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红军的最后一个生死大劫！——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六）_风闻

8****千钧一发，刀下留人！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在延安吴起镇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完成长征。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正式结束。

吴起镇会师

然而，红军进入陕北并不是如历史教科书中写的那样顺利，其中也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过程，并且与隐蔽战线的工作密切相关。

因为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曾经神勇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无力打破敌人的堡垒封锁，被迫走上长征之路。说得好听是战略转移，实际上就是大逃亡。南方一片红火的革命根据地化为乌有，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七千多，而且几乎人人带伤，形销骨立，疲惫不堪。

历尽千难万险，红军好不容易来到陕北，这里有个陕甘宁根据地可以重整旗鼓。然而，就在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这里的肃反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已经有二百多党政军干部在肃反中被杀，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正准备开刀问斩！

刘志丹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听取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撤销领导肃反的中央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时成立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复查处理西北肃反。

为了防止肃反继续发展，中央又指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现场查处。临行，毛泽东郑重向王首道交待：“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王首道

毛泽东的紧张是有原因的。全国的大部分根据地，都因为错误的路线自毁长城而丧失，如果因为肃反，再失去了陕甘宁这最后一块根据地，红军那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果红一方面军再晚到几天，大错已铸成，那么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刘志丹的罪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相很快水落石出，这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进入东北，东北军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下，放弃东北，驻扎在西北执行剿共任务。然而，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等爱国将领都看出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夺取东北远远不能让他们满意，下一步一定会入侵华北甚至全中国。因此他们的剿共都是三心二意，暗中秘密与中共进行接触，商议逼蒋抗日事宜。

杨虎城

杨虎城早就跟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秘书。宋绮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被捕时才八个月

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察破译密码电报。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宸。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潘自立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汪锋到红二十五军，张庆孚到陕北，陈刚到西安，都由张汉民掩护。

张汉民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汉民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

在张汉民的改造之下，这只警卫团成为一只潜伏在国军队伍中的共军，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这支警卫团用各种办法，向红军输送了大量武器弹药以及各种物资。

1932年，张汉民组织给陕甘游击队送去枪支弹药、药品器械、望远镜、军用地图等急需物资。而早在警卫团驻防勉县、南郑、宁强一带，经常安排六七匹牲口驮运各种军用品供应川陕省委和红军。

1932年2月，警卫团奉命围剿谢子长领导的游击队。张汉民派三营七连连长李明轩（共产党员），向游击队通报了进攻情报，双方约定朝天鸣枪。张汉民暗示三营佯装失败，放下武器逃跑。战斗开始，三营故意乱作一团，高喊：“红军来了，快跑!”好多士兵放下武器向后撤去。游击队取得首次大捷，缴获了400余件武器，毙、俘民团500余人，扩充了红军。

警卫团还利用自己的国军身份，向国军打了许多“黑枪”。

国民党三原驻军田玉洁部政治主任尹聘三，疯狂追捕共产党人，镇压进步学生。县特委决定严惩尹聘三。张汉民派党员魏子毅、雷展如、刘树谋、田玉国利用尹聘三乘车赴西安之机，在泾阳永店附近截住尹聘三的汽车，将其处死，并推说是土匪所为。

张汉民还带兵镇压了武字区和泾阳县乡绅恶霸洛彦福和王蓓僧，营救出农协会负责人乔国桢，为当地除了几个大害。

1933年，胡宗南为了削弱瓦解警卫团势力，公开派人到团部拉人。张汉民针锋相对下令，将来人逮捕严惩，“人干掉，物没收，使其有来无回”。

西乡民团总局局长范鸣岐指使王郎轩和鼓楼坝区反动区长，将红二十九军和陕南特委负责人陈潜伦、李良、孟芳洲杀害。张汉民当机立断，派几名战士将反动区长和王郎轩扣捕处决，为死难者报仇。

勉县、元墩子、阜川的地主武装王化治民团在当地为非作歹，直接狙击红军游击队向川陕边界进军，红军伤亡严重，还有20多人被俘。驻守汉中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电令张汉民，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

张汉民使了一招“狸猫换太子”大法，以提审为名，将20多名被关押的游击队员解救并掩送其到警卫团部。同时，又借口因夹击游击队配合不力，将王化治和所有民团人员逮捕，将王化治和扣捕的残匪穿上被解救出来的红军战士的衣服，就地枪决。然后向三十八军报告：“为免出意外，将被俘红军在勉县已全部处决。”

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时，张汉民新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他派中共地下党员和红二十五军联络，商定了互不侵犯协定。当时，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同中共中央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张即派人送去川陕军用地图；并派中共地下党员去西安、上海等地为其购买电台、医药用品和其他急需物资。

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作战，警三旅奉命到宁陕以东阻击红二十五军。接到命令后，警三旅的中共组织即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远远地跟在红二十五军后面磨洋工。不料，红二十五军仍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并不信任张汉民，认为他表现出来的种种友善行为，是为了消灭自己而布置的“阴谋”，在九间房发动了一次突然的伏击战，击溃了警三旅，张汉民等人被俘。

被俘后，张汉民为了证明自己有党组织，叫被俘官兵中的共产党员都站出来，当场站出二十多人，这二十多人跟张汉民一起被枪毙了。这名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自己人枪下，造成了中共历史上不可挽救的重大损失和惨痛教训。

这一重大悲剧对于杨虎城及其部队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杨虎城得知张汉民死讯后，呆立半响，说：没想到共产党对盟友也这么狠。这件事对于后来杨虎城和中共合作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当卧底就是这么悲剧，工作危险不说，落在自己人手里，往往也是死路一条。更严重的是，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二十六军首长的关系，成为刘志丹等人“通敌叛变”的证据！

来自红二十五军的戴季英亲自挥鞭逼供，审出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红军领导人也是右派。于是，省委通知前线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

戴季英

当时给刘志丹等人定下的罪状是：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省委通讯员驰马赶往部队送信，半路遇到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就把省委给前方军委的信件交给这位首长。刘志丹拆信一看，居然是命令西北军委逮捕自己的信件！刘志丹此刻完全可以扣押信件，继续赶往八十一师，这个自己带出来的老部队肯定会保护自己的首长，甚至不惜一战。但是，刘志丹却封好信件，交还通讯员，自己主动来到军委所在地：“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我来了。”

案情继续扩大，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也得到开会通知，省保卫局特务队队长涂占奎赶紧拦住：“不敢去！他们把老刘、老高都抓起来了！”涂占奎是当地人，西北军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军部正驻扎在他家那个村庄张槐湾，家人告知：老刘（陕北群众对刘志丹的称呼）和老高（高岗）被二十五军关在你二嫂家的窑洞里面了！

习仲勋

习仲勋却说：“不管他，总会搞清楚。”临行又对大家交待：“我去开会也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不管谁来领导，你们都要好好工作。”又叮嘱当过自己警卫员的涂占奎：“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别乱说乱动！”到了张槐湾，习仲勋的警卫就被下了枪，习仲勋也被关进窑洞。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正在患病，独自跑了二十里去“开会”，实在走不动休息了一晚，就被保卫局手枪队公开逮捕。

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轩然大波！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导马文瑞被捕，七百多户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这个局面简直就是千钧一发！如果刘志丹等人被错杀，陕甘宁边区的红军和群众很可能就会爆发内乱，更可怕的是，会导致中共在陕北的民心尽失。失去群众的信任，红军在陕甘宁也就无法立足，中共的革命之火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也就没有后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事了。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刘志丹代表被捕人员讲话，感谢中央的解救，批评原中央代表团的错误，同时劝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11月30日，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

瓦窑堡会议旧址

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一向待人温和的周恩来罕见地大发脾气，可见是动了真怒。其实戴季英这个人骁勇善战，立下了很多战功，但是指挥红二十五军干掉了张汉民以及刑讯逼供刘志丹等人，成为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刘志丹由于蒙受如此冤屈，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牺牲，年仅33岁。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涮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位于志丹县的刘志丹烈士陵园

虽然过程十分惊险，也蒙受了不必要的惨痛损失，但中共中央毕竟还是在陕北落了脚。陕北从此成为红色中国的摇篮，也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活动的中心。其中第一件重大成果，就是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西安事变”。

在这场针对蒋介石的兵谏中，中共的情报机构到底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呢？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