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影响了日本的两次奥运会吗？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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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这座城市，时隔80年先后两次在东京奥运会筹备期间成为了世界焦点。让我们将二者联结在一起，思索并看清日本取消或者延期举办奥运会背后的根源。

　　1938年5月4日，日本奥委会代表嘉纳治五郎在参加国际奥委会开罗大会的归国途中，因感染肺炎不幸离世，三个月后，日本公开宣布放弃主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

　　2020年3月24日，因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国际奥委会及东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举办。而6月12日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则表示“没人能够百分之百承诺东京奥运会能够在明年如期举行”。

　　东京奥运主会场

　　新国立竞技场施工图

　　相隔80年的两届东京奥运会，一届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洲国家获得主办权，一届是迄今为止获得赞助金额最高的一次；当年弃办，今年延期，却都与武汉有着一定的联系。

　　武汉会战与东京奥运

　　二战之前，日本官方采用神武天皇即位纪元，以日本神话中神武天皇即位之日为皇纪元年，依此纪年方式推算，1940年为日本建国2600年。

　　致力于发展日本体育事业并创办了“日本体育协会”的嘉纳治五郎，为了凝聚申奥力量，有意将1940年奥运会同“纪念建国2600年”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获得了日本军部的支持，军部代表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奥委会的委员。

　　现代奥运柔道之父

　　嘉纳治五郎

　　在日本获得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之后，军部便开始着手将1940年奥运会打造为庆祝日本“建国2600年”以“扬日国威”的政治盛典。

　　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国际社会关于抵制和取消日本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大，特别是英国极力推动国际奥委会更改举办地，意在取消东京举办权，改由伦敦承办。面对汹涌而至的国际负面舆论，军部对奥运会的重视程度日趋下降，开始征调运动员入伍，削减奥运经费，调配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奥运场馆的建设也几乎因此停滞。

　　作为国际奥委会中第一位亚洲委员，已年近八旬的嘉纳治五郎并不愿意看到当初的申奥努力付诸东流，于1938年亲赴开罗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以缓和侵华战争给日本奥运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恳请保留日本的举办权。

　　在他为日本奥运会争取到最后一丝机会，准备回国进一步协调奥运筹办事宜之时，却因感染肺炎而去世，自此日本奥委会没有了能够应对军部压力的能人志士。

　　嘉纳治五郎的棺椁盖着五环旗帜抬出客船

　　一个月后日本发动武汉会战，更多的兵力和物资被投入战争，奥运会因此在1938年7月14日被彻底舍弃。

　　在日本申办奥运时期，德国派兵进驻莱茵兰（莱茵河左岸地带），意大利攻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爆发内战，唯有远东局势较为稳定，因此国际奥委会曾对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寄予厚望，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亦希望这届奥运会能够促进远东地区和平，实现东西方艺术与文化的结合。

　　然而相对稳定的局势之下，隐藏的却是日本侵略与扩张的野心，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计划也早已摆上案头。

　　筹备已久的全面侵华

　　在梅津美治郎成为日本奥委会委员之前，曾在中国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并于1935年同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签署了《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即《何梅协定》，协议提出了令国民政府撤出河北及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

　　投降仪式上的梅津（右一）

　　至于协定签署的缘由看似是因为亲日分子胡恩溥、白逾桓的意外死亡，其实是日本按部就班推行侵华计划的一个既定环节。

　　日本早在1934年就颁布了《关于对支那的政策》等文件，确定了削弱南京政府在中国统治地位，使其逐渐沦为一个地方政府，乃至完全消失以助其全面占领中国的战略方针。在该政策推出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北平武官辅佐官高桥坦便策划暗杀了胡恩溥、白逾桓，并将其嫁祸给中华民族复兴社（蓝衣社），以胁迫国民政府。

　　随后，日本政府又于1935年6月6日发布《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明令要以这一事件为契机将国民政府从河北地区驱逐出去，并要求驻屯军做好战斗的准备，这才有了《何梅协定》的签署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一切政务的半独立组织）的成立，使日本在瓦解南京政府方面达成重大成就。

　　从这一“偶然”事件真实的缘由可以看出日本方面虽然多次声称“九一八事变”等局部冲突均为偶然，强调“日本根本没有侵占他国领土的计划”，但其每一次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备，有章可循的。

　　之所以没有早早的发动全面战争，在1935年的年度作战计划——《昭和十一年度的对支作战计划》中即有提到，因要对苏联备战，故还不能“对支进行全面战争”。

　　直到1937年，苏联深陷大清洗运动，西方世界又被西班牙内战牵制，使日本认为其进犯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遂选定北平西南咽喉要道上的卢沟桥开始实施其全面入侵的计划。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地的相继沦陷，让日本速战速决的野心大增，但在攻陷民国首都南京之后，国民政府却没有因首都陷落而屈服投降，令其颇感意外。

　　这也增加了日本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不确定性，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于1938年初在众议院直言，“我认为奥运会在事变 （侵华战争）持续之时无法召开……事变若是快速解决倒是可以召开。”

　　为了能够给予蒋介石政权以致命打击，快速解决战争，日本将矛头指向了“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的水陆交通枢纽——武汉。

　　日本人1930年绘制的武汉地图

　　1938年6月，在正式决定进攻武汉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于6月24日决定，以年内结束战争为目标，“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使对内对外各种措施一切适应于此”，因此，国际奥委会开罗会议后不久，日本奥委会在军方压力下，借口日本为纪念神武纪元2600年，要在1940年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无法举行奥运会。

　　在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虽部署陆海空约100万兵力，构筑陆防、江防、湖防工事650余处，但仍旧与日军有着明显的差距，不得不长期处于防御阶段，无法展开有力进攻。

　　日本方面在7月31日制定《以秋季作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确定了“置于该地防御线上的敌方兵力 ，尽力给予重大损害”的作战方式，使用包括毒气在内的各类残酷手段，虐杀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几乎无力击退日军。

　　在如此情形之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出“日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只要打破日军计划，“那么一时一地之得失，于我们的抗战前途，可谓自不发生严重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作战目标为以持久战、消耗战来最大限度消耗日军物资。

　　最终在武汉会战中，日军消耗了至少三十亿日元，可所占地域，却“不及过去十个月的十分之一”，使得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彻底破产。

　　到了1938年10月 ，随着“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相继沦陷，武汉会战以国民政府的撤退而宣告结束。

　　1930年武汉三镇市区规划图

　　武汉会战自1938年6月日军在安庆登陆开始，到10月份国民政府做出撤退的决定，持续时间四个月左右，作战范围波及山东、山西 、河南 、安徽、江苏、浙江 、江西 、湖南、广东 、绥远、察哈尔等 12个省，超过三亿人被迫卷入其中，不止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更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

　　国民政府虽然失守武汉，但却将日方拉入了战争的泥潭，迫使其改变对华战略，从速战速决转为巩固占领区统治，为大后方赢取了更多的抗争时机，同时也为牵制世界法西斯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个月的武汉会战，也让日本彻底失去了举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机会，日本体育界的奥运梦彻底化为泡影。

　　80年后，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武汉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以及抗疫保卫战的最前线。

　　新冠肺炎下的武汉与东京奥运会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来被世卫组织定名为covid 19），随着确诊病例的不断增加，离汉离鄂通道于1月23日被果断关闭，武汉抗疫保卫战也随之全面打响。

　　来自全国各地的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65名公共卫生人员、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全速驰援武汉，同时中央政府推出“一省包一市”的医疗救助机制，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武汉市以外16个市州及县级市，最终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抗疫保卫战阶段性胜利。

　　日本自1月16日出现首宗有武汉旅行史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一度成为除中国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地区，尤其是在“钻石公主号”问题上展现出的低效防疫能力，更加重了人们对日本奥运会的担忧，但日本依然多次强调，奥运会将如期举行。

　　历史上的奥运会并非没有经历过疫情的爆发，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没有因流感大爆发而延期，2016年里约奥运会也没有因寨卡病毒而取消，这些“前车之鉴”或许正是日本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

　　2013年东京获32届奥运主办权

　　如同1940年东京奥运会因侵略行径遭到抵制一般，随着确诊病例的不断增加，本届东京奥运会遭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部分国际体育组织的“抵制”，讽刺的是英国伦敦如同80年前一样，再次提出可以承接日本奥运会。

　　最终日本政府、国际奥委会及东京奥组委于3月24日宣布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迟到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

　　这一决定使日本欲以奥运来提振经济的计划严重受挫，造成高达6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号称“亚洲最安全银行”的星展银行亦发文称“日本经济今年陷入衰退几成定局”。

　　面对疫情和奥运的双重损失，以及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福岛淳也博士关于“新冠病毒2019年8月已在日本蔓延”一文所引发的负面舆论，安倍晋三在5月25日回答有关中美关系问题时特别指出“新冠病毒从中国扩散到世界，这是事实”。

　　“扩散”一词似乎比西方的“甩锅”要亲善许多，但联系日本将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称为垦荒“开拓团”，将投入日伪企业进行虐待奴役的俘虏称为“特种工人”这种玩弄辞藻的能力，可以看出其中立言词的背后，依然是将疫情损失归咎于中国的企图。

　　明治维新给日本带去了“西方价值观”，帮助其成为东亚第一个步入现代化的国家，也使其走上了与欧美列强相同的以殖民换发展的帝国主义模式，最终因扩张失败而失去独立的主权，彻底成为美国的“附庸”，不得不紧随美国脚步，加入西方的甩锅大队。

　　对于当前的日本来说，和中国的共同利益显然多于地缘纠纷，与其转移防控不力的责任，不如考虑如何摆脱“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去除“附庸国”的身份，取得真正的独立主权。

　　这也提醒我们走一条独立自主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毕竟搭乘西方价值观所铺就的“康庄大道”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快速腾飞，但总有被这些铺路人“拦路打劫”，征收“过路费”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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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的孤立与责难

　　回首80年前，日本开始侵华之时，中国也曾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然而，1937年11月中、美、英、法、苏等19个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操纵会议的英美明确的拒绝了中国所提出的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禁运武器，并向中国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的正义诉求。

　　爆发武汉会战的1938年，英国宣布不再借款给中国，并同日本签订了一份分享中国海关收入的《中国关税协定》；奉行中立立场的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希望其在经济和物资上给予中国一定援助的请求，却对日输送了价值高达 23957. 5万美元的各类物资；德国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下令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唯有法国表现出了对华的同情，并同中国进行了与军事援助相关的谈话，但直到武汉沦陷2个多月之后的1939年1月，法方才表示可以在恰当的时候给予中国一些救济。

　　在2020年的武汉抗疫保卫战中，中国再次遭到西方国家的孤立与责难，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不断污名化中国抗疫措施，阴谋论中国的人道援助，更提出向中国追责索赔的荒谬指控，试图让中国再次成为赔款政策的受害者。

　　英国《每日快报》关于向中国索赔3510亿英镑的言论

　　回顾历史，对比今昔，在中国人民真正需要帮助之时，西方大国纷纷袖手旁观，而在中国和平发展，稳步前进之时却突然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关心”起中国人民的福祉，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奥运取消与延期的根源

　　翻阅日本历史不难发现，筹备已久的全面侵华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其“征服世界，统一万国”计划的一部分。

　　结束日本百年混战的丰臣秀吉就曾提出过“谋朝鲜、占中国、伐印度”的构想。幕府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渊更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扩张理念，宣称日本是“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并最早提出了入侵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详细计划。

　　日本在通过明治维新进行现代化改革之时，非但没有摒弃这些封建极端思想，反而在看到西方国家殖民掠夺所取得的成就之后，更加坚定了“继承列祖之余业……以使国威耀于海外”的想法，并将建立“八竑一宇”的大帝国作为国家发展目标。

　　在其模仿欧洲国家以宗教塑造公民价值取向时，立神道教为国教，并将天皇和神道教结合建立了超宗教性质的国家制度——国家神道，宣传天皇为“人间活神”，称日本为“天皇神国”，将为神（天皇）尽忠作为国民必守道德。

　　昭和3年（1928年）面世的《竹内文献》甚至称“人类为天皇家的分枝”，“世界各国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天皇认可的地方官”，连伏羲、神农、释尊、基督等圣者都曾到皇祖皇太神宫游学。

　　此类神化天皇的言论，在政府引导下不断涌现，逐渐将对外侵略塑造成“为天皇收复失地”的正义之举，使民众丧失正常的是非观念，沦为军国主义侵略工具。

　　加之明治宪法将陆海军统帅权、兵力决定权等都授予了天皇，导致军部可以不受内阁及议会监督的肆意行事，最终在“天皇神国”的土壤中发展壮大，带领日本走上了侵略之路。

　　从佐藤信渊提出统一世界的周密大计，到军部开始以军国主义构建大日本帝国，在其称霸世界的夙愿开始步入现实的关键时刻，如1940年奥运会这般耗资巨大却无助于实现霸业的事项被舍弃也是其军国主义的必然选择。

　　而自2013年东京获得第32届奥运主办权的那一刻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便被赋予了“恢复经济景气，重现盛年日本”的使命，经过七年的筹备，其拉动相关需求的计划，已通过场馆建设等实现了大半，剩下可期待的便是即将到来的千万游客了。

　　然而，在疫情蔓延之际，日本政府却将维护经济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为了营造一切如常的假象，任由病毒肆虐三个月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疫情防控方面更是拒绝实行大规模检测，人为设置超高的检测门槛，如“有感冒症状且连续4天发烧37.5度以上”，这一切的缘由则是日本厚生劳动省认为“对轻症患者进行测试会浪费资源”，显然，在日本政府眼中生命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奥运会，其虽多次强调会正常举办，但却没有说明如何保障运动员的健康与安全，这也是国际社会最为担忧的。其在保障生命安全方面的懈怠已吓退了不少潜在游客，加拿大正是以“保障运动员健康与安全”为由第一个宣布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宣布奥运延期，正是为了让本国疫情淡出世界舆论，再以“甩锅”等事件转移焦点，以挽回国家形象。

　　两届奥运会，日本政府一次关注的是霸权，一次关注的是经济，唯独没有关注奥运会主体——人的生命与安全,也凸显出其社会制度对生命的漠视。不论现代奥林匹克被赋予多少超越体育的意义，其展现的始终是生命的力量与色彩，只有将对生命的尊重放在首位，关注其所蕴含的生命道德精神，才能使奥运魅力完美、顺利地绽放。

　　武汉这座城市，时隔80年先后两次在东京奥运会筹备期间成为了世界焦点，恰如一双拨开迷雾的大手，得以让我们将二者联结在一起，思索并看清日本取消或者延期举办奥运会背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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