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胸怀（下）_风闻

前面两篇谈了毛主席对待其政治对手及早期曾经打压过他的领导人的态度，显示了其一心为公、从党的事业大局出发开阔胸怀。他一生也遇到不少异见人士和反对他的人，包括在重大关键场合。只要他自己认识了错误，积极改正，他仍然不咎过往。

凯   丰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遵义会议上唯一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人，并对会议决议投了反对票。

1935年1月15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首长也参加进来，主要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凯丰，却突然站起来发难。他说毛泽东懂什么军事？懂什么马列主义？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毛泽东听了何克全的话，也火了，站起来反唇相讥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体，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这样记载：“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王稼祥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第三天的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在会议表决中，20人中共有17人投了毛主席的赞成票，只有3票反对。除了博古、李德，还有一个是凯丰。

对遵义会议上凯丰提反对意见，毛主席后来一直没有忘记。他说，有人攻击我只靠两本书来指挥打仗，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这纯属无稽之谈。打仗哪能照本宣科呢？两本书能指挥战争？

遵义会议之后，在党中央的批评帮助下，面对着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凯丰渐渐认识到了毛主席的正确，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原谅，继续担任了党内重要工作。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延安时期，凯丰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后来，凯丰同志在东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汇报《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题写报头。毛泽东同志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

1945年4至6月，凯丰同志出席党的七大。1952年9月，凯丰同志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