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世界最大规模的资产，却无自身特殊利益，中共如何做到_风闻

一

曾经，苏联共产党是世界最大规模资产的掌管者，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管好，最终苏联崩溃，苏联共产党也沦落为目前俄罗斯的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党。

目前，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最大规模资产的掌管者，但是与当时的苏联不同，中国不仅可以在军事上与美国硬杠，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在经济上对美国压着打。而当时的美苏对抗，苏联仅仅只有一条腿强，就是军事腿，经济腿则较弱。

苏联共产党的确可以领导苏联实现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发展，但是却缺乏持久力，导致苏联的经济很快就遇到瓶颈，失去动力。

其实，导致苏联崩溃的真正根源，倒还不在于经济的失速和衰退，而

在于苏联共产党的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一旦，苏共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便违背了自己的初心，不再代表和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拼命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样庞大的国有资产，就成为苏联共产党个人谋求私利的工具。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共产制度和国有资产也就成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也就说，当苏联经济停滞的时候，苏联共产党非但没有与苏联人民甘苦与共、休戚与共，反而脱离人民，盘剥人民。具体的表现是，向人民开放的商场里空空如也，商品严重短缺。但是拥有商品调配权力的官员，却可以肆意截取商品，让商品流向自己的小家庭。

这就导致苏联内部出现有严重的分配不公，老百姓的家庭短缺，但是官员的家庭并不短缺。

也就是说，在苏联正式解体之前，在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一夜私有化之前，苏联内部早已出现了实质性的私有化。也可以说，苏联已经陷入系统性腐败，而无法自拔。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的秒私有化，不过是此前实质性私有化的自然发展和自然结果。

毫无疑问，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系统内部，也曾经存在着腐败，甚至有时会很严重，但是，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任何时候，中国都没有出现苏联式的系统性腐败。

的确有一小部分官员，一小部分国企管理者腐败了、利益集团化了，但是大部分的官员和国企管理者则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念，不为个人私利所动，一心为国家利益服务。

这就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本质不同，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自身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以国家的利益为利益，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捍卫者。

事实上，没有特殊利益，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本质区别，也其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本质区别。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以人民的诉求为诉求，因此，就具备无限的调整性和适应性，随着人民利益诉求的变化，而迅速地做出调整。这样的剧烈的、大幅度的调整，如此的适应性，在苏联以及西方国家看起来，不可理解，匪夷所思。

这样，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尽管出现了苏联式的腐败化和利益集团化的苗头，但是通过迅速的调整和严格的管理，很快就被扑灭了。中国不仅放开市场，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甚至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让其适应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的基石。

也正是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以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摆脱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而大胆创新，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用的部分都拿来为我所用，对其糟粕则都予以抛弃。

这样中国经济就形成一个独特形态，不仅与美国资本主义有本质不同，与苏联共产主义也有本质不同。这种形态可以描述为：以人民利益为体，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用。或者更简捷地说，中国经济形态是“人民经济”。

整体上，“人民经济”体系包含两个部分：国有部分和私有部分。私有经济是人民作为经营主体直接经营。而国有经济则是共产党代为人民进行管理和经营，其目的有二。一是让国有经济的产品和服务更好更公平地服务人民，二是，保障国家、政府对整个经济系统的控制力，以防整个经济系统出现资本主义化，违背人民的利益。

无论国有部分，还是私有部分，都拥有强烈的人民属性。

因此，较之美国的资本主义形态，以及昔日苏联的共产主义形态，中国的经济形态是最优的，不仅可以凭借市场经济和私有部分，充分保持经济的活力，避免出现苏联式停滞，而且也可以凭借国有经济，保障经济的可控，让其在整体上服从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避免出现美国式资本对人民的压迫。

中国经济能够创造性发展出“人民经济”的形态，其关键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的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基本属性，或者非利益集团化的基本属性。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质的根源在哪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利益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当下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至关重要。

显然，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利益的思想不可能来自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的利益集团化，及其所导致的苏联解体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要知道，中国学习和引入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苏联共产党，而非直接通过马克思。这就是历史教材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有人会说，苏联的失败恰恰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苏联马克思主义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话也不对。

马克思设计共产主义的初衷，固然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希望通过剥夺资本家的产权，变产权资本家私有为全社会共同所有。但是这里边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尽管“无产阶级”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人民，但是，与整体的人民并不重合，对任何社会都是这样，对中国社会尤其如此。在马克思的设计中，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其主体和典型是19世纪的工厂劳工。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人民是涵盖所有的人的，穷人固然是人民，有钱的资本家也是人民。与人民对应的是官员、政府，但是即便是官员，也只是在任时是官员，去官后也是人民。

这意味着，即便在马克思本人的设计中，共产主义也不是立足于全体人民的，不是在维护人民的利益，而只是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是人民中最贫穷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便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不是象中国共产党一样，以人民利益为利益，而是以特殊集团的利益为利益，是利益集团化的。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尽管马克思主义设计共产主义的初衷是反对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以资为本，希望能够以人为本。但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解，却象资本主义一样，是经济化的、产权化的，将经济和产权当成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本质，甚至全部。

也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主义，他甚至认为，社会和人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眼中，正义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分配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分配公平就是正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庸俗化的，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不存在超越经济之上的东西，经济之外别无他物，因此，也就无法发展出超越经济社会正义。

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马克思还是一个“制度主义者”，他认为，只要改变生产资料的产权制度，由资本家私有变为无产阶级共有，便可以彻底消除剥削，实现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共产主义社会。他没有认真考虑过，对于规模庞大的所集中起来的共有资产，该如何去管理，该由什么样的人去管理。或者说，马克思没有认真考虑共产主义如何落地。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思想，才能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

这三个层面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短板。

第一个短板，马克思对社会的认知是割裂的、分裂的，他认为社会一定分裂成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缺乏中国文化中涵盖全体成员的人民概念。当然也不可能有中国式的人民利益的概念。

第二个短板，马克思对人和社会本质的认知存在根本缺陷，他认为，人的本质在经济、在产权，这一定与资本主义并无本质区别。显然马克思认同亚当斯密、洛克等热播的观点：人是“经济人”、产权人。从而社会的基层也在经济，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第三个短板，马克思也有近现代西方学者的通病，存在制度崇拜、制度迷信。他们没有明白中国自古就明白的一个简单道理，对社会治理而言，空洞的制度是毫无意义的，德才兼备的称职的执政人才才是关键。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为政在人。”

没有合格的为政之人，再好的制度也会走形，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此，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如此。苏联共产制度和美国民主制度都美好的愿望，但是苏联和美国均缺乏一种文化，能够培养让这些制度落地的合格人才。因此，苏联的共产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是走形的，沦落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工具。苏联的共产制度已经正式崩溃，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不远了。

二

毫无疑问，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发展出一套更合理的工业化模式，即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国有经济来保障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从而确保整个经济体系服从于人民利益，而非压迫和剥削人民。

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共产主义制度，仅仅是一个美丽愿景，一套制度空壳，而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和文化支撑。从事实看，能够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可落地的人才和文化支撑的，唯有中国。

尽管，马克思本人是西欧人，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却是反主流的，甚至说欧美文化的叛逆，不仅不被接受，而且被视作仇敌，要赶尽杀绝。

为何欧美如此仇恨和惧怕马克思主义，原因很简单，因为欧美社会的主导者恰恰就是那些资本家们，共产、共产就是共他们的产。

更深层的原因是，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式的意识形态中，人的本质就是经济、在产权，人就是经济人、产权人。而且，他们认为，经济、产权都是私人领域的事，其的主体只能是个人、私人，政府不应该参与。政府参与和干涉经济，一定是对个人经济自由的破坏，个人产权的破坏。如果，实行共产主义，把资产集中起来，让政府去管理，一定没有效率，而且滋生腐败。说什么“绝对权力一定产生绝对的腐败”。

从苏联的后期的系统性腐败，然后到苏联解体，最后到俄罗斯的一夜私有化，说明欧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仅仅适应于欧美和前苏联，对中国就不适应了。

欧美和前苏联，的确不存在可以支撑共产主义落地的人才和文化，但是中国却有。中国共产党尽管也叫共产党，而且还是学习苏联共产党而组建，但是基本素质上却与苏联共产党有本质区别，具备有效管理所集中起来的庞大资产的能力。而培育共产党，使其具备可以有效管理庞大国有资产素质的，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既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轴心在“义利之辩”，“义”是义理、道义，也是人心、心性。在“义利之辩”中，“义”不仅独立存在，而且凌驾于“利”之上。这就是孔孟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利”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经济属于利的范畴。人的本质在心性，在义理、道义，而不在利益，更不在什么经济、产权。人不是利益人，更非经济人、产权人，而是心性人、道义人。

进一步看，中国共产党的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以人民利益为利益，其实质是超越任何特定利益的，当然也超越经济利益。这种对利益的超越性，对经济的超越性，是马克思主义所无力、无法提供的，而是来自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是“义利之辩”中的人心、道义。

以义为本，重义轻利的“义利之辩”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存在，不仅有学术层面的，更有实践层面的，而是以实践为源，以实践为本。这也意味着“义利之辩”思想在中国的传承，也有两条线，学术线和实践线，且以学术线为基石。

学术线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易变的，甚至是经常中断。但是，实践线则是高度稳定的，对外来文化影响的抵御能力比较强。因此，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在学术上否定自己固有文化，否定儒家，但这只是使中国文化传承的学术线中断了，但是实践线依然完好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