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考验后”国民性“的思考————沉睡与醒来_风闻

      要探讨国民性 ，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三个字的具体含义。往往人们总有一种误解，就是此类问题会触及种族决定论的雷区，或是蕴含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因素导致问题复杂，百家争论，拿不出一个标准，那么就本文中的国民性含义优先做出一个阐释。即使种族决定论在今日全球化的社会中有狭隘的一面，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可否认，不论是从自然科学模因理论的深入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长久探讨，不同地域的人的的确确有与生俱来的差异，这样的国民性是一个文化和历史的总和，它的边界也许不以国家，可以是大陆板块也可以是文化历史。

      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从前世到今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期间有两个顶峰，一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到共和国的建立，内因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封建制度下的民族启蒙复兴过程中的反思，二是互联网时代的初期，内因是西方思想为主导的流入后在新媒体的传播力下的放大。

       这两个顶峰有些共同点，就是触发的关键都是东西方的对比下产生，并往往是负面的。从新文化运动说起，最著名的探讨不过于鲁迅先生的文章。回看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有时代局限性的批判和实效未知的改良论，而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对于国民性的观察和描写是准确而有价值的。鲁迅及同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有一个共识，他们的描述中都使用麻木，沉默和奴性。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就是国民性的“改良”，也认为国民接受了教育有了新的思想，国民性本身也就改变了。我们先不对这一段时间的探讨做一个评判，继续看一下第二个顶峰，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初期，这个时间段的国民性批判比新文化运动更上一层楼。不再是五四运动的留学青年们到处演讲和发文那种无力的“呐喊”，互联网让国民有主动接受世界信息的能力，在西化改良的新文化教育的一代中国人，面对正统西方文化的轰炸下陷入了“彷徨”。

     近年努力呼吁民族自信，也应深刻思考我们的民族自卑感从何而来，它的源头也许就追溯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的那场探讨。1919年那时的国民性描述似乎还没走上歧路，描述是基于客观的，事实的，在列强屠杀现场围观的人，在革命来临时依然渴望复辟封建的人，他们切实存在。中国人从众，安于现状等性质在历史变革期的确显现了负面的效果。可抛弃历史背景来看，这些国民性质也是在封闭农耕社会的一种良好的生存方式。而这种历史文化积累的国民性，真的可以并需要“改良”吗？

      “改良”就是踏错的第一步。四十年代末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对国民性进行了更深刻的研究，其中也不乏和1919年类似的观察。新中国建立开始，在国家复兴人民启蒙上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个时期费孝通却观察到了和当年相同的国民性。可见国民性未能实现“改良”，而此时中国人的自我认知的确改变了。西化文化成为了中国复兴的“功臣”，中国人却成为了自我否定的矛盾体。科技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让这种矛盾更进一步，互联网时代初期的国民性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王小波著的《沉默的大多数》。该书本体没有对国民性指名批判，沉默二字却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自我认知。一步错步步错，本就受西化教育，生活在现代西化社会建设的新时代中国人，西方自由主义给了他们回归正统的错觉。中国文化的改良，颠错了覆，又回错了归。中国人的接受的思想和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相互矛盾，自卑感从此愈发膨胀。

      我不否认中国近年来呼吁民族自信做出的努力，但的确成效甚微。呼吁的自信是口号，是虚假的情感，这种的虚假的自信和虚假的自卑一样，人为制造，本就不该存在。新冠疫情的考验也许是一个新的阶段来临，我们借此机会再一次探讨国民性，再一次重新认识自己。以《乡土中国》的部分理论为参考，其中关于土地与社会的一部分已经逐渐脱离今天的中国人，一部分社会生活的文化已经被全球化的文化浪潮冲淡，全世界人民在这些方面趋于同步。但关于从众与沉默，植根于历史文化依然存在与我们之间，从今天来看本是中性的一部分国民性却出现了正面的效应。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第一个就是从众与独立。从众在今天的语境中，已经是一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汇，而独立更是与之相对的正面典范。我们把这两个词分开谈论，单纯的从众是否有积极的一面。从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遵从集体选择并不总是盲目错误的。服从的正确与否也取决于服从的对象是否正确，是不是有优良的机制保障服从对象的正确性。单独拿出独立本身，是否也有与集体割裂，个人利益反而难以保障的弊端？“从”和“众”在当前新时代新体制之下有了新的一面，在复杂良好的公共部门建设和国家体制之下，“从”更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双赢。“众”也提供了社会主义体制生长的土壤。社会主义生在欧洲长在亚洲的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缺少这样国民性的土壤 。    

       ”沉默“一定得从鲁迅的作品说起，《纪念刘和珍君》中那句”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可以说是最准确的描述。再把王小波的文章标题拿来一起看，那个沉默的大多数，究竟是多少。鲁迅形容那些灭亡的人在沉睡，而他自己醒来，那么如何定义鲁迅自己呢？新文化运动中醒来的那些人作为国民的一部分，是否也显示了国民性沉默的另一面。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监测显示，武汉宣布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的一周时间里（23日10点——29日24点），从外省（区、市）进入到武汉的人次，却在持续攀升，共计达到了约12.38万人次。12万”逆行者“们，他们是否就是曾经沉默的大多数。从国外企业对中国员工的看法上，他们的评价是在问题提出讨论过程中不积极，只在有成熟想法时才会提出，这里就反映出中国人为何沉默的另一面。

        用鲁迅的比喻来说，这间铁房子即将闷死沉睡的人们，鲁迅纠结于是否叫醒他们让他们知道痛苦。那么醒来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选择打开窗，继续沉睡的人是不是真的打算灭亡，还是说继续沉睡的人知道有人打开了窗才安稳入睡。真正危难来临，每一个沉睡的人也许都会成为开窗的人，又或者他们的沉睡就是为了醒来的这一刻。