：‘逆夷复犯台港，经该总兵等生捦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汉奸五名。 ’

1、 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 周围几许？所属国 共有若干？（探查英殖民帝国的真正疆土实力）

2、其最为强大（意即那些最为强大的），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皇帝为制衡英国找盟友）

3、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皇帝担心英国串通穆斯林地区）

4、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探查英国跟俄罗斯的交往程度）

5、此次遣来各伪官，除朴鼎查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探查英殖民帝国的官方态度）

　　这段引文背景是，台湾总兵镇 满洲镶黄旗 达洪阿在台湾地区领导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对台湾岛的保卫战，获胜后俘虏了一干英军，道光皇帝在此提出了对俘虏问询的内容。可以看出，除了英国的一些基本国情外，**英国与俄国的关系是皇帝所关心的问题。当时的战争发生在中国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回疆相距万里之遥，如果皇帝没有特别的思考，是不会关心这样的问题的。**如果熟悉清中叶历史，可能很容易联想到，道光皇帝人生中对回疆用兵的一次重要事件。道光六年（1826年）原和卓 木波罗尼都 之孙张格尔（1790～1828年）在喀什噶尔起兵反清，至1828年被剿灭，史称“张格尔之乱” 。这位张格尔，早年曾在英国控制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留过学，接受英国人的顾问、训练和武器。这次事件发生在鸦片战争14年前，战场在内陆亚洲而非海岸线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清朝与英国的第一次交锋。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找了一个软弱无力的代理人，碰了一鼻子灰。

   

张格尔家族谱系

评判张格尔叛乱行军图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一路追击大小和卓木兄弟，越过葱岭进入中亚地区。浩罕汗国的国君额尔德尼见清军军威赫赫，主动上表请求内附。乾隆帝考虑再三，决定拒绝其内附的请求，只和浩罕保持藩属关系。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浩罕正式向大清帝国称臣进贡，成为清朝众多的藩属国之一。

     随着此后浩罕的实力不断增强，其野心也不断膨胀。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浩罕汗国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利用清朝驻新疆的参赞大臣静斌胡作非为激起南疆人民不满的机会，率数百人入侵南疆地区，企图复辟和卓木家族在南疆的统治。虽然这次小规模入侵很快被清军击败，但是却在新疆拉开了一场长达十一年的战乱的序幕。

      新疆古称西域，清时亦称“回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由于远离中原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且民族、宗教问题较为复杂，故动乱较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爆发的张格尔之乱一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年底叛乱才被彻底平息，前后共持续七八年之久，大大削弱了清朝国力。

  然而，张格尔虽死，南疆的麻烦却并没有解决。作为对支持张格尔叛乱的惩罚，清军在收复南疆之后，没收了浩罕商人在当地的全部货物，并且与之断绝贸易往来。浩罕恼羞成怒，在道光十年（1830年）又以张格尔之兄玉素甫为和卓木，从中亚纠集了数千雇佣军入侵南疆地区，并大肆掠劫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城。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帝以长龄为钦差大臣，再次派出大军远征南疆，驱逐浩罕侵略军。长龄到达南疆以后，深感南疆地区离清朝统治中心区过于遥远，清朝统治鞭长莫及。每次远征，必定劳民伤财。为了平定张格尔叛乱，清廷就花掉了一千多万两银子的巨额军费。而道光年间清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大约四千万两银子，如果南疆一直不能安定，势必会令清廷的财政状况日益窘迫。因此他主张对浩罕实行妥协退让，满足浩罕的若干条件，以换取浩罕不再侵犯南疆，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

      于是道光帝在浩罕尚未承认错误并撤军的情况下就迅速下旨，恢复了同浩罕的贸易往来。并在双方议和中同意了浩罕汗国的若干要求，即允许浩罕向南疆六城地区派遣“长老”，行使领事特权。清朝在南疆的主权由此受到了侵害。作为“回报”，浩罕只是答应将监视和卓木家族的成员，防止他们再度袭扰南疆地区。至此，一场长达十一年的战乱终于告一段落，南疆地区重归和平。道光帝竟然以妥协退让来解决藩属国和自己的矛盾，将来面对英国时候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后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地区实行改革，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便是改革新疆的伯克制定，规定伯克必须回避原籍，并禁止当地官员贿买伯克。伯克不能由宗教人士兼任，以防止宗教干预政治。其二是在重点边界地区增加驻防兵丁，增设卡伦、土堡，为了防止张格尔之乱时出现的军队集结困难的问题，清政府对天山南部重新进行了军事部署，在回疆地区添设八千名防兵，以资守御。其三是笼络新疆当地官员，主要措施是提高他们的薪俸，允许他们携带家眷。同时建立对当地官员的严格考核制度，借此革除当地官员腐败问题，防止鱼肉百姓。其四便是调整与邻国间的关系，此次张格尔之乱之所以难以平息，与外国势力背后支持不无关旭，因此清廷十分重视改善与浩罕之间的关系，重视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务建设。

　　了解了这件事后才能理解道光的问询，他认识到英国能够在西北与东南都对清朝造成威胁的能力，清朝国防上有非常大的压力。道光察觉到，英国如果和俄国联手，从南北夹击清朝，将会难以抵挡。从上下文看，“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 ”这句话不是问不列颠本岛的情况，而是问英国所包括属国（殖民地）的情况。经过了十几年没有进一步的接触，自然存在资料的时效性落后，询问这些问题，并非道光不通世界局势。

　　实际上早在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已经在中国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其精度和广度都超过欧洲当时最为精确的1570年《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 。虽然清朝采取锁国政策，但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 ，英国政府正式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司当东为副使，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国家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这次访华为乾隆皇帝带来的礼物中，就有地球仪。“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 ”同时，令马戛尔尼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圆明园西洋楼区看到了早在1759年由西方传教士蒋友仁设计和完成的西式人工喷泉——大水法。除此之外，他还看到圆明园十二兽首的出处——海晏堂前“十二生肖喷水池” 。对于圆明园的西洋楼景区，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到英法联军在中国施暴的累累罪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皇帝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英国的国情，都有着相当的认识。

　　从民间的角度看，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思想家、历史学家魏源于1842年就在战乱中编成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 ，此书虽然以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 （即1836年伦敦出版的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 ）为基础，然而仓促之间，完全不懂外语的魏源，竟然能编成50卷巨著，可见当时已经译出的世界地理书籍，并不算少。也就是说，在这道圣旨发出的当年，道光皇帝可以参考的关于英国情况的资料，就已经很多了，对英国的大致位置也不可能不知道。

　　如果清廷没有掌握这些资料，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东南沿海和北上侵犯大沽的战役中，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然而英国打下镇江、包围南京，清廷就急忙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就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选择。即便不讲“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就说道光本人在张格尔之乱中的表现，也不是这样缺乏“血性” 。特别是整个战争中，还有杨芳这样参加过回疆平叛的老将。所以，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清政府当时闭目塞听，对世界情况一无所知，反而是一种帮其推卸责任的说法。只有因为清廷了解到英国在世界上打下众多殖民地的情况，恐惧于英国与俄国的联合夹击，才能解释这段屈辱求和的经过。

　　最近笔者发现，**这一误解依然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存在。**如这道例题：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发布上谕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 ”这表明：

　　A.当时道光帝连英国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

　　B.道光帝已认识到闭关自守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开始了解情况。

　　C.鸦片战争使道光帝猛醒，要战胜敌人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D.在同敌人进行海上作战时，道光帝对塞防已有所关注。

　　参考答案是A，解说是：清朝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统治者闭目塞听，虚骄自大，其无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经过十几年，还没有澄清这一误解，才令笔者动了翻案的心思。

  在当代史学界，随着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的出版，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反思，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进程。正如书中所说，“**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要让学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在如何更好地进行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做有益的思考，就应该与近二十多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主流加强互动，而不让这种误读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