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给我们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_风闻

徐晓飞

“虽然我心如刀割，但我还是要说，我正注视着指明我们的国家终将消失的铁证。”

这是法国著名统计及人口学家雅克·贝提庸（Jacques Bertillon）在1897年写下的字句。摆在他面前的是刚刚出炉的1896年法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数据显示：在1891、1892及1895年全法死亡人口都超过了出生人口，法国人口的增长即使放在当时的欧洲来看也是异常缓慢的。法国上一次人口普查截止于1891年4月12日，法国本土共有人口3834万，而这次截止于1896年5月29日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法国本土共有人口3851万。在五年的时间里仅仅增长了17万人。当时法国女性的平均生育率已经掉到了西欧垫底的2.98，并且在逐年下滑，也难怪贝提庸会悲观地预言法兰西将会在未来消失于这个世界上。法国人口增长的低迷在十九世纪末期几乎成了法国政府和知识界焦虑的中心。就在189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表后，法国文豪左拉就在《费加罗报》上公开撰文表示人口减少这一悲剧性的议题将会是自己下一部小说的主题。至于法国人为什么对于人口问题这么上心，某种程度上也是因其强邻德国表现得过于强势。同是1896年，德国的平均生育率还在高歌猛进，达到了5.09，甩开法国一个身位。这给法国的精英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以及恐慌。

左拉最终以生育为主题写就的小说 《繁殖》（Fécondité）于1899年在《曙光报》上开始连载时的广告，《丰饶》是左拉人生最后一部小说集《四福音书》中的第一部。放在系列的第一位，可见左拉对其的重视

初次尝试：惩罚堕胎和德国威胁论双管齐下

放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法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受到人口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威胁的国家。当时，即便是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生育率也维持在3.5-4.5的水平。法国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就经历了生育率断崖式下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精英对于马尔萨斯陷阱的笃信，使得他们将人口快速增长视作了负担。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展开，法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精英们担忧的马尔萨斯灾难并没有到来，辛苦控制人口的努力也成了笑话。同时这也意味着当法国人回过神来想要重新提振生育率的时候，毫无前例可循的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贝提庸组织的“法国人口增长全国联盟”（以下简称人口联盟）也成了当时法国促进生育的中坚力量。但是，因为缺乏经验，人口联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取得的成果并不怎么丰硕。1901年时任法国总理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Waldeck-Rousseau）建立了一个议会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人口减少的原因。但是十年下来，委员会什么建议都无法提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品。关键的转折点在1913年。这一年，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了扩军法案，将德国在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扩张到了83万人，法国政府因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应对德国逐渐开动的战争机器，共和国政府尝试将义务兵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引发了法国政界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逐渐走向共和国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法国低迷的生育率问题。

“我们怎么能容忍法国的男性新生儿数目从1872年的50万下滑到1912年的38万人而与此同时德国的男性新生儿数目从77万上升到100万人呢?”1913年国民议会议员约瑟夫·海茵纳赫（Joseph Reinach）在议会中沉重地说道。

同年的七月，共和国政府正式开始给生育了至少三个小孩的家庭给予补助，同时政府对所有孕妇发放财政补助，减免医药费。人口联盟也在这一年成了由总统领导的获得政府补助的社会团结组织。在1914年4月及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提振生育率首次成为了各党派激烈争论的议题。人口联盟在选举造势期间也在全法国散发了150万张描绘两个法国士兵被五个德国士兵攻击的宣传海报，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低生育率对法国来说会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1914由人口联盟散发的传单，开头的粗体印着：“选民们！你们的生命和财产正在被法国人口的减少而威胁着”。下方的图片标题为“二对五”，小字则写着“每当两个未来的法国士兵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在德国会有五个人降生”

大概是上帝跟法国人开了个玩笑，就在议会选举结束的三个月后，那场撼动了整个旧大陆的世界大战打响了。四年的战争，阵亡了将近140万正值壮年的法国男性，给法国本就低迷的生育率再带来重重一击。领导法国取得胜利的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不无忧虑地说道：

“和约的第一条应该列明法国人必须多生小孩。如果法国人不愿意生育的话，一个人即使在和约中加入任何条款，即使把德国人的枪都拿走，法国也必输无疑，因为到时候就没有法国人了。”

克列孟梭将给拥有超过三个儿童的家庭的补助提升到每个小孩200法郎。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本身就是人口联盟的成员，在其任内，法国政府开始给拥有多个小孩的家庭的父亲提供一定量的税金返还。同时，国民议会在1920年以521票同意对5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任何提供堕胎服务的人都会被处以3000法郎的罚款并且伴以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即使是散发保护措施或是提供任何类似的信息都有可能面临3000法郎的罚款以及最高半年的有期徒刑。这一严厉的反堕胎法案一直原样持续到了1967年才松动，到1974年才被完全废止。在第三共和国剩下的时间里以及此后傀儡的维希法国政权下，法国政府对抗堕胎的惩罚措施层层加码。到1942年，作为纳粹傀儡的维希法国甚至将堕胎等同于叛国，1943年法国历史上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因执行堕胎手术被判死刑的医生被处决，代表法国政府对生育率病态的追求达到顶点。但是与严厉的反堕胎惩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的生育率都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依旧是在2.2左右的迭代线附近徘徊。随着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袭击法国，法国民众对于逐渐走向极端的人口联盟丧失了兴趣。原本福利与反堕胎双管齐下的法国政府也被大量补贴生育的财政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三十年代大幅削减了此前提供给多子家庭的财政福利，努力可以说是半途而废。人口联盟的会员数量也从1930年顶点的四万人开始逐步下滑。

法国二战前，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人工节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于两个。法国工人们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横扫世界的经济危机而极端贫困，以致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养活大的家庭，结果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法国感到兵员不足了。它大声疾呼：“民族要灭亡了！德国人口增长比我们快！他们的士兵要比我们多！”

至于法国后来怎么样了嘛……

“尊敬的德意志帝国元首希特勒阁下来到了他忠实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