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1962年的历史告诉从今往后的未来：印度所做的一切还是既无准备，又无把握_风闻

今年五月份以来，中印围绕加勒万河谷对峙和冲突已经召开三轮军长级会谈，王毅外长亦先后在6月21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7月5日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话，我驻印度大使孙卫东也在6月25日接受印度最大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TI）专访，专门就冲突真相、事发经过和我方立场发声。然与中方力主通过外交渠道和不间断的对话和平解决双方分歧不同，印方在对峙和冲突地区不断增加部署，加快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军事采购，莫迪甚至亲到边境地区为一线士兵打气。

中国公共舆论普遍认为，印度此时正面临新冠疫情危机，国内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与中国实力对比处于绝对劣势，因而在中方的合作及和平诉求下，不会采取使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做法，更不会蓄意发动一场必败的与中国的有限战争。因此，中国人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对外交往中注重对话，注意倾听，对于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展现一定程度的灵活抱有较高的理解和支持。

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印度一向执拗于单方面主张的提出、坚持和落实，并不具有和中方同等的理性思维。体现在边境安全观上，印度方面就是只要自己安全，不顾别人安全，只要自己利益的实现，不顾别人利益的受损，即使遭受重大挫败，也依旧执迷不悟，甚至顽抗到底。

澳大利亚人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于1959年8月起任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驻新德里记者。自他抵达印度始，就开始报道中印边境冲突。因此，他对印度政府当时如何处理和看待中印边界争端有着直接了解和亲身感受。1967年，在其离开印度前，既已通过直接访问印度负责处理中印争端的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为撰写一部这方面的著作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最终的成果就是1970年出版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这本书在我国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一个是三联出版社1971年版，另一个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对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做赘述。下面仅就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作一介绍。

1962年那场战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方针对印方的“前进攻势”进行反击；第二阶段是吃了亏的印方对中方发动报复性进攻。

中方在10月20日清晨5时发起反击。这时，适值克节朗河的水位下降，解放军仅靠徒涉就冲过了河。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甚至仅听过《三国》故事的国人来说，这也许并不值得惊奇。打仗不就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吗？事先算出水位下降，并在水位下降的那天发动进攻，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常识。但对于印度方面来说显然不是。他们虽然早就意识到中国军队要发动反击，但是所采取的军事部署和相关措施却是围绕守住克节朗河上的那几座桥来进行的。

本来要想守住那几座桥，只需要印度军队后撤占据反面制高点，居高临下即可守住要津。但是上层的“前进”战略不允许印军士兵后撤，这就使得政治凌驾在了军事上面，前沿军事部署没有按照军事常识和军事原则来进行，而是服从了现实政治需要。因此，印方就把阵地设在了那几座桥周围。而各个桥之间又相隔较远，有时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需要几个钟头，这就造成印方军力分散，相互之间根本没有呼应。

当中国军队在那几座桥之间徒涉过河后，就如水银泻地一般，一下绕到了印军背后。书上引用达尔维准将的回忆：“双方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像是部队发生了一场哗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印军士兵的心理未战既已崩溃。

因为中国发动反击的日期正好与古巴导弹危机在同一个时间，后来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出色的战略视野，利用古巴导弹事件苏联对中国的需要，迫使赫鲁晓夫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中国一边。但在时间点上，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是在10月22日，而中国领导人再怎么神机妙算也无法预知此事。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中国选定20日发动进攻的原因，还是出于前线军事实际需要，只有那时克节朗河水位才下降到可以徒涉的程度。

在迅速打垮印军以后，中国方面在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这个建议与1959年周总理致尼赫鲁的信保持一致，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提高要价或者对印方进行胁迫。然而，新德里立即拒绝了中方的建议。

这时，印度国内的情绪经历了典型“阿三”式的变化。书上写道：“初期军事上的失利，揭开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印度对华战争的序幕。惊骇的情绪逐步消逝，化为断然的决心，又进而产生乐观情绪。人们把战争看成是印度的伟大时刻加以欣赏，并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国家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反应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愤慨。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陆军早就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会谈。

……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和某些城市群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举行公众集会，每个党派都谴责中国。各募兵站拥挤一时。还有一些消极的行动，如学生们焚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像，还有的用血书签名保证忠于祖国事业；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华侨商店，不管是开鞋铺的还是卖古玩的，都被捣毁一空，华侨店主都挨了打……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甚至规定把华裔印度公民当作敌国侨民对待，有几千名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的集中营，后来又被驱逐到中国去……

群众支持同中国作斗争的这类表现受到表扬，认为这证明前几年令人担忧的不团结和‘一盘散沙’实际上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骨子里却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我们之所以引这么多，只是想让大家看看，1962年的印度与现在相比有何差别。上述描写与当下的印度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基本相合？书中还写道：“印度当时鼓励慷慨激昂的情绪和发誓保证的那些做法。与此相反，中国对这场战斗始终轻描淡写，并不在意。”这也与当下的情况基本相合吧。

在急赤白脸地向苏联、英国、美国甚至以色列求援以及在美英和以色列武器运抵印度之后，印军即转入进攻。

对于战争进展和具体战况，我们也不多加叙述，只讲一件事。尼赫鲁的生日是11月14日，总理73岁寿辰快到了，如果军方能够从前线发回一份“我们对敌军取得首次重大胜利”的电报，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一份生日礼物？呵呵，这就是印军制定军事行动的依据。于是，印军在增援兵力刚刚到位一天后，就为了赶时间向中方发动进攻。这场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战，要是能取得成功，那才算是出了蛊。

14日，印军两个连的士兵向中方据守的一个山头发起进攻。“他们冒着中国掩体中发出的猛烈炮火，连续战斗了六个小时，冲到离山顶只有五十码时已精疲力尽，不得不停了下来。当晚，中国军队进行反攻，把幸存的印军士兵全部赶了下去，这支出击部队返回营地的不足半数。”可笑的是，“16日，印度各报以印军转入进攻的大标题欢呼这次作战行动，其真相就是这样。”

16日，中国军队开始追击，并且轻易突破了印军的主要防御阵地。而印度炮兵在中国军队出击时，基本对防御没有产生帮助，因为他们在前一天的进攻中打光了全部炮弹。这又令我们惊奇无比！结果，印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部队，全部战死在岗位上。接下来，就是中国军队的追击了。毋庸多说，仅用两个成语即可概括完毕，一曰摧枯拉朽，一曰直捣黄龙。中国军队连战连捷，一口气追到德让宗。

好了，我们实在不忍再引用书里对印军战败后的描述了。这哪里还是一支军队？

作者在第五章前特别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作为开头语，这段话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综观1962年印军整体表现，他们似乎专打无准备之仗，专打无把握之仗。时间过去超过半个世纪了，据说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但从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近期的表现来看，尤其从最近吃了大亏的这场摩擦来看，他们所做的一切还是既无准备，又无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