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危机四伏，延安不安——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八）_风闻

 10   危机四伏，延安不安

“农村包围城市”，既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伟大革命路线，也是迫于现实情况不得不做出的无奈选择。

中央苏区曾是中共最大的根据地，有15座县城，250万人口，但是，中共控制的区域仍然局限在农村，州府级别的城市，只是打下过漳州、赣州，住了没几天还没捂热呢，就必须撤出。红军人再多，也只能在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农村活动，对于城市交通线是望尘莫及的，因为后者在国军的牢牢掌控之中。

陕北苏区的规模本来就小得多，延安、绥德、定边、庆阳等专区城市又钉在游击区域之中，驻守州府的国民党军队随时可以发兵下乡扫荡。苏区的区长、县长，整天把大印装在兜里，随时准备跑反（陕北词汇，词义在转移与逃亡之间），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

1935年隆冬，毛泽东骑马率领红军踏着冰雪，绕着延安城向北行进，前往瓦窑堡。北风呼啸，山川披素……“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毛泽东跳下马来，向围拢在身边的警卫战士讲起了故事：“现在的肤施，古时候叫延州，也叫延安府。《水浒传》不是有一回叫做“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吗？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偷偷投奔的延安府，就是这里啊……”

一个小战士听得高兴：“主席，你下命令吧，咱们这会儿就把‘延安府’夺过来！”毛泽东微笑着看看他，摇了摇头，又遥望着远处依山势而建、大块岩石垒砌的北城墙说：“现在不能打，肤施是陕北重镇，又是交通枢纽，它是整个陕北的‘大城市’啊。咱们占了，敌人势必来抢。不要着急，肤施一定是我们的。”

风雪中，这支队伍卷起红旗，静静地绕城而过，路上纷乱的串串脚印，延伸在白茫茫大地上……毛的预言，一年后就实现了。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标志着中共的武装力量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城市据点。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算起，已经过了整整十年！其中的艰辛困苦，外人实在难以想象。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还主动建议：取消两种政权对立的局面，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不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表明统一于中央政权；称为“特区政府”，表明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仍有不同，这就是毛泽东发明出来的“一国两制”。

四十多年后，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省委打算发挥广东濒临港澳的优势，在香港对面的深圳、澳门对面的珠海，建立出口加工区。邓小平望望习仲勋，脱口而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深圳特区”就是这么来的。

邓小平搞特区，搞一国两制，都是受当年毛泽东的启发。  

1937年9月，“特区”更名改制为“边区”，管辖范围包括八路军的征募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有26个县，13万平方公里，200万人。

延安古称延州，向来是中国西北军事重镇。相传，中国人的始祖轩辕黄帝就是延安人，因此这里有轩辕黄帝陵。商朝，远离中央王朝的延安一带被称为“鬼方”国，周朝曾有两次讨伐的记载。春秋时期，延安属于魏国地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吴起镇，就是以魏国大将吴起命名。秦始皇统一天下，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延安为上郡，治所称“肤施”，现在还有秦直道的遗迹。唐朝以前，延安是首都长安的北大门，中原北抗匈奴的前哨。

秦直道遗址（在志丹县境内经永宁镇、双河乡、杏河镇进入安塞县，全长105公里。境内残存路面最宽处50米，最窄处5米，路迹明显可辩。）

陕北民风骠悍，巾帼不让须眉，出过花木兰等军中豪杰。宋代，首都南迁，远离国家重心的陕北，成为党项羌族聚居之地，西夏王朝就从这里崛起。陕北成为宋与西夏反复争夺的战场，宋军屡败，延州两次被围，朝廷委任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副使，统帅陕北宋军。

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将宋军的指挥中枢设在前线延州城，把整个陕北变成堡寨密布的纵深防御地带。范仲淹一方面在当地屯田存兵，提拔任用能征善战的种世衡、狄青、杨家小将杨文广等下层军官，一方面起用张载等关中大儒，很快将陕北治理得固若金汤。西夏军惊呼：“无以延州为意，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位于宝塔山的范仲淹题字（嘉陵山是宝塔山的古称）

明代，连年战争与过度开发造成环境枯竭，流民遍地的陕北又是农民起义的发祥地。陕北米脂出了一个李自成，将三十六家流民队伍铸成一支百万大军。从陕北一路杀奔北京，推翻大明朝！

李自成行宫（位于榆林市米脂县北的蟠龙山）

清代，延安成为震惊朝野的“同治回乱”的发生区域之一，这场灾难对西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以及深远的影响。回汉人口损失2000多万。陕西近一半人口死亡，甘肃死亡率达70%以上。汉民几乎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许多地方绝迹的同时，回民也几乎在陕西消失。战后，位于甘肃青海宁夏的回民武装接受朝廷的招安，奠定了河州诸马崛起的基础。到民国时代，这些回族武装演变成回汉相杂的马家军，成为割据西北的军阀势力，其头子马步芳号称“西北王”。（马家军具体还分为宁马（宁夏马鸿奎、马鸿宾）和青马（青海马步芳），其中宁马相对温和，战斗力也比较差，青马残暴，战斗力也比较彪悍）

马步芳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延安是位于陕北联通四方的交通枢纽。往来的商旅繁荣了这里的市集，延安城里街道纵横，商店、旅社、戏台、庙宇，应有尽有，还有高大的城墙环抱全城。延安内外，四通八达的大路可行汽车，东门外还有飞机场，交通十分便利。

以往，中共中央机关先后位于上海、江西，与被称为“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络，都要经过海路，必须通过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海港，而且路程遥远，常常要走数月甚至半年。如今从莫斯科直飞延安，半年的行程指日可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都曾乘飞机往来。

延安向南大路通往西安，公开往来的人员、物资、商旅多数从南路走。西北走向定边、宁夏，东北连接绥德、内蒙。这两条路线都是通往边境的通道，可以沟通苏联。还有一个西南方向鲜为人知。陕甘宁边区之“甘”，就是甘肃省的庆阳地区，这个地区远离省会，国民党基层政权松散，就成为共产党沟通外界的秘密通道。

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然也得拨些粮饷。1937年春，交通兵二团八连奉命为延安运送“协粮”。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支为延安运送粮饷的国民党车队，带队人二营副营长曹艺，竟然是一个中断组织联系七年的共产党员。曹艺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向叶剑英报到。而后，曹艺带着9辆卡车北上。到了延安，朱德总司令又亲自接见曹艺，发展为特别党员。从此，曹艺借着送粮饷为名，还为延安送去大批进步青年，多次接送中共高级干部。

延安的东北是榆林，驻军首脑是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邓宝珊。榆林驻军的物资经过延安，边区政府免税放行。延安到外地采购，榆林也准予放行。邓宝珊的部队到西安领取军需，还为延安捎回药品布匹等禁运物资。邓宝珊又让出陕北绥德与山西临县之间的军渡等两个黄河渡口，敞开共产党各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八路军将领都走过这条路线。邓宝珊的协助，为陕甘宁边区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东向通路。后来，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毛泽东转战陕北，取胜之后就由这条通路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进而入主北京。

邓宝珊

红军长征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共中央与白区地下组织的联络全部中断，各地组织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全党合力。在延安落脚之后，中共中央立即重建交通科，对外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打通对外联络渠道。延安远离国民党统治重心，附近的大小军阀各保山头，有的对于封锁共产党并不下死力，到处有空可钻。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从延安潜往天津，恢复中央对北方局的领导。同期，冯雪峰由延安潜往上海，恢复中央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这样，党中央与北方、南方的地下组织都建立了联系。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白区组织迅速纠正以往的左倾路线，积极恢复组织，大力发展工作。共产党的活动超越陕北一隅，形成合法根据地与白区秘密工作协调配合的新局面。

从此， 延安成为中共运作全国乃至通向国际的大脑，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则构成了神经网络。

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依然不能放松对于国民党的警惕。尽管陕北这里已经休战，河西走廊那边，国民党却没有丝毫放松对红军西路军的围剿。

红军西路军是怎么回事呢？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企图打通与当时苏联的西北通道。当时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

西路军一出发，与红军主力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然后遭到西北军阀马家军的猛烈攻击。戈壁滩天然适合马家军的骑兵驰骋，孤立无援的红军武器装备又很差，陷入步兵与骑兵进行白刃战的不利局面，最终全军覆没，仅剩700多人陷入大雪弥漫的祁连山，由李先念率领向新疆徒步开进。陈昌浩和徐向前与部队失散，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马家军与红军尸体

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等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的银圆，请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

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万里远隔，又与马家敌对，只得与相邻的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接受中共代表，对延安有些物资支持。盛世才统治的新疆，成为西路军幸存者逃出生天的唯一希望。

盛世才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派正在新疆的陈云、滕代远带着几十辆汽车，满载着服装和慰问品，与西路军余部在猩猩峡（星星峡）会见，送他们到了新疆，结束了这次悲壮的西征。西路军之战，被公认为红军史上的最大惨败。

油画作品《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幸存的西路军将士以“新兵营”的称号在新疆集中训练。中共中央从长远着眼，利用新疆的特殊条件，指令这些红军官兵学习炮兵、装甲、汽车、无线电、航空等现代化军事技术。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路过新疆，向盛世才提出把这批人送回延安。盛世才又要请示蒋介石，几经波折，329名红军官兵乘坐30辆军车回到延安。这批人成为中共第一批现代化军事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技术军兵种的将领。中共的第一批飞行员也在其中。

西路军的泣血悲歌，是红军险恶处境的真实写照。即使是明面上实现休战的陕北，仍然是危机四伏，暗潮涌动。国共明面上要实现“精诚合作”，除了针对西路军的围捕之外，大规模的战争动作短期内不再有了，隐蔽战线的斗争变得更加突出。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要地，进行重兵围困，挖沟封路，铁网阻隔等。国民党的武装保安队仍然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相当于简易城堡）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利用“同治回乱”遗留的民族仇恨，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制造社会动荡，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肃反会”、“铲共义勇军”积极活动，绥德肃反分会散发小册子《老实话》，用快板书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员叛变的故事。

红军队伍中也有动摇现象。佳县红五团政委马子祥被俘叛变，红八十一师高文瑞率领90多人63支枪投降，华池警卫连副连长焦鸿鹏率领20多人叛变攻打县政府。

最为严重的是“三边事件”。驻扎在安边、定边、靖边的三个警卫连长与西北四马之一的马鸿逵勾结，率队发动叛乱，重重包围了三边特委秘密驻地沙洼沟。面对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数倍于己的敌军，特委书记谢维俊激励大家：“同志们，我们是为中华民族而战，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战，只要我们不怕牺牲，团结一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谢维俊怒火满腔，高声疾呼：“英勇战斗，决不做敌人的俘虏!”随即一马当先与敌展开肉搏战，敌人蜂拥而上，谢维俊为掩护部队突围 ，战至最后，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延安周边步步惊心，延安城里也是危机重重。

延安县政府、县党部、保安队、邮电局、电讯局都机构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特务坐镇每个县。他们拉拢腐蚀中共干部，建立内奸网络，土匪、社会流氓、赌棍、二流子等混杂在商人、平民之中搞破坏。

在这种复杂情势下，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纷纷在凤凰山脚的窑洞居住，这样一方面可以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窑洞可是中国北方民居的一大发明。黄土高原土质密实，垂直切下土壁，向内挖个弧顶洞穴，安上门就可以居住了。这种建筑节省砖石，不用木梁，讲究的砌上石圈，也很体面。整个山体都是保温隔热层，洞内冬暖夏凉，而且还是天然的防空洞。

延安原有的惟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红军接管延安前，延安处于红白拉锯之中，校长擅自离职，学校就由进步老师孙铭勋、地下党员林迪生掌管，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共产党。红军接管延安后，林迪生接上组织关系调到教育部工作。延安师范学校由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校长，廖承志、朱光担任政治教员。学生纷纷要求进步，学校中秘密成立党、团支部。

国民党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要求派遣校长。延安市委就此请示，毛泽东说：“两党都能合作，一个学校还不能？”国民党派来的校长马濯江是个中统特务，试图在延安发展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洗脑，有的教员回到延安就不再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还说反动话，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

面对上述种种严峻的形势，中共情报机构中央保卫局改称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重点工作内容是延安周边防卫，下设一科（情报科）布鲁科长，二科（侦察科）谢滋群科长，三科（刑事科）赵苍璧科长，四科(预审科)谭政文科长，五科（机关保卫科）陈复生科长，六科（治安科）刘护平科长兼任延安市公安局长，红军工作科副科长王太和，总务科长惠锡礼，保卫营营长胡友才。

保安处在延安四面的七里铺、延川永坪、延水关、富县茶坊设立检查站，从国民党区来往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保安处颁发的护照。保安处还在市里建立邮电检查站，就驻扎在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局里面。保安处直属的保卫营，更是特别加强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

进驻延安不久，公安局就抓了几个人，其中有滋扰地方的商人高老八、地痞毕端仁、挟带海洛因的河南籍磨刀人。侦察科发现一个小布店往来怪异，经查，店主高有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公安局立即查封这个店。还有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里活动，也被破获。

国共刚刚开始合作，如何在陕北各地划分权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地方出现双重政权的怪现象。保卫局侦破国民党延川县秘书是个汉奸，在其家中搜出日本的旗帜、标语、文件，但国民党委任的县长就是不同意处罚这个人。陈复生就说：那就由我们共产党的县长出布告枪毙，你也签名，写上不同意！国民党的县长也不敢承担包庇汉奸的名声，于是，这份枪决汉奸的布告，就由两个县长签署执行。

侦察干部陈复生刚进延安两个月，就盯上两个奇怪的和尚。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是一片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和尚衣，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

陈复生等人开始跟踪这两个行迹可疑的和尚。盯梢发现，两个和尚的活动有几个重点区域：一是北门外的党中央所在地，二是东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印刷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周围，三是南门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周围。盯梢还发现，有两人常在深夜偷偷进入火神庙，这兄弟二人最近从西安迁来延安开照相馆。陈复生判断：这两个“和尚”可能是敌特机关的负责人，负有广泛的情报收集任务。

听说火神庙在找雇工，陈复生决定送人上门，打入虎穴。侦察部的干部多数是南方人不能用，陈复生选中机关内部的洛川河莲湾人小李，公开宣布开除军籍处理回家。小李坐在火神庙前的石阶上哭，装作不愿回家。“和尚”出来，问清这个孩子不过十七岁，又看了“违反军纪”的处分决定和处理回家的路条，就收留小李在庙里当了勤杂工。小李侦察个把月，发现“和尚”有枪，情报藏在红皮枕头里，外面还有两个秘密联络点。

6月8日晚上，乘两个“和尚”外出，小李把装有情报的枕头抱回机关，陈复生带领赵苍璧等五人埋伏在庙中。两个“和尚”刚回来，陈复生等人立即扑上去。“和尚”来不及掏枪，双方徒手搏斗。两个“和尚”会些拳脚，当先的陈复生头上挨了一拳，身高马大的赵苍璧拉开陈复生，冲上去将敌手打倒！

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手下的侦察参谋！那两个开照相馆的兄弟，原来是国民党西安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顺藤摸瓜，还破获他们伸入红军的两个案子。红皮枕头里面还真的有不少情报，其中有两份揭发国民党的延安县长马豫章被共产党赤化！

其实马豫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在1928年白色恐怖最高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活动，曾经在宋哲元部二十九军五师从事兵运工作，领导“晋南兵变”，击毙敌师长、团长、绛县县长多人。国民党选任延安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主动报名，经陕西省省府秘书长杜斌丞（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举荐，马豫章来到延安走马上任。

马豫章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马豫章秘密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洪涛接上关系。马豫章当年曾在太原互济会任组织部长时，救援狱中同志，郭就是当时狱中党支书。

马豫章向郭洪涛汇报说：“县保安队大队长何绍南反共坚决。虽然只是地方武装，近在眼皮子底下、枪弹俱全的三个中队编制的保安队威胁到中央安全。用什么方法消灭它，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否不以武力打击、逮捕、关押等强制手段，减少事后无谓磨擦，而以军饷无着为由、我若出面将现存县保安队出其不意予以遣散；釜底抽薪，光杆司令何绍南就待不住。我相机另组新的保安队。”

郭说：“保安队在东北军撤走后，虽然瓦解了一些，骨干还在，清凉山上就有。做民团家属的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家。这是李坚贞、工作组的一些女同志做的。此事宜用各种方式解决。以县长名义遣散，合法，又从根儿上解决。我还要向中央汇报。你先做好准备。”郭洪涛即将此方案上报中央并得批准同意。

1936年12月30日，在郭洪涛的引荐下，马豫章秘密来到田家院砖箍窑洞，首次见到了暂住于此的毛泽东。毛泽东和马豫章谈了三个问题：一是西安事变不杀蒋介石的道理，二是了解西北军的情况，三是了解杜斌丞的情况。因为两个人都办过报纸，从事过新闻媒体行业，闲谈起来聊得颇为投机。

1937年1月8日，从省城派下来的新任县长马豫章，召集延安县保安大队全体队员，在官衙内的空地开会。他操着鼻音浓厚的陕北话说：

“当兵吃粮，自古皆然。弟兄们都知道，高县长拔腿走了，可没有和本人交接。县里没钱，各位薪饷就发不出。‘皇帝不差饿兵’，本县就更不能差了。迩刻，保安队只能全体就地解散。这样，大家还能各自早谋生计。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钱，就上不了路。本官想办法凑了点儿钱，给大家当路费。县里用钱地方正多，再迟了，就又散出去了。一人三块大洋，谁个嫌少，只好去找高锦尚理论，人都是他手上用的，倒一个麻钱也没留下。县上‘饥荒’一洼洼，连我都想找他要钱呢。同意遺散的，迩刻当场就签名、发钱。不会写字的，撳指印也行。只一条，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准带走，那都是公家的。”

说完了，他的手臂坚定地一挥。“快过年了，红军来了，兵荒马乱的，也该回家看父母！”

下面听着的保安团队员听着，心里嘀咕开了。新任马县长话说得句句在理啊！想一想，竟连一句也没法儿驳。再说了，给钱还不走？敬酒不吃吃罚酒？去找已经不知道躲到哪里去的前任县长高锦尚理论？只怕再贴上十块大洋都寻不见。于是大家乖乖地交枪领钱走人。

何大队长被这突发的变故弄得满腹狐疑，想发作，县长可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说自己心腹的枪最早被缴，想来硬的都没有机会。再说，新来的马县长是从省里派下来的，谁知道他靠山有多硬？这里面水有多深？跟他硬顶也未必捞得了好哇！

何绍南这回算是倒了大霉。大队长倒还没撤职，手下兵丁揣着白花花的银洋已做鸟兽散。只是这事从头到尾都透着蹊跷……他跺地而行，溜出延安城，到西安活动一番，就被委任为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此后，在何任此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被毛泽东称为“摩擦专员”。

古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马豫章一把银元，就把延安的反动武装瓦解了，谈笑间轻松夺取了政权，避免给国民党落下口实。周恩来称他为“红色首都的市长”。后来，毛泽东也在公开场合称他是“我们抗日的马县长”；在有的场合则诙谐地说他是“白皮裹红瓤”。

陈复生等人抓住的那两个和尚，就是何绍南派来的。何绍南曾当面向这两个“和尚”交待一项特别任务：一定要把马豫章的真面目给我查清楚！和尚间谍案的破获，使得马豫章的身份避免过早暴露，可以继续潜伏，为中共进入延安早期局势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只要马豫章担任县长，就不会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县长在我红色首府提供合法的施政空间，并借此作出更多的“文章”来。马豫章除了要拿到潜伏特务的名单，还要随时了解国民党对中共和边区的破坏方案、动向。

即使保安处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排除险情，也无法确保延安的安全。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遭遇伏击，险些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劳山事件”。

这次事件的经过如何，到底是谁策划的呢，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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