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超 | 吃苦、作弊、怼考官：历史上考生是怎样应试的_风闻

王宏超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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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博士毕业后，和几位同学喝酒庆祝，老舍先生说：“考而不死是为神”，读过博士，算是经历了学历教育中的所有考试，《儒林外史》中的浦墨卿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晚明来华的利玛窦比较中西学制时说，中国的进士“相当于我们的博士学位”，这么说来，博士毕业就真的算是“了局”了。十几年寒窗，而今有了“封神”的资格，怎能不让人自豪一番：

“被考死的自然无须用提。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生。”

（老舍：《考而不死是为神》，《论语》第44期，1934年7月1日）

而我在博士毕业时，对“转生”“成神”倒是没什么感觉，而是对老舍先生另一句话心有戚戚焉：“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

应试之苦

历来关于考试的记录，用一个字就能概括：苦。首先是读书之苦，且不说民间所熟知的“头悬梁，锥刺股”的“励志”表率，古代还流行有凿壁借光、囊萤映雪之类的故事。《晋书·车胤传》曰：东晋车胤幼时“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以萤火虫照明或用雪映照发光来读书，除了说明家贫之外，主要还是用来说明读书条件之艰苦。

北宋诗人晁冲之有诗曰：“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彻夜苦读，烦闷无比，穷书生们在漫漫长夜读书之余，就编一些鬼狐故事打发苦日子。古代 女狐、女鬼故事盛行，大概就与书生们烦闷的读书生活有关。

其次是考试过程之苦。如今学校基础设施较之以前好了很多，就算学校条件稍差的，考场也尽量选择条件最好的教室，过程总不至于太艰苦。而古人考试的条件很差，考试如同鬼门关走一遭。

明清时期各省多设贡院，用于考试。如北京贡院有号房57排，9064间，每排用《千字文》一字为名。每间号房高约六尺，深四尺，宽三尺。东西墙体留有数个砖缝，中间可以放置木板，白天把木板上下、左右错开放置，上面为桌子，下面为凳子。晚上则把木板都移到下层，并在一起作为卧榻。

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919年在南京所拍摄的江南贡院，规模巨大。

房中的考生

考试当日，考生黎明点名，解发脱衣，进行搜检。携带笔墨、卧具、蜡烛、食物等用具进入号房，考试、吃饭、睡觉都在此局促狭小的空间里。号房条件极差，且看时人的描述：

尘封急欲寻笤帚， 

瓦漏还须盖网油。 

敲紧竹钉排雁翅， 

浓熏艾把避蜒蚰。 

粉墙靠背衣裳白， 

脚板悬空露水稠。 

梦扰不宁听鼻息， 

夜深假寐数更筹。 

若逢久雨泥相伴， 

偶遇狂风烛易流。 

时暖那堪添黝闷， 

阴寒何处觅衾稠。 

传题静候鸡三唱， 

待旦还看月一钩。

（《浙江乡闱诗》，见清代缪艮编《梦笔生花文章游戏》，第二编卷三，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

乡试多在农历八月，故称“秋闱”，八月天气尚热，中暑得病经常有之。厕所就在每排号房尾部，酷热之中，加上臭气熏天，对于临近厕所的考生（临近厕所的号房被称为“臭号”）其遭遇可以想见。光绪年间有一位倒霉的考生，就不幸分到了“臭号”：

一号之中，分数十间，一间坐一考生，极底则为厕所。坐近厕所者，谓之“臭号，第一场犹可，第二场则秽气远播，实不可耐，以考生贪近便，大小解不必皆至厕中也。余丁酉科二场，坐臭号，天气郁蒸，竟至发病。曳白[即白卷——引者注]而出。又有与炊爨之地相对者，臼“火号”，烟熏火炙，亦不可耐。

（《科场回忆录》，转自郭齐家著：《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6页）

或有人会建议把厕所修建得远一点，这实在是小瞧了作困兽斗的考生们的聪明才智，历史中就有利用上厕所来作弊的。吴敬梓《儒林外史》讲到一件事：

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到了抡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推成一团、跌成一块。鲍廷玺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被鲍廷玺看见，要采他过来见太爷。鲍文卿拦住道：“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来，把那洞补好，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

会试多在农历二月，故称“春闱”，这时天气尚冷，贡院为防考生作弊，往往规定衣饰简洁、携物简单，如须着单层鞋袜，毡毯无里子等，身穿薄衣单鞋，坐在号房里考试，其情形可想而知。明英宗天顺七年，因天气寒冷，巡逻的士兵生火取暖，引发火灾，号房的门是要锁上的，所以考生无法逃脱，竟有九十余人被烧死。穷酸书生在此寒冷之所，蜷缩数日，能捡回一条命，就算是走好运了，哪还管什么考中考不中。

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918年在开封所拍摄的河南贡院号舍，当时残存号舍10009间。

也有幸运的时候，雍正元年皇帝登基，诏开恩科，皇帝特意交待：

今年殿试，天气已寒，诸贡士着在太和殿内两旁对策，再传谕总管太监，多置火炉，使殿内和暖，诸贡士得尽心作文写卷。

看来皇帝最懂文人，拉拢时添把火就能让历尽冰冷的士子感激涕零。

因考而死并非天方夜谭，中国如此，西方亦然。1751年，一位叫闞伯兰（Richard Cumberland）的人参加考试，事后回忆说：

考试延期那样的好事，我是从来也轮不到的。我就像一个被选中的靶子，一直坐在桌子边上，忍受着无休无止的问答。好容易撑到考试结束，我马上赶回家，面如死灰，把父母给吓坏了。之后我就得了风湿热病，整整六个月命悬一线。

（[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著，徐震宇译：《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8页）

而考试中要承受的最大痛苦乃是精神之苦。古代科举，现代高考，其周期历经十数年，让人的精神长时间处于高度压力之下，就此意义来说，“考而不死是为神”也是对的。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说：

考试劳碌过甚，必易于头昏目眩；得失之念过重，必易于神经错乱，由是梦也，狐也，鬼也，幻象也，冤家也，以致种种迷信，种种无稽之谈，皆从之而起，而安身立命之说，亦从之而生。

明清时期扶乩流行，原因之一就是读书人在考前扶乩问考题，有关记载史不绝书，也不断有人声称问试题成功：

邓端若少时传得召紫姑咒，而所致皆仙女，喜作诗。绍兴甲子岁，科举将开之前，在家塾与数客会食，或请邀问试闱题目者，诵咒才毕，仙已至，乃尽诚叩之。答云：“经义赋论，吾悉知之，然天机严秘，不容轻泄，姑为预言省诗题，慰诸君意。”于是大书“秋风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

（《夷坚志》（卷四十三））

扶乩问题目就如时下许多学生高考前去寺庙烧香拜佛，这既是心理压力的体现，也是对心理压力的疏导。精神压力越大，中第后的喜悦就越大，唐诗人孟郊《登科后》一诗写道：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最为形象的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后由喜而疯的经典描写。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落第者的精神亦会遭受巨大的刺激。据说有八十多岁的老秀才命丧考场，也有像孔乙己这般困顿而终的。

考场对垒

考试制度一直在演变之中，至少在形式上逐渐人性化了。如今高考几乎全民动员，为考生提供便利，学校还会找来心理师调适学生心理，就连一向严格古板的班主任，也一改常貌，尝试与学生打成一片，这都是为了让学生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往的历史中，学生就不这么幸运了，他们常遭遇以吓唬、折磨学生为乐的考官。就如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提到：

有些主考官不可否认恐吓、羞辱应试者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这样做无非是以牺牲应试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展示主考官的智慧而已。在主考官这里，人性当中的专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暴露出来。

为此，在西方近代早期，有法学家曾对考官有这样的要求：

考试应当难度适中、仁慈、温和。考官不应该使候选人产生不安和恐惧心理。试题既不能死缠细枝末节，也不可大而无当。考试中应竭力避免引起愤怒、仇恨、憎恶、嫉妒、严厉以及其他类似的情绪。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倒是无关紧要，符合基本的情理和习惯即可。

并特别强调，“候选人不应该在半夜被叫醒起来参加考试”。

当然，并不是所有考官都是如此变态，为学生着想者也不在少数。钱穆先生批试卷，批改完毕，“忽学生来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须退学。”此前钱先生不知此规定，为了不让学生不及格，“遂至办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数。主其事者告余，学校无此前例”。经过复杂的交涉，“取回考卷，另批送校，此一班遂无退学者。”

也有考生在考试中以示弱来换取老师的同情。民国时期在清华的入学考试中，

有女生在英文试卷后面写了一封恳切的信：说“今年我又完了，我考了三年，不想今年又落空。可怜我是一位弱女子，你们若是不取我，我只有死的一条路。”上欸是“亲爱的教授们”，吴雨僧第一个发现“亲爱”两字，对该生表无限同情，他说：“假使我是校长，我一定取她”，但是因为不是校长，要想当“亲爱的教授”，也爱莫能助，只好给她一双蛋以作慰劳云云。

（《考卷的奇妙答案》，《清华暑期周刊》，第五期）

泡尔生说：“应试者的无助也会起到保护他本人的作用”，这样的表达果然引起了吴宓先生的同情，但穷酸教授其实并不比穷酸学生更有能耐，实在是也帮不上什么忙。

有一份1639年维滕堡大学艺文和哲学系硕士生入学面试考场记录，该候选人在笔试中竟没有提交试卷，大概是该校求贤若渴（也或是根本没什么学生来考试，因为该生并未展示突出的才华），就安排对他进行口试。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位候选人对大多数提问都报以空洞的学院技巧：沉默是金。身为这间屋子里地位最卑微的人，候选人以说话最少充分实现了考试的仪式性与等级性。最后，面对这位候选人的沉默与无知，前两位教授只好循循善诱，甚至干脆暗示答案。”结果并不出乎意料，该生表现“非常糟糕”，但最终的结果令人匪夷所思，考官竟然还是决定给他及格，理由之一是“考官们一致希望他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勤勉”。可怜天下老师心！

也有老师因为考试而倒霉的。何兆武先生提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次数学考试中：

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

（何兆武口述，文靖译：《上学记》（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10页） 

老师难做，是因为经常有学生给老师出难题。民国时期清华大学：

某本英文试卷上面，是清一色的法文信一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说自己不大会英文，但法文很那个，希望考入后有一补习的机会。

有考生在试卷上向考官逗乐子，清华某考生在算学试卷后面仿流行歌曲“桃花江”作曲一首，词曰： 

我听见人家说 

清华今年考生多 

女生四五百 

不及男生多

妙处不止此，在这后面紧跟着的是恭恭正正的楷书： 

哎呦呦，我的肚子痛喽，我算不出来啦！

我实在好奇，不知道这位学生后来的成绩如何。

作弊风云

考试管理中，最难的是防止作弊。自从出现考试，作弊也就开始了，魔道斗法，历经数千年。作弊之法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而防治措施也与时更新。

作弊多是因为平时不努力，无奈之下去冒风险。有段文字把考场上的学生写的活灵活现：

小陈的白纸，仍然是那样的洁白，虽然有几个蚯蚓的小字，可是那是从黑板上抄下来的。这时他的脸上，满布了一些愁容，先生又要收卷子了！正在大家纷乱之际，他把眼睛直直地射在邻座的同学的卷纸上，很兴奋地看了一眼。咳！谁知道运气不幸得很，又遇见同难的朋友，原来也是一样的白纸！于是他又转秋波改换方向，看见人家几行小字，自己又喜又惊地抄了几句。嘿！时光流水，无情的上课钟又敲着……先生再不能等了，于是叫着：“交卷！交卷！快交上来吧！”隔未一分钟，先生一溜烟地离开了教室。这位孤独的人儿，把两手放在脸下……

尽管现在做了老师，经常扮演“神气的”监考官，但看到这段文字，还是直冒冷汗。对了，这篇文章名为《试堂——平日不用功，考时叫老兄，老兄……》。

《宋史·选举志》称“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出外，曰誊录灭裂”。而最为流行的是怀挟文字，即带小抄。有人专门抄写小抄，以此获利，也有更为专业的，冒充考生进入考场，怀挟文字出售于人。欧阳修曾说：

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二三十千。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雇请一人，虚作举人名目，依例下家状，入科场，只令怀挟文字。入至试院，其程式，则他人代作。事不败，则赖其怀挟，共相传授。事败，则不过扶出一人。既本非应举之人，虽败，别无刑责，而坐获厚利。

（《欧阳文忠公集》卷百十一）

防止作弊的措施也是与时更新，如清代的考场纪律，除了一般性的规定外，还增加了不少条件：

帽用单毡，袍褂衣裤俱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不许携带厚褥，卷袋不得装裹，砚台不得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蜡台用锡，单盘空柱，糕饼食物各切开……考篮或竹或柳，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毋许携带坐褥。

（《大清会典》卷三三）

但就“糕饼食物各切开”一条，即能看出，政策的制定者是需要极具想象力的。

古人用于作弊的衬衣

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而检验教育结果和选拔人才，就需要考试。中国人喜欢溯源，考试制度大概确实以中国为最早，西方笔试制度的完善差不多要到十八世纪之后。西方的考试制度，或受中国的影响，孙中山就曾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1868年5月波士顿市在招待中国大使馆外交官时，爱麦生（Emerson）谈到要借鉴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在这种似褒实贬的说法中，着实也体现了中国科举的独特性。

中国的科举源自隋朝，最初是为了抑制门阀贵族的力量，让平民子弟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何炳棣先生有一本书研究科举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书名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中译本为《明清社会史论》）。科举确实可算是寒门弟子的“成功阶梯”。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专门提到了科举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科举让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争先向上的风气：

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纨绔公子，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傥肄业之时，一曝十寒，遇大比之年，名落孙山，则不拘富贫，皆垂首丧气，无面见人。非若现今学校，毕业与否，不甚紧要也。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

而科举停废之后，社会学习风气大变：

自罢科举后，中大学毕业，无瞰饭之所：于是纨绔子弟，终日逸游；贫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义务学校，免费供膳，犹辞不入。强迫教育之令日盛，反不若科举时代能使人力争向上也。

而考试制度最让人诟病的地方是让学生过度专注于考试的技能，而非知识本身。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弄成机器。——“其方法是什么？”——他得学习让自己感到无聊。

学业的“成功”，似乎是首先要变成“机器”，即“考试的机器”。考试后果是“以牺牲优秀人才为代价来促进一般和中间水平的人的发展，造成了独立判断的缺失，夸大了纯粹机械知识的价值”。

1740年左右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答辩过程及其后庆祝场景

在一幅体现1740年左右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答辩过程及其后庆祝场景的图片上，一位博士候选人正在接受教授们的质询：“阁下也是一名沃尔夫主义者吗？”当时沃尔夫被朗格和敬虔派陷害，被判为异端。这位博士候选人义正辞严地作答：“打倒沃尔夫！朗格万岁！”。但在答辩后的庆祝时，他口中的话变作：“沃尔夫万岁！打倒朗格！”学生们抽着烟、喝着酒，在他们身上，真正的知识和考试的技巧分离了。

考试制度大概是所有不好的制度中较好的那种，所以既难以一下子以其他方法取而代之，也不能过分强调考试的结果。考试结果被简单设定为“成功”与“失败”，相应也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俾斯麦曾说过一句颇有些道理的话：

考试将成为我们的祸根。大部分通过考试的人非常疲惫因而不能进行任何创新，对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最为糟糕的是，他们因为顺利通过了这些考试而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349-350页）

考而不死亦非神。考而不死，一定会有大学老师在前面等着打击你。而落第者，也应该积极面对未来的道路，锻就良好心态。且看另一份民国时期清华的考卷，有一位学生在试卷下面这样写道：

我上定清华了，取不取由你，我相信我没有什么错误，即使有些错误，你们替我改正一下就可以得满分了。 

我要是有做考官的机会，就直接把这位学生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