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农民杂谈：合村并居的争端_风闻

最近，合村并居成为了工业党与乡建派交锋的主阵地。

对于高成本的新农村建设，工业党认为其不存在治理上的便捷，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必然失败。

对于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乡建派则认为会打破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让中国经济丧失软着陆的空间，同时，彻底消灭小农，搞北美式的大机械生产，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会创造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短期内虽然节省治理成本，但一次经济危机就会让政府赔得个底朝天，适得其反。

对此，两方争论不休，甚至到了拳脚相向的程度。

就笔者看来，争论是可以的，但千万别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中去。

新农村建设本质上来说就是对农村现有的生产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其过程可以激进工业化（工业党模式），也可以保守生态化（乡建派模式），其核心依然是对现有的小农经济进行改造，为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创造全新的富裕途径。

只不过工业党追求的是高效率，低维护成本的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而乡建派追求的是生态化，平衡化的新城乡二元结构。

如果要在国际上去找例子与之对应，可以大概地类比为：

工业党则对应着北美的大农场模式，乡建派则对应着日本，欧洲的城镇化的莱茵模式。

实际上，结合我国独有的国情，抛开所谓的派系的固有思维模式，仅仅从底层逻辑出发，就工业党与乡建派提出的两种模式进行一个探讨。在我国的农村建设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是必须充分考虑的：

1）改造农村过程中，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多样性

**安全性：**无论是将传统小农就地改造为生态农业，亦或是合村并居后以大农场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生产。需要考虑的是此种变化之后，中国粮食的自主率是否会有明显下降。

其中小农转生态需要保证数量，小农转规模化需要保证大农场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大农场模式，一次天灾，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兜底，风险隐患也很大。

**多样性：**这点是规模化农业的短板。因为不是所有作物都适合规模化种植，规模化的基本上是大宗作物，这样中国本身特有的粮食多样性自然会受到严重破坏，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菜肴也自然会少很多。

虽然长期经历德意志民族黑暗料理折腾的笔者表示可以接受单调的饮食，但相信大多数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中国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吧。

图：德国单调的食堂饮食

同时，粮食多样化也会局部对应相关产业的多样化。而多样化的丧失，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崛起是不利的。

2）如何保证一个可操作的治理成本和治理效率

这点则是乡建派的命门。

从短期来看，特别是结合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务情况等综合因素，生态农业建设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从成本控制角度来说，粗暴的合村并居，农业规模化更经济，更具有短期效应。

虽然生态农业的思维是很有战略远见的，但如果让其以可承受的成本运转，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难题。

3）在改造农村的同时，如何兼顾经济软着陆的抗风险能力

显然，对于农村城市化的思维来说，因为规模农场对农业人口的大大削减，多余的农业人口划入城市之后，会逐步转为工业人口/城市人口。而其无法保障的是，新增的工业内容能否完全吸纳这些蜂拥而至的劳动力？

特别是部分产业对农转工的劳动力需求是有时效的，说白了，年龄大了就不中用了。

届时老化的劳动力在城市没有生存立足的点，农村也因为被合并了所以回不去，这些人很大概率成为城市的失业人口，增加社会隐患。

针对这样的情况，政府除了以失业补贴金的方式去安抚人心（如美国），也只能不断开启新基建以工代赈，但这些事情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同时也是无法预知的成本。

更别说发生一个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经济破坏，那不可预见的成本和经济损失就更加骇人了。

经上述三点，可以见得工业党的农村城市化的模式具有更明显的风险系数，但是有着经济上的操控性。

而新农村建设，生态农业的发展则具有较为全面的战略考量，但是经济上比较不可控。

这本质上可以归纳为短期线性成本与远期风险成本的博弈。

也即是，乡建派思路所付出的短期线性的治理成本，与工业党思路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因为经济无法软着陆而造成的爆破式的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之间，究竟孰轻孰重？

为了想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目前中国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虹吸模式。

就这点，引用乡建派领袖温铁军教授的观点，即目前中国大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吸纳是有时效性的。

何为时效性？那就是上面第三点提到的，资本只会在劳动力可用的时间段需要你。而一旦时间到了，劳动力老化了，如果不能在城市立足，要么成为流民，要么回到农村。

虹吸时效性是工业党激进城市化的命门，这点不仅反映在城市人口对于农村人口的虹吸上，就算是对于非本地的白领阶层的上班族来说，也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B站上有一位在北京待了多年的程序员，最后放弃高薪，跟老婆来到重庆生活。这种最终离开一线城市，去到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二三线城市的选择，其实是很多北漂青年的缩影。之前我还在头条上看到一位在上海打拼多年的成都姑娘最终选择回到成都郊区定居。

在中国，无论是从一线撤回二三线，还是直接回到农村，“返乡”似乎跟“进城”是相辅相成的。这亦是大城市对于人口虹吸的一种独特状态。

总之，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返乡”与“进城”并存的现象？归根结底，是产业对从业人员有着年龄周期的要求。

像需要爆肝和创意的互联网行业，年龄大了的确就没有太多优势。而对于纯粹的工厂劳动力来说也是如此。

只要年龄周期的存在，那城市人口对于农村人口的吸纳就不是永恒的，反而像一口将其吞掉，吮吸其精华，再将棋残破不堪的骨头吐出去。

由此，工业党的激进城市化又被掐中了一个命门：即是当你将“返乡”的可能性断绝之后，这些被吐出的骨头，又该何去何从？

就此，我做了个思维实验，以解决激进城市化后虹吸模式的困境，那即是从以下两个维度着手：

1）增加产业对虹吸人口需求的年龄区间

方法一：增加产业结构纵深。

其中第三产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比如，一名程序员三十多岁被迫离职，他选择以网络工作者的身份二次创业，这就算是第三产业的接盘功能。

因此，当社会能够向大众提供足够多的产业来支持这种接盘模式的话，自然可以减少虹吸吐出人口因为无法“返乡”而面临的失业局面。

但这种产业救产业的方式显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因为它需要依赖于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一旦遇到诸如新冠病毒这样的自然灾害则立即崩盘。

由于该方案对良好经济大环境的过于依赖，经不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折腾，故缺乏实际的操作性。

2）增加社会技术水平，使得闲置人口也可以很好地被安置

方法二：发展出能够将城市资源扩容到完全容纳闲置人口的技术

当人类的技术水平足够发达，即便这些人口无事可做，技术也能够低成本地满足他们在城市里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闲置人口将不再具备流民闹事的风险。

然而这样的假设是一个非常科幻的概念，故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实际的治理方式去解决虹吸困境。

综上所述，在彻底消灭农村，断绝劳动力“返乡”的前提下，要解决虹吸困境是不太现实的。

对此，合村并居就必须谨慎且缓慢。

回到乡建派的思路，其生态农业模式虽然具备较高的治理成本，但对于虹吸困境的缓解，是具备天然的优势。

而城市化转变为城镇化，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现实版的落地政策，这也是莱茵模式的精髓。

图：典型的德国农村，未采用规模化的大农场，但整个城镇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

笔者2016年有幸跟父亲还有省农科院的专家前往法国勃艮第，瑞士农业区考察，在与瑞士当地一所农业大学交流的过程中，他们的专家详细地跟我们介绍了当地生态农业的操作模式。

大致上，他们会对当地农户的耕地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在不破坏每家每户的耕地基础上，将其耕地分为生态用地，种植用地。

其中生态用地上栽种景观植被，将这块地作为恢复土壤营养成本的一个基点，而种植用地则按照具体作物细分，划出不同的区域。

这种种植方式的特点是，不会过度榨干土壤的有机成分，保证了土壤的恢复能力。同时兼顾种植作物的多样性，不会像规模农场那样，只种植单一作物。

其实经常去中国农村的朋友就会发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可以说是精得不行。一亩见方的地里，经常是东一头西一头的混栽不同作物，连靠近田坎的地方都给你塞得满满的。

这是我们小农经济特有的精耕细作，在笔者看来，这与瑞士的这种生态农业思路是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结合的。

图：中国农村，其结构特征跟上图展示的德国农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笔者走访法国，瑞士，德国，还有日本的农村时，都能发现类似的生态农业的影子。相比北美，澳洲那种殖民地国家的粗犷式大农场，虽然后者可以用工业化的管理方式降低运营成本，但其背后的成因与我国的现状不太吻合，因此不能一刀切地推进。

怎么说呢？中国因为幅员辽阔，所以不同地方的农业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异。

以东北为主的大平原，其农作物单一，地形开阔，再加上人口密度相对稀少，是可以借鉴北美的规模农业的。

但对于像四川这种山地居多，作物种类繁杂的丘陵地带，莱茵模式的精致小农场反而有很好的生存土壤。

而山东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其种植模式相对比较复杂和混合，作物种类也较多。故对于合村并居，应该因地制宜，就事论事地去做。

简单地以工业党与乡建派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待问题，一刀切地处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地缘辽阔，农业状况复杂的超级大国，这本身就是不可取的事情。

而目前的中国，更适合的混合农业的发展模式。要接纳工业化的生产技术，但同时也要给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留好“返乡”的渠道。

同时在二者的比重中，生态农业应当占据主导地位，合村并居必须以不破坏正常农业生产，不损害城乡二元结构为前提，针对作物单一，农村人口稀少的地区进行试点，切不可为了短期利益而冒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