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曾瓜分世界，为何独有中国以所受的侵略为国耻？_风闻

以近代所遭受的西方侵略为国耻，为百年耻辱，在中国人自己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刺激近现代的中国进行剧烈变革和转型的，正是这种耻辱感。当前中国所提出的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中国梦，依然是这历程的延续，希望在经济崛起的基础上，消除耻辱，来个“耻辱的终结”。

但是在中国之外，要理解因西方入侵所带来的强烈耻辱感，就非常困难了。因为，以所遭遇的西方侵略为国耻，并且以这种深深的耻辱感为激发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为其他任何国家所无。

首先，欧美国家不会出现这种耻辱感，因为他们自身是侵略者。因此，最难理解中国国耻感的就是欧美国家，他们甚至觉得有点怪异，有点匪夷所思。同时，下文会提到，欧美也缺乏真正的文化独立性，缺乏文化荣辱感。

其次，亚、非、拉地区是被西方入侵、瓜分的对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对此产生如此深沉的耻辱感。当时，最发达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都尚处于部落社会，还可以理解，但是亚洲国家，除中国之外，也没有产生百年耻辱的概念。这里尤其值得分析的就是印度和日本。

印度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甚至有些无知者认为印度文明比中古偶还要古老、悠久，而且印度被英国直接殖民统治了将近200年，直至1945年印度独立。

但是，印度独立之后，印度并没有对英国的200年统治产生太多的耻辱感，他们的政治模式，甚至他们的官方语言，都是直接继承自英国统治。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不仅不以曾遭英国统治为耻，甚至还以此为荣，因为是英国统治为其带来了“民主”和英语。

因此，如果说现在一个印度人说，他们对中国的厌恶甚至憎恨，远远超过英国，你一定不要惊诧。印度人为什么憎恨中国，因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印度人认为，那是中国对印度的侵略。退一万步说，即便中印战争是中国对印度的侵略，但是中国军队进入印度领土之后，很快就退出来了，而且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掠夺，而英国不仅侵略了印度，而且是通过一个公司：东印度公司，实实在在直接统治了200年。

再说日本，与印度相同，不仅也遭遇了西方的入侵，却不以被西方入侵为耻，甚至反以为荣，而且现在也同样厌恶甚至憎恨中国。你过日本憎恨中国的原因却与印度不同。

历史的日本长期以来接受中国文化的滋润，不仅他们的农业、水稻都是来自中国，而且他们的学术、文字也是直接来自中国。直至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术都是以儒学为中心。

因此，日本对中国产生厌恶和憎恨，只能说是忘恩负义、狼子野心。

日本痛恨中国，是以对西方的崇拜为背景的，正是因为对西方的崇拜，因此产生了对中国的厌恶。因为，当他们遭遇西方入侵之后，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远比中国文化先进，还认为正是因为日本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导致了日本的落后。因此日本决定在文化上“弃暗投明”，“脱亚入欧”，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了明治维新。

“脱亚入欧”实质是“脱中入欧”，“脱中入欧”实则是“脱儒入欧”，对儒家进行彻底否定，甚至恶毒辱骂，对西方则是全盘肯定，大肆讴歌。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最伟大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1984年至今年四月，最大面值日元的头像正是此人。

日本明治时期的“脱儒入欧”思想，通过甲午之后涌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而传入中国，形成了所谓的“新文化”。因此新文化的核心也是在否定儒家的基础上主张全盘西化。

当日本在搞“明治维新”时，中国则在搞“洋务运动”，而两者的文化主张却截然相反。明治维新是“脱中入欧”，否定中学，全盘拥抱西学，洋务运动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明治维新以中学为落后，以西学为先进，而洋务运动则以西学为蛮夷，其长处仅在器物之用上，有“用”而无“体”，希望学习西学之用，捍卫中学之体。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为日本和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石，决定了两国的未来。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直是“脱中入西”的日本，而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也一直是“中体西用”的中国。

目前，日本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小马仔，而中国却正在与美国正在针锋相对，激烈地进行着贸易战。

尽管甲午之后，中国也一度崇尚日本的“脱儒入欧”，但是，中国最终决绝了“入欧”，而是选择了“入马（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执行马克思主义时，更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以中国实际为本、为主。

那么中国“实际”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实质上也就是洋务运动时期所说的“中学为体”的“中学”。因此，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包括被称之为“奇迹”的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中体西用”过程。

为什么说，唯独中国以所遭遇的西方入侵为国耻，其根源是因为在人类文明中，唯有中国拥有真正独立的文化，唯有中国拥有文化主体性，拥有独立的“文化格”。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被破坏，文华格被破坏。

也就书说，中国因西方入侵所产生的耻辱感，不是基于利益受损，而是基于文化受损。

中国之外也遭遇西方入侵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中国式的耻辱感，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文化主体性，没有独立的文化格，因此，他们感觉不到西方入侵多带来的文化损害，非但如此，他们认为入侵给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文化，反而以此为荣，印度、日本都是这样。

印度、日本对西方入侵，只能感受到经济损害，利益损害。在文化上他们认为是得到了福利。而且他们还认为，西方入侵所带来的文化福利超越利益损害。因此他们不以遭遇西方入侵为耻，反以为荣。

因此，中国因西方入侵而产生的耻辱，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利益受损害而产生，而是文化受损害，或者直接将西入侵看成文化伤害，是文化上的耻辱感。

文化耻辱感是因文化主体性、独立的文化格而产生。至少在2500多年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拥有了明确的文化主体、文化格，同时也拥有了明确的文化荣辱感。这就是“夷夏之辩”、“夷夏之防”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孔子极力赞扬管子，正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抗击外来蛮夷文化对中国的入侵：“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此后中国也对抗击外来蛮夷入侵的英雄们给与赞扬和讴歌，入汉代之苏武，宋代之文天祥，包括在民间极具盛名的杨家将、岳家将、花木兰等。

中国经济崛起，从本质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延续，是“师夷长技以制”，与历史上每一次抵抗蛮夷入侵的战争没有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正非必将象苏武、文天祥一样留名青史。

现代人之所以将中国经济的崛起称之为“奇迹”，原因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历程无法用当今所流行的学术理论解释。这些学术都是西式学术，其理论都是西来的，但却不关注中国之“实际”。而支撑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正是中国实际，正是儒家文化。文化耻辱感激励中国去努力学习西方之用，而儒家文化本身才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