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1840年后之中国的，非西来的“理论”，是自身之“实际”_风闻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所总结出的正确实践道路，实际上也可以概括1840年以来，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冲击的整个实践历程。这里的“理论”其实是形形色色的来自西方的理论，在毛主席那里，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实际”是中国的现实。

既然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那么要正确地认识这个中国，就不仅要能正确地认识“理论”，而且还要正确地认识“实际”。这就要求当下中国的学术，不仅要有面向“理论”的学术，而且还要有面向“实际”的学术。

遗憾的是，今日之中国学术，唯有面向外来“理论”之学术，而没有面向中国本有之“实际”的学术，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重要的是，决定1840年以来之中国的，并非西来的理论，而是中国所本有的实际。因此，今日之学术是残疾的学术，是不可能正确认知今日之中国的。我此前说过，当今中国最大矛盾之一，就是学术与实践的脱节，学术无法认知和反应实践。

推动1840年后中国实践历程的，是两个要素，一个西来的西方文明要素（理论），一个是中国所本有的中国文明要素（实际）。由于当今中国的学术是西化的学术，仅仅包含西方文明要素，而不包括中国文明要素。在这种残疾学术的教育和熏陶下，使得当今中国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普遍残疾的：只知当今中国中的西方文明要素，而不知当今中国中的中国文明要素。

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现代文明中的所有理论、思想都是由西方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发明的，现代文明中的技术和日常用品也都是西方发明的。没有西方的发明，你还不能用电脑、网络发文章呢！

这样以来，1840年之后的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后的中国，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单纯地接受和吸收西方文明要素的过程，西方文明要素也就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甚至唯一力量。中国的经济模式、经济道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欧美国家的重复、复制，并无大的不同。

如果单纯地靠从外部引入欧美文明要素，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强势崛起，那么各方面硬件条件与中国相当的印度，就应该早几十年一百年实现经济的崛起，因为就在引进欧美文明要素上的条件来说，印度比中国优越地说。印度被英国直接统治了200年，以致现在官方语言还是英语，而且独立后，也归属冷战中的资本主义一方。

最终经济崛起在中国发生，而没有在印度发生，其根源就是两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不同，这个文化传统就是 “实际”。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所面对的外来的“理论”是相同的，但是两国的“实际”却不相同。这意味着，决定最终结果的，不是外来的“理论”，而是自身的“实际”。

中国的“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就是以“心”为中心的文化。儒家的“心”与生理上、肉体上心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指高度抽象的情感、思考主体。“心”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在人类文明史中最抽象的。

在现代学术中，抽象是相对于可直接感知的具象而言，是对具象的抽象，凡超越具象、没有具象的，都是抽象。但是儒学中“心”得抽象，则是对一切情感、思考活动的抽象，而在现代学术看来，情感、思考活动本身就是抽象的，因此，“心”是抽象的抽象。

通过对一切情感、思考活动进行归纳、抽象，就得出一个结论，人的情感、思考活动有一个发出主体，名之曰“心”。因此，“心”的存在是功能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软件意义上的，也是虚拟的。

由于“心”是最高级别的抽象，因此“心”是超越“心”之外的任何东西，包括具象的，也包括抽象的。“心”既是超越可直接感知的具体之物，也超越社会制度这些抽象之物，还超越理论、观念、信仰、知识这些被现代人认为高度抽象的主观之物。

与“心”相对应的概念是“物”，这个“物”涵盖心之外的一切，包括具体之物，也包括社会制度，理论、观念、信仰、知识等。“物”对“心”而言有两重属性。

一是，“物”是心的结果。人认识任何物，都是通过心的认知能力，通过 心的情感、思考能力而实现。“物”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人心所赋予的。二是，“物”是心的对象。尽管“物”是心结果，但是一旦脱离心，而定型为物，那么就成为物，而不是心了。这时“物”就立即成为“心”的新的情感思考对象。

“心”是最高级别的抽象、绝对的抽象，这意味着“心”是超越任何物的，不依赖任何物，不与任何物进行绑定。“心”是绝对独立的、绝对自由的。

“义”是“心”的姊妹概念，所指的是“心”在情感、思考活动中，进行判断和选择标准，即善恶是非的标准，“心”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判断和选择。儒家认为，这些标准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是人生而有之的，“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用孟子的话说是“义内”。

同时，“义”也“心”的稳定的基本属性，因此也叫“性”。“义”与“理”、“道”同义。因此，“义”也可称“理”、“理义”、“义理”、“道”、“道义”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说：“性即理”、“心即理”。

“心”和“义”实际上指的都是“心”，只不过侧重不同。“心”更强调人的思维主体性，而“义”则是强调“心”的稳定的属性。

所以，“心”的绝对独立和自由，也是“义”的绝对独立和自由。在孟子之前，更着重于“义”的独立和自由，在孟子之后，尤其是宋明之后，则着重于“心”的独立和自由。两者合起来可以称之为“心性独立”、“心性自由”。

孔子说：“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周易》说：“贞凶”、“贞吉”。都是在强调“义”的绝对自由，当然实质也是强调“心”的绝对自由。“无适”就是不要坚持一定要怎样，“无莫”就是不要坚持一定不要怎样。“义之与比”就是与义相合。也就是说，“义”是超越外在任何东西的，是绝对独立的。“贞凶”、“贞吉”是说，无论外境是吉还是凶，你到要去贞，去守正，即去坚守“义”。外境不重要，“贞”才重要，“贞”是绝对超越外境的，是绝对独立的。

从“体用”上看，“心”、“义”就是“体”，物、外境就是“用”。儒家认为关键的部分是“体”，而不是“用”。因此儒学也叫“义理之学”、“理学”、“道学”、“心性学”、“心学”。实际上，儒学还可以叫做“体学”。

尽管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毛主席名义否定儒家，但是他对儒家“心学”、“体学”的领会和应用比任何人都好。他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都是重视“心”的作用，维护“心”的独立性，号召去进行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就是“毛氏心学”。

解放军的建军基础就是“毛氏心学”，重心而轻物，不管条件多么艰难，而毅然向前。不仅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而且在新中国一穷二白之际，依然跨过鸭绿江，迎战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朝鲜战场上，解放军是用强大的“心”来弥补装备的落后。在美国人看来，武器如此落后的解放军，每一次进攻和防守都是自杀式的，这种匪夷所思的顽强令他们吃惊和震撼。

甲午战争之前，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在整体上给出的应对策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中体西用”实际上与毛主席的“理论联系实际”相一致。中学就是儒学，儒学之体就是“心”、“义”，西用就是以西方的理论，西方文明的元素为用。“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实际就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其体就是“心”。

因此可以说，“理论联系实际”其实就是“中体西用”，这一思想贯穿于1840年至今的整个的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实践之中，在洋务运动如此，在革命运动如此，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亦是如此。

支撑和决定中国经济崛起的，不是外来的西方文明因素，而是中国之实际，中国固有的文化，就是以“心”为体的儒家文化。中国经济模式也与任何经济体存在本质不同，中国经济是有“心”、有“义”、有“体”之经济，其他任何经济体都是无“心”、无“义”、无“体”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