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剑沙场随卫霍：“海飞丝”能否上岸与歼20比翼齐飞（新浪）_风闻

前几天中国航空研究院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其在疫情期间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完成“针对601所飞机的测试性建模工作”，同时要确保“新一代战斗机2021年如期首飞”。看到这，相信懂的人都已经懂了。而这也引起了很多军迷对于“海飞丝”的进一步遐想，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海飞丝”究竟能不能“由海向陆”，在空军的装备序列中分一杯羹，与歼-20形成“双四代”的搭配模式。

由于现在谁都不知道这架“新一代战斗机”到底长什么样，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一般论对这一问题加以推测。而至于我们的推测到底准不准确，还要等“海飞丝”真正露面时才能一见分晓。要讨论海军舰载机能否“上岸”与歼-20形成搭配的问题，我们首先还要从歼-20不能干什么谈起。

一般来说，空军战斗机的经典任务模式有这么几种：空中优势、区域截击、近距离空中支援、攻势制空、防御制空、空中遮断、压制敌军防空等。其中空中优势、区域截击和防御制空三种任务类型针对的对象都是敌军的空中目标，虽然在任务重点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考验的是飞机的对空作战能力。按照一般人的认知，我国空军现役的歼-20战斗机在对空作战时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因此，仅以这三种任务类型来考虑的话，我国空军是完全没有必要在歼-20之外再装备另一种四代机的。

而另外四种任务类型在本质上说都是以敌军地面单位作为目标的，因此其对一架战机的对地作战能力有不小的要求。相信很多军迷都听说过类似“F-22不适合对地攻击，F-35适合对地攻击”这类的话。这种说法虽然基本是正确的，但仅仅是一概而论，并没有区分两者在执行不同任务时的不同情况。鉴于歼-20在定位和武器舱设计上与F-22有很大的相似度，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展开讨论的。

众所周知，F-22战斗机是一种双发战斗机，由于双发飞机进气道体积相对庞大，因此其主弹舱是一种浅而宽且几何外形相对规整的长方体结构。与之相比F-35战斗机是一种单发战斗机，其进气道所占的机体空间相对较小，因此其弹舱可以尽量往上挖，深度较深。但是相对的，其弹舱是一种异形结构，对挂架的摆放并不友好。反映到实际挂载上，由于弹舱深度更深，因此F-35可以内挂一些原本只有攻击机、轰炸机才有可能内挂的弹药，如2000磅级别的航空炸弹、AGM-154 JSOW滑翔制导炸弹和NSM反舰导弹等。

但在另一方面，异形结构的弹舱也让F-35在挂载如GBU-39这样的小型对地武器时，弹舱的空间利用效率较低。这一点从F-22与F-35实际的挂载对比就能看出来：F-35 A的每个弹舱最多可以挂载4枚GBU-39小直径炸弹，但此时弹舱下部空间就被浪费了，只能在弹舱门上在插空挂一枚AIM-120中程空空导弹。

相比之下，F-22A在挂载GBU-39时，不仅可以在两个主弹舱分别挂载4枚GBU-39小直径炸弹和1枚AIM-120中程空空导弹，还可以在两个侧弹舱分别挂载一枚AIM-9X，实际挂载能力甚至还强于F-35。这就导致F-22A在执行某些需要用到小直径炸弹的任务时，作战性能可以和F-35持平，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

具体而言，上文所提到的四种对地任务类型就在挂载上各有侧重。像近距离空中支援（CAS）任务和空中遮断（AI）任务，两者都是以敌军地面部队为目标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攻击的是已经与己方地面部队交火的地面部队，而后者攻击的则是尚未与己方地面部队交火的敌军。两者最主要的目标类型是敌军步兵、掩体、车辆等防护能力较差的目标。因此为了让每一个架次战机的攻击效率最大化，通常会选择携带大量小型对地弹药执行此类任务。比如美军在小直径炸弹（SDB）诞生之前，就经常使用Mk 82 500磅航空炸弹执行CAS任务，而在SDB诞生之后，则多用SDB执行类似的任务。换句话说，F-22以及与其弹舱结构相似的歼-20完全可以胜任CAS、AI两种对地任务，无需其他型号的飞机来“查缺补漏”。

不同于单机就能完成的CAS和AI任务，压制敌军防空（SEAD）任务通常需要战机组成双机或更大的编队执行。以美军F-16野鼬鼠为例，其常规双机编队的挂载基本为一架飞机挂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另一架飞机挂载AGM-65小牛反坦克导弹或Mk-82 500磅航空炸弹。这主要是因为SEAD任务不仅要求摧毁敌军的雷达设备，还要摧毁敌军防空导弹的发射架、电源等，否则敌军防空阵地换一套雷达就可以继续运作了。

在执行SEAD任务时，歼-20拥有比美军F-35、F-22更多的选择余地。我国立足国际军工市场，研制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型化空对面弹药，如CM-102反辐射导弹、雷电-10反辐射导弹、C-705KD空地导弹、雷石-6 500公斤制导炸弹等。这些空对面弹药的体积规格普遍不比空空导弹大很多，完全可以轻松的集成在歼-20身上。

对于歼-20和F-22来说，真正比较棘手的是攻势制空（OCA）任务。所谓攻势制空，即防患于未然，将敌军可能对我军产生威胁的空中力量（包括导弹）摧毁在地面上。这类任务的攻击目标通常是机场跑道、机库、燃油设备、导弹发射阵地等坚固设施，因此需要用到大当量对面武器。这里同样用F-22举例，其弹舱能够挂载的最大当量的武器仅为2枚1000磅JDAM制导炸弹，而比其体型更加小巧的F-35却能挂载2000磅JDAM。如果牺牲一定隐身能力采用外挂弹药，则F-35最多能够挂载6枚2000磅JDAM，甚至高于现役主力打击战斗机F-15的5枚。

换言之，F-22在执行OCA任务或其他需要大量携带重磅弹药的任务时，作战效能会远远低于F-35。而这一问题，自然也会在于F-22有颇多相似之处的歼-20上有所体现。同样，如果我们假设未来的“海飞丝”与F-35C相似，同样是立足于海军需求的战斗机的话，其确实可以填补歼-20在这个方面的欠缺。但综合上文所述的各种情况，歼-20实际上已经能够满足我国空军的大部分任务需求。我国空军是否有必要为了OCA任务特地采购另一款第四代战斗机，恐怕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在需求之外，另一种互相搭配的模式是军迷们非常喜欢说的“高低搭配”，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说叫做“贵贱搭配”。即很多人认为像歼-20这样的重型隐身战斗机非常贵，在经费有限的前提下，只能少量装备。因此我国空军需要一款更便宜的飞机与之搭配，这种“比较便宜的飞机”既可以是歼-16这种不隐身的三代机，也可以是隐身的轻型战斗机。除了搭配以外，也有一些军迷觉得四代机是一种非常“金贵”的飞机，不适合用来执行制空以外的任务，那些“下贱”的任务交给“下贱”的三代机就好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基于成本的思维方式。

然而这两种说法恐怕难以站住脚。以同样装备了两款隐身战机与大量非隐身战机的美军为例。F-22A战斗机至停产，飞离成本约为1.5亿美元，在整个计划期间，其年产量平均为14架，差不多相当于F-35 lot3的水平。而lot 3时F-35A的飞离成本则高达1.4亿美元以上，仅比F-22A便宜6%左右。事实上，F-35的飞离价格暴跌，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巨大的订货批量带来的规模效应——F-35 lot 13、14的单批次订货量都在200架以上，F-35的年产量去年也已经突破了100架，目前F-35A的飞离成本仅8000万美元上下，仅为三代机水平（定位相似的F/A-18E/F飞离成本约7000万）。这同时也解释了四代机并没有那么“金贵”，三代机也并没有那么“便宜”，四代机彻底取代三代机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对于一款四代机来说，占其采购成本大头的往往是研发费用。比如美军F-35项目的研发费用共计555亿美元。如果飞机的最终采购量仅500架，那么每架飞机所平摊的研发成本就为1亿美元，这甚至已经超过飞机的飞离成本了。而如果其采购数量为现实中的3000架以上，那么每架飞机只需要平摊1850万美元，还不到这型飞机目前采购成本的四分之一。

这实际上也说明了，虽然我们马上就要有两款现役第四代战机，但这两种飞机之间不存在，或者至少不应该存在“贵贱搭配”的问题，首先在海四代亮相之前，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重型机还是中型机。而就算海四代真的是中型机，其在理想情况下的生产成本也不会显著低于重型机。而至于两者的研发成本该如何分摊，则主要是由我国海空军一共会采购多少架四代机而非多少架哪种四代机决定的。因此，空军是否会采购海军的四代机用作对歼-20的补充，完全是由空军自身的需求决定的。而空军的这一需求是否强烈、是否迫切还需要更多评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