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今犹在，校长何处寻_风闻

百年中国，如果没有清华北大复旦，将如万古长夜。清北复，如果没有灯塔的引领，今天必定已经泯然众人。

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在烽火连天的漫漫长夜，他们渡江蹈海，南渡北归，用光和热，照亮山河。

他们建造了中国最宏伟的殿堂，接续了中国最宝贵的文脉，也教育出中国最出色的大师。

及至今天，他们呐喊渐弱，但仍有余音，袅袅里依稀是千年前范仲淹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是谁？先生何在？

盗火者马相伯

1840年，英国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这一年，江苏镇江丹阳，一个男孩出生。信奉天主教的父母为襁褓中的婴儿做了天主教洗礼，这个小教徒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从小就非常聪慧。11岁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私塾的学习，决定要去刚开埠不久的上海求学。

200多公里的距离，马相伯徒步了11天，生生走到了上海。

他这一走，一位学贯中西的大人物，便走进了历史。

到上海后，马相伯入读法国耶稣会的徐汇公学（今上海徐汇中学）。十几年后，他熟练掌握了英文、拉丁文、法文、希腊语、日文等7门外语，研究国学、西方哲学神学和法学，以及数理、天文等学科。

马相伯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掌握这么多门外语的人。

30岁时，他获神学博士衔，旋即出任徐汇公学校长，讲授经史子集。

但是，上帝并不能拯救苦难的中国。

1876年，巨大的饥荒袭击了中国北方，史称“丁戊奇荒”。当时英国外交报告记载：“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

灾区成为人间地狱，人们甚至易子而食。

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他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他要为中国富强另寻他路。

就像他11岁走出家门投奔上海一样，这一次，他要走上的政治和外交舞台，是一个更大但也更凶险的舞台。

他的弟弟马建忠是重臣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今天的韩国国旗就是根据他的意见设计的。

经过弟弟介绍，马相伯投在李鸿章门下。对马相伯在科学和语言上的才华，李鸿章非常赏识，两人亦师亦友，共襄洋务大业。

帝国的余晖里，马相伯的劳碌身影显得可笑又可悲。

马相伯随李鸿章出使各国，翻译文书，筹备借款，呕心沥血。但是大厦将倾，哪怕是大才如李鸿章马相伯，也不能挽其于既倒。

马相伯最好的年华，全部贡献给了洋务运动这项注定失败的事业。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代表朝廷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和外交使者，同坐在谈判桌上的马相伯也背上了无数骂名。可是，无人注意到，《马关条约》最终“将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

个人名声与国家利益，谁更重要？无数人会选择前者，但睁眼看世界的马相伯宁愿自污其名也要让国家少一点损失。

**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也不受待见。夸夸其谈爱惜羽毛的人，即所谓名士，会得到欢呼和鲜花。而那些不要个人面子只求国家里子的人，却常常遭万人唾骂。**难怪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这样的人，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马相伯的母亲甚至说：“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直到去世，母亲也不原谅他。

背负举国骂名，亲人至死不原谅，大半生蹉跎而过，他心如死灰。

马相伯拿出地契，将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给教会。

本以为迎来的是人生的凛冬，谁知却是又一个春天。

1901年秋天，另一位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蔡元培来到了上海。

这年，蔡元培33岁。这位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

蔡元培却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如果不懂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西洋。

无奈，马相伯只好说，你已过中年，一个人学了没什么用，最好找些年轻人来。

蔡元培于是找来24人学习。他们来马家不仅学习拉丁文，还学数学、法文。

24个人学成之后，各地有志之士，不乏翰林和孝廉公，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学生越来越多，马相伯索性决定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有书读。

1903年3月1日，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院成立了。学校地址位于今天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震旦”之名，出自梵文的“中国”，寓意是“东方日出，前途无量”。

他为震旦立下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报考学生，只要有一门学科擅长，就可以酌情录取；有学识但没钱交学费的学生，如果有推荐人，即可进校试读，成绩合格，可以免学费。

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一观念，后来被写入复旦校歌之中。

马相伯还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

于右任就是典型的例子。1904年，25岁的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卖国，被迫逃到上海。马相伯爱惜其才华，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后来还让他做学校的老师。于右任对恩师感激一生，曾言：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梁启超听说马相伯出山办学，激动地发出贺文：“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马相伯除了教拉丁文外，还教法文和数学。他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数学，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

英文，他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当时外国人教英文所用的课本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而马相伯则选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全校学生开讲演会，马相伯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加以批评，每人都能发表意见。

关于招收学生，马相伯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都一视同仁招收。他认为，中国的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中国的青年固然需要教育，中国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会了，马上就可以用到社会上去。

好景不长。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马相伯和投资方耶稣会闹翻了。耶稣会只想教育传教士，而马相伯却坚持“不谈教理”。

矛盾终于不可调和。最后，耶稣会不但解散了学院，更是将65岁的马相伯架到医院，变相软禁起来。

在马相伯的得意门生于右任的带领下，学生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为了让学生们有书读，马相伯拄着拐杖，到处求人筹款。

60岁之前，他也满世界筹款，那时是为了给将死的满清输血。现在的筹款，是为了中国的栋梁，为了中国的明天。

1905年9月14日，在废弃的提督衙门的破烂屋舍里，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椅，只有一块黑板，加上一个老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成立了。

“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意为“复兴中华”，同时也包含了“恢复震旦”的含义。

事实证明，一所大学，重要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

复旦公学，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马相伯的悉心教导下，一些日后如雷贯耳的人物，于右任、竺可桢、李叔同、陈寅恪、邵力子、黄炎培……昂首走出，如日月星辰般，照亮了更多人。

辛亥之后，马相伯出任过南京首任市长，当过总统府的高等顾问，也在蔡元培的邀请下代理过北京大学的校长。

1939年11月4日，100岁的马相伯被家人带着，千里逃难，数次转运，最后客死越南谅山。家人知道他想葬在中国，骗他已回到国内。至死，他都以为身在祖国。

这位多寿多辱的百岁老人，在生命的余烬里，泣不成声：“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是没把中国叫醒。”

救中国，有人用革命，有人用文学，有人用科学，马相伯选择了教育。

这条“老狗”，身负绝学，走遍世界，心怀中华，却命运多舛。到了晚年，才转而教育救国，为此不惜毁家兴学，以启民智。

这样的先贤，这样的盗火者，才是我们民族的真正脊梁。有了他们，中华才能薪火不绝，生生不息。

马相伯去世后，他的学生于右任痛挽恩师：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蔡元培

马相伯去世后4个月，他的学生蔡元培口吐鲜血，摔倒在地，抢救无效后，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73岁。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喃喃自语，“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这是他留在尘世的最后言语。

把时钟拨回1901年。

这一年，蔡元培拜师马相伯。

“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马相伯的这句话，影响了蔡元培以及后来的北大。

这时距离蔡元培执掌北大还有15年。

33岁的蔡元培，此前本可有一个锦绣前程。他出生于地杰人灵的浙江绍兴，16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成为进士，27岁又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特别赏识他，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

蔡元培一度是绍兴乡人口中的励志典范。小他17岁的周作人，自小就对他仰慕万分。

他本来是可以安安静静做一个学者的。但甲午战败，让蔡元培无心钻研诗词学问。尤其在他所崇拜的谭嗣同被杀害后，蔡元培更觉得朝廷无可救药，毅然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出任中西学堂的校长。数年后，他应聘到上海南洋公学担任特班生总教习，并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

蔡元培不仅仅有文才，更有武胆。在这期间，蔡元培还与一批反清义士成立了光复会，准备以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政府。他还自学化学，学习配置毒药和炸药，还教了很多女学生，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

在晚清的革命党人之中，蔡元培素以果敢好斗著称，邹鲁说他“心狠手辣”。在同盟会内部，作为浙派首领，蔡元培的声望和实力，是可以与孙中山为首的粤系分庭抗礼的。但蔡元培权力欲不强，又厌恶革命党内部斗争，所以最后远走高飞。

39岁时，蔡元培赴德国游学。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西学理论。他还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认为只有办大学才能救中国。

留德期间，蔡元培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和教育界的地位。

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期内，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发布了中国第一个校规《大学令》和《中学令》。他主张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除此之外，蔡元培还发现并请进了鲁迅、许寿裳等风云人物。

1916年，蔡元培登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舞台，北京大学。在这里，他成了永远的北大校长。

如果没有蔡元培，就不会有今天的北大。

蔡元培去之前的北大，不像大学，更像衙门。

这所京师大学堂，因维新而起，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学生须是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学生也多半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

所有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进屋屈膝打扦，口呼“请大人上课”。

民国初年，光顾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

所以，1916年底摆在蔡元培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美差。

他的朋友大多反对他去北大，以免玷污名节。“北大已经烂到流脓，若不能整顿，反而污了自己的名声。”

孙中山却劝蔡元培迎难而上，将民主思想带到北洋军阀的心脏。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蔡元培决定北上赴任。

1917年1月4日，是蔡元培到北大校园履行校长职务的第一天。

见识过几任校长的学生顾颉刚，后来回忆：过去，北大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都需行礼，校长大人自然是目不必侧视，然而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见到在校门口排得整整齐齐、恭敬行礼的校役，脱下礼帽鞠躬回礼。这一下，便开了北大新风。

当天的报纸上是这样描述的：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五天后，在1月9日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从此，中国的大学终于知道如何成为一所大学，知道什么是独立的精神——大学不是权力的依附，也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

演讲一出，全国震惊。

这份就职演说，为后来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多年以后，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罗家伦回忆道：“（蔡元培）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才得以真正诞生。

烧了三把火，还要有人来做事。欲想把北大变成真正的大学，招兵买马是关键。

陈独秀是蔡元培请来的第一位大将。

当时，陈独秀只是一介白丁，既无学位，也没教过书。但蔡元培知道他有大才，于是趁陈独秀来京出差，三顾茅庐将他招揽。陈独秀被感召，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为了能让陈独秀的提案获得教育部的通过，蔡元培还给陈独秀假造了日本一所大学的学位。

在北大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但蔡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坚持请他来校任教。反复推辞教职未果，在那年有出家念头的梁漱溟，最终在1917年底加入了北大。他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成了北大教师。”

1917年，短短一年中，蔡元培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理科方面，他先是任命国内首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又请原在事业部矿业司任地质科长的丁文江主持开创地质门。中国地质学的发端，正是由此而始。

蔡元培广邀新派人士，也聘用留任了不少“旧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他们构成了北大的“旧派”主力。新旧对垒，北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彻底贯彻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先后辞退了几位学问不好、工作态度又懒散的外教。英国公使朱尔典甚至亲自施压，但蔡元培不为所动。

蔡元培还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蔡元培对北大的期许，也体现在他委托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中。

校徽上部的“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是正面站立的人像，意即“以人为本”，要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

同时，蔡元培对学校听课制度进行了改革，“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旁听生，叫“毛泽东”。

蔡元培对美育极端重视。“美育”一词，最早由他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他甚至要“以美育代宗教”。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

《美学》，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亲自开设的唯一课程。1918年，北大文科的国文门、英国文学门和哲学门，都开设了这门课。三年后由于没有任课教师，蔡元培亲自上阵讲课，上课的学生挤满了一两百人的大教室，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

蔡元培到北大之后还有一大改革，就是设立教授评议会，实现教授治校。1917年秋，北京大学评议会成立，成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

因为有了蔡元培，北大才成为后来的北大。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学术的中心。他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美国哲学家杜威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被后人誉为“永远的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生操劳，一生清贫，至死都无房无地。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后，还拖欠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衣的衾棺木，都是至交好友、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代筹的。

他去世时，烽火连天，抗战方酣，国共也明争暗斗，但双方对蔡元培的去世，都非常惋惜，一致给予最高的评价。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1940年3月10日，蔡元培出殡，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上万人相送。

兵荒马乱，蔡元培的灵柩也无法回乡安葬，只能就地暂安。今天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就是蔡元培之墓所在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让蔡元培归骨北大的呼声不断，但北大校方则以燕园范围为文物之由加以拒绝。

不过，青山处处埋忠骨，埋在哪里就是哪里的荣耀。倒是一个连造就北大的老校长骸骨都容不下的大学，还敢说自己“兼容并包”吗？

梅贻琦

北大隔壁的清华，也出了一位好校长，他叫梅贻琦。

清华建校至今109年，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是清华史上任职最久的校长。

在梅贻琦之前，和北大一样，清华也不是一所好学校。

校长换了一个又一个，没一个能让学生满意。

今天清华学生给人的印象是理工男和乖乖仔，但是那个时代，清华师生是最具造反精神的。清华校训曾经有16个字，消失不见的8个字是“自由精神、独立思想”。

那时清华学生思想活跃，一言不合就是罢课游行示威。

有一个校长为了压制学生，甚至带兵进入校园，但学生根本不怕。他们站成一排，齐齐上前一步：有种你们就开枪！

这位校长傻了，哪里见过这样的学生！身后的士兵愣了，这群孩子不怕死！

学生们再上前，拉起校长，拥着他进了清华礼堂，逼他当场签字画押，“永远不存当清华校长的野心”。

这个校长还怎么当？

赶走了几个校长，清华学生出名了。清华学生还和政府谈条件，要求新校长不得有党派色彩，知识要渊博，威望要很高，能发展清华。

敢和政府谈条件，敢和军队硬碰硬，那届清华学生太嚣张太狂妄！

这些目空一切的学生，就像野马一样，只待合适的骑手。

校长之位悬空11个月后，梅贻琦来了。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天津人，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高足。张伯苓，也是周恩来的老师。1909年，梅贻琦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多名考生中，梅贻琦名列第六。和当时赴美留学都选择中国人熟知的学校不同，他选取了当时在中国并不知名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

梅贻琦出身书香家庭，其父原是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继而失业，家庭十分拮据。为了及早就业，他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于1915年回到了中国。

半年后，他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1931年底，梅贻琦走马上任清华校长。

其实，梅贻琦起初并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但是当局考察了一大圈，发现实在无人胜任，才决定请他来试一试。

和蔡元培一样，梅贻琦的就职演说也与众不同。

梅贻琦望着台下人山人海的学生，不紧不慢道：“我希望清华能够在学术上保持他的地位，具体就是在学术方面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大学，应由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梅贻琦继续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学生以为又是以前的货色，又开始骚动起来。

但是梅贻琦接下来的话吸引住了他们。

梅贻琦说：“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二十多年前，马相伯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梅贻琦表达得更精炼有力。这句堪称中国大学史上最有名的话，一直流传至今。

梅贻琦讲完后，学生们服了！

搞定了学生还不行，还有一堆牛哄哄的教授等着他去摆平。

清华大学接近一年没有校长，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他们权力大到可以罢免校长。

当时清华的教授也阵容强大：陈寅恪、金岳霖、叶企孙、赵元任、冯友兰、朱自清……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没有两把刷子，这些名教授是不会口服心服的。

第一次参加会议，梅贻琦没坐主位，而是在角落坐了下来，示意大家开始讨论。教授们唾沫横飞，梅贻琦端茶倒水。

开完会，大家让校长表态，梅贻琦笑道：“我从众。”

他心目中的大学就这样的，学术自由，人人平等。

梅贻琦身为校长，奉行民主不揽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评议会民主决断。他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的作风，带到了清华。

他不爱说话，也没人见他红过脸，因此得了个“寡言君子”的名号。

清华教授们刚开始以为他对公事不大内行，谁知竟是行政老手。

本身就是优秀教师的梅贻琦，身上没官气，加之温文尔雅，待人谦和，教授们很快就接受了他。

清华在梅贻琦的手上，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增设了工学院，并招揽来更多的名师。

若论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人强过梅贻琦。

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华罗庚轰动数学界的时候，才20岁。但他只有初中文凭，还有残疾，但梅贻琦手一挥：“让他来清华。”

华罗庚由此被清华录入，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一路破格，最后成为教授。

文凭不高的吴晗、钱钟书等人，包括没有任何学历的陈寅恪，都是在梅贻琦鼎力推荐下，才得以进入清华任教的。

他评价陈寅恪：“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清华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正是从梅贻琦这里开始的。

蔡元培之后，最像蔡元培的，就是梅贻琦。

在梅贻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迎来了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精英一时荟萃清华园。

以1936年为例，当时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

在梅贻琦主政清华的十几年里，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这些人，随便拿出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其后80年，也没见有几人能超越他们。这既是他们的荣耀，也是国家的悲哀。

至抗战前夕，清华已从当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与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国最高学府。连北大校长胡适，都说清华的毕业生比北大的更抢手。

在梅贻琦任校长之前的20年里，清华换过十余任校长。但梅贻琦却从1931年起，连任了17年校长，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

有人问他秘诀，梅贻琦幽默地夸自己姓得好：“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其实事实哪里像他说得这么轻松。只是梅贻琦确实有过人的魅力和超人的毅力，才能坐稳清华校长位置17年。

那些眼高于顶的教授谁都不服，只服梅贻琦，这就足以说明他的魅力。

他的毅力体现之一是，虽然穷得像鬼，但从不乱花乱用公家经费一分钱。这种克制和对自身品行的严格要求，让人叹为观止。

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不沾纨绔习气；二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如此节省。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更为节省。

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

有一次，一批西南联大学生要毕业了，梅贻琦获邀给他们讲最后一课。

临近上课了，梅贻琦还没来，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没多久，教室门开了，梅贻琦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然后走上讲台，站在那里大口喘气。

原来，因为家里实在拮据，他的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卖，以补贴家用。这次她去进货，梅贻琦帮着守摊。八点要上课，但妻子七点半还没回来，梅贻琦只好丢下摊子跑回来。

“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讲台上，梅贻琦得意地笑。讲台下，很多学生都擦起了眼泪。

国民党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党的孩子”，而梅贻琦则坚持让学生做“真理的孩子”。最后梅贻琦成功了。

他就像《三体》里的执剑人，守护着清华和真理。

国民党退台前，梅贻琦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最终，梅贻琦遵从了自己的判断，选择赴台。当然，他还有一重考虑。如果他留下，美国的庚子赔款就没有了。他来到台湾后，正是靠这笔钱再造清华，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直到现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每年还能收到庚子赔款的支票。而没有梅贻琦的清华大学，不但再无赔款，而且已气质迥异。

晚年梅贻琦患病住院，甚至无力支付医药费。最后，他欠的医疗费及丧葬费用由清华师生捐款偿还。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

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视若珍宝，从未当众打开过，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住院后也一直放在床下隐秘之处。他去世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包打开，所有人都呆了。原来里面不是重要文件，也不是支票存折，只是一个账本——清华基金账目，从他初掌清华，一直到去世前，一笔笔账目清清楚楚地列着，分毫不差，绝无私用。

在场者无不落泪。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梅贻琦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也就无需写什么遗嘱了。

清华离休教授、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他还说：“我研究梅贻琦半个世纪，试图找到先生的一点缺点，直到现在，也没找到。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严谨到没有缺点的人。”

如此干净的人，如今还有几个？

梅贻琦去世后，蒋介石亲题“勋昭作育”。

出殡时，千人执绋，万人送灵。

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中，取名“梅园”。梅贻琦纪念奖章被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他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著述等身，只是做好了办学这一件事，只是用清正的风骨和沉默的行动，告诉每一个学子，应该怎么做“人”。

清华大学今犹在，世上再无梅贻琦。

主要资料来源：《一日一谈：马相伯口述》、《蔡元培传》、《梅贻琦自述》、《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